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启蒙思想的发展历程

西欧启蒙思想的发展历程在15、16世纪，西欧社会发生了两场重要的文化运动，一场是南方拉丁文化圈的文艺复兴运动，另一场是北方日耳曼文化圈的宗教改革运动，这两场运动构成了从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向西方现代文化转化的重要标志。

但是从时代精神的角度来看，这两场运动虽然在客观上导致了西欧社会的一系列变化，它们却并没有开创出西方现代文化赖以生长的理性精神。

文艺复兴提倡一种感性的快乐，宗教改革则弘扬一种虔诚的信仰，这两场运动的推动者们对于理性都不感兴趣。

西方文化的理性精神是从17世纪开始茁壮成长的，17、18世纪对于西方文化来说，才是发生根本性变革的两个世纪，而启蒙运动则构成了这两个世纪的重要标志。

正是经过启蒙运动的洗礼，一个全新意义上的西方现代文化才得以产生。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一讲17、18世纪西欧启蒙思想的发展历程，我们先从英国讲起，经过法国，最后到德国结束。

一、英国的启蒙运动所谓启蒙运动，说到底就是理性精神的崛起，这是从17世纪开始的。

现代理性精神最初崛起的地方，既不是发起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也不是开创宗教改革的德国，而是孤悬海外的英国。

大家知道，英国是一个岛国，游离于欧洲大陆之外，在中世纪甚至连凌驾于欧洲世俗王权之上的罗马天主教皇也对英国有鞭长莫及之感。

16世纪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运动之后，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也由于一桩离婚案而与罗马教皇闹翻，从而在英国自上而下地推行宗教改革。

英国宗教改革既不是出于对罗马教会的道德义愤，也不是为了捍卫什么纯正信仰，而是为了维护英格兰人的独立权利。

英国的宗教改革一开始便带有很清醒的实用色彩，它的主要成果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加强了英国国王的宗教权力，建立了英格兰的独立教会即安立甘宗或圣公会；第二是没收天主教修道院的教产并廉价地卖给乡村贵族，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英国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

这两项成果表现出一种审时度势的实用理性精神，有力地促进了英国民族国家的壮大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生长。

英国宗教改革开创了一种相对独立和宽松的文化氛围，使理性精神得以崛起。

因此，最初的启蒙思想产生于英国，而不是法国和其他欧洲大陆国家。

英国启蒙思想的推动者是17世纪的一些科学家和哲学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牛顿和洛克。

牛顿最大的功劳并不在于他创立了万有引力定律和力学三大定律，而在于他第一次把自然世界变成了一个井然有序、按照既定规律而运转的机械世界。

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过去的世界是由上帝控制的，在那个世界里充满了奇迹。

什么是奇迹呢?奇迹就是自然规律的破坏和中断，上帝可以任意破坏和中止自然规律。

比如说，一个人从楼上跳下来，摔在地上，摔断了腿或者摔死了，这是自然规律，是重力作用。

但是如果一个人从楼上跳下来，掉到一半，却飞到天上去了，这就是奇迹，也就是说自然规律被破坏了、中断了。

同样，人死了埋在地下，逐渐化为黄土，这是自然规律。

可是如果一个人死后被埋，却在第三天复活了，这就叫做奇迹。

大家试想一下，如果自然界经常出现奇迹，自然规律经常遭到破坏和中断，那么科学家们将如何去研究自然界呢?科学与神学又有什么区别呢?就拿重力作用来说，如果重力作用在此处有效，在彼处却由于上帝的奇迹而失效，那么科学家们将如何来研究它呢?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经验哲学和实验科学已经初具规模的17世纪的英国，对于具有理性精神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来说，一个关键问题就在于如何防止上帝任意干预自然进程，让自然界成为一个按照固有规律进行运转的机械世界。

这在17世纪的英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那个时候的英国科学家和哲学家仍然对基督教有抱着坚定的信仰，但是他们同时也力图把基督教的上帝与一个严格遵循既定规律的自然界协调起来。

而牛顿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为人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新的世界观。

这个世界完全按照自己的内在规律运转，自然界杜绝奇迹，上帝也决不会破坏自然律。

在牛顿的这个机械论世界里，上帝构成了世界的第一推动力，他推了世界一把，然后世界就按照既定规律井然有序地运转起来。

这种机械论世界观在17、18世纪的欧洲非常流行，它把世界看成是一个严格遵循必然性而运转的机器，这个世界是与以往那个充满奇迹的世界迥然不同的。

虽然这种机械论世界观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单调刻板的世界，但是这样一个受严格必然性所制约的世界总要比一个没有任何规律、随时都可能发生奇迹的偶然性世界好得多。

唯有这样一个世界才是符合理性精神的世界，才能够成为自然科学家们研究的对象。

由此看来，欧洲启蒙思想的源端，最早滥觞于17世纪英国的那些具有自然神论倾向的思想家，牛顿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按照17世纪流行于英国科学家和哲学家中的自然神论的观点，整个世界就像一块结构精密的钟表，而上帝与世界的关系就如同钟表匠与钟表的关系。

一个高明的钟表匠一次性地创造了一块钟表以后，就再也不用去调校它了，这块钟表本身就会有条不紊地运转下去。

同样，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在一次性地创造了世界之后，就再也不用去干预它了，因为世界会按照自己的内在规律——这规律正是上帝智慧和理性的体现——而运转。

反之，如果上帝老是对自然进程进行调整，老是去插手自然界的事情，通过奇迹来干预自然进程，那么这只能说明上帝是一个蹩脚的钟表匠。

这样一来，上帝就被名正言顺地赶出了自然界，被束之高阁了。

按照自然神论的观点，上帝就像是一个老不回家的主人，他把他的家即整个世界交给了他的大管家牛顿，而牛顿则把这个家管理得井然有序。

名义上上帝是世界的主人，实际上世界却按照牛顿的力学规律在运转。

所以，牛顿的贡献决不仅限于创立了万有引力定律和力学三大定律，更重要的在于他给当时的人们展现了一个像钟表一样严格遵循既定规则而运转的机械论世界。

这种机械论世界观影响西欧人达两个世纪之久，它极大地改变了西方人对待自然界以及对待上帝的看法，培育了一种注重必然性的理性精神。

17世纪英国的第二位重要人物就是洛克，他与牛顿基本上是同时代的人。

如果说牛顿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符合理性的、按照内在规律而运转的自然世界，那么洛克就给人们展现了一个同样符合理性的、同样按照内在规律而运转的人类社会。

洛克告诉人们，人类社会也是一块钟表，社会这个系统也有它的内在法则，即国家的法律，这些法律是通过社会契约而制定的。

一个社会的好坏，就在于它的统治者是否理性地遵守这些法律。

正如上帝也不能任意地破坏自然规律一样，国王也不能任意地践踏社会法律。

一个社会的理性精神就体现在根据社会契约而制定的法律规范中，体现在遵循这些法律而进行的政府活动中，具体地说，体现在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确立起来的宪政体制中。

只有在一个遵循法律的宪政体制中，人民的民主和自由权利才能得到保证。

而民主和自由的前提就是人的天赋人权和理性，只有当人具备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人才有资格谈民主和自由。

如此一来，上帝也被赶出了社会领域。

在17世纪的英国，科学家和哲学家们仍然承认，人是由上帝创造的。

但是他们却强调，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赋予人一件最高贵的禀性，那就是理性。

人之所以高出万物，就在于他天生具有理性能力。

那么，什么是理性呢?理性就是一种遵循既定法则或规范来管理世界和管理自己的能力。

上帝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不仅能够创造出自然界，而且能够创造出有理性的人。

这个有理性的人一旦被创造出来，就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性来管理世界和管理自己，无须上帝插手了。

在这里，理性本身成为人的本质特征，上帝反而隐蔽在理性的光芒背后了。

上帝既然已经把理性赋予了人，他就不必再在这个世界里显现了，理性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因为理性正是上帝的智慧和大能的体现。

这样就通过一种明扬暗贬的方式把上帝赶出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

正是由于牛顿和洛克的作用，理性的重要意义被凸现出来。

揭示出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理性本质，这是17世纪英国人的两个重要贡献。

这两个贡献，说到底，突出的是同一种精神，即理性精神。

也就是说，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充满了理性的法则。

理性的法则在自然界中表现为自然规律，在社会中则表现为法律制度。

而理性的基本特点就是齐一性，就是普遍必然性，即放之四海而皆准，没有任何例外。

例如重力作用，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意大利，都是同样有效，没有例外。

一部好的法律，也应该在任何地方都适用，都能够很好地运用来治理国家。

说到底，齐一性或者普遍必然性就是杜绝例外，就是杜绝奇迹。

另一方面，理性又是上帝赋予人的最高禀性，人完全可以仅凭着理性来认识和支配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

这样一种对于理性的自觉意识，就是所谓的“启蒙”。

这个“启蒙”的历程最初发生在17世纪的英国，然后由英国传入欧洲大陆。

在当时的欧洲大陆，在理性精神和宽容气氛方面可以与英国相媲美的是荷兰。

17世纪的荷兰聚集了一大批非常重要的思想家，如笛卡儿、斯宾诺莎、惠更斯、雷汶胡克、格劳秀斯等人。

荷兰的宗教政策比较宽容，思想氛围比较自由，一些在欧洲其他国家不能发表的著作、言论，在荷兰都可以自由发表。

这样就鼓励了一大批哲学家和科学家跑到荷兰去避难。

正是由于这些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加盟，使得荷兰的文化水平和科学水平在17世纪的欧洲大陆独占鳌头。

但是，最初的启蒙思想还是源于英国，源于牛顿、洛克等具有自然神论倾向的英国思想家。

二、法国的启蒙运动启蒙思想从英国肇始，然后传到荷兰、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

到了18世纪，法国就取代英国成为启蒙运动的中心。

法国地处欧洲中部，从文化渊源上说属于拉丁文化圈，但是在蛮族大入侵后又受到日耳曼文化的影响，可谓是左右逢源，兼收并蓄。

从17世纪的路易十三时代开始，法兰西就开始迅速地崛起，在文化方面很快就成为全欧洲效法的榜样。

近代法国人素来以机智敏锐和标新立异而著称，17、18世纪流行于欧洲的时髦事物大多是源于法国。

丹纳曾经说过，17、18世纪的法国人教会了欧洲所有开化和半开化民族一套说话、行礼和微笑的方式。

当自然神论从英国流传到法国之后，擅长于追逐新潮的法国人立即就抓住了时髦的理性，法兰西也一下子从最保守的天主教阵营变成了最激进的启蒙运动中心。

相比而言，启蒙运动在法国人那里和在英国人那里是非常不同的。

英国人谨小慎微，具有绅士风度，始终将理性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他们虽然悄悄地挖了上帝的墙脚，但是却从来不敢公开诋毁上帝。

但是法国人却喜欢走极端，赶时髦，他们一旦接受了理性精神，立即将其推向极端，从而在18世纪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法国启蒙运动。

对于中国人来说，启蒙运动总是与18世纪的一批激进的法国思想家联系在一起的。

一说起启蒙运动，我们的头脑中就会浮现出伏尔泰、卢梭、狄德罗、达朗贝尔、霍尔巴赫、爱尔维修等人的名字，好像启蒙运动就是一场法国人的思想运动。

事实上，法国人只是将启蒙运动推向了一个极端，即无神论的极端，这个极端并不是启蒙运动的全部内容。

在近代，任何东西一到了法国人手里，往往就会剑走偏锋，被弄得轰轰烈烈、惊世骇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