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中国因明学的研究概况

百年来中国因明学的研究概况
百年来中国因明学的研究概况

百年来中国因明学的研究概况

姚南强

提要

自中世纪以来,因明从印度传入中国,复又分为汉传因明和藏传因明二支,并分别东渐至日本、朝鲜、蒙古,中国成为因明的第二故乡。只是在宋元以後,因明典籍逐渐佚亡,在汉地几成绝学。近代以来,随著佛教在中国的复兴,因明研究亦随之复苏,当代中国成为印度因明、汉传因明、藏传因明这三大学术传统的共生点。本文对这百年来的中国因明研究作了较系统的回顾,从因明典籍的译介、注疏,因明义理的研述,因明的比较逻辑研究,以及对国际因明研究成果的译介等五个方面进行了概括的介绍和评价。其间既包容了汉传因明和藏传因明的内容,又综合了内地和台湾、香港的最新研究动态对因明义理的研究,近代的中国学者主要是以从佛理和逻辑两大角度进行的。就研究层次而言,又可分为三种,力图比较完整地展现本世纪中我国因明研究的长足进步和丰硕成果,同时也清楚地分析了不足之处和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自中世纪以来,因明从印度传入中国汉地和西藏,又东渐朝鲜、日本、蒙古。近代以来,又弘传至欧美诸国,形成了一门国际性的学术。中国是因明的第二故乡,因明在中国分为藏汉二支。藏传因明侧重於知识论,故又称为藏传量论(「量」是指认识和知识)。汉传因明的研究则是以逻辑为中心,只是随著唐初法相宗的衰落,宋天主是陈那的高足,《入论》是对《理门论》思想的概括和发展,在叙述上也更为集中和通俗,唐疏多达十几家,故《入论》历来是汉传因明研究的重点。近代以来,僧俗学者又纷纷为其作注,计有十余种、元以後汉传因明几成绝学,研习的重心反而东移到了日本。二十世纪初,随著佛学在近代中国的复兴,汉传因明亦随之复苏,并与藏传因明交融发展,迎来了中国因明研究的第二个春天。仔细分析起来,这百年来,中国因明又经历了一个「之」字形的曲折发展过程。1896年,杨仁山居士从日本迎回了窥基的《因明大疏》,并加以刊印,这是中国近代因明开始复苏的标志。「五四」以後至三、四十年代,汉地的因明研习逐步形成高潮,涌现出欧阳竟无、太虚、吕、章太炎、熊十力、陈望道、陈大齐、虞愚等一批大师,各类著述多达几十种。在藏地,因明的研习亦久盛不衰,量论成为各寺院的必修课程。这是近代中国因明研究的全盛时期。相对而言,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尽管仍有一些零星的著述,但从总体来看,因明的研究处於低谷阶段。到了八十年代初,随著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学术界亦形成了「绝学相继发越」的蓬勃局面。国家把因明列为抢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中国逻辑史研究会、中国佛教协会等联手共举,做了很多工作,召开了多次全国性的学术交流会,组织编写了中国逻辑史的因明专卷,出版了《因明论文集》、《因明新探》、《因明新论》三个专集。这一时期在台湾有圣禾(水月法师)主编的《因明杂志》出版(1977~1987年),该刊主要以对因明经典的注解而著称。按不完全的统计,近五十年来,中国学者的各种因明专著多达几十部,论文上百篇,出现了法尊、石村、杨化群等一批著名学者,因明研究走出了低谷,并逐步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百年来,中国因明研究的成果,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一、因明典籍的译介

经典是研究的依据,长期以来,汉地因明的研究只局限於大、小二论(即陈那的《正理门论》和天主的《入正理论》),而陈那最重要的因明著作《集量论》却没有汉译本。对法称因明更几乎是一无所知。这一情况现在已有了很大的改观,出现了诸多的汉文译介,主要有

(一)足目《正理经》的翻译

窥基《大疏》曾云「劫初足目,创标真似」,足目及其《正理经》是因明的直接思想来源。1985年,由沈剑英译,陈家麟校,从日本学者宫□宥胜的《こゃ─ゃ。ゃベ─シユゃの理论学》一书中转译成中文,收於沈剑英的《因明学研究》一书。

(二)陈那八论的译介

作为三支新因明的创始人,陈那著有因明八论,即《正理门论》、《入正理论》(系陈那弟子天主所著)、《观所缘缘论》、《观所缘缘论释》、《集量论》、《集量论释》、《因轮抉择论》、《观三时论》。(注1)前三论早有汉译本,《集量论》唐代义净曾有译本,但随即佚散,未能流传,其余四著仅有藏译本而无汉译本,这必然造成了汉传因明研究的某些局限。

为此,1928年,吕从西藏奈旦、曲尼本译出了《因轮抉择论》及其图解,又编译有《集量论释略抄》,这是近代的第一个《集量论》汉译本,但该本「只录本宗,所破各家举目列末」,尚不是全本。故1980年法尊法师又根据德格版与北京版从藏文编译出了《集量论》的全部颂和释,写成《集量论略解》,这是第一个汉译全本。另外,吕与释印沧又合作编译了《观所缘论会译》。至此,除了《观三时论》之外,陈那的主要因明著作都已有了汉译本,对陈那因明的研究已经具备了完整和可靠的经典依据。

(三)法称因明著作的译介

法称是中古印度与陈那齐名的因明大师,亦是陈那之後,印度因明的最後一位杰出代表。法称著有因明七论,即《释量论》、《量抉择论》、《正理滴论》、《因滴论》、《观相属论》、《成他相续论》、《诤正理论》。前三部是广论,系统阐述了因明义理,其中最详尽的是《释量论》,最简明的是《正理滴论》。後四部则是「肢论」,是对因明义理某一侧面的引申和阐发。法称七论在国外均有英、日、德文译本,但在汉地却一直是空白。已故的王森先生曾於1940年从苏联《佛教文库》中的梵文原本把《正理滴论》译成汉文,但直至1982年才发表。吕先生的专论《佛家逻辑──法称的因明学说》(注2)实际上是《正理滴论》的一个内容介绍。1982年,杨化群又从藏文本译成汉文。(注3)这样,《正理滴论》就有了两个汉译本和一个内容介绍。依据这两部经典,汉地学者已可能对法称的因明思想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认识。

(四)藏人因明自著的译介

藏传佛教中保存了极为丰富的印度因明古籍,堪称世界第一。但更为重要的是,自十一世纪哈巴曲森提出了「摄类」范畴以来,又形成了别具特色的藏传量论,在佛家知识论和逻辑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和创造,出现了一批藏人的因明新著,丰富和发展了印度因明。

早在二十年代初,吕就开始了因明经典的藏汉对勘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1961年发表的《西藏所传的因明》一文,可以说是汉地最早系统介绍藏传量论的专文,该文概略地介绍了萨班的《量理藏论》和宗喀巴的《因明七论入门》二著。1959年,法尊先

後发表了关於佛护、月称中观宗的四篇论文,(注4)实际上是对藏传量论名相问题的专述。1988年,罗译出了萨班贡噶坚赞《量理藏论》的前八品。(注5)台湾东初出版社1994年亦出版了明性法师所译的《量理宝藏论》共十一章,可以说是该著的第一个汉译全本。1980年,法尊法师编译了根登珠巴(达赖一世)的《释量论释》。1982年後,杨化群又从藏文译出了宗喀巴的《因明七论入门》、工珠元旦嘉措的《量学》、龙朵活佛的《因明学名义略集》、普觉强巴的《因明学名家》。(注6)这样,藏传量论中最主要的一批藏人自著都已有了汉译本。

对於藏传因明的沿革、现状、义理、著述、研习制度等,亦有一批介绍性的文章,如杨化群的《藏传因明学提纲》、《藏传因明学发展概况》、《藏族学者的因明著作初探》,法尊的《法称因明学中「心明」差别略说》、《甘肃噶登协主却棵寺学习五部大论的课程》,波未强巴洛卓的《入因明阶梯》,祁顺来的《浅谈藏传佛教哲学量论》、《试谈量学〈心明论〉中的因明成分》,以及笔者所作的《藏传因明的逻辑论》、《略论藏传量论的逻辑思想》、《浅析宗喀巴〈因明七论入门〉的逻辑思想》、《藏传因明概观》、《藏传因明的历史发展及其特点》、译文《藏传佛教的逻辑》(彻尔巴茨基)等。(注7)台湾慧炬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林崇安的《西藏佛教的探讨》中亦有对藏传因明论式的分析等内容。1989年,在北京召开了藏汉因明学术交流会,藏汉两支因明在中华大地上正在相互交融。

此外,除《大疏》之外,汉传因明的许多重要典籍也逐步从日本迎回刊印,如文轨的《庄严疏》,神泰的《理门述记》,慧沼的《义断》、《义纂要》,智周的《前记》、《後记》、《因明疏抄》等。由此,在中国形成了一个品种繁多、门类齐全的因明典籍系列,为世界所瞩目。

二、因明经典的注疏

因明历来十分注重对经典的注疏,这种注疏不仅是对经典的解释,而且是一种新的阐发,往往孕育著对因明义理的革新和发展。近代以来的中国学者又从新的角度对因明经典进行诠释阐发,择要介绍如下

(一)关於古因明的经典

早在本世纪初,日本学者宇井伯寿的《印度哲学研究》第二卷中有《方便心论の注释的研究》专文。山口益和意大利的杜耆等亦有译注。1989年,台湾智者出版社出版的圣禾《古因明要解》中,对《方便心论》、《如实论》等古因明著作的详细注释。

(二)关於《正理门论》

《正理门论》是陈那因明的早期著作,集中於逻辑的论证与反驳,该论言简义奥,索解为难,故研究者鲜。现存的唐疏仅有神泰《理门述记》残本。近代以来,日本学者宇井伯寿、意大利的杜耆等作过译介。近代中国最早对此研究的是吕与释印沧的《因明正理门论本证文》(1928年)。在该文序言中云「证文者,借原本之复按,得章句之刊定,苟欲义解切实,舍是道莫由也。」吕等把《理门论》与藏本《集量论》、《入论》进行对勘「牒引文段,十同六七,理门原本虽不存,旁资此释以为格量,固绰然有余」,从而「庐面渐真,积疑涣解」。在吕对勘的基础上,此後丘檗又著有《因明正理门论疏》6卷,依据证文广为辑引解释,他在例言中自述道「疏辑成,綦难匪易。一疑之析,动经浃旬。一词之出,遍徵众籍」,可见是费了不少心血,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本《理门论》的注释。1930年,欧阳竟无在刊印《理门论》时又撰写了《因明正理门论叙》,文中阐述了《理门论》在陈那八

论中的地位「是则《正理门论》者,匡改正理之门,岂依经而造论;大开正理之门,虽称论而实经也。」该文又把《理门论》与天主《入论》及法称《正理滴论》作比较研究,认为法称与陈那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欧阳竟无的这一研究是具有开拓性的。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巫寿康著有博士论文《〈因明正理门论〉的研究》,以数理逻辑为工具,研究《正理门论》的逻辑思想,颇有新见。1992年,沈剑英用现代逻辑的观点,对《理门论》进行了今注今解。(注8)

这是迄今为止国内最为通俗、也最为精确的《理门论》注释,引起了海内外的重视。1993年,拙作《〈理门论〉探微》(硕士论文)刊发於台湾《中华佛学学报》第6期,该文在认识论上分析了陈那带相说和自证说的改造,在逻辑方面指出了三支推理的「类推理」特徵,并侧重讨论了「除宗有法」问题。

(三)关於《因明入正理论》

《因明入正理论约肯》,悲华居士;

《因明入正理论讲义》,悲圆居士,1932年;

《因明入正理论摸象》,王季同,1930年;

《因明入正理论释》,周叔迦三十年代的讲稿,1989年出版;

《因明入正理论》,林彦明;

《因明入正理论易解》,密林,1940年;

《因明入正理论释》,清净,1943年;

《因明入正理论要解》,常惺,1948年;

《因明入正理论讲解》,吕1961年的讲稿,1989年出版;

《因明入正理论悟他门浅释》,陈大齐,1970年;

此外,吕的《入论十四因过解》是对藏汉三个不同译本的对勘研究,颇有特色。

(四)关於《大疏》

窥基的《因明入正理论疏》本来只是诸多唐疏之一,其「提控纪纲,妙得论旨」,「详徵古义,环列洋洒」,(注9)故被尊为《大疏》,成为汉传因明的主要标志。其弟子慧沼等对《大疏》多有疏记。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又复为其作注,如1925年,梅光羲作《因明入正理论疏节录集注》。

1926年,熊十力作《因明大疏删注》。熊十力一方面认为《大疏》固然是「法户枢机,舍此莫属」,但另一方面又以为《大疏》是窥基晚年未完成之作,且「辩析(注10)需要重新进行删、改、调、补。实际上熊十力是重新改写,「博徵广引」,对该书的义理提出了许多新知灼见,在体例上也别具一格,成为《大疏》的一种普及性的注解书,为初学者提供了入门的方便。

1938年,出版了陈大齐的《因明大疏蠡测》。陈大齐对《大疏》「紊者理之,似者正之,晦者显之,缺者足之,散者备之,违者通之」,并「参证其他疏记,间亦旁证逻辑,其得正解,以释其疑」。这也是一种创造性的阐述,《蠡测》被认为是近代研究《大疏》之冠。1991年出版的《中国逻辑史资料选因明卷》中收入了吕的《因明入正理论疏简介》,以及由杨百顺、沈剑英等多人合注,由刘培育统稿的《因明入正理论疏》的注解,这是今人的一部全注,语言上比较通俗,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三、因明义理的研述

(一)通论性的著述

对因明义理、因明的发展与沿革进行全面的阐述,其中亦有著者的某些重点阐发,计有谢蒙的《佛教论理学》(1916年出版),全书共分四章。第一章「因明学之渊源」,认为「十四过出於足目无疑,九句因殆尼夜耶後学之所立」,并概述了《方便心论》、《瑜伽师地论》、《显扬圣教论》、《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如实论》等古因明著作的内容。第二章是「三支因明论」,通俗地阐述了陈那新因明的基本内容。第三章是「因明学与论理学之比较」。第四章为「中土因明之流传」。

太虚的《因明概论》是他1922年在武昌大学的讲稿,於1936年出版。该书亦分四章,分别为「何为因明」、「因明之纲目」、「因明之解析」、「泛论因明」。

吕的《因明纲要》(1926年),全书共分八章,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观点,如把因明的发展史概括为五期共1500年,提出因明研究要「宜宗论而简疏」,认为九句因系陈那所创等,该著的一个重要特色是例举了佛经中的62个论证例式,既有助於说明因明义理,又体现了因明在佛学中的重要作用。

陈望道的《因明学概略》是他1928年在复旦大学的讲稿,於1931年出版。全书分为四篇,即「概说」、「真能立」、「似能立」、「余论」。陈望道吸取了日本学者村上专精、大西祝等的研究成果,用现代逻辑工具来分析因明义理,附有八幅欧氏图和图表二十余幅,在三十年代是一本很有影响力的因明通俗读物。

虞愚的《因明学》(1936年),首次用英文的逻辑术语来标注因明概念,有的还附有梵文原名。该书附录中「墨家论理学的新体系」一文,对墨辩与因明作了系统比较。太虚法师高度评价此书云「根据古论疏而采择近人最明确之说,以相发明,并进而与西洋逻辑及名辩归纳诸述互资参证」。

石村的《因明述要》(1981年),是十年动乱後问世的第一部因明著作,对於八十年代因明的研究再兴起了某种启蒙作用,全书共分六章,是一部通俗性的著述。

沈剑英的《因明学研究》(1985年),依据大、小二论,广泛徵引唐疏,从纵横剖面探讨因明体例规则、论证格式和立言过失等,并与西方逻辑作比较研究,阐明二者之异同。1992年,沈剑英又有新著《佛家逻辑》,此书上卷为佛家逻辑论,涉及因明的历史沿革和诸多义理,并对以往鲜有研究的堕负论和误难论作了系统的概括。此二著作代表了当代中国因明研究的重要著述,已分别在台湾重版。

1991年,台湾慧炬出版社出版的林崇安《佛教因明的探讨》,该著对印度佛教的因明传承、汉藏因明论著的传译、论式的演变、量士夫的探讨等均有全面性的介绍。

这一时期的概论性著述还有

龚家骅的《逻辑与因明》,1935年;

周叔迦的《因明新例》,1936年;

熊绍□的《因明之研究》,1939年;

林彦明的《因明论式之批判》;

覃方达的《因明新哲学论》;

陈大齐的《印度理则学》,1939年;

霍韬晦的《佛家逻辑研究》,1978年。

(二)专题研究

1。关於因明发展史

如前所述,谢蒙《佛教论理学》第一章「因明学之渊源」,对因明的发展史已有介绍。

之後,吕在《因明纲要》的引论中,将其概括为一、自佛说至马鸣(此迄佛灭後五百年,论法初行,散见四阿含诸小乘论);二、自龙树至於青目(此迄佛灭後八百年,论法渐详,散见中、百、十二门论等);三、自弥勒至於世亲、德慧(此迄佛灭後千年,论轨具备,散见大论、显扬、方便心论、如实论等);四、自陈那至於亲光、无性(此迄佛灭後千一百年,因明大成,译籍今存因明二论,又见广百论释、般若灯论等);五、自法称至於天喜(此迄佛灭後千五百年,因明再盛,译籍无专书,但梵蕃本具在)。这其中的前三期是古师因明,後二期才是三支新因明。1932年,许地山的《陈那以前中观派与瑜伽派之因明》是近代中国第一篇专述因明史的论文。许地山吸取了威提布萨那、杜耆、凯斯、宇井伯寿等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介绍了从原始佛经一直到世亲《如实论》这一阶段古因明的发展脉络。文中专题对《中论》、《方便心论》、《瑜伽师地论本地分》、《大乘阿毗达摩集论》、《顺中论》、《如实论》的因明思想作了概括的介绍,并对一系列因明义理作了新的探索。这是一篇极有价值的因明史论,开阔了中国学者的眼界。沈剑英《因明学研究》和《佛家逻辑》二著中亦有对古师因明的介绍。近日,台湾僧人释从信的论文《阿含经的逻辑形式》(注11)认为在小乘的阿含经中已形成了「知」、「喻」、「处」的三段论式,颇有新见。另外,林崇安的《佛教因明的探讨》一书中对因明论式、正因、似因等亦有所探讨。

2。关於陈那因明

主要的论文有

(1)。虞愚的《印度逻辑推理与推论式的发展及其贡献》。(注12)该文分析了陈那如何从古因明的五支论式发展成为三支论式。虞愚把三支论式与三段论法作了比较,认为陈那三支论式的特点是「从特殊到特殊」的类比推理。

(2)。霍韬晦在《陈那以後佛家逻辑的发展》中专节论述「陈那时代因明论式结构的基本观念及其引生的问题」,提出陈那论式的结构是「由果溯因」,「单靠『同品定有』所溯出的因。。。。。。不是充足因」,故需在「异品」中遍无,但由此会引起因喻不一致和「有法剔除」的问题。这些观点在陈大齐的《大疏蠡测》等书中已有所提及。

(3)。周文英的《印度逻辑推论式的基本性质》。(注13)该文侧重考察了陈那三支论式与《正理经》以及後期正理派五支论式的关系,指出陈那三支式源於《正理经》的五支式,後又被後期正理派吸收、改造。

(4)。郑伟宏的《论因三相》和《因明概论》,(注14)认为陈那的三支式「还不是真正从一般到特殊的演绎推理,它离演绎推理仍有一步之遥」;由於同、异品要除宗有(5)。沈剑英的《印度古典论证式的逻辑本质》(注15)认为陈那三支式的本质是归纳与演绎相结合,标志者已从古因明的五支类比推理上升为演绎推理,喻体是全称命题,这正是陈那在《正理门》中所一再强调的,不是简单的类比。

(6)。此外,笔者亦著有《论陈那三支式的逻辑本质》和《陈那逻辑体系简说》。(注16)

3。关於法称因明

主要的论文有

(1)。吕的《佛家逻辑──法称的因明说》(1954年)。该文实际上是对《正理滴论》的内容介绍,只有结论部分才是作者的分析。吕把法称因明与陈那因明作比较,认为法称「合因喻为一体」,主张「语言应与思维一致原则」,「重视经验的事实」。

(2)。虞愚的《试论因明学中的喻支问题》,(注17)认为法称「主张譬喻在推论中不是重要部分」,因为它已经包含在中词之中,但「『为人推理』喻支终未能废」。虞愚还介绍了法称所增设的八种喻过。虞愚的另一篇文章是《法称在印度逻辑史上的贡献》,(注18)该文对法称的生平和著述作了概括的介绍,认为法称对因明的贡献主要是「对於陈那现量学说的肯定和补充」,「对陈那为自比量因三相说的补充」,「对陈那为他比量说的删

削和补充」。

(3)。霍韬晦在《陈那以後佛家逻辑的发展》一文中认为法称改革了因的第二相,「使之变为『唯在同品有』」,「亦即要求每一个因的分子都在同品内」;法称主张同、异喻与因支可分别单独立式,使三支式与三段论更为接近;法称主张「因喻合一」,省略了喻依,在因明过失论上主张「『不共不定』可废」、「相违决定」、「不可能再有」。

(4)。徐东来的《论法称与陈那逻辑思想之差异》,(注19)分析了陈那、法称因明在认识论前提上的差异,法称对论式支分及论式秩序的改造,以及论辩中对除宗有法的态度等问题。徐东来与姚南强合写的《法称及其後的佛教逻辑学家》,(注20)则主要介绍了法称七论的基本内容以及法称後学三派的概况。

(5)。拙作《法称因明思想探析》、《记法称对陈那因明的改造和发展》(注21)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认为法称的主要贡献是在於佛家认识论,促使因明彻底佛学化。法称在逻辑上也有革新,但并未在支式上省略喻依和因喻合一,也没有删去不共不定过;而在同异品的界说上似不够明确,反而倒退到了古师因明的水平。

4。关於因明发展概说

在《因明论文集》中收有下列专文

虞愚《因明学发展过程简述》;

周文英《因明在印度的发生和发展》;

沈剑英《因明学简论》;

吕《因明学说在中国的最初发展》,《西藏所传的因明》;

周文英《隋唐时期因明的输入》。在《因明新探》中收有

虞愚《因明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王森《因明在西藏》;

刘培育《因明三十四年》。

另外尚有拙文《因明研究四十年述要》,(注22)概括地介绍了中国因明研究近四十年来的状况。

5。关於玄奘的因明贡献及其「真唯识量」

主要的论文有

(1)。虞愚的《玄奘对因明的贡献》,(注23)该文介绍了玄奘如何在印度研习因明,并运用因明,所辩无敌的盛况;玄奘回国後翻译大、小二论,并亲自讲授、传习,开汉传因明之先河。

(2)。杨百顺的《玄奘与因明》,(注24)该文侧重分析了玄奘所立的「真唯识论」,认为从「玄奘立论之严密,可见玄奘在印研习因明之深」,但「玄奘立量大前提是错的」。

(3)。吕的《真唯识量》(注25)认为玄奘比量「很好地运用了因明格式和规则」,「是成立唯识论的颠扑不破的比量」,「其最大的特徵就是运用了『简别』的方法」。

(4)。沈剑英的《『真唯识论』略论》(注26)对比量提出了质疑,认为它「决不是『万世定量之正轨,而只是疏谬不堪的『似能立』而已」,是自比量而非玄奘自称的共比量。

此外,最近新成立的玄奘研究中心所出版的《玄奘研究》1994年首刊上亦刊有温公颐、崔清田的《纪念玄奘,研究因明》、沈剑英的《玄奘是中国逻辑史上的一块里程碑》,特别是陈景富的《朝鲜入华学僧对玄奘唯识学的研习与传播》一文,首次披露了因明在朝鲜传播和研习的概况,弥补了这方面的一个空白。

6。关於因明的过失论

早在三十年代,由太虚大师主编的《海潮音》文库《佛家论理学》专集中已收有多篇文章,论诤因明的似能立过失。近年来,沈剑英《佛家逻辑》中的「误难论」「堕负论」则是集大成者。

(三)因明义理之论诤

1。关於三支式的逻辑本质

一种意见认为,三支推理式的特点是从特殊到特殊的类比推理,是最大限度的类比论证。

一种认为是归纳推理,属於「内籀之术」。

一种认为是属於表达过程的类比,实际上是归纳与演绎连用的省略式。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是演绎与归那相结合的论证形式。

2。关於三支式与三段论的比较

一种意见认为三支式与三段论有本质的区别,三段论中的三个命题的任何一个都无法包容因明喻支中的喻依,并认为亚里士多德逻辑的重点是推理,因明的重点是证明。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因明三支与逻辑三段论的结构主要在前提和结论的次序上不同,其实质并没有什麽不同;因支相当於小前提,说得确切一些,相当於中词,喻相当於大前提。

最近,亦有学者认为,在阿含经中的「知」、「处」、「喻」已经是一种三段论法。

3。关於因三相与言三支的关系

一种看法认为二者是一一对应的,甚至认为二者无区别。另一种观点认为三支是「言」,三相是「义」,义显於言,但二者又不完全等同,第二相与同喻体不等,同喻体是因後二相联合证明,而非第二相所独力证明的。

4。关於因後二相是否等值

一种观点认为,从逻辑上看,後二相是等值的,故可以二省其一。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第二相只是M∩P≠0,第三相是M∩ ̄P=0,两者并不等值。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即使後二相在逻辑上等值,而在佛理上并不等同,前者是诠表,而後者唯止滥,二者不可互相替代。也有人认为陈那因三相中後二相不等值,到了法称才等值,故而在法称因明中同、异喻才可单独立式。

5。关於九句因的始创

有人提出九句因为尼夜耶後学所创,或认为直接由足目创立。吕则以为「唯陈那《因轮》、《理门》广辩其相,以理推证,应创自彼」。

6。关於有法与法相互差别

吕考证了藏本《入论》,认为只能由能别去差别有法,而不是如《大疏》所言的「相互差别」。

熊十力却认为「此中所谓二互差别者,本就体义相对,而明其互相限制」。

7。「四似」何以列入「二悟」

一种意见认为,从论者的目的而言,「四似」也是为了开悟他人,故而列入「二悟」,这叫做「从本为论」。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四似」是指过失论而非指过失本身,故可达到启悟。

8。关於「全分」与「一分」

有人以为,因明中的全分、一分,同形式逻辑所讲的命题的全称、特称,实质上完全相同。

大多数学者已明确,全分、一分非量说,指的只是立论者和敌论者对宗因是全部还是一部分极成的问题。

9。关於法称的因明改革

有学者认为,法称使因後二相等值,简化了三支论式,取消了不共不定和相违决定的过失。

相反的意见则认为,在陈那因明中後二相即已等值,法称的改革只是使同、异喻单独立式,而在支式次序上并无改变,也没有「因喻合一」而删略喻支,并在实际上仍然保留了不

共不定过失。

10。关於同、异品除宗有法

一种观点认为,同、异品除宗有法避免了循环论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同、异品之间外延互补,故宗有法不可能同时被删除在同、异品之外,三支式中隐含著归纳与演绎的逻辑悖论。

此外,关於因明是否为佛家逻辑,关於宗因双同双异,关於能立的含义、有体与无体、表诠与遮诠、因的四相违过失等亦有不少新见。

四、因明的比较逻辑研究

中国古代本来就有名辩逻辑,自唐代又传入印度因明,近代又译入西方逻辑,从而成为世界三大逻辑的汇合点,比较逻辑的研究亦成为近代中国因明的主要内容之一。

早在1902年,粱启超在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即把先秦名辩学说与印度因明、希腊逻辑加以比较。

1909年,章太炎在《原名》中对三大逻辑起源的论式作了具体的比较,认为「大秦(古希腊、罗马)与墨子者,其量皆先喻体後宗。先喻体者,无所容喻依,斯其短於因明立量者常则也。」看来,章太炎对因明论式是很推崇的。

1916年,谢蒙在其《佛教论理学》第三章「因明学与论理学之比较」中提出,西洋论理学「仅就形式分肯定、否定,而不问其内容意义之如何」,而因明三支作法「则有形式与内容之区别,分有体无体」显然更为完善。

1922年,太虚在《因明概论》第四章第三节「因明与逻辑之比较」中,从形式与性质上进行了分析,指出「逻辑仅考理之法式,因明兼立言之规则」,「逻辑用假拟演绎断案,因明用实证解决问题」,「逻辑(指三段论)非如因明已含有归纳方法」,「逻辑非如因明之注重立论过失」等等。

1931年,陈望道在其《因明学概略》一书中,对三支式与亚里士多德三段论作了六点区分,认为最根本的区别在於「三段论法是思维的法式,三支作法是辩论的法式。」1936年,虞愚在其《因明学》一书的附录>墨家论理学的新体系>一文中,从知识论、论辩术、逻辑论式等多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墨经》中的「小故」就是因明中的因支,「大故」则相当於因明的喻体。把弥尔五法与因三相以及《墨经》中的「同」、「异」范畴作比较。该文中尽管有些观点尚可商榷,但从总体上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全面、系统的对三大逻辑起源的比较研究,其功不可没。

1938年出版的陈大齐《因明大疏蠡测》是更为系统地用西方逻辑(主要是形式逻辑)来分析因明义理的力作,成为近代中国因明研究中逻辑学派的代表作。

1981年出版的石村《因明述要》亦对三支式和三段论作了比较。这方面的论文也甚多,如巫寿康的博士论文《>因明正理门论>的研究》第六章「三支论式和三段论的比较研究」,(注28)张忠义的《试论因明的三支论式》,(注29)拙作《墨辩与因明的逻辑比较》(注30)等。1989年出版的杨百顺《比较逻辑史》一书可以说是这方面的集大成者。

五、对国际因明研究成果的译介

二十世纪是国际因明研究成果灿烂的时代。陈那、法称以及法称後学的因明著作几乎全部被译成英、日、法、俄等文本。日本继续在因明研究领域中领先,著名的学者有宇井伯寿、

山口益、宫□宥胜、北川秀则、中村元、服部正明、□山雄一、末木刚博等。欧美佛学中的现代学派和苏俄的列宁格勒学派中也涌现出一大批知名学者,如俄国的彻尔巴茨基,意大利的杜耆,英国的孔茨、凯斯、郎德尔,德国的恩斯腾克尔纳马蒂勒尔,美国的齐思贻等。在印度本土也出现了许多学者,如威提布萨那、阿得利雅等。百年来,经过中国学者的译介,其中不少成果已为学界所了解和吸收,择要介绍如下

(一)对日本学者著述的译介

1928年,商务印书馆印行了日僧风潭的《因明论疏瑞源记》八卷。此著是对窥基《大疏》的诠释,其中包含了极丰富的汉传因明史料。

1906年,由胡茂如译出了日本大西祝的《论理学》,其中第二篇专述因明,又分十章,分别介绍了因明史、论式、因三相、合作法与离作法,八门二悟、六因说、七因明等内容,是全面介绍因明义理的一部译著。

1962年,张春波译出了日本□山雄一的《印度逻辑学的基本性质》,这是关於正理派逻辑的一篇专论,对於了解因明的思想渊源颇有启迪。

孙中原侧重於对末木刚博学说的译介。1983年,他与杜岫石合译了末木刚博的《现代逻辑学问题》,该书中的「印度逻辑学」专篇分别介绍了数论派的「遍充」思想,《遮罗迦本集》的五支作法,《正理经》的逻辑和新因明逻辑。1989年,又译出了末木刚博《东方的合理思想》中的〈新因明的逻辑〉,《佛教的比较思想研究》中的〈因明的谬误论〉。(注31)前一文介绍了陈那的三支作法、因三相、九句因、并汇总了北川秀则、中村元等各家之说。後一篇则侧重分析了因明的似能立过失,综合了齐思贻、杉原丈夫、林彦明、宇井伯寿、北川秀则等多家之说,并用数理符号式对因明三十三种似能立过失作了逻辑分析。

如前所述,沈剑英从宫□宥胜的日文本转译了足目的《正理经》,1992年他又译出了宇井伯寿的〈陈那的因明〉、〈《正理门论》《入正理论》与欧洲及印度的学者〉二文。(注32)

(二)对印度学者著述的译介

1936年,杨国宾译出了印度学者阿得利雅的《印度论理学纲要》,该书共十二章,对因明、正理和印度各派的逻辑思想作了简明而又全面的介绍。

1958年,虞愚把威提布萨那《印度逻辑史》中关於《正理滴论》的一节译成中文,取名为《法称〈逻辑一滴〉的分析》。

1981年,周文英著有《印度逻辑史稿》(注34)其中第四章「中古逻辑学派」是专题介绍印度因明的。

1989年,王镛、段涓合译了M·切迦罗伐尔蒂的《孟加拉和密拉提新正理的历史》。(注35)

此外,黄宝生、郭良鉴合译了德哈托巴底亚的《印度哲学》,其中亦有因明的内容。

(三)对欧美学者著述的译介

1962年,虞愚译出了苏联学者彻尔巴茨基《佛家逻辑》第一卷的第一部分「真实与知识」。(注36)

1989年,巫白慧译出了杜耆《论弥勒无著学说的若干方面》一书中的三、四、五章,取名为《论初期佛教逻辑及其有关文献》。(注37)

近百年来中国学者对国际因明研究有所译介,但从总体上看,这种译介还是比较零散,有待於进一步加强中外学术交流,以开阔我们的眼界。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20世纪的中国因明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近代的中国,可以说

是印度因明、汉传因明、藏传因明这三大学术传统的交融点。悠久的文明和丰富的典藏为因明的复兴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尽管宋、元以来,汉传因明在中国几成绝学,尽管近代中国的因明研究起步较迟,但我们仍然在许多方面达到或接近了国际先进水平。例如,在汉传因明的研习中,出现了吕、陈大齐、沈剑英等一批大师,对唐疏及其义理有特别深入的研究。在藏传量论方面,不但已经译出了主要的藏人因明自著,而且开始尝试用现代科学来阐发其义理。对於新古因明、藏汉因明、陈那与法称因明也从新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和比较,而且特别注重逻辑分析,以达到古为今用的借鉴目的。

无需讳言,与现代国际因明研究的先进水平相比,在某些领域内我们还存在较明显的差距。例如,我国保存有极其丰富的法称及其後学因明著作的藏译本,其中许多已无梵文原本,成为极珍贵的孤本。目前,其中有许多已被译成了英、德、日文本,而汉译者却仍是寥如孤星。又如,迄今为止,对因明义理的分析大多仍停留在传统佛学和经典形式逻辑的范围内,用现代数理工具和现代科学方法来进行新的阐发的工作还只是起步。

因明学是印度佛教文化的精华,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珍宝,应当进行更系统深入的整理与研究。本文仅就本世纪初以来中国因明研究的成果作了一个初步的概括,为因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份资料,以期抛砖引玉,使因明学的研究能在中国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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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上八论之名目,藏、汉因明所说不一,尚可作进一步考证。

(2)《现代佛学》,1954年第2~4期。

(3)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982年第1期。

(4)《现代佛学》,1959年各期。

(5)《中国逻辑史资料因明卷》,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6)杨化群的《藏传因明学》,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

(7)以上四文依次发表於《哲学研究》1993年增刊,《西藏民院学报》1993年第4期,《上海教育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台北《谛观》第78期。中国佛教协会《佛学研究》1994年号,拉萨《乡藏研究》1994年第3期等。

(8)沈剑英《佛家逻辑》下卷,北京开明出版社1992年版,台湾商鼎文化出版社,1993年再版。

(9)熊十力《因明大疏删注》,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页6。繁琐」,「虚浮破碎」,「舛辞碎义」,「学者病焉」,

(10)同上,页6~7。

(11)台北《海潮音》,1994年第9期。

(12)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1957年第5期。

(13)收於《因明新探》,甘肃人民出版社,周文兰〈印度逻辑推论式及基本性质〉。

(14)收於上海《复旦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及1990年第3期。法,故而喻体不是体现「一般」的全称命题,而是一种「特殊」的除外命题。

(15)沈剑英《佛家逻辑》上卷,开明出版社,1992年。

(16)分别刊於《复旦学报》1990年第6期和沈剑英《佛家逻辑》上卷。

(17)刊於《现代佛学》,1958年第8期。

(18)刊於《哲学研究》,1989年第2期。

(19)收於沈剑英的《佛家逻辑》上卷。

(20)收於《佛家逻辑》上卷。

(21)刊於上海宗教学会《宗教问题探索》1992年和《南亚研究》1994年第3期。

(22)刊於《哲学研究》,1989年第11期。

(23)刊於《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

(24)收於《因明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25)收於《因明新探》,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26)《哲学史论丛》,1980年7月号。

(27)刊於《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3期。

(28)刊於《哲学研究》,1993年第10期。

(29)刊於《哲学研究》,1989年第8期。

(30)刊於《上海教育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

(31)收於《因明新探》,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32)收於沈剑英《佛家逻辑》上卷。

(33)收於《因明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4)刊於《江西师院学报》1981~1982年各期。

(35)收於《因明新探》,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6)收於《因明论文集》。

(37)同上。

(38)本文中所引及的台湾地区因明研究的部分资料,系由《中华佛学学报》编审委员会提供,仅此表示感谢。

我国地面沉降灾害现状与防灾减灾对策

第22卷第1期2007年3月 灾害学 J OURNAL OF CATASTROP HOLOGY Vo l122N o11 M ar12007我国地面沉降灾害现状与防灾减灾对策* 金江军,潘懋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北京100871) 摘要:介绍了中国大陆地区地面沉降现状,分析了地面沉降的危害,提出要通过加强组织管理和协调,统筹地表水和地下水,建立监测预警体系,合理编制城市规划来预防和减轻地面沉降灾害。 关键词:地面沉降;防灾减灾;城市规划 中图分类号:P642126文献标示码:A文章编号:1000-811X(2007)01-0117-04 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由于过度开采地下水,我国地面沉降问题越来越严重。地面沉降虽不至于直接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但由于它多发生在我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如长江三角洲地区、京津冀地区),地面沉降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往往很大。截止到2003年,全国地面沉降面积达93855km2,涉及50多个城市[1]。据估计,年平均直接经济损失在1亿元以上。 1我国地面沉降现状 我国地面沉降主要发生在长江三角洲、华北平原、汾渭断陷盆地这三个地区,代表性的城市有上海、无锡、嘉兴、天津、沧州、太原、西安等。 东南沿海是我国地面沉降发育严重的地质灾害区,按照形成地面沉降的主要原因分为超采地下水而产生的地面沉降、软土地基地面沉降与工程性地面沉降[2]。截止到2005年,在长江以南的长江三角洲10万km2的范围内,因为长期超采地下水,区内1/3范围内累计沉降已超200mm,面积近1万km2。其中上海、苏锡常地区、杭嘉湖地区已经形成三个区域性沉降中心,三地累计经济损失分别达2900亿元、469亿元、85亿元。据初步估算,上海城区每下沉1mm,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000万[3]。此外,宁波市区地面沉降面积超过190km2,沉降中心沉降量为48912mm;温黄(温州)黄岩)平原的路桥)金清一带最大沉降中心累计超过1m[4]。 根据北京市地质矿产局公布的数据,到2003年底,北京市累计沉降量大于50mm的地区已达到2815k m2,并呈加快趋势。在东郊八里庄)大郊亭、东北郊来广营、昌平沙河)八仙庄、大兴榆垡)礼贤、顺义平各庄等地已经形成了5个较大的地面沉降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天津地面沉降速率为14mm/a。目前,天津市地面沉降面积超过10000k m2,并形成了市区、塘沽、汉沽三个沉降中心。1985~1992年,地面沉降灾害直接经济损失约为13186亿元[5]。由于开采深层石油,天津市沿海一带负海拔标高地区面积近20k m2,淤积突出,风暴潮灾害非常严重。近年来,武清区、西青区、津南区、静海县、宁河县出现了新的地面沉降发育中心[1]。 河北省的地面沉降非常严重。河北省平原地区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大量开采深层地下水,地下水位持续下降。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深层地下水持续严重超采,地下水位下降速度加快,降落漏斗规模迅速扩大[6]。到2004年,河北省平原地区地面沉降大于200mm的面积达41855万km2,沉降大于500mm的面积达6430k m2,沉降大于1m的面积达755km2,沉降大于2m的范围已覆盖了整个沧州市区[7]。目前,全省分布有沧州、衡水、任丘、河间、坝州、保定-亩泉、大城、南宫、肥乡、邯郸10个地面沉降中心。以沧州和唐山为例,至2001年底,沧州市沉降中心累计沉降量为2236mm,沧州市累计沉降量大于400mm的 *收稿日期:2006-08-28 作者简介:金江军(1978-),男,浙江义乌人,博士生,目前主要从事城市地质学、灾害地质学、地理信息系统等方面的研究. E-m ai:l ji ang j un@pku1edu1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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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规模两极分化的现状与原因 刘爱梅2011-05-19 摘要: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规模的分布与资源配置状况对我国经济能否平稳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运用城市成本一收益、住序一规模分布、网络城市等理论,通过分析我国不同规模城市的人口、经济总量、资源配置等数据,对我国城市规模两极分化的特征性事实做了概括总结,并从市场选择、政治制度、自然历史因素等三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城市规模两极分化的原因,认为城市化的均衡发展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并据此提出引导教育、医疗等优质资源向中小城市流动,促进不同规模城市协调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城市规模,两极分化,协调发展,城市发展 一、引言 城市化与我国经济发展息息相关。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经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影响21世纪人类进程的有两件大事,一是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二是中国的城市化。他认为,新世纪对于中国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国的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产生最重要的经济利益”。截至2009年底,我国城镇人口达到6.22亿,城镇化率为46.6%,我国城市化处于加速阶段,也即所谓的诺瑟姆“S”型曲线的中期阶段。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各种发展资源快速向城市集中,城市规模的扩大直接拉动了人们的住房需求,带来了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的变化,并通过城市的“规模经济”推动着城市的快速膨胀和经济的增长。国内许多学者认为城市化是未来驱动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动力。然而,如果依照目前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趋势,大城市将拥有更优质的教育、医疗、公共卫生等资源,将对迁移人口形成更强的吸引力,而随着大量人口的涌入,将造成房价等资源要素价格高涨,大城市的城市化成本将不断增长;而中小城市教育、医疗等优质资源少,难以吸引到真正的优秀人才和企业项目,导致规模集聚效应难以发挥,这种“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状况最终将损害经济的平稳运行。目前,一线大城市房价高涨已经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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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和学术转型的产物。在几代学者探索、争鸣的基础上,确立了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约110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对象。这种认识,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得出的,是以对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的考察为出发点的,是符合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科学的学科体系。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简单地以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史范式,未必是正确的思考方向。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是革命,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的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革命的进程相联系。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只能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作用,使“革命史范式”臻于完善。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努力的。 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出现,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产物,也是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产物,受到国外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其他种种资产阶级史学观的重大影响。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经历了萌生(20世纪初—30年代)、兴起(20世纪30年代—新中国成立)、发展(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停滞(文化大革命期间)、繁荣(改革开放—2000年)几个阶段。在兴起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开始出现并挑战那时占主导地位的近代史研究。在发展时期,国家建立涉及近代史研究的专门研究机构,各大学历史系设置近现代史教研室,近代史学界结合研究中国近代史学习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成为主流,中国近代史学科成为学术研究中的显学。在繁荣阶段,近代史学界拨乱反正,纠正了学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倾向,出现了用现代化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张和实践,研究领域大大拓宽,研究专题大大加深;同时又出现了淡化意识形态、轻视唯物史观、轻视阶级分析方法的倾向。所有这些,都需要认真加以总结,并针对各个时期的学术潮流进行分析,提出看法和建议。中国近代史研究不能脱离政治,又不等同于政治,如何把握其中分寸,是总结以往的研究,提出今后研究方向的关键。 研究百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学科体系建设问题。这里讨论的不是各个历史时期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具体问题的进展,这种进展是非常巨大的,正是这种进展推动了我们对中国近代历史认识的深化,推动了我们对近代中国国情全面深入的了解,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巨大进步;这里讨论的是建设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方面的演化和趋势,一门学问的学科体系是什么面貌,关系到我们对这门学科基本面貌、总体面貌的认识,关系到这门学科的学术性、科学性问题。通过这种研究与讨论,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治倾向的学者是如何在建设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的,看到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的演化,以及它如何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今后还可能发展到哪里去。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科体系,主要是指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对象、研究对象所涵括的时间范围,怎样看待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建立这样的学科体系所必须使用的基本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工作中所秉持的基本的指导思想,等等。我们依据这里所提示的线索,来分析20世纪里不同时期、不同历史背景下,学者们探索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情况。 结合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主要考察近代以来发生的历史巨变,把1840至1949年所经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中国的近代史,是符合中国历史自身的规律和特点的。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国开始了独立地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国历史越出了近代,进入了自己的现代时期。 另一个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问题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处理自己面临的革命任务的时候所确立的基本理论纲领,也是自己的革命实践纲领。提出这个革命理论的基本事实根据,是中国的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度里进行的。这个革命的任务,对外是争取民族独立,对内是推翻封建统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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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课国内外研究现状文 档 HEN system office room 【HEN16H-HENS2AHENS8Q8-HENH1688】

我国微课程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的研究综 述 我国微课程的相关研究是从2011年开始,2012年、2013年微课程逐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2011年是微课程研究的兴起,通过对文献进行分析可知,最早发表的与微课程相关的文章是2011年关中客的《微课程》,文章阐述了国内外“微课程”概念的源,并批判性地指出:微课程不可能适用所有的课程,适用哪些课程哪些教学内容需要我们通过实践检验。此后微课程逐渐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大家开始对微课程进行解读,研究其概念含义特征等。 一、研究内容 我国微课程的研究时间较短,当前研究大多停留在对微课程的概念、含义、特征等浅层次的探讨,对微课程的设计、应用方面的研究较少。以下从微课程的含义特征、设计开发、应用领域三方面展开综述(见表1)。 (一)微课程的含义特征 目前很多学者对微课程进行了定义和解读,其核心和理念是一致的,但是还没形成统一的概念定义。 胡铁生从系统观的角度首次提出了微课程的概念,他认为“微课程是按照新课程标准及教学实践要求,以教学为主要载体,反映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针对某个知识点或教学环节而开展教与学活动的各种教学资源的有机组合”。他还提出教学设计、素材,教学反思、练习测试及学生反馈、教学点评等教学资源是构成微课程教学资源生态系统的要素,这些资源以一定的结构关系和呈现方式营造了一个微课程资源生态系统。焦建利教授认为,微课程是以阐释某一知识点为目标,以短小精悍的为表现形式,以学习或教学应用为目的的教学。黎加厚教授认为微课程是指时间在10分钟以内,有明确的教学目标,内容短小,集中说明一个问题的课程。同时他还指出“”并非等同于“微课程”,其只有与学习单、学生的学习活动流程结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微课程”,否则它只是一个供学生自主学习的材料。 从以上阐释可知,微课程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教学环节,而是一个完整的教学系统。它不是传统课堂教学的截屏,而是围绕某个知识点进行教学设计后开展的教学活动,微课程包括课堂教学的全部因素:教学目标、教学策略、师生互动、教学资源等,将这些教学因素以高度凝练的方式融合形成短小精悍的即形成微课程。 胡铁生通过对微课程资源库的设计开发以及一系列的实践研究,总结微课程的特征包括:“主题突出,指向明确;资源多样,情景真实;短小精悍,使用方便;半结构化,易于扩充”。国内微课程领航人李玉平关注的却是微课程的呈现,认为微课程长度在5分钟左右,由文字、、画面三部分组成。这种生动活泼、短小精悍的形式能在短时间内吸引学习者的注意力,引发思考,让学习者在充忙的生活中充分利用零碎时间,实现“5分钟完成一次学习,300秒经历一次思考”。 从以上众多学者的理解可知,微课程有两个显着特征:一是以为呈现方式;二是凸显微课程的“微”。这里的“微”是微小,碎片化,能让学习者借助移动技术和设备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方式学习。“微”是微课程的灵魂,可从四个方面理解:一是教学内容含量小,每集只针对一个知识点或一个具体问题;二是微课程时间短小,一般在3-8分钟以内,这种时长符合学生的驻留规律和学习认知特点,能让学生在短暂的零碎时间中高效的完成学习任务而不会感到疲劳和注意力分

中国教育现状分析

中国教育现状分析 中国教育现状是怎么样的?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教育改革取得了些什么成绩?中国教育的未来是什么?中国思想文化的方向在哪里?从胎教、幼教到早教,似乎孩子们已经就被有条件或无条件地捆绑在教育的马车上,从此以后,孩子们分秒必争地努力学习,从小学升中学,从中考到高考,不仅仅是孩子,连同大人父辈和教师们一起陷入一种最清楚而又难以逃避的困惑——努力读书,出人头地,升官发财,似乎就是隐藏在这种现象后面的源动力——而其它的一切都似乎是冠冕堂皇的说辞。 中国的教育简史说起教育,不能不说说中国的教育史。中国原始社会时期,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渔,伏羲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足见则教育是根据现实需要而变化的。而且教育应当是普及的,大众化的,教民育人是维持整个部族群体发展的十分重要的关乎族群生死存亡的大事情。 到了奴隶社会时期,夏、商和西周都是推行奴隶贵族政治,垄断了文化教育,学在府尹,教育对象是贵族子弟,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也是统治阶级成员应该掌握的知识技能,教育的社会目的是维持社会统治职能。礼不下庶人,教育出现阶级性和等级分化,而对于奴隶,则是几乎不需要专门的教育的。而奴隶的生活技能几乎是在生活中相互交流学习、口授传播或家传的。这时谈教育,我们是站在那种角度谈呢?对于历史过去,我们无可厚非薄是。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

也是教育剧变的时代。传统贵族秩序完全被打乱,官学教育体制被打破,学术逐渐扩散到民间,出现了一个掌握文化知识和技能的特殊群体——士人群体的扩散,学术思想和教育活动又是统治者需要和重用的基础,为求生存和扩张,各国统治者极力网罗和重用这些贤士。于是私学兴起,养士盛行,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站在不同的阶级或阶层的立场上,各抒己见,相互辩驳,相互争鸣,而又相互吸收、补充,使得这一时期的教育思想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发展,终究在中国思想文化历史上出现了各种文化思想交相辉映,百家争鸣的奇特文化盛况,也由此开创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最为丰富多彩,最为璀璨的一页。而这个时期创办私学最为杰出的代表是孔子,他实行有教无类(最早的教育公平提法),主张有所为有所不为,创立了儒家学说,奠定了教育理论体系,对中国古代教育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论语》、《礼记》,尤其是其中《大学》、《中庸》更是儒家教育理论的力作,这以至于影响到了后来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的发展。这里还有一个重要学派——法家,这是以法治为思想核心的治国之术,其思想先驱可追溯到春秋时的子产,实际创始者是战国前期的李悝(约前455~前395)、商鞅、慎到、申不害等。战国末期韩非子成为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建立了完整的法治理论和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将法、术、势三者糅合为一,又吸收道家思想,将法治理论系统化。他主张加强君主集权,剪除私门势力,以法为教,厉行赏罚,奖励耕战。在历史观方面,他提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事异则备变的观点,而商鞅则将其应用自如,在秦国实施变法图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要展望一个世纪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恐怕是做不到的,展望几十年都很难,这里只能就目前研究中感到的几个问题谈点想法。 一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

国内外地面沉降现状与研究

---------------------------------------------------------------最新资料推荐------------------------------------------------------ 国内外地面沉降现状与研究 国内外地面沉降现状与研究摘要:系统地介绍了国内外地面沉降的现状、引起沉降的原因、地面沉降的机理和地面沉降灾害预测与监测。 特别针对上海地区随着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产生的由工程环境效应引起的地面沉降及其监测与研究做了阐述。 关键词:地面沉降;地质灾害;工程环境效应 0 、引言地面沉降是在自然和人为因素作用下,由于地壳表层土体压缩而导致区域性地面标高降低的一种环境地质现象,是一种不可补偿的永久性环境和资源损失。 地面沉降具有生成缓慢、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成因机制复杂和防治难度大等特点,是一种对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和人民生活构成威胁的地质灾害。 地面沉降是我国乃至世界范围较为普遍的地质灾害,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影响巨大。 1 、地面沉降现状 1.1、国外地面沉降现状现有文献资料表明,1891 年墨西哥城最早记录地面沉降现象,但当时由于地面沉降量不大,危害也不明显[1],所以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目前平均沉降量达到 0.3cm/a,最大累计沉降量超过 7.5m,有的地区甚至超过 15m。 日本于 1898 年在新泻最早发生地面沉降,至 1958 年地面沉 1 / 9

降速率达530mm/a,1952-1956 年新泻是日本地面沉降最严重的地区。 日本产生严重地面沉降的城市或地区还有东京、大阪和佐贺县平原,其它地区还有名古屋、川崎、山口、尼崎及西宫等[2]。 上个世纪意大利的 Ravenna 地区发生了大面积的地面沉降[324]。 起初沉降不大,每年数毫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过度抽取地下水,以每年110mm的沉降量剧增。 美国于 1922 年最早在加州萨克拉门托 SanJoaquin 流域发现沉降,1920-1969年地下水位下降达 137m,累积地面沉降达 2.6m,影响范围 9100km2。 至 20世纪 70 年代初期,美国已有 37 个州因开采地下流体而产生的不同程度的地面沉降现象;至 1995 年,美国 50 个州均有地面沉降发生[5]。 据统计[6],目前世界上已有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生地面沉降,包括美国、中国、日本、墨西哥、意大利、泰国、英国、俄罗斯、委内瑞拉、荷兰、越南、匈牙利、德国、印度尼西亚、新西兰、比利时、南非等。 1.2、国内地面沉降现状 20 世纪 20 年代初,中国最早在上海和天津市区发现地面沉降灾害,至 20 世纪 60 年代两地地面沉降灾害已十分严重[7]。 20 世纪70 年代,长江三角洲主要城市及平原区、天津市平原区、华北平原东部地区相继产生地面沉降;80 年代以来,中小城市和农村

范文—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一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 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 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 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 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 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 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

国内外微课研究现状

国内外微课程概念辨析及其研究实践现状 作者:张静然,单位:中央电化教育馆 (独家授权发布,请勿转载) 一、关于“微”的遐思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微”既有“细小,轻微”的意思,又有“精深奥妙”的解释。不得不说,“微博”“微信”“微视频”……大行其道的今天,早已经被打上了“微时代”的标签,“微”这个字所代表的意义,必然不是微不足道、微乎其微,而更代表了“微言大义”。微时代下的诸多微功能,不仅给传统的互联网应用带来了革命性的冲击,更在教育领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教师,首当其冲地成为各功能的探路先锋。 不超过140字的微博,给了不喜欢长篇大论的草根们更多的发挥空间,并相继衍生出了微小说、微刊、微访谈等功能,曾经风光一时的博客不免显得“垂垂老矣”;在教育领域,许多教师也从博客的早期追随者和饯行者,转而开始尝试应用微博来支持德育教育,甚至辅助教学。 对于相当一部分的智能手机使用者来说,已经有20年历史的、曾经不可或缺的短信功能也逐渐地“风光不在”,微信因为其语音即时通信功能占用流量少、不用输入文字等优势,正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在教育领域,微信成了家校互通的重要渠道,它让教师和家长之间的沟通更加迅速、便捷。 流媒体技术的发展、视频网站的兴起,更让制作成本低、周期短、播放时长短(短则30秒、长不过20分钟)的微视频、微电影使“人人都成为生活的导演”,草根民众成为媒介的创造者和传播者;在教育领域,来自一线的教师开始尝试以数字故事的方式制作自己的微视频课程,某些网校的行动更为迅速,他们早已经推出称之为“微课程”的、时长定义不尽相同的学习视频,供没有大段时间学习的学习者实现无时、无处不在的学习。 以上诸多“微”功能均具有“短”、“快”、“精”的核心特色,更有制作简单、容易上手,传播范围广、接受程度高、传播成本低,互动参与性强、可以形成具体相同兴趣的社交群体等共同特点,广泛分布在桌面软件、浏览器和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智能终端上,这些对于教育领域中的无论是教师还是学习者来说,都是天然的优势。 二、关于“微课程”的争鸣 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中,微课程的界定还不够明晰,在e-Learning业界、基础教育领域、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定义和理解都各有不同。 1.国外的研究及实践现状

有关我国教育公平现状的文献综述

河北师范大学2012级数学专业15-16-1学期 教育研究方法 年级:_ __ 2012级 学号:______ 姓名:_ ___ 日期:2015年10月30日

有关我国教育公平现状的文献综述 在教育研究与教学实践中,有些问题具有普遍性并且被周期性地提出来,教育公平问题就是突出的一例。每当教育发展面临重大转折或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教育公平的问题就会随着人们对教育目标、教育经费、教育法则等问题的关注而被重新提出来,并对引领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向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因此,系统审视我国近年来教育公平研究的现状与问题,对于正确认识教育公平问题和当前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内在联系,推进我国教育公平研究的深入发展,不无裨益。 一、关于教育公平的界定 (一)教育公平的定义 1.确保人人都享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2.提供相对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 3.教育成功机会和教育效果的相对均等,即每个学生接受同等水平的教育后能达到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包括学生的学业成绩上的实质性公平及教育质量公平、目标层面上的平等。 其中,“确保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是前提和基础,“提供相对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和条件”是进一步的要求,也是“教育成功机会”和“教育效果相对均等”的前提。而通常,这三个层次被概括为: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二)教育公平的内涵 目前,我国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对教育公平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其中涉及哲学、法学、经济学、教育学等多个学科。 学者石中英教授指出:“教育公平在法律上是人人享受平等的教育权利;在教育政策领域,是人人平等地享有公共教育资源;在教育活动中,是人人受到平等的教育对待,人人具有平等地取得学业成就和就业前景的机会。” 学者吴德刚认为:“教育公平是指教育机会起点上的公平,而非结果上的公平。促进教育公平的意义在于消除由于性别、种族、社会地位、区域、宗教等差异给受教育者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而使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最基本的受教育的机会。” 由此,教育公平的内涵有:教育权利公平;教育机会公平;学业成就公平;教育效果公平。 二.我国的教育公平问题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曾播放了一个系列记录片《沉重的翅膀》,记录了广西都安县高三学生蓝锦娜、卢良才两人的高考经历。两人都是学校的尖子生,成绩十分优异,家人对他们寄予了极高的期望;而另一方面,蓝景娜的父亲身患重病,家里负债很多,卢良才的父母都是农村普通的农民,月收入不过几百元,这种现实让他们的家庭又对他们的高考抱有恐惧的心理,一旦金榜题名,意味着每年至少一万元的开销,这是他们所负担不起的。 我们不得不说,这个故事不是一个个别现象,它正发生在全国各个地方。对于一些孩子来说,这个暑期可能是极其开心、幸福的;但对于很多的孩子来说,这个暑期却可能是让他们痛苦、无奈的。 同样地,我们看到,当一些学生在大学校园里,开着名车、吃着海鲜、穿着名牌时,还有一些学生就咸菜吃着馒头、衣着褴褛,为每个学期的助学贷款、奖学金争得起劲;当一些学生在县城、山区的高中校园里,起早贪黑、挑灯夜战苦

中国近代史发展概况

第一章中国古代建筑发展概况 第一节原始社会建筑 第二节奴隶社会建筑 第三节封建社会前期建筑 第四节封建社会中期建筑 第五节封建社会晚期建筑 第一节原始社会建筑(六、七千年前——公元前21世纪) 一.旧石器时期的建筑 1.文化背景:上古传说 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 “中国”——尧舜禹时人们认为自己居住在世界的中心《山海经》 “华夏”——春秋时中国人统称为“华”或者“诸华”,异族人称为“夷”中国西部称为夏,东部称“东夏” ——《中国通史》 “朝代”——一个家族统治天下的一段时间 逐鹿之战——迁徙、战争、聚合中产生 具有多根系、多元性 2.居住状况: ?近水。 ?洞口标高较高,避免水淹 ?洞口较为干燥,以利生存 ?洞口背寒风?a?a极少有朝向北方或东北方的 ?居住使用接近洞口部分,洞内低凹处埋死者 原始社会的建筑处于胚胎期,对后来建筑影响很大,胚胎期研究应用于中西建筑之比较分析 二.新石器时期的建筑遗存 第二节奴隶社会建筑 (B.C 21世纪——B.C 476年) 一.夏(前21世纪——前16世纪) 二.商(前16世纪~前11世纪) 三.西周(前11世纪——前771年) 一、夏(前21世纪?a?a前16世纪)

二、商(前16世纪~前11世纪) 1.历史背景 ?启——太康——后羿——仲康——“少康中兴” 胤甲……商在东方强盛 ?商汤,西亳自称武王:农业进步,商业兴起 王亥:牛车、货币、做买卖 ?盤庚抑奢,迁殷——纣王荒淫,被周武王灭。 2. 建筑状况: ?宫殿、陵墓—居住、厚葬—等级制的结果 例:河南偃师二里头、河南安阳小屯村 ?技术发展——永定柱、夯土技术 科技:青铜器、骨器、皮革、酿酒、舟车、木工、织帛等世传技艺。?茅茨土阶 ?艺术特征:青铜器、雷纹、云纹、甲骨文 隶书、象形文字——方正、直线多而圆角少,首尾常露锋芒——线的艺术?建筑整齐方正,布局的结构美有所显露但不自觉。传统院落式布局已具雏形。 三、西周(前11世纪——前771年) 1. 历史文化背景: ?世代重农—废除公田制,改收田祖—走向封建制 ?重礼。宗法秩序:分封诸侯——等级制 2.建筑状况: ?<1>城市——“镐京” ?<2>最早的四合院——山西岐山凤雏村遗址 3.建筑技术: ?湖北圻春干阑式建筑 ?斗的形象出现 ?瓦、排水管道的出现 河南偃师二里头商代宫殿复原 第三节封建社会前期建筑

浅谈我国地质问题引起的地面沉降及解决方案

浅谈我国的地面沉降问题及解决方案 地面沉降又称为地面下沉或地陷。它是在人类工程经济活动影响下,由于地下松散地层固结压缩,导致地壳表面标高降低的一种局部的下降运动(或工程地质现象)。 国内多个城市发生地面沉降 我国有50多个城市不同程度出现了地面沉降和地裂缝灾害,沉降面积扩展到9.4万平方千米,出现地下水降落漏斗180多个,总面积约19万平方千米。发生岩溶塌陷1400多起,海水入侵面积逐年扩大,北方土地荒漠化面积有所增加。如:广深高速公路北行麻涌路段32号桥墩,地基下沉,路面下陷。即使是地质状况相对稳定的北京,也同样面临着地面沉降所带来的麻烦。1998年,在北京市顺义地区曾出现过一条裂沟,迫使当地一个橡胶厂搬迁。如今,这条沉降沟已经发展到800米宽,25千米长。在华北地区,地面开裂、房屋倒塌、下水道排水不畅、水质恶化等;在沿海地区,地面下沉使风暴潮危害范围扩大,海岸向内陆侵移。地面沉降对本来就低洼的沿海地区产生的负面效应和危害,大幅度地增加了低洼湿地面积,使耕地沼泽化。而在我国东部一些沿海城市,地面沉降所带来的问题更为严重。这些地区面临着地面沉降和海平面上升的双重压力,致使海岸侵蚀加剧,海水入侵,地下水受到咸潮污染,而让人谈之色变的风暴潮更是越来越猛烈。在江苏的苏州、无锡、常熟等地,地面沉降也相对严重。资料显示,该地区沉降面积已达5700平方千米,约占这一地区平原面积的一半,沉降中心最大沉降量达2.8米。在这一地区,有一座花费数千万元新建的高楼,因为地面沉降,出现了裂缝,不得不拆掉。 地面沉降原因分析 一、地质因素。地壳运动使有的地方抬升,有的地方下降;还有土壤的自然压缩:即土壤中的有机物会慢慢分解,在自然重力作用下,原来的松散地层或半松散地层变成致密、坚硬或半坚硬岩层,地层厚度变小。从而造成某一地区的地面出现沉降。 二、另外,根据地面沉降发生的原因还可分为:(1)抽汲地下水引起的地面沉降;(2)采掘固体矿产引起的地面沉降;(3)开采石油、天然气引起的地面沉降;(4)抽汲卤水引起的地面沉降。 以开采地下水为例:当一个含水层的水被采出后,这个层位及相邻的弱透水层位就会像被挤干的毛巾,发生萎缩,体现在地表就是沉降。地下水是流动的,人们在一个地方抽水,流出来的却是一片同层位的水,所以,由此引起的沉降也是连片的。 其实,地面沉降现象在国外也时有发生。1891年,墨西哥城最先记录了这一现象。之后,全球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生了地面沉降。相对而言,地面沉降在日本和美国更加突出。1981年,日本有59个地区沉降明显。美国1995年在其50个州都发现有地面沉降。加州萨克拉门托流域从1925年到现在,下沉了9米多。 我国上报的数据大多数不过2米~3米,表面看起来没有美国那么严重,但实际上我国开展监测的时间比较晚,监测时的起始数据跟国外不同。不管怎样,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地下水、油气等资源的开采量越来越大,地面沉降会加剧,面积也会扩大。相对来说,东部沿海地区更为严重。 虽然地质原因造成的地面沉降很难控制,但人为因素所导致的沉降,是可以应对的。 地面沉降解决方案 由于人为抽取地下水而导致含水层系统受压缩而产生地面沉降。针对这种情况必须采取措施减少地下水的使用量,增加地面水补给。控制地面沉降,我国有关部门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江苏省2000年出台了苏锡常地区限期开采地下水的规定,经过几年的实践,地下水水位得到了回升,地面沉降速率减缓。上海市目前农业基本不使用地下水,规划到2010年,工业与乡镇企业地下水开采量降到2500万立方米/年,同时回灌量达到2500万立方米/年,加上对密集高大建筑物的规划限制和对建筑基坑排水治理

我国收入两极分化的原因分析

湖南商学院学年论文 题目我国居民收入两极分化的原因分析学生姓名丁柏华 学号090110084 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 专业班级经济0902 指导教师尹向飞 职称副教授

我国居民收入两极分化的原因分析 【内容摘要】 本文通过定性分析的方法,得出我国居民收入两极分化的原因有以下几点。城乡差距拉大导致居民收入持续拉大;非均衡的发展战略拉大了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垄断行业的高利润,导致行业间的收入不均衡;国家的制度不够完善,导致收入分配失衡;市场的自发倾向。根据这些结论,相应的提出了加大西部的支持力度,打破垄断,注重市场公平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居民收入、两极分化、基尼系数 Our country income polarizing reason analysis [Content abstract] This article through the method of qualitative analysis, the income that Chinese residents of polarization reason has the following points. The gap widening income gap to continue;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strategy widen the gap between the area of the income gap; The highly profitable monopoly industry, leading to the income disparities between industries; The national system are not perfect, lead to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imbalance; The market of the spontaneous tendency. According to these conclusions, corresponding proposed increasing the western support, and break the monopoly, pay attention to fair market and policy Suggestions. [Keywords] household income, polarization, the coefficient

中国近代史学术的研究新观点介绍

中国近代史学术研究的新观点介绍 关注学术研究动态,吸纳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更新知识,开拓视野,活跃史学思维,这是一个高中历史教师应该具备的品质。 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形成了以“八大事件”“三次革命高潮”为基本内容的结构体系,这一体系突出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突出了阶级斗争和进步势力的作用。但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忽视了历史的多样性;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一些新的理论范畴,如现代化理论、国家与社会的理论等引入史学研究,导致研究视角和评价标准的变化;历史学与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交叉,大大扩展了史学研究的内容,社会史、制度史、思想文化史、经济史、军事史、城市史、人口史等方面的研究方兴未艾;区域、社区、阶层、群体、基层组织、乡村社会、民众信仰等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出现。史学研究的深入,促使很多问题的认识发生新的变化。现以人教版高中历史教材《中国近现代史》为对照,将有关问题介绍如下: 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取向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转换研究视角、更新研究理论、开拓研究方法,中国近代史(1840——1949年)研究的学术园地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运用现代化的视角、理论和方法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的大量涌现。 1、运用现代化的视角、理论和方法作为历史研究的范式或主题,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所接受。有学者指出:“‘现代化’并不排斥‘革命’,但‘革命’显然不能涵盖现代化的全过程。现代化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在于:它拓宽了史学家的视野与史学研究领域,并且将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成果融入史学,进一步实现了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和跨学科的研究,有利于对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历史现象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思考。” 有学者认为,用现代化史观考察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进程,不仅包纳了百年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而且涵盖了像戊戌变法这样的改革运动和其他众多的社会变迁,这就比革命史观广泛的多,也比较接近历史的真实。 更有学者分析到:“如果就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而言,反帝反封建的改革和革命应该包含在现代化进程之中。这是因为,反帝是为了正确国家独立、建立平等的国际关系,以便合理地利用国外资源;反封建是为了争取民主、建立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更好地进行现代化的社会动员。所以,反帝反封建的改革和革命既是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种重要动力,也为现代化建设解决制度、道路问题,并扫除障碍。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分析改革和革命的现代化意义。” 从“范式”的角度看,“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必须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定位。”“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自己的现代化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开始形成。理论的主要基点是:把以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转变为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现代化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中心内容是从前现代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或大过渡)。从这个新视角来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变革都是围绕着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这个中心主题进行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趋势。有了这个中心主题,纲举目张,就不难探索近百年中国巨变和把握中国近现代史的复杂线索。” 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海鹏先生指出:“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是革命,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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