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福利经济学角度分析我国雾霾治理

从福利经济学角度分析我国雾霾治理
姓名：黄勇强学号：1312043033
我国雾霾问题越来越严重，严重影响了我国广大雾霾多发地区人民的身体健康，雾霾治理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关于雾霾治理，笔者从福利经济学角度分析了我国的雾霾问题治理策略，本文通过对庇古税的征收和污染权交易两种思路的利弊进行比
较分析，寻找出治理雾霾的最佳方式。

在福利经济学中，庇古提出采取征收庇古税的方法来解决污染问题的思路。

庇古认为企业的生产决策只会根据自身的收益和费用而定，污染所造成的损失对于企业来说是一种外在成本，不会计入会计成本，因而环境污染引起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就出现了差异，这样就使得个别经济行为主体某一经济活动的效益或费用必然会有别于其对社会而言的效益或费用，市场主体效益或费用与社会效益或费用不一致。

左图表示的是某经济行
为主体的活动产生外部效应，
其外部成本由社会承担，并
不包括在经济行为主体的活动成本中。

因此，在图中就出现了两种边际成本曲线:社会的边
际成本曲线和私人的边际成本曲线，根据微观经济学的原理，在考虑包括外部成本在内的整个社会成本的情况下，企业的产量应在D1点实现市场均衡，即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但是，经济行
为主体在其决策中仅考虑其所承担的个别费用并据此作旨在实
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决策，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行为主体在其自身资源配置最优的意义上使其产出水平确定在D2点，但从
整个社会的角度看在D2点并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所以外
部性引致市场失效。

另一种治理方式即实行污染权交易制度，污染权交易来源于科斯定理。

科斯认为在一定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经济的外部性问题是可以通过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谈判而得以解决的，进而可以达到社会效益最大。

科斯定理指出：在财产权明晰的前提下，只要交易成本为零，那么从一开始财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会是有效率的，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

然而科斯定理的假设前提是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最初产权的界定是不会影响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效率的。

但是现实情是交易成本并不为零，那么最初产权的界定对于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就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另外，污染权的交易最终可以完成还暗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前提，即:污染者和被污染者是两个独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
实体，只有在这一假设前提下，污染者和被污染者才可以就污染问题进行谈判和签订买卖合同，但是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

关于雾霾问题，其污染者众多，首先是产权的边界难以清晰地界定，无论是污染者还是被污染者。

其次，产权即使可以非常清晰的界定清楚，但是污染权的实质是允许污染和给他人造成伤害的权利，产权的界定其实是以忽视最终造成损害这一事实和结果。

第三，
污染权规定了通过市场交易可以进行排放的污染总量，但是却没有划定污染区域的范围，这样会造成某些地方的污染具有长期性积累而最终导致污染具有不可逆转性。

第四，通过市场来对环境进行调节会导致经济的“繁荣”的恶性循环。

因为有污染就需要治理，那么治理污染所形成的的市场就会是国民生产总值得以增加。

科斯定理最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于最大限度的降低解决污染问题的交易成本而不是消除交易成本。

通过两种治理路径的比较分析，无论是庇古税征收还是污染权交易都是要在市场可以正常发挥其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
的前提下发挥作用。

政府、企业和公众都是市场经济体制运行过程中的参与主体，而市场运行体制对于各个参与者都是要保持其公正性和中立性。

首先，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充当着“裁判员”的角色，这里必须假设政府官员是公正的，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寻租行为。

也就是假设掌握环境资源配置权的政府是中立的，并且不会对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功能和决定性作用有任何干预。

其次，企业作为理性人确实有降低成本的动机，但是这里假定企业是一个具有社会责任的理性人不会因为要降低成本而去从事寻租活
动来以此获得最大利润。

最后，由于环境问题属于公共物品，个体对于公共物品的偏好是无法通过价格机制得以传递所以必须
通过法律法规的制定将个人偏好转换成为集体诉求，从而实现减少污染的目的。

所以这里就必须假定法制是完善的，公众保护环境的权益可以得到保障，有健全的监督机制，公众能够遏制其内
部人员的搭便车行为使公众对公共决策的影响力得到加强而不是削弱。

我国的雾霾主要来自工业污染，所以如何治理工业污染是治理雾霾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无论是采取庇古税的征收还是采取污染权交易，作为管理者都要考虑企业治理污染时的边际成本和治理污染后所取得的社会边际收益之间的弹性大小。

当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大小不同时管理者所采取的的治理方法将取得完全不同的效果。

在治理雾霾问题上既不可以单纯利用庇古税的模式也不可以单纯的使用污染权交易的方式。

在治理过程中减少污染的成本和收益的弹性大小会使得采取的政策所能收获的实际效果是完全不同的，但是管理者在治理雾霾的过程中要想了解每一个具有污染性质的企业在治理污染过程中其成本和收益的弹性大小是不太可能的，即使可以做到也是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是得不偿失的。

从前面的分析中己经知道:管理者明白成本和收益弹性的变化会使政策实施所能达到的效果有很大的不同，那么就应该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加以解决。

而在现实治理雾霾过程中管理者并不需要完全准确的知道每一家行业治理污染的成本收益弹性。

因为管理者可以通过采取混合策略来达到既可以十分有效的治理污染解决雾霆问题又可以使得治理雾霾成本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治理雾霾应该采用混合策略，即为以污染权交易为主，庇古
税征收为辅的策略。

管理者可以采取发放可转让排污许可证制度为主要的控制污染的手段，辅加以庇古税的征收。

排污费的征收可以充当一种溢出机制来纠正由于对最优排放量的误判而造成
的不良后果。

治理雾霾过程中混合策略的具体运用，作为管理者可以首先发放一定数量的可转让的许可证，并且允许这些许可证在市场上进行买卖，那么这些许可证就会在市场上自由流通而最终形成一定的均衡价格。

同时管理者也应该允许污染者不受排污许可证的限制进行污染排放，但是每单位污染的排放就需要缴纳一定数量的排污费。

而对于拥有排污许可证但是并未使用许可证配额者发放补贴以示鼓励。

而且这里假定排污费大于或者等于所发放的补贴。

正常情况下许可证的价格必然小于污染者所缴纳的排污费，如果污染者所缴纳的排污费高于均衡价格将会导致污染者不会
去购买许可证而只需要缴纳排污费即可。

这就会使得许可证的价格不得不下降。

而另外一方面如果管理者向未使用许可证的污染者提供的补贴高于许可证本身的价格，污染者为了获得两者之间的差价而尽可能多的购买许可证，但是保持不用。

很明显没有人会愿意将许可证以低于补贴的价格卖出。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污染者所要缴纳的排污费高于管理对未使用许可证的污染者所提
供的补贴，而许可证的价格位于两者之间。

使用混合策略比使用单一策略要灵活，当补贴为零而污染者缴纳的排污费无穷大的时候，补贴和排污费就会被取消。

混合策
略将会变成单一的派发许可证制度。

反之，如果管理者给予未使用许可证的污染者的补贴和污染者所要缴纳的排污费是相等的条件下，许可证的价格也将会自动和它们相等，那么此时的混合策略就会变成单纯的收取排污费制度了。

所以作为管理者来说为了达到最好的预期效果就应该采取混合策略。

这样的管理方式会更加具有无法达到处理污染集约化的目的，于是科斯提出了污染权交易，其本质是“谁污染，谁付费”，使每一个产生污染的厂商都根据他们各自的污染量付费，这确实达到了集约化治理污染的目的使平均治理污染的成本有可能降低到最低。

从这个层面上科斯提出的污染权的买卖的确比庇古税的征收有所改进，但是无论是庇古税还是污染权，其本质都是“先污染，后治理”。

而事实己经一再证明生态系统一旦遭到破坏重新得以恢复的代价极其高昂，有时甚至是根本无法恢复的，因为某些环境是具有不可逆的性质。

无论是“庇古税”还是“污染权”都是以“自然资源—产品—污染废料”这一经济模式为基础。

但是环境问题发展到今天这种单一的线性模式己经不可取了，应该走与之截然不同的循环发展模式，采用“资源—产品—再到资源”这一物质循环流动为特点的发展模式和“高效率开采—高效率利用—低限度排放”的循环利用模式。

同时把人的经济活动纳入自然资源循环之中，从而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