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王凌：农民的反行为演讲

高王凌：集体经济时期农民反行为分析主讲人：高王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教授）主办：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时间：2009年7月25日地点：中国政法大学蓟门校区学术报告厅提要1：当时农民已在相当程度上修改了制度，使得所谓“ 集体经济”面目全非，甚至成为一个空架子。

这种虚假的集体经济局面还有没有必要再维持下去？政府是否还有必要逼迫农民去“瞒”、去“偷”、去“借”，去“ 扩大自留地”，去变着法儿这样那样……这就是当时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选择。

于是，1980年代，在外部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包产到户、农村改革终于发生，农民和政府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提要2：可以说，土地改革以后农民不好好干活了。

“土改”的时候农民也有“反行为”，我多干活了，产量增加了，我变成富裕中农怎么办呢？你们又要来斗我。

所以他有很大的心理障碍，他宁愿穷着。

有两本写土改的书，有一本叫《翻身》，一本《十里店》，都说到土改以后的减产。

有人说“土改”之后中有一个黄金时代，那都是骗你们。

提要3：让农民增收的方法第一个就是当工人、当农民工，中国在最近20年的时间里有两亿人口的农民变成了工人，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件事绝对非同小可。

第二条路，其实大家早就说过，就是让农民进城来，现在国家领导对这条路是不赞成的，减税、免税就是针对这点出台的。

主持人：各位朋友下午好，非常高兴暑假里相聚在燕山大讲堂。

今天我们请来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高王凌老师。

我个人很感谢高老师的书给我的启迪，他所写的《租佃关系新论——农民、地主与地租》一书，颠覆了我对旧社会的旧认识，主要是颠覆了农民和地主的关系。

而人民公社时期农民“反行为”的调查，也让人从更长一点的时间段，理解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为什么会有包产到户的改革。

请掌声欢迎高老师。

高王凌：作为历史学者来说，我们最得意的不是把人家的错误改过来，最得意的是自己发现一段历史。

这就是我所说的“反行为”。

不过今天的题目写得怪怪的“现代化转型中的农民行为分析”，这有现成的答案吗？我不会讲这样的题目，也不喜欢给出一个现成的答案，像一个香饽饽，填鸭一样喂下去。

但是从这个题目出发的话，我们首先要问的是农民和政府关系的历史是什么样的？我是一个历史学者，我的所谓学问差不多都是从历史里来的，我要想解释今天“三农”的问题，我可能就要从30年以前说起。

当然，我讲完以后还有提问的时间，可以提你们感兴趣的问题，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再聊。

谁改变了中国？——从集体化到包产到户我要讲的是农民的“反行为”，这个“反行为”不是抵抗也不是反抗。

“反行为”到底有多大力量？我说它曾经改变中国，比如，1980年代前后的包产到户，就是农民在后面拱，像私分小队、包产到户都是被农民拱出来的。

“反行为”不是“反”，无数的人把我的“反行为”特别是外国人翻译成“反抗”，不是反抗，它是一个“不反”之“反”，它是“小动作”，是日常生活中的猫腻，可是最后起了“大作用”。

斯科特有一个名著“弱者的武器”，他是耶鲁大学的教授。

很多外国学者包括国内的学者看不起中国人，不相信中国人可以创造理论，所以他们就千方百计的把我的这个“反行为”跟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放在一块，我觉得很别扭。

斯科特说农民的“日常斗争”有——偷懒、装糊涂、假装顺从、装傻卖呆、偷盗、怠工、诽谤、暗中破坏等，他同时认为，“弱者的武器”只是边缘性的反抗，只能获得一点琐碎的物质利益，并不能带来正式的制度变革。

尽管斯科特本人曾说，“弱者的武器”这一概念可以运用到中国的集体化甚至一些官员行为的分析上，但他研究的背景和对象，主要还是小农经济之下贫富对立的乡村社会。

根据我的调查所得，在中国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集体化时期中国农民的“反行为”，有许多地方和“弱者的武器”是一样的，如上述那些。

但也有一些，恐怕就不属于这一范畴了。

最著名的例子可能就是当代的“包产到户”改革了。

1980年前后，农民坚持他们实行多年的“反行为”，如“偷”、“瞒”、“借”和在制度上的各种实验，特别是包产到组、包产到户（以及借地、扩大自留地、划小生产队、部分作物或土地分季包产到户，设立“口粮田”、“井田制”）等等，坚持不懈地使用杜润生所说的“顶牛”的办法，终于一步步把包产到户改革“顶”了出来。

这成为通过双方互动实现制度变革的一个范例。

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刘堪在总结这段历史经验时说：世人对中国农村的这场改革是给予了高度评价的。

有的国外学者非常关心它的“决策部门和决策程序”问题，国内研究软科学的部门也提出过同样的问题，并且意图把它当作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案例。

其实，这次变革最多来自农民，来自基层的自发涌动，最少来自某种信条，来自领导者的主观设计。

这是一次农民参与程度最高、最具农民色彩和中国特点的改革。

1990年代杜老（杜润生）鼓励我去调查“农民反行为”时说：“过去对于政府方面的作为，农民群众是有反应的，总要有办法来对付、应付的。

这些都应该找一找，不能把它当做消极的东西。

”从集体经济到包产到户的演变，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经过双方“互动”，才实现了今天的农村改革。

在这中间，农民的“抵抗”起了很重要的积极作用。

这是农民对这段历史作出的正面贡献。

我们后来发现，中国农民的“反行为”，在全世界的农民行为类型中是独特的，很难归类，它无须大的更高层次的反抗形式（甚至与大规模的反抗或革命运动无关），而仅仅依靠那些相对而言静悄悄的日常行为，最终修改了制度，导致了制度变迁，这是其他国家多没能做到的。

在这次包产到户改革中，假如党不接受农民的意见，改革可能仍然无法实现；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这时农民已在相当程度上修改了制度，使得所谓“集体经济”面目全非，甚至成为一个空架子。

如果说农业社的若干制度，在包产到户改革以前早已经“似是而非”，那种虚假的集体经济局面还有没有必要再维持下去？政府是否还有必要逼迫农民去“瞒”、去“偷”、去“借”，去“扩大自留地”，去变着法儿这样那样……这就是当时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选择，于是（在外部条件发生相应变化的情况下）农村改革终于发生，农民和政府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创造，而且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农村改革很大一部分就是农民一步一步拱出来的法国的社会学家麦港认为，农民可以自行创造（而且是在那样严厉的环境和条件之下），而无待于什么精英知识分子或革命政党，这就是我们与斯科特不一样的地方，用麦港的话说，如果我是斯科特的“忠实信徒”，我就不会有“反行为”这个概念，斯科特认为“弱者的武器”没什么作用，我们正是没有迷信谁，我们脑袋里有自己的东西就得出这么一个理论来。

斯科特把“弱者的武器”定义为一种反抗，我在2008年5月9日发表在《南方周末》的文章中，认为这样不妥当。

有一个老鬼子——美国人何天爵，在1895年出版了一本书《真正的中国佬》，他曾说，中国人“服从归服从”，但“服从”之后，背地里的行为却是令人“始料不及”的。

他讲了一个故事：曾经有一位聪明的皇帝，大笔一挥，下令将全国的铜钱贬值一半。

“大部分地区”是“服从”了，但你到那里一看，却发现所有商品的价格同时也上涨了一倍；在另一个地方，却在悄悄地“自行其是”。

他写得很幽默，很有启发性。

我们好好想想中国人的反抗其实很少是正面硬抗、硬顶，都是先顺从、先答应，然后在执行中往回找。

比如说这次《劳动合同法》的颁行，南方的小业主就说我哪敢抗法，所以我要先守法然后再想招儿。

因为小业主也好、农民也好，都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利，也没有人征求他的意见，所以我们也不能埋怨农民，假装同意、表面接受之后的私下的行为。

对于政府的制度规定，“反行为”虽带有一种“反”的意味；但“反”不一定是“造反”，也不是暴力反抗，相对而言，“反行为”主要表示的是一种“反过来”的行为，是日常生活中秘密的、静悄悄的、带有很大的欺骗性的、不易为人觉察的行为。

同时，“反行为”还是一种抵制行为，如针对上级布置的生产计划，采取“压产”、“限产”等措施，然后另来一套；它又是一种规避行为，如针对着农业社的集体劳动，采取“磨洋工”等办法，来对付之；它是一种变通行为，如采取多留“自留地”、“口粮田”，以至“包产到户”等一系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办法，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它还是一种侵蚀行为，这就是针对着“集体”的劳动果实，采取“瞒产私分”、“偷拿”、“借粮”等办法，悄悄地把一部分生产所得拿到自己手里。

所有这些，都很难用斯科特的“反抗”一词来概括。

其中许多也不一定是世界上其他同类行为中所具有的，它带有很大的特殊性，带有所谓中国的特点。

世界上很多外国学者都是人云亦云，特别是美国的学者，他们定义不了这些问题。

这篇文章背后有一个故事，我在人民大学本科生有讲这个课，——我讲包产到户的课可能全国只有我一个人，——这个故事就是1978年底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文件中出现了“包”字，这个“包”不是包产到户，而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一看“包”字出现了，刘爷爷的东西来了，咱们就开始搞包产到户。

三中全会的决定是不许包产到户，所以用老干部的话来说农民就开始“蠢蠢欲动”，农民把自己的意愿表现出来了。

我检查了当时插队的笔记，发现1970年代很多农民对单干都有认识，农民种的自留地，在我插队的地方都有5-10倍的产量。

到了1979年初，国家农委开了七省农口座谈会，发现了农民搞包产到组已经有的20%，有人说50%，可能这个不太可信。

在这次小会上，大家注意包产到组农委给了它一个半合法的地位，农民就接着往包产到户上拱。

现在大家都知道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怎么怎么样勇敢，其实小岗村只是被当成了典型而已。

当时，这样签生死状的故事不止小岗存一个。

不少地方早就大包干了！只不过没有成为典型而已。

到了1980年秋天开了一次会议，党的保守性充分表现出来，大部分的省委书记反对包产到户，这时候划一条线，贫困地区才可以包产到户。

可是农民才不听你的，农民顶着它往非贫困地区走，用万里的话来讲“什么是贫困地区？什么是非贫困地区？”农民继续往前推，1981年遍及90%的地区，结果终于在全国实行了包产到户。

可见，包产到户不是自上而下的一场改革，而是农民自发产生的强烈心声，促使延续几十年的那场违反规律的“公社化”、“共产风”告别历史舞台。

这件事和我们大多数想的不一样，中央没有预定的计划，中央很多人反对这次改革，这次改革很大一部分就是农民一步一步拱，就像包产到户这样的制度变革，这是“弱者的武器”不敢想象的事情。

有一些小说家都写过这种事。

我去过山西、广东、湖南一些地方，“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农民一直有着悄悄的行动，有着小动作、小猫腻，直到时机成熟。

政府显然没法拒绝。

这里涉及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应该直接拿出来，就是说农村问题的根本，经过我的调查我才发现农村问题的根本不是粮食问题（像80年代所以为的），也不是土地问题（它成了现在的一个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