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的悲哀和出路

中国文人的悲哀和出路原题：荒漠悲歌——也谈中国文人前脚走进象牙塔，后脚迈入苦难门。

这成了有成就中国文人之人生轨迹。

追求成功、实现自我乃人之向往。

文人尤为如此。

然文人的成就往往和苦难与悲剧联系在一起。

悉数中国文人，无不用生命谱写一曲曲悲歌。

儒教奠基人孔子，为宣传“仁政”思想四处游说，被鲁国国君驱逐，潦倒一生写《春秋》;法治思想首创者商鞅，为巩固帝王集权倾其一生，践行“依法治国，法不言情”，为大秦崛起奠定了法制基础，然终被统治者不容，难逃车裂之刑;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披头散发行走荆楚大地为美政，看不到光明的屈原终纵身汩罗江。

到了秦始皇时代，为了加固皇权，对文人的迫害开始升级，禁言禁声禁书籍，不惜把460名儒生活埋黄土，不吝对史书文集焚烧殆尽。

从自以为“德兼三皇，功盖五帝”的始皇帝带头称朕、开始搞神化以后，文人的厄运亦沿着“焚书坑儒”的道路绵延下来，后来的统治者纷纷效尤：汉武帝搞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明朝东厂西厂的特务机构等都专门以施行这种“清洗”;明末袁崇焕以儒生身份执掌军机，连打胜仗，保边关十年，然终被冠以“汉奸”等罪名被处死;明朝大兴文字狱延续到了康雍乾。

据不完全统计，从康熙2年(1663年)到乾隆53年(1788年)的126年间，著名的文字狱就有107个(《辽宁大学学报》1979年4期)。

为推行封建专制，从文化入手，钳制思想，手段升级。

除了为文人及异见者设定一系列鸿沟、不得逾越的禁区来禁止任何形式的监督、批评外，甚至不准对其错误的主张进行谈论，不准知晓真相，不准为深受病态体制不公正对待的民众进行呐喊、援助，更不准将批评其的语言进行传播、交流。

一旦有人踩入了“雷区”，除了当头棒喝，更以非常肮脏、黑暗、隐蔽、卑劣的手段逮捕，罗织罪名，用强盗逻辑收监、审判、定罪。

弱者在强者面前总是有罪的。

之所以说中国文人是在用生命谱写一曲悲歌，就在于中国文人具有鲜明的个性，就在于中国不仅是个坚守集权统治始终如一的特殊的国度，就连对待文人这个问题上也具有特殊性。

文人有个性，这个性就在于文人永远不识时务、永远对现实不满，在其内心最深邃的地方构建着一种超越所生存的环境的理想美好乐园。

孔子、屈原莫不如此。

文人有个性，这个个性就在于文人具有由独立思考、不断探索的精神，他们在苦苦地思考、苦苦地探索、苦苦地追求、苦苦地等待，等待春风吹开冰封的土地。

他们往往在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既如此，他们也就理当承担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

文人有个性，这个个性就在于他们坚持个性、不知悔改，“虽九死其犹未悔”。

文人几乎是失意的代名词。

不坚持就没有失意。

这便注定了文人是历史悲剧的承受者，他们探索时代真理并为之殉难。

中国在对待文人方面的特殊性表现在：一方面，有着“遵师”之风，发明钻木取火的燧人氏、发现种植谷物的神农氏、发明构木为巢的有巢氏、铜器和车船的发明者炎帝等，无不被遵为“帝”或“圣人”。

但是另一方面，历代统治者却又有一种仇视文人的传统。

孔子算是文人吧?被鲁国国君驱逐，墨子算是文人吧?被宋国国君囚禁。

特别是到了秦王朝，“焚书坑儒”把对“文人”的摧残推向了一个高峰。

造成对待文人的这种矛盾性和特殊性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一个权欲盛行的社会，皇权者既需要文人的才华为其唱赞歌，又惧怕具有探索精神的文人将其进步思想和文明理念传播。

在这样的环境下，文人的理想常常在权力的铁锤下被捣得粉碎。

我们的悲剧在于历史的幽灵仍游荡在中国大地。

尤为不幸的是，这种仇视文人和知识分子的传统也传到中共党内。

早期的李大钊等均为知识分子，但是“八七会议“之后，王明、张国焘等叫嚷要“把知识分子从党内洗刷出去”。

据康克清的回忆，当时“只要你胸前插上一支钢笔，就被视为知识分子，就有遭受迫害的可能，如果戴上一副眼镜，那就更糟”。

到了文革时期，把对文人的摧残演绎到了极致，文人和大批知识分子一次又一次成为政治祭坛上的牺牲品。

著名报人邓拓，因“三家村”冤案受迫害，不堪受辱，写下《与妻诀别书》后于1966年5月18日自缢身亡。

著名作家老舍，不堪折磨，1966年8月24日，带着遍体鳞伤的身躯投太平湖自杀。

著名史学家、社会活动家吴晗，从精神到肉体惨遭摧残，1969年10月11日在狱中自杀身亡。

著名新闻记者、新闻学家、社会活动家范长江，受尽摧残，1970年10月23日在被关押的河南省一个农村机井里发现了遗体，死因至今是个谜。

学贯中西的著名翻译家傅雷，1958年4月被划为“右派”，文革中屡遭批斗、殴打，1968年9月2日深夜，58岁的翻译大师因不堪受辱，用早已准备好的毒药赴死，夫人朱梅馥看到他以死抗争、维护尊严的决心，商定同时自杀。

朱梅馥给傅雷准备好温水，看他服了毒药，待他气息微弱后，将他摆正在沙发，保留死的尊严。

然后朱梅馥毅然撕下床单，上吊自杀。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很深印记的小说《红岩》的作者之一罗广斌，1967年2月2日被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发令抓捕，2月5日被从家中绑架并抄家，连续几天几夜轮番批斗审讯，要他交代1949年‘11·27’如何被特务放出监狱，承认自己是叛徒。

2月10日早晨，罗广斌在押往三楼厕所打水洗脸时，趁押送人员不注意，跳楼自杀。

著名作家、散文家、小说家杨塑，虽为老八路、志愿军，也难逃文革中的厄运，文革开始后，杨朔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遭到残酷迫害。

1968年8月3日，杨朔在绝望中吞服安眠药自杀。

著名作家、诗人闻捷，文革一开始即遭批斗，1971年1月13日，闻捷在接受批斗后，不堪受辱，当晚写好遗书后开煤气自杀。

十余年后，作家戴厚英据此写成长篇小说《诗人之死》。

中国文人之哀就在于文人很幼稚。

他们只顾埋头研究、设计美好家园、美好社会，熟不知，老谋深算、心狠手辣的政客时时刻刻觊觎着他们，既利用他们的成果为其服务，又会随时扼杀他们的生命和思想。

儒家潜心研究探索出了“仁政”的治国理念;法家苦心探索研究出了“法制治国”理念。

熟不知，儒家书写的“仁义道德”、“君臣父子”、“三纲五常”等一系列的宏大叙事，被专制君主用来长期压制人的欲望和功利，几千年来在从北到南的各类民风民俗中，钱、利、色这些字眼不能堂而皇之地说出来，最典型的是戏台上的文弱书生，一谈钱就羞羞答答，一近色就缩手缩脚，一抬脚就很像唐僧……汉唐宋文人的血性野性不见踪影，且不说先秦雄风。

看来是清朝御用文人做了民间艺术的手脚，以道德压人性，以官僚阶层的趣味锁定大小戏台，从内容到形式。

官僚们尽可放纵，却要让天下百姓活得中规中矩，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但是，一旦政治需要，他们便会无情地“打到孔家店”，推翻孔老二。

法家提出了“依法治国，法不言情”，被专制君主用来长期打压敢于对君主专制说“不”的柔弱文人乃至所有臣民、无情地打压那些敢于“以法责君”的直言文人乃至所有臣民。

可是一旦政治需要，他们甚至会以“遵循法理、遵守国法”之理由来无情打击为专制政权抛头颅、洒热血、战功卓著的元老派中的政治对手。

中国文人之哀还在于文人很“传统”。

数千年的教化使他们没有敢于从根本上产生推翻专制的想法，只是把追求理想、成就事业、拯救万民、振兴邦国的希望寄托在“明君”身上，而不会像西方文人那样，有一种成为社会独立力量的强烈要求。

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被历代文人当做座右铭。

其实这恰恰反映了文人怀才不遇的自叹，更反映了文人的一种普遍心态——等待“明君贤主”的使用。

萨孟武在《水浒与中国社会》中说道：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出身，不是地主就是流氓，士大夫顶多做到卿相，因为他们缺乏礼贤下士的“地主德行”，又缺乏豁达豪爽的流氓德行，“秀才人情半张纸”，寒酸气太重。

所以一生只能帮人成大事、只配做人臣。

当然，并非所有文人都刚直不阿、坚守气节、宁死不悔。

也有另类。

就如蘑菇，既有美味可口可食用的蘑菇，也有另类，那就是品相甚好但含有毒素的蘑菇。

文人中的另类就是伪文人、蜕变文人(姑且称之为文人)。

伪文人和蜕变文人的出现，应该是和中国的特殊国情有关。

中国文人几乎都要奔官场、走仕途，文人都要去做官，做官的很多都是文人。

这恐怕在世界史上也十分罕见，这也是华夏历史的特殊性所在。

相比中国文人，西方作家、诗人却不是这样，他们要么出身贵族，要么是医生、神甫、律师、商人、教师……的儿子。

总之，职业分布相对宽泛，吃官俸者少。

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文人的特殊性，中国文人的特殊性又决定了中国文人与政治有着深广而持久的联系。

因而，文人与政客的关系也就微妙而复杂：文人瞧不起政客，因为他们奴颜婢膝、是“变色龙”。

不幸的是文人又卷入政客的圈子中;政客痛恨文人，因为他们不识时务、爱“出风头”。

不幸的是政客又不得不表面上附庸风雅地攀附文人，因为文人成就了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

孔孟之道统摄中国社会两千年，说明文人在政客眼里既是必须尊重的“面子工程”，又是恨之入骨的“刺头家伙”。

于是，附庸风雅成了一些官僚的一大爱好，会写几个字就到处题词，会讲几句话就到处写诗，硬是把自己装扮成文人雅士，这种风气造就了一大批伪文人，因为他们可以厚颜无耻地“指鹿为马”，故而颇受主子的喜欢。

至于蜕变文人，属于“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幡然醒悟”者。

这类人失意时逆来顺受、讨好逢迎，甘于卑躬屈膝为奴而无怨无悔，一朝得势，则反奴为主、颐指气使，加倍压迫自己的同类。

伪文人也好、蜕化文人也罢，他们既是被吞噬者，又去吞噬地位没有自己显赫的同类。

可悲的是，文人与政客都被关在权力的笼子里，善弄权术、狡猾奸诈的政坛人物岂能容他们由着性子来?专制者只允许歌功颂德大唱赞歌的“喜鹊文人”存在，而绝不允许由着性子锋芒毕露的“乌鸦文人”抬头。

这一点，我们和西方恰恰相反。

西方是乌鸦文化，中国是喜鹊文化。

早在1986年，周谷城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说：很多人认为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很了不起。

孰不知，西方的社会学家、政治家或哲学家几乎天天都在讨论他么那一套制度里面的弊病，这是不错的。

可惜中国的学者相反，长期地几乎天天都在解释我们这套制度的优越性。

西方的“罪感文化”使得权力拥有者在有效的权力制衡环境中，又被社会各个方面所监督，故而不敢越雷池。

而我们的“乐感文化”之下，权力拥有者可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可以在棍棒之下任意发挥，从而导致在独裁的棍棒下使一批文人从理想主义蜕变为实用主义，成为封建意识的附庸，为尊主尊权而谈权论势，更有甚者明言要为君主做牛马。

这方面，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有“文学弄臣”这种角色，到汉代，皇权大如天，弄臣们也格外弄出了名堂，拿汉语作排场、列方阵，绞尽脑汁歌功颂德，拍马屁拍出了高招。

这类人至今也屡见不鲜。

配得上“文人”称号的不属于伪文人，更不属于蜕化文人。

回顾历史感觉到，历代君主总想树立自己的权威来统摄人的精神，结果使精神四分五裂，专制者一次次拔光了文人的羽毛，一次次让他们接受专制棍棒的清洗，结果文人的光彩、智慧、和能力被洗刷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