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智慧之11：孝悌忠信

中国智慧之11：孝悌忠信 孝悌忠信，人伦规范的框架与治国的核心理念 胡立根原创 孝悌忠信，中华文化的显著特色与文化难题 谈中华文化，最不缺事例的是孝悌忠信。 “孝”的故事如著名的“二十四孝”，其中如孔子弟子曾参事母至孝的“啮指痛心”，汉文帝刘恒的侍奉母亲的“亲尝汤药”，汉代董永的“卖身葬父”。 “悌”的故事，如“泰伯采药”，讲的是殷朝时候一个叫泰伯的为了让位给弟弟而逃到深山采药的故事；“庚衮侍疫”，讲的是，晋朝时候一个叫庚衮的男子，亲自侍候得了瘟疫的弟弟的故事。 “忠”的故事，那就太多了，像比干死争，苏武牧羊，岳母刺字，文天祥的宁死不降等等。 “信”的故事也有不少。如“朱晖许堪”的故事，讲的是东汉一个叫朱晖的太学生，与同乡张堪结为忘年交，张堪说要将妻儿托付给朱晖照顾，朱晖因为觉得责任重大，并未当即答应，后来张堪死了，朱晖却一直周济张堪的妻儿。再如“季札挂剑”，讲的是春秋时吴国公子季札，出使鲁国去拜会徐君，徐君不仅为公子季札的气质所征服，也被公子季札的腰间佩剑所吸引，不时流露出羡慕的眼神。季札暗想等完成使命回来，一定要将此剑送给徐君。不料等他完成使命返回，徐君却已去世，季子来到徐君的墓旁，悲戚地将那把长剑挂在了徐君墓旁的树上。算是完成了心中对徐君的承诺。 孝悌忠信，尤其是孝和忠，是中华传统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也是传统文化中最遭诟病的观念。所以，列举孝悌忠信的故事不难，对孝悌忠信的概念字面意思的理解难度也并不大，难点在于怎么理解其精神实质？难点在于弄明白它为什么会招来如此多的诟病？它到底有没有价值？有什么样的价值？ 维新方式与忠孝文化的发展路径 在《家国天下》一章，我们曾经提到，中国文化是一种特别重视家的文化，而这种“家的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有其特别的政治功能，因为，中国文化的发展路径是以家的关系功能和伦理为范型，推行于国又推行于天的路径。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曾指出，我们的祖先在告别氏族组织而成立国家的时候，走的是一条“维新”的路线，我们并没有消灭血缘氏族关系，而是将其带入国家的范畴，以家的精神来组织国，从而形成了“家庭——家族——国家”一体化的组织结构。所以，我们的“国”叫做“国家”。《周易大传》上就说，“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在中国人眼中，父母与君王，兄姐与上级、妻室与同僚、弟妹与下级、子女与百姓，一一对应。在我们这里，家庭伦理和政治伦理可以以道德精神一以贯之——在家为孝，在国为忠，忠臣先是孝子，孝子应作忠臣。《孟子公孙丑》中引景丑的话说“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孝悌忠信”就是这种“由家而国”的思维路径形成的具体的伦理规范。德国哲学大师黑格尔就曾指出，“中国终古不变的宪法的‘精神’是‘家庭的精神’”。中国的“家庭的基础也是‘宪法’的基础” 。“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家庭的关系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 孝悌忠信在在儒家思想中的特殊地位 而真正使“孝悌忠信”成为人们的日常伦理规范的，无疑是孔子。作为思想家的孔子，在哲学思考上，他是相对贫弱的，所以本质上，他不好称为哲学家，他更多的是一位伦理学家，或者叫伦理哲学家。但是孔子，除了是伦理学家之外，他还应该是一位政治学家，因为，他的理论思想的本质，不在个体生命的质量的提升，而在于个体在社会中的价值显现。儒家后来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规划，修身的目的，不在自身的境界的提升，而在治国平天下。 孔子伦理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但“仁”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一种精神，作为一种精神，他必须有具体的外在的伦理规范，这种伦理规范，就是忠恕，就是“孝悌忠信”。所以“孝悌忠信”是孔子思想核心“仁”的必然表现，在孔子看来它们也是“行政”的必然要求。所以，孝悌忠信，自然是《论语》中非常重要的道德规范，在《论语》中有非常多的论述，但都是散处于各篇章。《论语》全文，“仁”字出现109次，“孝”字出现19次，忠字出现18次，“悌”出现5次，“信”出现38次。“孝”与“忠”出现频率相当，“信”的出现频率很高，这其中“信”当“确实”之类的副词2次，表“相信”11次，其余25次，主要是表“诚实不欺”“信任”。其实，“相信”的含义本身也包含有诚实不欺和信任的意思。而“诚实不欺”和“信任”里面，就有许多“忠”的成分。所以，“信”和“忠”可以互相参看。 “孝悌忠信”在儒家思想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孝悌忠信”是仁的根本。有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也是政治的根本：“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孔门认为“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就是为政，当齐景公问政，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孝悌忠信就是政治。当子贡问怎么为政，孔子将“信”摆在第一位，所谓“民无信不立”。孝悌忠信，“孝”是核心，“忠”是目的。孔门倡导“孝悌忠信”， 是从仁的基本思想出发，更是从政治的需要出发。正因为这样，孔子将实践“孝悌忠信”当做学生学业修习的核心：“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其他远是其次： “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所以，孔子的孝悌忠信，与其说其伦理思想，不如说是其政治思想。 《论语》还对“孝悌忠信”提出了具体规范、要求。对于“孝”，似乎有这么几条原则：一是以“礼”为基本原则，事之以礼，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二是“敬”重于“养”，养是动物的要求，敬才是人的规范。三是要做到有敬爱和悦的脸色。四是父为子隐。前三点似乎没有大的问题，第四点可能引来诟病，尤其是在法治社会的今天，在倡导大义灭亲的今天，遇到了尴尬。关于“悌、信、忠”具体规范说的不是太多，在孝悌忠信中，孝是首要的，孝做到了，其他就不是太难。 后来《孝经》将孔子的这一思想加以了具体的阐发。《孝经》假托孔子与曾子的对话，相传为孔子所作，肯定应该不是孔子所作，曾子所作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孝经》的主要内容是基本符合孔子的孝的观念的。全书以孝为修身治国之本，倡导孝的目的，不在家，而在国，“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你要在社会立足，孝是关键。孝，几乎是整个社会伦理体系的一个生发点，“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统治者倡导孝的目的，在“化民”，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精神文明建设：“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敬一人，而千万人悦。”“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这些都是孔子思想的具体解释而已。 “孝”是历朝历代治国的核心理念。 “孝”作为中国历史上治国的核心理念，始于汉朝。'以孝治天下'是汉代统治的典型政治特征。最著名的是汉文帝，首先是他躬行孝道，汉文帝侍奉母亲的“亲尝汤药”是著名的“二十四孝”之一。他甚至因为成全孝道而废止酷刑，“缇萦救父”的故事，就是讲的这件事。当时有个正直的读书人叫淳于意，不愿与腐败的官僚为伍而辞官行医，但一次治病时得罪了一位权贵，权贵告他误诊害死人命。按当时的法律，淳于意当判“肉刑”，即要或脸上刺字，或割去鼻子，或砍去一只脚。这时淳于意的小女儿淳于缇萦到长安，托人写了一封奏章解救父亲。奏章中说淳于缇萦情愿给官府没收为奴婢，替父亲赎罪，以让父亲有改过自新的机会。奏章写得情真意切，十分动人。汉文帝被勇敢的小姑娘的孝道所感动，召集大臣发布命令，废除了残忍的肉刑。为了强化行孝的行政手段，汉朝设置专门的'孝悌常员'掌管孝行事务， 褒奖行孝悌者，严惩'不孝罪'者，宣传杰出'孝子'，并开设'察举孝廉'选拔官吏；颁布'养老诏'；设《孝经》博士、《孝经》师推广孝道。而且，从汉朝的第二个皇帝开始，汉朝皇帝谥号大多都有'孝'字：孝惠皇帝刘盈、孝文皇帝刘恒、孝景皇帝刘启、孝武皇帝刘彻、孝昭皇帝刘弗陵、孝宣皇帝刘询、孝元皇帝刘奭、孝成皇帝刘骜、孝哀皇帝刘欣、孝平皇帝刘衎。 晋朝，李密在他的《陈情表》中就说：“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 唐代实际上也是以孝治国。唐玄宗曾两次注疏《孝经》，目前流行的孝经的主要版本，就是唐玄宗注疏本。唐代科举考试，《孝经》是必考科目。而且唐朝对“孝”进行了繁多的法律规范，《唐律》中涉及'孝'的的内容就多达58条。 宋代更是将以孝治国推到了极致。除了皇帝'躬亲孝行'之外，宋代理学家对孝进行了多种多样阐释，尤其到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将人的自然属性的'孝'牢牢地桎梏于封建礼教之中，明确提出'忠孝合一'。 在明代，'孝子皇帝'朱元璋通过以身作则，躬行孝道；明成祖制有十卷之多的《孝顺事实》，将孝置于百善之首。 清代世祖顺治、圣祖康熙、世宗雍正都曾亲自注解《孝经》。 简单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出，“孝”在中国的理论与政治生活中，具有多么重要的位置，历朝历代，如此推行孝道，固然有敦厚纲常伦理，美化社会风气的伦常目的，更有“由孝而忠”，维护自身统治的目的。 还原忠孝文化的原始本质 但是为什么它会带来如此多的诟病呢？主要原因在于腐儒们将孝悌忠信推到极致之后，形成的一种愚忠愚孝的观念，比如什么“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什么“割股疗亲”，由此带来的哥们义气，等等，这是“孝悌忠信”带来的副产品。 但是必须明白，“愚忠愚孝”不是中华文化“孝悌忠信”的本质，原始的中国文化或者说真正的中国文化本身就反对“愚忠愚孝”，中国思想史源头的思想家对此有许多的论述。即使孔子，也是反对愚忠愚孝的。翻遍《论语》，也找不到类似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