1950—2010年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
公共政策——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分析
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中出现的偏差
1、强制绝育手术行为（附加型政策执行 ） 部分地方政府为控制新增人口，在年轻夫妻生育过一个孩子 后，以为初生儿开具出生证明为要挟，强制要求双方中的一 方接受绝育手术。这种行为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但在实 施过程中，很多当事人难以与政府对抗，被迫接受手术。这 种附加性的执行做法已经触犯了我国的法律。
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中出现的偏差
5、强制引产堕胎现象（照搬式政策执行 ）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是为了让人类和谐的生活，但在实施中却 出现了许多不和谐的现象。有些政府为了完全达到上级政府的 要求，控制人口数量，做好计生工作，在当事人没有能力承担 计划生育罚款的情况下，强行对孕妇进行引产或堕胎手术，对 孕妇及其家人造成极大的心理伤害。这种只知照搬政策的执行 方式，让遭遇此不幸的当事人产生极大的仇恨，遭受极大的痛 苦。
计划生育政策出现的问题
2、男女性别比例失调 由于受中国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的 影响和中国农业大国的国情，我国 在施行计划生育政策后，男婴比例 迅速增加。2005年出生的人口男女 性别比已经达到118.9:100，男性 比女性多20%。这种性别的严重不 均衡可能会在未来的二三十年之内 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而现代化社 会让女性有能力拒绝婚姻，会让问 题更雪上加霜。 “90后”在达到婚龄时，将会有 10%的男性不能成婚，2020年中国 娶不上媳妇的光棍将达3000万至 3500万。
2013年计划生育新政策：开放 二胎。
公共政策执行偏差的解决措施
2、提高执行能力，加强队伍建设。 公共政策执行其最终效果与执行者的素质密切相关，防止政 策执行偏差，更需着力提高执行者的素质和能力。首先要提 高执行人员政治素质和思想觉悟，强化其整体观念、法治观 念，增强其道德意识和自律精神，只有树立正确的价值理念， 才能纠正政策失灵的现象。二是提高执行主体的专业知识和 技能水平，通过不断完善公务员培训机制，建立一支德才兼 备的人才队伍，并将这种培训制度与其奖惩、提拔等相挂钩， 确保考评起到应有的效果。
中国人口经济版图当前真相_从六普数据看中国人口国情变化
2011 6 上中国人口经济版图当前真相■胡鞍钢2011年4月底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大陆人口规模已经达到133972万人，比国家“十一五”规划所规定的2010年总人口控制目标136000万人，少了2028万人；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总人口数相比，10年共增加7390万人，年均增长率0.57%，增速相当于1990-2000年期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04%）的一半，这反映了妇女总生育率不断下降，估计在1.6左右，大大低于生育更替水平（为2.1）。
随着生育率惯性下降，今后十年人口增长率还会进一步下降，不仅明显低于刚刚通过的国家“十二五”规划所提出的0.72%，而且总人口规模还明显低于该规划所提出的139000万人的约束性目标，估计可能为136500-137000万人之间，少了2100-2500万人。
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提前进入零增长（即小于0.2%）阶段。
全国人口普查是基本国情的调查，既使我们对总人口及其构成、分布和特征的“家底”心中有数，又可以让我们对未来人口增长惯性及挑战未雨绸缪。
但与前面几次人口普查不一样的是，我们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到底人多是好事还是坏事？是不是中国妇女生育率越低越好？总人口增长速度越慢越好？未来总人口的基数越少越好？怎样用辩证的、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人口国情及变化趋势？怎样前瞻性地预见、主动地适应、积极地应对中国人口发展的挑战？怎样为后人减少人口负债、增加发展红利？这都需要“用数据说话”、“让事实证明”，真正“实事求是”，勇于“思想解放”。
中国人力资本大幅度提高过去十年，不仅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超过10%（为10.46%），而且大学文化程度人数年平均增长率也超过了10%（为10.12%）。
中国不仅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历史记录，也创造了人力资本增长最高的历史记录。
具有大学（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从2000年的4563万人提高至2010年的11964万人；具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人口，由2000年的14068万人提高至2010年的18799万人，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94%；两者合计人数从2000年的18631万人提高至2010年30763万人，与世界第三大人口国家美国的总人口（为31323万人）接近。
中国生育现状
停止计划生育，，鼓励生育已刻不容缓一、《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献疑在计划生育和经济发展双重作用下，中国的生育率在1990年之后快速下滑。
1995年左右只有1.3左右，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生育率已经降低到极其危险的1.22，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再次证实中国的生育率只有1.3左右。
2 这些客观数据说明中国早已错过了人口政策的最佳调整时机，人口政策调整不能再拖。
从网上民意看，人口政策调整已经形成全民共识。
但是有关国家部门和一些人口学者却以如下四个理由反对进行人口政策调整：3 1．近些年来，一些地方的条例对生育政策做了一些微调，对二孩的生育条件有所放宽。
自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全国已累计有近1亿独生子女。
进入21世纪，这部分人陆续进入生育年龄，‚双独可以生二胎，将使生育水平有所提高。
2．中国的最佳生育率为1.8，而中国目前生育率仍然有1.8。
未来十几年，我国人口总量仍将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预计每年净增人口在800到1000万人之间，总人口到2033年达到峰值15亿人左右。
3．由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第三次出生人口高峰的影响，2005—2020年20—29岁生育旺盛期的妇女数量将形成一个小高峰，导致出生人口数量出现一个小高峰。
4．近期放开生育政策会引起‚补偿性生育和‚抢生，生育率会出现大幅反弹，会出现人口大起大落的后果，不利于人口平稳、健康地发展。
我认为这些理由值得商榷。
（一）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不是2.1，而是2.3以上要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世代更替），目前发达国家需要妇女平均生育2.1个孩子。
如果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高于世代更替水平，人口会增加；如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人口会减少。
因此，世代更替水平对于人口政策制定至关重要。
20世纪70年代末，有人计算出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为2.14。
1980年有人《光明日报》上撰文说：‚我们绝不应该保持前两年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2.3个孩子的生育水平。
浅析中国低生育率现象
• 另一方面，婴幼儿消费占国民经济很大比重。而生育率水平低，
出生婴儿数量少，导致消费需求降低，市场产品供给也会减少， 从而导致劳动力需求降低，对在生育率较高时期出生现正值劳动年
龄的劳动力就业将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响。
• 社会经济发展 职业女性工资接近男性 同 时就业竞争加 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大大增 加 选择推迟生育或不生育 影响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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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农业社会家庭消费模式 自给自足的消费、消费 结构单一 养孩子的成本低 家庭对孩子的数量偏好大 于质量 选择多生
• 现代工业社会的家庭消费模式 消费需求绝大部分依靠 市场满足，对市场的依赖很强 消费结构多元化、多样 化 养孩子的成本较高 家庭对孩子的质量偏好大于数 量 选择少生
业女性与广大农村妇女，降低其生育风险与成本
由职
第22页，共25页。
（一）合理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
正确认识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从以下几个方面应对老龄化问题。
（1）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首先加快以社区为中心的老年照料服务体系，具体可积极倡导社区养老服务， 加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完善功能。其次，逐渐建立老年社区服务的相关专 业化组织，为其提供正规的合理的渠道。第三，建立和完善老年法规体系，维护 老年人合法权益。最后一定要加强老龄化问题的研究，及时积极的寻找更为合理 的政策途径来应对老龄化。
• 全球生育率的大规模，大幅度下降必然会给世界社会经济发展 带来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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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总和生育率的历史和预测 1950年-2050年
年间
TFR 年间
2010年全国最新计生政策
新中国人口政策回顾与展望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问题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转变的加速推进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其中以降低生育率为主旨的人口政策的有效实施起到了关键作用。
然而，目前社会上对我国人口政策还有不同看法和一些猜测，需要澄清；同时，步入低生育水平阶段以后，人口的变动又走到十字路口，人口政策面临新的抉择。
历史的足迹新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封建社会“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影响深远。
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出生率上升到37.0％。
，死亡率下降到14.0％。
，自然增长率创下23.0％。
的新高。
这表明，在短短的3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就完成了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向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转变，随后迎来第一次生育高潮。
这种情况引起了党和政府的关注，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大三次会议（扩大）的讲话中，提出抓人口问题“三年试点，三年推广，四年普遍实行”的设想，展露出新中国人口政策的雏形。
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分析了人口增长过快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主张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曾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
但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一起，将适当控制人口增长当作马尔萨斯人口论批判，进而形成了“人口越多、劳动力越多、积累越多、发展越快”——人口越多越好的理论教条，人口问题成为无人敢于问津的“禁区”。
虽然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文件曾提及控制人口和实行计划生育，但没有真正贯彻下去。
在10年“文革”期间，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
进入20世纪70年代，全国人口突破8亿。
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国家开始加大人口控制力度，生育政策也逐步明朗起来。
1971年国务院批转《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1973年提出“晚、稀、少”，强调核心是“少”，遂演变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生育政策。
从七普看中国人口变化的趋势和机遇-毕马威-202106
总人口（百万人）
年均增速(%，右轴）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毕马威分析
生育率较低是人口增长放慢的主要原因
七普数据指出，202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3，低于2.1的代际更替水平，进入1.5以 下的“低生育率”区间。从国际上看，低生育率是当今世界很多国家面临的共性问 题之一，世界银行数据显示，30个经济体曾总和生育率持续10年以上低于1.5，其中 19个为发达经济体。2018年，全球仅有37%的中等偏上及高收入国家总和生育率高 于代际更替水平。但是，所谓的“低生育率陷阱”并非无法摆脱，德国在连续40年 总和生育率低于1.5后，通过提高育婴父母的福利、推动工作和家庭平衡、提高普惠 托育水平、放宽移民政策等措施，使总和生育率于2015年回升至1.5，并在此后保持 稳定。
22.9
16.6
2000 2010 65岁以上
18.0
2020
图 4 我国15-64岁人口占比以及GDP增速，%
76
16
74
14
12
72
10
70
8
68
6
4
66
2
64
0
2000 2002 2004 2006 2008 2010 2012 2014 2016 2018 2020
15-64岁人口占比
GDP增速，不变价（右轴）
主观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也应该得到关注。七普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主 观生育意愿为1.8，亦低于代际更替率。主观生育意愿的降低一方面是经济社会发展 中的自然现象，随着人口受教育年限延长，我国平均初婚年龄、女性初育年龄整体 有所推迟。并且，女性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在职场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2016至 2019年间女性就业人员占比保持在43%-44%之间，使得生育带来的机会成本进一步 提高，导致生育意愿降低。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生育、养育成本较高，特别是大城 市中教育、医疗、住房给年轻家庭带来较大的经济负担。值得关注的是，我国1.3的 总和生育率显著低于1.8的生育意愿，完善生育政策降低家庭面临的经济压力、时间 压力和心理压力，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有助于缩小生育水平与生育意愿之间的 差距，提高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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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3：1950～2010年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国家统计局数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份------总和生育率(孩)----- 少子化程度
1950---------5.81--------------超多子化
1955---------6.26--------------超多子化
1960---------4.02--------------严重多子化
1965---------6.08--------------超多子化
1970---------5.81--------------超多子化
1975---------3.57--------------严重多子化
1980---------2.24--------------正常
1985---------2.20--------------正常
1990---------2.31--------------正常
1995---------1.56--------------严重少子化
2000---------1.22--------------严重少子化
2005---------1.34--------------严重少子化
2010---------1.44--------------严重少子化
（注：总和生育率：5.0以上为超多子化；5.0～3.0为严重多子化；3.0～2.4为多子化；
2.4～2.1为正常；2.1～1.8为少子化；1.8～1.5为严重少子化； 1.5以下为超少子化。
）
资料4：日本的总合生育率(2000年- 2005年)————————————————————-
年份--------总合生育率%
2000--------- 1. 47
2001 -------- -1. 30
2002 --------- 1. 17
2003--------- 1. 19
2004--------- 1. 16
2005 ---------1. 08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 少子化社会白皮书）
资料5：1990年6月日本厚生劳动省发表了1989 年的日本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57% 的惊人数字, 这在日本被称为“1.57”危机。
这一数字震动了日本政府和国民，“控制少子化进程,促进适龄妇女生育”就成为了当时日本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
厚生省因此紧急设置了“有关今后家庭及抚养孩子的谈心会”,该谈心会主要讨论: 从“为了企业生产活动的家庭生活”向“为了家庭生活的企业生产活动”的转变, 今后要营造男女共同生育抚养子女的环境。
并指出,教育、居住状况所带来的经济及精神负担、女性分娩、抚养孩子与继续工作的矛盾、女性的晚婚化、年轻人的单身化意识是当时导致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1.57”冲击就此拉开了日本政府与少子化斗争的帷幕。
日本当局一项新调查显示，日本要维持良好的社会结构，最理想的状况是每对夫妇诞下2.48名孩子。
但在2008年，每对夫妇的生育率平均只有1.37这极低水平。
“少子化”即生育率低，在日本已达到危害“国家兴衰”的地步，日本政府一份内部文件最近就将少子化的严重程度，称为“静默发生中的紧急状态”。
资料6：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曾指出,出生率急剧下降,将导致劳动人口减少、国内市场规模
缩小、中青年负担增加等问题,使经济发展受到制约。
实际上,在现今的日本,人口少子化已经给经济社会造成了许多负面的影响。
首先,少子化加速了日本高龄化社会的进程。
少子高龄化的结果,给日本带来一系列深刻的影响,这影响不仅仅表现在医疗、福利、养老金等社会保障方面, 特别是波及到经济增长的减速以及家庭模式的变化。
其次,少子化对经济将产生重大影响。
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少子化最明显的特征是人口减少,同时,高龄人口的消费呈减少趋势,儿童数量减少也造成需要减少。
从供给方面来讲,劳动人口的减少造成劳动供给缩小。
供求双方的缩小将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从微观经济角度来看,少子高龄化会增加社会保障成本,给企业带来福利负担,甚至会给日本企业竞争力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
日本经济企划厅2000年6月发表的推算统计显示:2005年后的15年间,因人口减少的影响,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6.7%(日日本内阁府网站http://ww w.cao.go.jp/) 。
资料7：当进入了严重少子化社会后（年人口出生率低于13.0‰或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低18%或总和生育率低于1.8）,人口均衡难于恢复,人口衰退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