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生育率_到底下降了多少_
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历史贡献
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历史贡献1.提高了人口质量提高人口质量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实现了子女质量对数量的替代。
子女数量的减少会让父母更加重视孩子的教育等问题，将更多的精力和物力投入到孩子的成长中，提高孩子的自身素质。
二是，在政府的大力宣传下，女性懂得了避孕知识，运用现代的避孕手段，减少了流产的几率，提高了健康水平。
同时，女性有了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和参与社会活动，提高文化层次。
2.降低了总和生育率1970年当时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5.81，而在全面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之后，总和生育率显著下降。
198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2.23，90年代初中国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
总和生育率的显著下降，使得西方国家需要上百年才能实现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在中国仅用了30年时间。
根据王广州、胡耀岭、张丽萍的数据分析，1953-1964年，中国大陆总人口从5.67 亿人上升至6.95亿人，增长了1.27亿人，年均增长速度为18.55‰，按照这个速度增长，中国人口将会每37.71年翻一番。
如若按照1964-1982年中国大陆人口年均20.67‰的增长速度，1982-1990年中国大陆人口年均14.96‰的增长速度，1990-2000年中国大陆人口年均9.27‰的增长速度，2000-2010年中国大陆人口年均 7.03‰的增长速度，那么中国人口将会分别以每33.87年、46.69年、71.79年、98.92年的速度翻一番。
王金营在2006年《中国人口科学》上发表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效果评估》一文中运用人口发展方程，比较了1972年-2000年之间不同方案下的人口变动情况，认为在这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28年间，中国总人口累计少增加2.31亿-2.29亿人，累计少出生2.64亿-3.20亿人。
并且，通过研究发现，计划生育政策对降低人口出生率的贡献率为57.88%以上，对降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贡献率为61.21%。
3.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林毅夫认为，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利用比较优势发展经济，那么国家经济增长会较快，随之人口生育率就会较快下降；而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没有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发展经济，那么国家经济增长会较慢，随之人口生育率下降得也会较慢。
解读人口生育问题的现状与趋势
解读人口生育问题的现状与趋势我国人口生育问题一直备受关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人们对于人口生育问题的关注也逐渐增多。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解读人口生育问题的现状与趋势，以期对该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
一、人口生育问题的现状人口生育问题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出生率与人口死亡率之间的关系。
近年来，我国的人口生育问题呈现出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首先，人口出生率下降。
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越来越多的夫妻选择推迟生育观望生育，导致了人口出生率的下降。
根据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已经降至1.6左右，已经低于维持人口平衡所需的2.1。
其次，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
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人口寿命的延长，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日渐加剧。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超过1亿，老龄化趋势严峻。
最后，男女性别比失衡现象严重。
由于社会对男孩的偏好和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我国出现了严重的男女性别比失衡现象。
据统计，我国15岁至34岁的年龄段男女性别比已经达到了1.2：1，严重不平衡。
二、人口生育问题的原因分析导致我国人口生育问题的原因多种多样，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经济因素的影响。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许多夫妻更加注重事业发展和生活品质，因此选择推迟生育或不生育。
其次，教育因素的作用。
现今社会，大部分家庭追求的是孩子的优秀，而优秀需要优质的教育资源。
因此，一些夫妻为了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条件，选择只生一个孩子或者不生育。
再次，生育政策的调整。
自上世纪70年代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国大力推行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
这一政策的实施导致了人口出生率的下降。
最后，文化因素的影响。
我国的传统文化中，男孩被更多人看重。
这种男孩至上的价值观念也导致了一些家庭选择性别生育，从而造成了男女性别比失衡。
三、人口生育问题的影响人口生育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所面临的挑战。
人口生育问题的存在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制度、劳动力市场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中的困境及应对措施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中的困境及应对措施2023年，中国已经实施了近5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
这个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中国人口的增长，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困境。
本文将详细介绍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中的困境，以及应对措施。
一、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困境1. 人口老龄化问题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中国的生育率不断下降，导致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
据统计，到2023年，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3.8亿，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27%。
这样高的老龄化率将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2. 明显的男女性别失衡计划生育政策中限制生育次数和男女比例是非常严格的，导致出现明显的男女性别失衡问题。
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这种情况更加突出。
同时，这种不同性别比例的差异还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
3. 人口聚集问题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给年轻人的选择带来了一定的限制，他们不得不在有限的资源和环境下生存和发展。
这就导致了大量的人口聚集在城市或者沿海地区，这种情况还可能会导致就业压力和社会安全问题的出现。
二、应对措施1. 调整计划生育政策针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和男女性别失衡问题，可以考虑适当放宽计划生育政策。
这一政策调整应该结合实际情况，不同地区的政策要适当区分，实现灵活的层级管理。
2. 推广晚婚晚育针对人口聚集问题和生育率下降的问题，可以适当推广晚婚晚育的理念。
这一方面可以提高人口的素质，提高就业率和人均收入，另一方面也可以缓解城市化带来的压力。
3. 鼓励多元化生育在政策调整的基础上，可以适当鼓励多元化生育，包括家庭的或者个人的子女数目。
这样可以更加灵活地适应社会和个人的需求。
4. 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针对社会老年化问题，需要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
包括保险、养老金、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方面。
这些制度可以切实保障老年人的生活，从而平衡社会的结构。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中确实存在一系列的困境。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需要完全放弃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
对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现状剖析
对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现状剖析摘要：本文从我国计划生育现状和出现的问题入手，全面剖析了加强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开展的措施。
关键字：计划生育；现状；问题；措施Abstract: This paper start from the status quo of China’’s family planning and problems, put forward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measures to strengthen China’’s family planning work.Key words: family planning; the status quo; problem; measures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2）1.前言自1973年全面推行计划生育后，中国生育率迅速下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是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
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转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
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目前的1.8左右，低于更替水平。
二是有效缓解了人口增长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压力。
三是人口素质状况明显改善。
15岁以上国民人均受教育水平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4.5年已提高到目前的8.5年左右；总人口中，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显著下降，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明显上升，大学以上毕业生由1982年的610万跃升到2005年的7000万左右。
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妇女地位显著提高。
四是生育率下降导致人口抚养比下降1/3，为经济增长创造了40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期。
五是为世界人口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提供了宝贵经验。
2.我国人口现状2.1由于我国的人口转变过程是在一个特殊的政策环境中实现的，因此目前的低生育水平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
我国低生育率时代已经持续了多少年
低生育率在中国已持续30年。
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原国家计生委的数据，1991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2.09，即每个育龄女性平均生育2.09个孩子。
总和生育率2.1被认为是更替水平，能够维持人口不增不减。
自1991年以后，生育率的这条曲线呈向下走势，再也没有回到这个水平。
尽管前几年国家先后放开“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但生育率略有回升后又开始滑落。
更替水平以下的生育率，我们称之为低生育率时代。
当人口的低生育率时代持续了30个年头，总人口的负增长估计未来10年之内到来，是没有任何悬念的了。
至少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的少子化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今年中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这意味着，整个建设周期都伴随着少子化的基本国情，并且伴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国家发展的人口基础正在发生重大转折”
与此同时，生育者的规模也在缩减。
中国的育龄女性在2008年达到3.79亿的峰值，目前是3.42亿，预计到2050年只剩2.55亿。
2019年，中国出生了1460万人口。
原新说，如果希望每年都保持这个规模，现在需要育龄女性平均生1.4个，到2050年平均要生1.9个孩子才能达到这个规模。
2022年出生率断崖式下跌
2022年出生率断崖式下跌国家统计局编著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公布了31个省份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
其中，年有13个省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
其中，在人口出生率方面，年共有4个省份超过了1%即千分之十，分别是西藏、贵州、宁夏和青海，均来自西部地区。
有5个省份人口出生率超过了9‰，分别是海南、广西、甘肃、广东和云南。
江西、福建、安徽和河南出生率达到或超过了8‰。
此外，陕西出生率也超过了7.52‰的全国平均水平。
也就是说，去年共有14个省份出生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通常来说，人口出生率较低的地方，往往就是城镇化率较低的地方。
不过也存有完全相同，比如说第一经济大省广东去年的城镇化率高居全国第四，仅次于上海、北京和天津三小直辖市，但广东的长大人口率为达至了9.35‰，与云南同列全国第八。
数据显示，年，广东出生人口为.31万人，连续两年成为唯一一个超过百万大关的省份，比第二名的河南多出39万人。
自年成为第一生育大省后，广东已连续4年出生人口位居第一。
根据广东省统计局近期公布的《广东统计年鉴》，广东已经至少连续40年出生人口超过万。
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继续执行会长彭澎分析，一方面，广东流向人口多，占到常住人口比重比大，且流向的人口以青壮年居多，这些人正处于婚育阶段，因此长大人口也多。
同时，广东人口基数小，按比例算是，长大人口总量也可以比较小。
另一方面，广东不少地方比如说粤东的潮汕、粤西湛江、湛江等地，虽然这些地方近年来生育意愿也在降，但是受到传统的生育文化影响，相对其他地区，这些地方的生育意愿仍比较低。
从人口自然增长率来看，31个省份中，有13个省份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分别是黑龙江、辽宁、吉林、四川、重庆、内蒙古、湖南、江苏、天津、上海、湖北、河北、山西。
从区域分布来看，主要来自东北、华北、中部、西南的川渝地区。
此外，山东和安徽这两个省份也在人口自然负增长的边缘。
根据记者剖析，13个省份中，至少存有江苏、湖北、湖南、内蒙古、山西、天津为近几十年去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由正。
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社会正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
一方面，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提高、卫生条件的改善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人民平均寿命持续增长，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老龄化进程。
另一方面，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实行多年，导致了人口结构出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
推动中国老龄化的因素较多，而中国面临的老龄化问题也非常严峻。
下面，我们将从不同方面来分析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一、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与特点中国社会的人口老龄化高速发展，已经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
目前，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约为1.75亿，占人口总量的12.6%。
到2050年，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占到总人口数的近三分之一，届时，将超过4.3亿，远超过世界所有其他国家。
可以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全球最为严峻的老年化问题之一。
根据当下的人口老龄化的状态，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老年化速度快：中国的老龄化速度较快，年均增长率为0.5~0.6%。
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人口规模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平均寿命的增长速度，导致当前人口结构的严重失衡。
2、城乡差异大：大城市和发达地区的人口老龄化速度更快，而贫穷地区的老年人却缺乏基本保障。
与此同时，农村人口老龄化更严重，农村地区60岁以上人口的比例远远高于城市地区。
3、老年人口素质参差不齐：随着老年人口规模的增加，老年人素质的高低参差不齐，多数老年人受教育水平较低，文化、精神生活相对单调。
少部分老年人身体健康、精神活跃，而另一些则面临着诸多生活困境。
4、社会养老压力增大：中国的社会养老压力越来越大，政府、企业和家庭都在面临着老年人口的巨大养老需求，这对社会的财政、人力和物力的消耗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二、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原因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是由多种原因综合造成的。
以下是主要原因：1、生育率下降：由于计划生育的政策原因，中国的生育率长期以来都非常低。
中国总和生育率已跌至1.09生育率下跌的原因
中国总和生育率已跌至1.09_生育率下跌的原因中国总和生育率已跌至1.09近日,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提交的一份报告指出,初步测算2022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已下滑至1.09,在目前世界上人口过亿的国家中属于最低生育水平.中国总和生育率跌至1.09，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钛媒体App 8月15日消息，2022年中国人口出现近60年来首次负增长后，作为攸关未来人口形势的生育率数据备受关注。
在近日召开的中国人口学会2023年年会上，一篇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人口学者提交的论文显示，初步测算2022年总和生育率已下滑至1.09，低于同期日本的1.29，略高于韩国的0.8，在目前世界上人口过亿的国家中属于最低生育水平。
中国“十四五”期间将出现极低生育水平，未来生育水平回升的空间有限。
2020年“七普”数据显示，中国育龄妇女终生平均生育孩子数已经下降到1.6个。
2021年国家卫健委人口和家庭监测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女性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已降至1.64个，一线城市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降到1.29个。
“十四五”时期中国将持续出现极低生育水平。
中国已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近日，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提交的一份报告指出，初步测算2022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已下滑至1.09，在目前世界上人口过亿的国家中属于最低生育水平。
中国“十四五”期间将出现极低生育水平，未来生育水平回升的空间有限。
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表示，欧洲国家现金补贴家庭福利的金额占GDP的比重远高于日韩，这也是欧洲国家生育率普遍高于日韩的原因之一。
可以借鉴这些国家的经验来制定具体的补贴政策，建议对于二孩家庭的每个孩子，给予每月1000元的现金补贴。
给予多孩家庭的每个孩子给予每月2000元的现金补贴，直至孩子20岁。
与此同时，对于二孩家庭实行所得税和社保费减半，三孩家庭所得税和社保全免(对于特别富裕的家庭，可以设定一个补贴上限)。
估计这些措施能够将生育率提升2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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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生育率:到底下降了多少?R obert D.Retherford Minja K im Choe Chen Jiajian 李希如 崔红艳【内容摘要】 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生育水平持续下降,已经进入低生育国家的行列。
2000年人口普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122,明显存在漏报。
那么中国的生育率到底下降了多少?本文利用亲生子女法、生育史重构法和胎次递进比方法分析了1990年代生育率的下降过程,认为2000年总和生育率最准确的估计应为1158。
通过分解总和生育率的变化,认为1990年代生育水平的下降,2/5归因于结婚年龄的推迟,3/5归因于婚内生育率的下降。
关键词:总和生育率;亲生子女法;生育史重构法;胎次递进比【作者简介】 R obert D.Retherford ,美国东西方中心人口与健康研究项目负责人,高级研究员;Minja K im Choe ,美国东西方中心人口与健康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Chen Jiajian ,美国东西方中心人口与健康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李希如,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地理环境处处长;崔红艳,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人口普查处副处长。
1 引言根据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登记的出生人数计算,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TFR asfr )为每名妇女平均生育1122个孩子(中国国家统计局,2002年)。
但是,关于这个数字的准确性还存在相当多的争论,有的估计数字为每名妇女平均118个孩子。
为了更好地评价生育率状况,我们分别采用了“亲生子女法”(own -children )和“生育史重构法”(birth history reconstruction )来研究1990年和2000年的普查数据。
每种方法都为普查之前的年份提供了两种生育率趋势的估计(每次普查一种)。
这两种趋势在1986～1990年彼此交叉。
如果数据完全准确,这两种趋势应该在交叉期间刚好重合。
然而,事实上并未重合。
对这种未重合现象的分析为评估1999年和2000年的TFR 提供了基础。
本文讨论的生育率不仅包括年龄别生育率(ASFR )和由ASFR 计算的总和生育率(TFR ),而且包括时期胎次递进比(PPPR )和由PPPR 计算的总和生育率(TFRpppr )。
利用这些不同的估计方法,我们还试图评价1990年代生育率的下降多大程度是由目前结婚年龄的推迟造成的,多大程度是由婚内生育率的下降造成的。
我们还分析了分城乡、分教育程度、分民族和分迁移状况的生育率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的变化情况。
2 背景10年前就有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TFR 在1990年代初就降到每名妇女生育211个孩子的更替水平以下。
当年,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变化似乎极不寻常,因而引起广泛的关注(例如,Feeney 和Y uan 1994,Z eng 1996;Y u 和Y una 1996)。
后来的一些调查以及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表明,TFR 持续下降,从1991年的118降到2000年的112(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2002年,G uo 2003,Zhang 2003)。
但是,还有种种迹象表明,在各种调查和人口普查中都低报了出生人数,有人认为,2000的TFR 约为每名妇女生育118个孩子(Z ai 2003,Zhang 和Cui 2003,Y u 2002)。
一些中国的人口统计学家基于对现有生育率调查和1990、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分析提出,即使把历次调查和人口普查中低报的出生人口计算在内,生育率也确实非常低(G uo 2003,Zhang 2003)。
G uo (2003)认为,就算这些原始数据经过调整、加上20%漏报的出生人数,TFR 仍然到不了第28卷第4期2004年7月人口研究V ol 128,N o 14July20043 Population R esearch118。
他认为生育时间的推迟也是2000年TFR 低的原因之一,即使生育时间不推迟,用Bongaarts 和Freeney (1998年)的方法(tem po -adjusted )得出2000年的TFR 为1158。
就在最近,Zhang 进行的分析(2003,2004)认为,2000年真实的TFR 应在115和116之间。
许多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亚洲国家的生育率也经历了急剧的下降,从1970年代的每名妇女平均生6个孩子降到1990年代中期的114(UN 2001)。
Z ai (2003)和Zhang (2004)认为,鉴于中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再加上有力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生育率急速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是可能的。
这种看法最近也得到一些证据的支持,这些证据表明,农村妇女其实不愿意多生孩子,原因之一是学校收费和生活开支的急剧上升使她们面临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Chu 2001)。
这表明,市场经济释放出来的新的社会经济力量也促进了生育率的下降。
但是,仍然有证据表明,出生人口的低报严重影响了生育率数据的可靠性。
首先,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户籍管理弱化,流动人口增加,人户分离现象突出。
大量流动人口的存在使2000年人口普查的难度比1990年普查更大(Zhang 2003)。
近年来,计划外出生人口漏报严重,一是一些夫妇逃避计划外生育的惩罚,其次,1991年实施的“一票否决”干部责任制,使生育率能否达标直接与地方干部的政绩挂钩(Z eng 1996,Merli 1998,Merli 和Smith 2002,Murphy 2003),使得地方干部也有意瞒报超生人口。
我们利用1990年和2000年人口普查的1/1000数据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目的是估算出到2000年生育率到底下降了多少。
分析方法主要基于“亲生子女法”(OWCH )和“生育史重构法”(BHR )。
3 方法311 亲生子女法亲生子女法适用于人口普查和家庭户调查。
首先根据年龄、性别、婚姻状况、与户主关系、曾生子女数和存活子女数等问题把户内子女与母亲相匹配;然后按照子女年龄和母亲年龄把匹配的子女(即亲生子女)进行划分;再通过逆留存(reverse -survival ),把这些分母亲年龄的匹配的孩子倒推到以前各年的出生人数。
以前各年的分年龄妇女人数也用类似的逆留存方法求得。
对未匹配上的(即非亲生)子女进行调整后,就可以用逆留存推得的出生人口除以逆留存推得的妇女人数得到年龄别生育率(ASFR )。
最后可以通过ASFR 计算出TFR 。
对未匹配子女进行调整的方法是,每类按年龄和母亲年龄分的亲生子女数乘以对应年龄的所有子女(亲生加上非亲生)数与亲生子女数的比值。
不管母亲的年龄如何,使用的非亲生的调整因子是一样的,因为非亲生子女的母亲的年龄是不知道的。
通常我们回推得到普查前15年每一年的生育率。
比15年更久远的年份通常不再考虑,因为那些年份的出生人口都是目前15岁或15岁以上的人,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已不再与母亲生活在一起,因此也就无法匹配。
所有的计算首先都由单一年份和单一年龄得出。
对年龄组或年份组的估算是通过分别合计单一年份的分子(出生人口)和分母(妇女),然后用合计后的分子除以合计后的分母得出的。
这种合计对尽量减少年龄错报对生育率的影响往往非常有用。
但是,在中国,年龄错报并不是问题,因为中国文化非常重视出生的年份。
多数中国人都知道自己或家人的属相(阴历出生年),普查员也会把申报人申报的阴历年换算为阳历年。
亲生子女法可以用于对不完整生育记录的生育率估算。
亲生子女法利用逆留存和非亲生调整因子把这些漏掉的出生人口重新补上。
计算过程中,生命表采用的是中国国家统计局1973、1981、1987和2000年的生命表,根据时间对生命表进行内插,得到1973～2000年每年的生命表,作为亲生子女法估算生育率程序的输入数据。
312 生育史重构法生育史重构法的基础是家庭户中与每位妇女相匹配的亲生子女的不完整的生育史。
每名亲生子女的出生年份来自他(她)在人口普查时登记的年龄,这反映出其母亲的(或许并不完整)生育史。
妇女曾生子女数与和她匹配的亲生子女数这二者的差别就是普查时已经死亡或不再与家人同住的子4 人口研究28卷女。
这个差异通过Luther (Cho et al 11986,Luthert 和Cho 1988)发明的概率法估算到不完整的生育史中。
对任何一名特定的妇女来说,其生育史可能会不太准确。
但是当计算合计生育率时,个人的误差就会得到抵消,因而大样本规模中的生育率估算就相当准确。
当然,除非还有其他误差存在。
生育史重构后,生育率估计就可以通过传统的方法计算出来,即根据普查前每一年生育史中的申报,按母亲年龄来计算出生人口。
再计算分年龄妇女的风险人年数。
然后,将分母亲年龄的出生人口除以分年龄妇女的风险人年数就可以得到这一年或这一时期的ASFR 估计值。
最后再加总计算TFR 。
本文在后面比较了根据亲生子女法和生育史重构法求出的TFR 。
两者并不一致,因为它们的数据来源是不一样的。
313 时期胎次递进比根据重构的生育史,不仅能够计算出ASFR 和以此计算的TFR ,而且能够计算出时期胎次递进比(PPPR )和根据PPPR 计算的TFR pppr 。
一名妇女的胎次是用她生育过的子女人数来计算的。
胎次递进比指生育了给定胎次的妇女至少再生下一胎的比率。
在一个特定年份中,根据生育下一胎的不同间隔的递进概率,每个PPPR 都利用时期生命表法计算。
在这里,间隔以年来计算,最高为10年,到了10年,生命表即终止。
这种方法假定的前提是,间隔10年后再生育下一胎次的可能性忽略不计。
另一种情况是一名妇女从出生到初婚,生命周期在35岁时截断,其假设前提是35岁初婚的可能性忽略不计。
我们用P M (妇女从出生到初婚)、P 0(从初婚到生育第1胎)、P 1(从生育第1胎到生育第2胎)、……P 5(从生育第5胎到生育第6胎)、P 6(从生育6胎或以上到更高胎次)表示各PPPR 。
TFR pppr 可以通过下面的公式(Feeney 1986,Feeney 和Y u 1987)求出:TFR pppr =P M P 0+P M P 0P 1+P M P 0P 1P 2+P M P 0P 1P 2P 3+P M P 0P 1P 2P 3P 4+P M P 0P 1P 2P 3P 4P 5+P M P 0P 1P 2P 3P 4P 5P 6/(1-P 6)一般地,TFR pppr 值与由传统方法计算的TFR 值不完全一致,但通常非常接近。
TFR pppr 的一个特性是,它对婚姻和生育间隔的波动不像TFR asfr 那么敏感。
因此,TFR pppr 趋势往往比TFR 趋势平缓。
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没有初婚年龄这个项目,因此,无法分别计算P M 值和P 0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