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位理论视角下中国各省市的金融发展探究

生态位理论视角下中国各省市的金融发展探究黄显敏周兵（重庆工商大学，重庆400067）摘要：本文利用全国31个省市2000—2015年的面板数据，基于“生态位理论”的视角，从金融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效率、金融发展规模扩张三个维度对各个省市金融业的生态位进行测度，通过测度结果分析得出经济越是发达的省市其生态位宽度越高，即经济发展程度与金融资源禀赋相匹配；金融行业竞争最激烈的省市是金融资源处于中等层级、生态位重叠度高的省市；应重点关注的省市是生态位势值和态值都高的省市，即金融发展势态良好、增长能力较强的省市。

同时根据测度结果进一步分析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金融规模扩张能促进经济增长。

关键词：生态位理论；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8）07-0003-10DOI ：10.19647/ki.37-1462/f.2018.07.001收稿日期：2018-04-04作者简介：黄显敏，女，重庆綦江人，重庆工商大学，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学；周兵，男，湖北恩施人，重庆工商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应用经济学与公司金融。

一、引言在现代市场经济日新月异的今天，金融作为内生于经济的战略性资源，俨然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核心产业，占据着国家间博弈的战略制高点。

金融业的发展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直接反映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金融发展是一个较为抽象的概念，西方学者普遍认为金融具有货币流通和资金融通的功能，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它通过为经济增长提供方便可靠的交易方式、通过金融活动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移、通过提高资本积累和分配效率等方式来促进经济增长。

因而，完善的金融体系和健全的金融市场将是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我国地大物博、民族繁多、地势多样、气候各异，区域间经济发展在资源、政策、环境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差异。

自1978年以来，虽然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度，GDP 从1978年的3645亿元（世界排名第10）跃升至2016年743585亿元（世界排名第2），但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却出现了不平衡；并且，经济的不平衡也间接导致了金融发展的不平衡。

同时，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催生了阻碍金融发展的诸多问题，如金融发展总体水平滞后、金融资源利用不充分、金融效率偏低、金融规模较小等。

本文基于生态位理论的角度，通过测度各省市金融业的生态位宽度、重叠度、绝对生态位等来探究我国31个省市金融业的发展状况，不仅有助于为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3&ZD156）；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2017ZDYY33）；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GD15CLJ01）；重庆工商大学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外国直接投资（FDI ）技术溢出与重庆市产业转型升级研究”（yjscxx2017-066-09）。

“改革开放40周年金融理论与实践创新”有奖征文各省市金融业发展作出指导，还可以为我国统筹全面发展、制定金融发展战略提供有力依据。

二、文献综述综观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脉络，可大致归结为萌芽、创立、发展、深化四个阶段。

早期有关金融的思想都蕴含在经济研究中，如《论货币的产生、本质和变化》、《国富论》、《利息与价格》、《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等大都专注于对货币的研究。

这也印证了Hamilton（1781）的一句话，“就刺激经济增长而言，银行是已被发明的最令人愉快的引擎”。

在学术界，最先全面探究金融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的是Bagehot（1873），其强调了金融系统对资金有效配置的作用。

直到二战之后，金融发展理论才有了开创性的成果，成为一门独立的学说。

之后，麦金农和肖（1973）更加系统地开展研究，不断深化金融理论，为金融发展理论奠定了基石。

随着理论的进一步深化，现代金融发展理论逐渐发展起来，它是在索洛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提出的，代表人物是King和Levine，他们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纳入理论之中，探索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对于金融的研究起步较晚，是在国外成熟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国情进行进一步探索。

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国内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较多。

如陈军和王亚杰（2002）利用Granger检验法得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互为格兰杰因果。

林毅夫和姜烨（2006）从信贷市场和股票市场的视角研究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它们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

谢平（1992）、韩廷春（2002）等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随着金融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金融发展的界定和指标体系构建逐渐成为理论界和学术界讨论的焦点。

综合现有研究文献，学术界对金融发展水平的界定与测度仍未达成一致，金融发展水平的衡量大致包括金融深度、金融宽度、金融效率、金融结构、金融规模和金融发展生态环境等维度。

首先是体系构建方面，李学文和李明贤（2007）综合金融指标和经济指标来建立金融发展测度体系；冯毓婷和蔡文彬（2008）从金融发展的量性和质性出发，构建了囊括9个二级指标的金融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田菁（2011）从金融中介、资本市场以及保险市场三个方面构建地区金融差异的测评指标体系；仲深和王春宁（2011）从产业规模、生态环境以及市场规模三方面构建了金融水平测评体系；刘翠（2013）从广度、宽度、深度和支持力度四个维度构建了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指标体系；夏祥谦（2013）更是建立了三级指标，将金融规模、金融结构、金融效率作为一级指标，金融组织规模、金融资产规模、融资规模、融资结构、银行结构、保险结构、金融产出效率、金融配置效率以及证券市场流动性效率作为二级指标，再在二级指标的基础上建立了21个三级指标；林勇（2014）从金融发展总量、金融发展效率、金融发展结构三方面建立指标体系等等。

在指标衡量上，所选数据又有差异；如金融发展水平，陈刚等（2006）用国有银行年末贷款余额与GDP比值表示；王洪斌和柳欣（2008）分别用货币存量、信贷存量、股票和债券市值与名义GDP的比值来衡量；陆静（2012）分别用金融机构的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与GDP相比作为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张亮（2013）用存贷款余额与GDP的比值来表示；李延凯和韩廷春（2013）用股票市场总市值与GDP之比来表示等等。

金融发展规模方面，如崔艳娟和孙刚（2012）用存贷款总额与GDP的比值表示；夏祥谦（2013）分别用保费收入与GDP的比值、本外币贷款新增额与GDP的比值、银行从业人员与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的比值来表示；李苗苗等（2015）也用此方法。

金融发展效率方面，冯毓婷和蔡文彬（2008）用储蓄投资转化效率、投资投向效率表示宏观金融效率，用净资产收益率、银行业向金融管理部门的超额融资比率等表示微观金融效率；崔艳娟和孙刚（2012）用贷款与储蓄存款的比值来表示，张亮（2013）也用此法等等。

综上所述，国内外对于金融发展的研究已比较成熟，所构建的测度指标体系也较为完善。

但对于我国来说，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制约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当务之急是找出各省市之间金融业发展的差异和联系。

因此，基于已有文献，笔者借鉴生态学“生态位理论”中物种竞争和合作的测度方法，对全国31个省市的金融业发展水平进行测度，探索其发展现状以及它们之间的竞争合作关系。

三、各省市金融发展的生态位测度（一）测度指标选择与数据处理考虑到证券数据的限制和可得性，本文放弃金融发展结构指标，仅考虑“质”与“量”的指标。

同时，从金融的可持续发展视角出发，量性金融发展是质性金融发展的基础，质性金融发展又能进一步促进量性金融发展（冯毓婷和蔡文彬，2008），两者兼顾，共同推进金融业向好发展。

量性方面，笔者选取金融发展水平指标，用FIR表示，借鉴张亮（2013）、崔艳娟（2014）、李苗苗（2015）等人的方法，用金融存贷款余额与地方GDP的比值取得，能很好地从量上直观反映出一个地区的金融发展现状。

并且，存贷款都是通过金融中介实现，能进一步展示当地的货币化程度与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

选取两个质性指标：金融发展效率指标和金融发展规模扩张指标。

金融发展效率指标用CS表示，借鉴孙刚和崔艳娟（2012）、林勇和陈名银（2014）等人的计算方法，用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值来衡量。

它反映的是金融机构各项存款转变成贷款的效率，进而为分析地方金融资金的利用效率提供依据。

金融发展规模扩张指标用GuiM表示，借鉴王毅（2002）、王志强和孙刚（2003）等人的计量方式，用全部金融资产总额与地方GDP的比值来衡量，同时将广义货币、股票市值和债券余额囊括其中，更为全面地反映金融发展规模扩张。

考虑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统计报表已历经数次修改，部分数据的名称和口径有较大出入，直至2001年才相对完善，因此，本文选择我国31个省市2001—2016年的数据，数据来自地方经济统计年鉴和金融统计年鉴。

为解决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价格波动问题，笔者用2000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作为基期进行换算。

（二）生态位宽度测度生态位是一个抽象的生态学概念，需要寻找对应的量化指标对其进行测度和解释。

目前生态位的测度方法主要有生态位宽度测算、生态位重叠度测算、生态位多维体积测算、生态位多元统计等等。

本文选择测度的三种方法如下：生态位宽度、重叠度以及势值与态值非线性组合的测度。

首先来看各省市金融生态位宽度测度。

所谓“生态位宽度”又称作生态位广度、生态位大小，是指被一个生物所利用的各种不同资源的总和。

在本文中金融业的生态位宽度是指某个省市所利用的各种不同金融资源的总和。

在测度之前先建立一个生态位因子的资源矩阵，本文参考王子龙（2005）企业集群的资源状态矩阵，建立如下金融资源矩阵：在上述矩阵中，行代表各个省市，由于本文选取我国31个省市作为研究对象，因此p=31；列代表金融资源状态，即是金融的生态位测度指标，由于本文选择3种金融生态位测度指标，因此q=3；N ij代表i省市对金融资源j的利用程度。

Yi代表的是某一个省市的金融资源集合，等于∑j=1q N ij；X j代表j列某种金融资源在全国31个省市的总和，等于∑i=1p N ij；而∑i=1p Y i或者∑j=1q X i都代表的是31个省市构成的整个金融生态位系统的资源总和。

基于生态位因子的金融资源状态矩阵，结合各省市金融发展差异状况，选择借鉴最先考虑生态位宽度测度的Levins的测度方法——Simpson指数公式法，即：Bi=1/∑j=1R P ij=(∑j=1R N ij)2/∑j=1R N ij2=Y i2/∑j=1R N ij2（1）其中，R=p×q，代表整个金融生态系统的资源总个数；B i表示金融的生态位宽度；P ij表示生态专业性（Kohn，1968），等于N ij/Y i，代表了某一省市利用某种金融资源在该省市所有金融资源中所占的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