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制约因素

[摘要]译者主体性是翻译中的客观存在。

文章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梳理并进一步探讨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制约因素及其对翻译操作过程的影响，并指出译者的努力方向。

[关键词]翻译；译者主体性；能动；制约20世纪70年代之前，在翻译理论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语言学派。

这个学派的理论家把翻译活动看作是语言学的任务，认为译者的任务就是把接收到的语言信息根据给定的定义译成信号，然后发给目标语读者。

因此翻译研究就局限于文本对比和语言转换的范围内，而翻译活动中最活跃的成分即翻译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研究便被忽视了。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国际译学研究经历了从语言研究到文化视角的巨大转变。

在文化视角下，翻译绝非单纯的语言转换活动，其过程包含了对原作意义、信息、思想和文化的传递，而译者则是这种传递信息、思想、文化的使者。

由此，众多翻译理论家开始把目光投向一直默默无闻的译者，承认其在翻译过程中所发挥的主观能动性，并将其从“隐形”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由幕后推至台前，确立了译者的翻译主体地位。

近年来，随着对翻译过程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作为原文和译文的中介者，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占有独特的重要地位。

我国近年来大量涌现的翻译理论研究成果中，有关译者主体性，特别是有关翻译再创造过程中的主观因素，即译者的创作个性和主观能动作用问题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然而，目前多数国内学者在译者的主体性研究中，常常把主体性等同于主观能动性，却忽略了任何主体性都有制约性的一面，忽略了主体性发挥的制约因素，从而使译者主体性研究走向片面。

本文旨在挖掘并探讨这些制约因素，为译者主体性的研究作有益且必要的补充，为译者适度发挥主体性提供借鉴意义。

一、译者主体性的研究现状探讨译者主体性发挥所受到的制约因素，我们有必要先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现状加以了解。

虽然翻译活动早在古罗马时代就开始了，但人们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关注翻译主体性的。

纵观近百年来乃至更加久远的中西翻译史，人们在研究翻译理论时，几乎都只翻来覆去地、不厌其烦地探讨翻译的性质、原理、功用、标准、方法、技巧等等，在涉及到文学翻译活动的主体即译家时，充其量只谈他必须具备的学养及所谓译才译德的一些方面，而绝少考虑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绝少讨论他的人格问题和心理问题，绝少顾及他的个性、气质和心理禀赋等等。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学界开始真正自觉而且明确地探讨“译者主体性”这一理论问题，很多西方翻译学派都不同程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接受美学将作品在读者中引起的反应和读者的阅读活动收进了文学及文学史研究的视野，认为读者作为文学现象的又一主体，同时积极地参与了作品价值的创造。

译者首先是读者，而且是最积极、最主动、最富有创造意识和钻研精神的读者。

此外，作为读者和阐释者，译者的阅读和阐释不可避免地受到他本身所处的时代和民族文化传统以及个人阅历、修养、性格的影响…。

可见，译者的翻译无疑会或多或少偏离原著，打上自己时代、历史、民族乃至译者个人风格的烙印。

正如法国著名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所说，“译本总是由某个人的第一次阅读开始的，这种阅读和创作一样富于个性，故而在任何情况下都抹不去译者的痕迹”[2](P206)。

而“译者的痕迹”正是译者主体性的体现之一。

20世纪后半叶，西方译坛涌现出来的文化学派翻译理论和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为我们研究译者主体性提供了新的视角。

文化学派当中的“操纵学派”(manipulation school)代表人物之一西奥·赫曼斯认为，等值和透明的翻译思想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他提出，在特定语境下出现的翻译总是特殊的翻译，“记住这一点很重要。

译者从来就不会…公正翻译‟。

翻译才能不是与生俱有的，它必须进行认知和规范方面的学习和磋商才能掌握。

所以，译者是在一定的翻译概念和翻译期待的语境中进行翻译的”[3](P178)。

如前所述，译本无可避免地会烙上译者的印痕，故而在原著与译本之间划等号是不可能的。

现代阐释学代表人物之一伽德默尔认为，没有偏见，没有理解的前结构，理解就不可能发生。

同样译者对原文或原作者的理解，必然带有自己的理解或偏见，必然带有自己的历史性，体现出译者的主体意识，这将直接影响他对原文的理解和翻译。

而译者所处的时代、社会和文化背景，译者的知识水平和范围，也都会影响他的理解。

解释者有其自身独特的视界，这也是由偏见构成的；而文本总是含有原作者原初的视界，这个原初的视界与读者现今的视界之间必然存在着各种差距。

从此角度出发，翻译过程亦可理解为原文作者视界与译者自身视界之间不断交融产生新视界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译者必然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在前理解和偏见的作用下在翻译过程和译文中体现出其主体性。

二、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制约因素诚然，主观能动性是译者主体性最为突出的特征，但其发挥并非没有任何制约，它必然受到客体的制约以及客观环境和条件的制约。

也就是说，主体性本身就包含着制约性，它既表现为人对客观对象的依赖性，又表现为客观对象对人的制约性。

从哲学意义上讲，制约性是能动性的前提，是人发挥能动性的依据。

离开了制约性，能动性的发展就盲目无依，失去了改造客观事物的意义。

在翻译过程中，原作、译者所处的特定时代语境、译者的读者意识和双语文化能力等等都是制约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因素。

(一)原作的制约虽然我们主张在翻译中要充分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但应该看到翻译的译者主体性有着明显的限度。

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但这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创造。

译者的创造性活动，不同于作家的创作，是一种二度创作。

也就是说，译者的创造性是受到制约的。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在二度创作的范围内，而不是脱离原作随意发挥。

译者只是代笔，而不是抢过作者的笔来，把翻译变成借体寄生、东鳞西爪的写作。

有人形象地把翻译家比作钢琴演奏家。

同一首乐曲，不同的钢琴演奏家会根据自己对乐章的理解和体会演奏出各自的风格和特色。

但他只能在准确弹奏的基础之上充分发挥其才能和智慧，进行积极的艺术再创造，而决不能脱离曲谱，把它演奏成另一支曲子。

翻译家也是如此。

虽然他译出的作品可以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在翻译方法上有各自的爱好和自由，在翻译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进行艺术的再创造，但是终归无法摆脱，也不可能摆脱原作的制约。

(二)译者所处的时代文化背境现代阐释学认为，理解是以历史性的方式存在的，无论是理解者——人，还是理解的对象——文本，都处于历史的发展演变之中的。

每一位译者受自身所处历史、文化、社会背景的影响总是携带着“一大堆熟悉的信仰和期望”去理解他所翻译的原文文本，一边置身于“一个熟悉的世界”，一边又面对着“陌生的世界”[4](P89)。

因此，每位译者在解读原文时的理解方式以及对文本内容的理解就会出现不同之处。

接受美学认为，文学作品存在着意义的“空白”和“不确定性”。

译者对原作进行阅读、理解和阐释，必定根据自己的审美经验、先在知识和期待视野，并对未定作品的空白进行填补。

同一时代的译者因接受水平不同，对原作的理解存在差异，也就是译者对原作的“未定点”、“空白点”的填补不同；不同时代的译者因历史的局限性，其接受水平相差更远，填补就更加不同。

因为译者本身是历史的人，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并且，一部作品的潜在意义不会也不可能为某一时代的读者所穷尽，只有在不断发展的接受过程中才能逐步为读者所发掘。

鲁迅说过，一部《红楼梦》，“单是命题，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红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闺秘事”[5](P73)。

首先，译者对文本的理解必然会受到不同历史时代的制约，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

总是要打上时代的烙印。

20世纪初以苏曼殊和林纾为代表的一批翻译家纷纷采用章回小说的笔法翻译外国小说，每节多以“却说”、“话说”开头，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结尾。

如此翻译自然是为了迎合读者的审美期待，以免自己的译作因引进了有违目标文化图式而引起译文接受者的审美抵触。

在当时文化处于比较封闭的时期，译者的这种努力避免有违原作审美期待的负面审美反应表现尤为明显。

其次，译者主体性还受到目的语文化语境的制约。

不少论者都把译者比作“带着镣铐跳舞的舞者”，说的就是译者的创造活动受到严格的制约。

这种制约除了上文所说原著的制约外，还指目的语文化语境的制约。

众所周知，翻译无论是选材、翻译方式、翻译策略，还是措辞、韵律等等，都会受到目的语意识形态、诗学等多方面的影响和制约[6]。

上世纪初林纾翻译的小说中出现大量有意的删改，正是为了适应当时中国文化语境的要求。

如果说林译小说是文学翻译中的一个极端的例子，那么文学作品(特别是文学名著)的复译现象再次证实译者主体性受目的语文化语境制约的情形。

译学大家杨武能先生和许钧先生在讨论复译的必要性时指出，年代久远的译本语言会显得陈旧过时，不再能为当代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所接受；时代和社会在不断地前进和发展，语言和审美标准也随之发生变化。

可见翻译必然受到历史、文化、社会与时代等因素的影响，译者主体性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因素的制约[7]。

其实这与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译者受当时社会文化观念的制约。

(三)译者的读者意识在翻译活动中，目标读者是切不可忽视的。

译文读者与译文的交流只有在翻译结束完成之后才能真正实现。

自然，译者不可能等到翻译活动结束之后再去考虑这一交流活动，他必须在翻译活动之中将这一交流与对话活动纳入翻译过程加以考虑。

在翻译表达阶段，翻译者的读者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最终的翻译表达。

其实在开始动笔翻译之前，译者就已经确立了自己的读者群，而在翻译的过程当中，译者会时刻提醒自己读者的存在，因为读者对翻译活动的参与不可避免，译者对读者的受教育程度、文化背景、文学能力、审美水平等的了解与把握，将直接影响到译者的创造。

作为译文的读者也是千差万别的，而且每个读者在接受活动中，总是从自己生活和文学的“期待视野”出发去看待译作，加上时间的流逝、体验的加深、时代的变迁，读者对同一作品的理解也会发生变异。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断地使译文与心目中的预设读者进行交流、对话，考虑现时读者的需求与接受水平。

总之译者在为自己心目中的读者服务时，他所采取的翻译方式肯定是各不相同的[8]。

(四)译者的双语文化能力翻译是两种文化汇合的场所，从这个意义上说，译者就是两种文化的中介，他游走于两种文化之间。

译者的文化价值取向可以是对译入语主流文化的认同，通过翻译来强化某种意识形态和文学观，也可以是对现存文化的否定，通过翻译来颠覆现存的文化和文学模式，达到变革的目的。

译者的双语文化能力包括译者的双语语言知识和双语文化知识。

译者在解读原文及再造译文的过程中两种语言文化结构相互作用，即在解读时有译语语言文化的形成过程，在表达时又有原语语言文化的渗透，译者在解读与表达过程中对双语语言文化的协调就是译者文化能力的表现，而这种能力的高低对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有很大的制约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