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建安风骨

浅谈建安风骨

汉献帝建安年间至于魏黄初年间乃至魏明帝时期，在曹魏集团的北方形成一个文学中心，其

文学创作，习惯上就称为“建安文学”，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转变时期。

由于政治权威思想权威已经不复存在，在士人中兴起一股思想解放和重视个体价值的思潮，从而使文学表现出作家从自身立场出发的对社会与人生的思考，对美与理想的追求。而当时的社会，经历了长期的战乱和接连不断的饥荒、瘟疫，到处是破败景象，在作家的心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作家对历史社会现实有了深刻的体察。由于传统价值观念的动摇，个人的存在失去了外在的精神支柱，因此，人们在感时伤乱的同时，也更强烈地感受到人生短暂的悲哀。以曹操为首的建安文学作家，多是注重实际的政治家，他们有着力挽狂澜的雄心和自信，并且把建立不朽的功业视为短暂生命的延续。这种感情也在他们的创作中充分表现出来。

这是文学史上的一个辉煌的时代，当然也是诗歌史辉煌的时代，从这个时候起，当时的人开始认识到文学有它自身的价值，独立的地位。鲁迅先生说：这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诗歌、辞赋以及散文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的诗歌，兴起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诗的高潮，从此奠定了文人诗的主导地位，给后世留下极深远的影响。

建安文学的主要作家群——就是三曹：曹操、曹丕、曹植，还有“建安七子”：孔融、陈

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七人。三曹是其时文坛的领袖人物，成就最高。

忧时伤乱、悲叹人生短暂、渴望不朽的功业，都是非常强烈、十分浓重的感情，这些感情

结合在一起，就使得建安文学具有异乎寻常的感染力。前人称建安文学“悲凉慷慨”，刘勰《文

心雕龙》也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

气也。”

文人创作的中心，从辞赋转移到五言诗歌，形成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诗歌的创作高潮，并从此奠定了诗歌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主导地位。建安风骨所指的文学风貌主要是内容充实、感情丰富的特点。建安时代的作家，摆脱了儒学的束缚，注意作品的抒情性，再加之处在战乱的年代，思想感情更常常是表现的慷慨激昂。还有就是建安诗文所具有的明朗刚健的风格。

这是文学史上的一个辉煌的时代，当然也是诗歌史辉煌的时代，从这个时候起，当时的人开

始认识到文学有它自身的价值，独立的地位。鲁迅先生说：这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诗歌、辞赋以及散文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的诗歌，兴起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诗的高潮，从此奠定了文人诗的主导地位，给后世留下极深远的影响。

建安风骨所指的文学风貌主要是内容充实、感情丰富的特点。建安诗歌是从汉乐府和“古

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也讲究用辞和文采，但仍保持了乐府民歌的本色，不象后来某些

文人诗那般过分追求辞藻。此外，刘勰也强调：辞藻修饰与风骨良好的结合，才是文章中的精品。如像曹植的诗，既有一定的华美，又不至于伤害风骨，因此人们在提倡建安风骨时，不仅肯定了它的风骨，也肯定了它风骨和藻饰结合的一面。所以，从南朝到唐，提倡建安风骨的人尽管各自的着眼点不同，但基本上都是针对当时文坛上的一些不足，象辞藻过于华丽，用字过于艰深，风格软靡无力，内容或空洞或繁杂，感情昧暗等，而要求作品有生气，内容充实，感情充沛，风格明朗刚健等，这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尤以诗歌最为突出，这些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曹氏父子”是建安

文坛的领军人物，曹操的诗文，深沉慷慨、气势雄浑；曹丕与文士相处极欢洽。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他文才富艳，辞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他的《洛神赋》是千古名篇，以精炼的语言及淳厚的感情，描绘出洛神绝世之美及纯洁无瑕的形象。“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是汉末战乱动荡的真实写照。

建安风骨的内涵有以下几点

1.强烈的现实主义建安文学不仅广泛而深刻地描写了各国混战所造成的社会灾难，而且表现出一种结束灾难、重建繁荣统一的国家的强烈愿望和责任感。

2.高扬的政治理想建安七子大都胸怀大志，能够正视现实，富有优国之思和“拯世济物”的志愿。建安文人政治热情的普遍高扬，造成了当时诗歌“雅好慷慨”、“志深笔长”、“梗慨多气”的特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3.突出的个性表现建安诗人多骨气高傲，以文才武略而自负，在进行诗歌创作时，便不肯效法前贤或同辈，而是另辟蹊径，努力展现自己独特的风貌.

4.浓郁的悲剧色彩建安文学表现的个人情感带有慷慨悲凉的时代特色.这一方面是由连年战乱引发的触目惊心的社会灾难造成的，另一方面则是人们在企图克服种种灾难，重建统一国家的进程中必然付出的巨大牺牲造成的。

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是建安诗人的一个突出特征。无钱“三曹”、还是“七子”，他们大多数的诗章是直面社会人生的。对苦难的世界，他们往往心怀优愤。然而他们把这种优愤之催抒写消融于一个个具体场景的描写或事件的续写。正是这微之境的刻画使他们的诗歌具有一种更为现实的意义，从正才有可能使它们具有“史”的性质。从美学上来说，这样的也才使这些诗作具有一种与情感疏离之后的美，诗歌才保持了更为动人的情态。也因此才说建安诗人的作品深受儒学诗学体系的深广影响:它们不仅具有了儒学积极人世的现实主义之表，更具有了其温柔敦厚之里。曹植的诗歌就具有上述特点。

由于东汉末年的动乱，建安文人饱受乱离之苦，也激起他们的政治热情，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天下为己任，其政治理想最具代表性，对同时代的文人有很大影响。曹丕博通经史百家，又善骑射，好击剑，颇有“救民涂炭”之志。曹植怀抱“戮力上国，流惠下民” 的壮志，而不甘以文士自居。王粲、陈琳、徐干、阮瑀、刘桢等人，都有卓荦不凡的气质。王粲的《从军诗》自抒壮志云：“服身事干戈，岂得念所私。”“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国疾。”陈琳《诗》云：“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建安文人政治热情的普遍高扬，造成了当时诗歌“雅好慷慨”“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特点。“慷慨”一词，为建安诗人所习用，如曹操《短歌行》：“慨当以慷，忧思难忘。”曹丕《于谯作诗》：“慷慨时激扬。”还有“悲风”这个意象，在建安诗歌中也常出现，如曹操《苦寒行》：“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阮瑀《诗》：“临川多悲风。”，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人生苦短的哀叹，是建安诗歌的另一个主题。当时社会动乱，生灵涂炭，疾疫游行，人多短寿。如曹丕享年４０岁，曹植享年４１岁，王粲、徐干、应瑒、刘桢、陈琳皆死于建安二十一、二年的疾疫，孔融、杨修、丁仪、丁廙先后被曹操、曹丕所杀。这种情况对文人刺激很大。面对短促而又多艰的人生，建安诗人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单纯的哀叹，如：“天地无期竟，民生甚局促”“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常恐时岁尽，魂魄忽高飞”。第二种是慨叹岁月短促、功名未立，却仍努力追求。曹操的《短歌行》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又如曹植的《赠徐干》：“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圆景光未满，众星灿以繁。志士营世业，小人亦不闲。”第三类是努力突破天命的限制，在有生之年追求更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