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华政策解读
中国抗日战争国际援助的重要作用
中国抗日战争国际援助的重要作用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战争，为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立下了赫赫战功。
而在这场战争中，国际援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中国提供了宝贵的支持和帮助。
本文将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三个方面来探讨中国抗日战争国际援助的重要作用。
一、政治方面的国际援助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苏联是中国最重要的国际援助对象之一。
苏联通过向中国提供武器、军事顾问和经济援助等多种形式，对中国进行了有力支持。
苏联的援助不仅增强了中国的战斗力，还提供了重要的战略和政治支持。
例如，苏联红军在中国东北地区对日作战，为中国军队提供了强力的背后支撑，使中国抗日力量得到了有效组织和指挥。
在政治上，苏联的支持也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地位，推动了全国人民的团结和壮大。
不仅如此，其他国家也纷纷向中国提供了援助。
例如，美国通过“莱特莫·道格拉斯协议”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包括武器、弹药和飞机等。
这些援助不仅有力地增强了中国军队的实力，还向世界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即中国抵抗日本侵略有着国际支持。
二、经济方面的国际援助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国家，在抗战初期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
国际援助在补充中国物资不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国通过中国物资委员会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物资，包括粮食、纺织品和医疗用品等。
这些物资的援助为中国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维持了人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了中国抗战的持续进行。
此外，国际援助还为中国提供了技术支持和经济合作的机会。
苏联通过合作建设东北工业基地，加强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这些工业基地不仅满足了中国军需的需要，还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为中国的抗战提供了有力的后勤支持。
三、军事方面的国际援助国际援助在军事方面对中国的抗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苏联的援助不仅提供了中国武器装备，还向中国派遣了大量的军事顾问。
这些军事顾问通过对中国军队的训练和组织，提高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
同时，苏联还向中国提供了紧急的军事支援，在中国军队的关键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俄关系史6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苏关系
来 自 苏 联 的 援 助
• 1938年1月，孙科访苏，斯大林同意提供1亿美元 贷款，供中国购买苏联军火 • 1939年6月，苏联再次签署1.5亿美元对华贷款条 约 • 实际到账贷款额为17300万美元，是中国从外国 获得最大一笔贷款 • 1937年11月，苏联提供重型轰炸机、驱逐机，以 及汽车、航空汽油、武器弹药、机关枪、大炮、 坦克、零配件 • 1938年5-6月，苏联军事代表团来华指导作战 • 1937年12月起，苏联志愿飞行员来华参战
中 苏 文 化 协 会
• 1935年7月在南京成立中苏文化协会 • 在全国各地设立分支机构 • 定期出版《中苏文化》杂志，发表政治和文化名人 文章 • 举行苏联艺术展览、电影放映 • 在苏联举办中国木刻艺术展 • 1937年2月10日，上海举行普希金逝世100周年纪 念会
梅 兰 芳 访 问 苏 联
• 梅兰芳率团访问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演出3周，引发 轰动 • 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爱森斯坦相谈甚欢，东西艺 术家交流 • 为苏联剧作家、导演和演员举行中国戏曲报告会
中 苏 电 影 合 作
• 1935年苏联电影事业创立15周年，中国4家电 影公司组团参加莫斯科国际影展，蔡楚生导演、 王人美主演的《渔光曲》获“荣誉奖”，是中 国第一部在国际获奖的影片 • 1938年，苏联电影摄影师卡尔曼访华，拜访武 汉、重庆和延安，摄制纪录片《中国在斗争中》 和《在中国》
中 国 对 苏 联 的 援 助
பைடு நூலகம்
• 按照苏联提出的货单输送矿产品和农牧产品 • 成立专门机构，对战略物资和大宗农牧产品实行 统购统销 • 本国物资紧缺，难以保证对苏易袋偿债 • 主要对苏输出物资：钨砂、锡、锑、锌、汞、生 丝、羊毛、茶叶、皮革原料等
日 本 北 上、 南 进
抗战时期苏联对华政策浅析
作者： 侯衔正
出版物刊名： 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页码： 117-120页
主题词： 苏联对华政策;抗战时期;斯大林;中国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蒋介石政府;共产国际;毛泽东;中国近代;国民党
摘要： <正> 中国抗日战争是全民族团结进行的一次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抗日战争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援,也得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各同盟国家的支援,这些支援对于中国能够坚持抗战并取得中国近代历史上反抗外国侵略的第一次伟大胜利是一个重要条件。
苏联是抗日时期支持中国的国家之一。
毛泽东曾指出:。
抗日战争时期美苏对华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美苏对华关系苏联：俄国是初期为“中立”，后来对华的军事及经济援助，出兵东北击溃日本精英部队。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对华政策几经嬗变：即由初期联华制日，到中期由热变冷，甚至严重对立，最后出兵东北，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战胜共同的敌人。
苏联在这一时期为巩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所采取的举措，也是其援华抗日的重要表现。
”抗战初期，苏联采取联华制日政策。
苏联援华态度积极，不仅在国联“为我尽力声援”，而且派出志愿空军和军事专家参加对日作战。
1937年8月21日，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苏联以条约形式确定援华制日政策，但不承担直接参战的义务。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对当时处于孤立无援困境中的中国是极大的支持和鼓舞。
条约签订后，苏联开始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大力支持中国抗战。
1937年9月21日国联会议上，苏联外长李维诺夫针对国联咨询委员会就认定日本的行动是侵略性质的问题上迟疑不决提出质问：“现有之事实，岂不是证明日本之罪状。
”在布鲁塞尔九国公约会议上，李维诺夫警告与会各国不要纵容和鼓励侵略，他要求各国一致行动起来，制止侵略，维护和平。
早在1937年3月，苏联就决定向中国南京政府首批提供5000万美元贷款，用以购买苏联的飞机、坦克等军事装备；苏联还同意在其境内培训中国的飞行员和坦克兵。
以后又于1938年7月、1939年6月先后提供两笔贷款。
至1939年，苏联提供援华贷款总额达2.5亿美元。
1939年6月，中苏政府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通商条约》，并克服种种困难开辟了从中亚到新疆、甘肃的运输线。
随着援华贷款协定的签署，苏联的武器和军备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
同时苏联还向中国派出大批军事专家和飞行员。
1937—1941年，先后有2000余名苏联空地勤人员在中国工作过，其中有700名飞行员在中国轮流作战。
他们中有不少人在中国战场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那时受过苏联顾问教官训练的中国军人达9万以上。
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援助与合作
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援助与合作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期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国际援助与合作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将围绕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援助与合作展开论述，探讨其对中国战胜日本侵略的重要作用。
一、苏联援助中国抗日战争初期，苏联对中国的援助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中国共产党抵达延安，成立了抗日根据地。
随后，中共中央与苏联政府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苏联开始向中国提供物资和军事援助。
苏联援助包括提供武器装备、军事训练、技术支持等，大大弥补了当时中国军队的装备不足和作战能力不强的问题。
此外，苏联还组织了一批军事顾问团，派遣军事专家来中国指导抗战作战。
二、美国援助美国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援助也是非常重要的。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国正式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作为盟国的中国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
美国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军事物资，如坦克、飞机、枪炮等，并对中国进行了军事训练。
此外，美国还在中国境内设立了航空基地和物资供应站，为中国军队提供后勤保障。
美国援助的到来，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对中国抗战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其他国家的援助除了苏联和美国，还有其他一些国家也向中国提供了援助。
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家纷纷向中国提供了军事物资和经济援助。
这些援助虽然规模不如苏联和美国，但在中国抗战中也起到了积极的支持作用。
此外，中国还获得了来自澳大利亚、荷兰、菲律宾等国的援助，丰富了中国的战略资源。
四、国际合作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各国共同抗击日本侵略。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与国民党政府和其他抗日力量保持着密切合作与协调。
此外，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战争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与包括苏联、美国在内的各国结为了抗日同盟。
这种国际间的合作与合作，为中国争取了重要的外交支持和国际地位，为中国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
五、总结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援助与合作是中国战胜日本侵略的重要因素之一。
抗战时期苏联对华的三次军贷
１９３７年４月，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通知中国政府，如果中国愿意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可以向中国出售飞机和坦克，并提供１亿中国元（有资料称５０００万美元，但据我掌握的资料是１亿中国元）的贷款。
但中国方面却没有回音。
直到“七·七事变”后，蒋介石才感到形势严峻。
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４日，蒋要张冲（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以其名义向鲍格莫洛夫递交军火供应协议的草案：向中国提供３５０架飞机、２００辆坦克和２３６门大炮，并且上述军火应在协定签订之日起一个月内提供，同时还要向中国派遣苏联飞行员、航空技师、炮兵和坦克手，以训练中国军事人员。
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１日，中苏两国正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此后，苏联决定开始向中国提供经济贷款和军事援助，并派遣军事专家和志愿航空队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
蒋介石原定洛阳航校校长王叔铭将军率７名飞行员、２名机械师去苏验收武器，鲍格莫洛夫将此电告莫斯科，８月１７日，莫斯科回电答复同意中方提议，并要求在莫斯科同王叔铭将军进行谈判。
这时蒋介石考虑到军火援助的重要性，决定提高中方代表团的规格，遂任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代行总长）为代表团团长，成员包括张冲、王叔铭、蔡庆华、夏天、全铎、余人翰、刘唐领等在内共计１８人。
为保密起见，代表团取名“工业部赴苏实业考察委员会”杨杰将军不仅地位远在王叔铭之上，而且声名显赫，又极为主张密切同苏联的关系，易为苏联人接受，同时杨力求苏联对日参战的思想与蒋吻合，蒋想通过杨的活动实现苏联参战之目的，故此美国学者加弗称杨杰为蒋介石对苏关系上的三个关健性顾问（另两个为蒋廷黻和孙科）。
后来杨取代蒋廷黻为驻苏大使（１９３８年５月至１９４０年４月）。
以杨杰为首的代表团组成后，于８月２７日飞抵西安，拟经西安、迪化飞往莫斯科。
当天陈立夫同鲍格莫洛夫已就军火供应问题粗略达成协定，其要点为：１、贷款总额为１亿中国元；２、条约以英镑形式缔结；３、贷款从提供后第２年开始分５年偿还；４、供应２００架飞机和２００辆坦克；５、全部贷款的３／４以金属偿还，１／４可为茶叶或其他消费品；６、细约在莫斯科签订。
论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作者： 易新涛[1]
作者机构： [1]湖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68
出版物刊名： 甘肃理论学刊
页码： 50-55页
主题词： 抗日战争;苏联;中国共产党;政策
摘要：抗战时期，苏联基于国家利益要求与和平外交政策的指导，在发展中苏国家关系的同时，不断调整对中共的政策。
抗战之初，苏联在舆论和道义上给予支持，但拒绝军事援助，并要求中共对国民党进行妥协退让。
苏德战争的爆发前后，苏联再三要求中共“武装保卫苏联”，赞扬和支持解放区战场。
抗战胜利前后，苏联承认国民党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同时极力贬低中共。
这些政策，客观上支持和援助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卫战争，也表现出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倾向，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为中国革命带来了不利因素。
中国抗战期间的军事合作与援助
中国抗战期间的军事合作与援助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极为艰苦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得到了许多国家的军事合作与援助，这些支持对于中国的抗战进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将重点从苏联、美国以及其他盟友对中国的军事合作与援助进行探讨。
一、苏联的军事合作与援助苏联作为毗邻中国的国家，对中国的军事合作与援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苏联先后派遣了许多军事专家和军事顾问团队来协助中国的战争，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和战略支持。
此外，苏联还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军事装备和武器，包括坦克、飞机、大炮等现代化武器。
苏联的支援帮助中国巩固了自身的战斗能力，提升了中国军队的整体实力。
二、美国的军事合作与援助美国在抗战期间也给予了中国重要的军事合作与援助。
1941年后，随着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对日本宣战，成为中国的盟军。
美国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军事物资，包括战略物资以及对中国军事建设的重要支持。
美国还派遣了军事教官和顾问团队，协助中国提高军事训练水平和战略规划能力。
此外，美国还积极参与了对华空运援助，并提供了重要的财政援助。
美国的支持对中国的战争进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其他盟友的军事合作与援助除了苏联和美国之外，其他国家也纷纷向中国提供军事合作与援助。
英国在抗战期间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和物资援助。
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也纷纷向中国提供了军事支持。
这些国家的军事合作与援助增强了中国的战斗力量，为中国的抗战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综上所述，中国抗战期间的军事合作与援助对于中国抵抗日本侵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苏联的支持在技术和装备方面为中国提供了强大的支撑，美国的援助在战略和物质方面赋予了中国更多的能力。
其他国家的支持也为中国提供了重要的军事支援。
这些合作与援助的协同作用，不仅增强了中国的战斗力，也为最终的抗战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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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华政策解读赵士国内容提要中国抗日战争期间,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苏联对华政策几经嬗变:初期对华军事援助是为了避免两线作战;中期对华关系由热而冷,是因为苏联遭德军突然袭击,必须全力自保;后期苏军出兵我国东北,另有图谋。
然而苏军对日作战,避免了中国人民为取得最后胜利可能出现的更大牺牲。
关键词抗日战争联华制日由热而冷20世纪30-40年代,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历经14年,终于取得胜利。
其时,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对华政策几经嬗变:即由初期联华制日,到中期由热变冷,甚至严重对立,最后出兵东北,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战胜共同的敌人。
从这一时期苏联对华政策变化的情况看,反映出当时国际形势的复杂和多变,也反映出苏联高层决策人物的复杂心态:国际主义、民族利己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兼而有之。
本文拟对此略加剖析,或许能为我们正确处理当今的中俄关系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抗战初期,苏联采取联华制日政策,既有苏日间的历史积怨因素,更有日本威胁苏联安全的现实原因。
甲午战后,日本为报以俄国为首的“三国干涉还辽”之仇,曾于1905年狠狠地咬了俄国一口,苏联对此心怀怨恨。
1931年日本重施对华侵略扩张政策,不仅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且也将威胁到与中国山水相依的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
1935年底斯大林获得德日准备缔结反苏协定的消息后惶恐不安,担心德国与日本同时对苏联采取军事行动[1]。
1936年12月,德日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明目张胆地将矛头指向苏联。
事情已经非常明显,日本有德国人支持,它不仅要侵略中国,而且对苏联远东地区亦有领土要求。
如果日本进攻苏联,德国则有可能采取相应的行动,这样苏联便面临东西两线作战的危险处境。
此时,欧美大国虽然对社会主义的苏联已不像以前那样怀有敌意,但当国际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之时却不愿承担维护国际和平的责任。
1937年5月张伯伦在英国上台后,全面推行以妥协退让、嫁祸于人为特征的绥靖政策,其他欧美国家亦步亦趋,纵虎为患。
因此,苏联不可能指望得到它们的任何帮助。
苏联腹背受敌,该如何应对?联华制日是其明智之举。
况且,当时中国的抗战也需要苏联的支持。
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政府一向奉行反苏反共,依赖英美的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他仍希望得到西方的支持。
1931年10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要员顾维钧等人在给张学良的电报中说:“中国完全委托国联”,“外委诸公主张,如国联无办法,再请美国提出九国条约以制日”[2]。
这期间,蒋介石多次召见英、美、法、德等国使节谈话。
顾维钧等驻国联代表也在国联内外积极活动。
但是,国民政府的所作所为毫无收获。
西方列强不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拒绝制裁日本。
中国国民政府对西方列强坐视日本侵略的政策感到失望和不满。
1933年5月16日,国防会议就平津战事所作决议中说:“国际及各国,除道德上之同情外,未曾依据条约制裁日本,亦未与中国以实力援助。
”[3]后来,顾维钧在与蒋介石、汪精卫等交谈后亦如此说:“我很自然地得出一个明确的概念,就是他们都对日内瓦国际联盟失去了信心。
”[4]华北事变给中国带来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卢沟桥事变后中国面临的形势更加险恶。
国民政府要求苏联参战的愿望日益迫切,甚至把苏联参战与否看作是中国抗战胜败的一个关键因素,认为“苏联如不介入,中国就会失败”[5]。
事态的发展表明:日本侵华也是侵苏战争的一个重要步骤。
1937年6月9日,日本侵华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向东京参谋本部进言,他认为应当首先打垮南京政府,以便消除进攻苏联的后顾之忧[6]。
而且,就实际情况来说,中国的抗战也将给苏联提供一个有效遏制日本的良机。
只要中国人拖住了日本的陆军主力,那么日本在结束中国的战争之前,就难以发动大规模的侵苏战争。
这种情况亦为德国人所关注,德国外长牛赖特对日本驻德大使说:“日本政府必须注意到,目前日本与中国的武装冲突必将对苏联有利。
”[7]为了对付日本和德国的进攻和包围,苏联开始调整外交方略。
1933年11月16日,苏联同美国建交。
1934年9月苏联应邀加入国联,并担任理事会常任理事国。
1935年5月2日,苏联与法国在巴黎签订互助条约。
与此同时,积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决定联华抗日。
1937年8月21日,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苏联以条约形式确定援华制日政策,但不承担直接参战的义务。
中国则承诺不与第三国缔结共同反苏的协定。
依约,苏联同样允诺不与日本签订任何条约。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对当时处于孤立无援困境中的中国是极大的支持和鼓舞。
条约签订后,苏联开始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大力支持中国抗战。
1937年9月21日国联会议上,苏联外长李维诺夫针对国联咨询委员会就认定日本的行动是侵略性质的问题上迟疑不决提出质问:“现有之事实,岂不是证明日本之罪状。
”[8]在布鲁塞尔九国公约会议上,李维诺夫警告与会各国不要纵容和鼓励侵略,他要求各国一致行动起来,制止侵略,维护和平。
在苏联看来,中国军队人数虽多,但人员素质、武器装备等远不如日本。
中国一旦失败,唇亡则齿寒,苏联的战略态势就会严重恶化。
只要中国能拖住日本,削弱日本有生力量,苏联才能免遭日本进攻,而且也可全力对付德国。
早在1937年3月,苏联就决定向中国南京政府首批提供5000万美元贷款,用以购买苏联的飞机、坦克等军事装备;苏联还同意在其境内培训中国的飞行员和坦克兵[9]。
以后又于1938年7月、1939年6月先后提供两笔贷款。
至1939年,苏联提供援华贷款总额达2.5亿美元[10]。
1939年6月,中苏政府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通商条约》,并克服种种困难开辟了从中亚到新疆、甘肃的运输线。
随着援华贷款协定的签署,苏联的武器和军备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
同时苏联还向中国派出大批军事专家和飞行员。
1937-1941年,先后有2000余名苏联空地勤人员在中国工作过,其中有700名飞行员在中国轮流作战[11]。
他们中有不少人在中国战场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那时受过苏联顾问教官训练的中国军人达9万以上[12]。
苏联在这一时期为巩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所采取的举措,也是其援华抗日的重要表现。
斯大林在处理国共冲突时的原则是:既反对蒋介石消灭中共,也不赞同中共在军事上反击顽固派。
抗战期间,苏联没有向中共提供武器和军事物资,主要是迫于当时的形势,担心国共发生冲突。
苏联提出的援华条件是,国民党必须停止内战和任何敌视中共的行动[13]。
正因为苏联的正确举措,加上中共顾全大局,所以国共合作抗日是成功的。
苏联对中国的援助,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信心和勇气。
实际上,苏联是当时惟一援助中国抗战的国家。
正是由于苏联的支持和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才使日本放慢了大规模侵略中国的步伐。
对苏联的援助中国人有目共睹,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宋美龄就如此说:“苏联在中国抗战艰苦的时候,给我们援助,不单是飞机,而且有飞行员,苏联是中国的真诚友人。
”[14]二抗日战争进行到中期,苏联对华政策突然由热而冷,甚至出现了严重的对立。
1941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并发表联合声明,宣称:“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15]条约和联合声明严重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给中国的抗日战争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在这以后,苏联对华军事援助逐渐减少以至完全停止。
据有关材料证实:两国于1939年6月签订的1.5亿美元信贷协议到1941年6月后就没有履行,苏联据此协议而向中方提供的最后一批物资是在1941年6月以前,加上根据这一协议而提供的前3批物资,中方只动用了其总款额不足一半的钱,即7317.6万美元,余款始终未动用[16]。
1942年3月,苏联还召回了全部在华军事顾问[17]。
苏联对华政策突变,事出有因。
首先是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的态势咄咄逼人,迫使苏联全力保卫本土。
1938年9月29日至30日,英、法、德、意四国首脑达成了《慕尼黑协定》,同时还签订了《英德宣言》。
《慕尼黑协定》具有明显的反苏性质。
苏联深感在国际舞台上的孤立和英、法“祸水东引”的现实威胁,将其外交政策定位于确保本国安全,从而与英法和德日同时进行外交周旋,以尽量避免或推迟在苏联领土上战火的燃烧。
苏联很希望同英法达成共同对付法西斯扩张势力的协议,但多次的谈判无果而终。
于是,转而决定试探与德国改善关系的可能。
此时德国为避免两线作战亦对苏联发动了外交攻势。
苏德频繁接触,至1939年8月23日终于签订了带有“附加秘密议定书”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根据该条约,苏联承诺在德国发生与欧洲国家的未来战争中保持中立,德国则承诺确保苏联在波兰、波罗的海和比萨拉比亚的利益不受侵犯。
斯大林此举实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他认为这一条约是苏联向西方“打开了老虎铁笼的门”[18]。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虽然使苏联获得了两年宝贵的时间,但也一度丧失了对德国侵略苏联的警惕。
斯大林判断失误,他“对希特勒德国可能向苏联发动进攻的时间估计错误”,所以当1941年6月22日凌晨德军向苏联西线发动“台风”战役时,苏军便招架不住,丧师失地,损失惨重。
截至1941年12月1日,苏联伤亡、失踪和被俘人员达700万,损失坦克2.2万辆,作战飞机2.5万架[19]。
战争之惨烈,损失之巨大,即令不身临其境,从上述数字亦可想而知。
苏联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它必须竭尽全力自保,所以它已不可能再像先前那样向中国提供大规模的军事援助了。
其次是日本实施“南进”策略,美日矛盾激化,减少了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
大战爆发不到一年,法、比、荷相继败亡,大英帝国岌岌可危。
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刺激了日本法西斯的扩张野心,它决定快速推进“南进”政策。
因为一向为英、法、荷等老牌帝国主义霸占的富饶的南洋地区成了防御虚弱的“真空地带”,此时正值大好时机。
日本想和苏联改善关系以便“南进”,苏联则为对付德国希望缓和对日关系。
1940年,莫洛托夫便提议按日方2月29日的建议重新起草与日谈判草案[20]。
终于签订《苏日中立条约》。
与此同时,日本的所谓“东亚新秩序”严重威胁着美国的在华利益,美日矛盾日趋激化。
早在1939年7月,美国废除了美日商约。
1941年6月21日,美国宣布拒绝承认日本在西太平洋的霸权和在中国的军事存在。
1941年7月,日本大举进攻法属印度支那,美国旋即宣布对日实行石油禁运。
面对日本新的进攻态势和严重威胁,美国渐渐重视中国的战略地位,希望借中国之力拖住日本南下的步伐。
于是,美国在实行对日禁运的同时,逐步增加对中国抗战的援助。
1939年美国对华援助为“桐油借款”2500万美元;1940年有3笔借款合约,共计达1.45万美元贷款;1941年,先有2月4日签订的《中美金属借款合约》给中国5000万美元贷款,接着4月签订《中美平准基金协定》又给5000万美元,5月以租借法案也适用于中国,再拨给中国的物资总值达2600万美元[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