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多励志题材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多励志题材

贾平凹今年“高兴”事儿真不少，在他当选为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的当口，他的《高兴》几乎同时出版，这是贾平凹的第13部长篇小说。

《高兴》关注进城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困惑，它讲述了一个进城拾荒农民“刘高兴”在都市里的生存故事。“刘高兴”当兵复员后回到农村，做过泥瓦匠、加工过挂面、磨过豆腐、摆过油条摊子，什么都没干出名堂，年过半百只好进城打工，拾破烂、给人送煤。“刘高兴”与一个叫“孟荑纯”的妓女发生了恋情。这个女子的哥哥被人杀害，她只能卖淫挣钱自己积攒追凶经费。当然，两人注定不可能走到一起。

贾平凹的高产在文坛上是出了名的，但也有读者抱怨他的长篇小说《秦腔》家族史诗题材的鸡零狗碎。对此，贾平凹自己心里有数，单从题材看，新近出版的《高兴》依然坚守着乡村情结和纪实笔法。

《高兴》出版后，贾平凹讲过这样一段话：“在作家普遍缺乏大精神和大技巧、文学作品不可能经典的当下，作家不妨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社会记录留给

历史。”

巴尔扎克说过：“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句话可以用来解读贾平凹所说的“社会记录”对于文学创作的意义。社会记录，一般被认为是新闻记者和历史学家的使命。但在文坛陕军，作家们吸收了史家实录精神的精髓，同时用深厚的艺术功底克服了史书“正而无趣”的传播障碍，塑造了一批个性突出、时代特征鲜明的普通人物形象，成为一个亮点留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

不仅贾平凹本人的《高兴》秉承文坛陕军一贯擅长的史家笔法，当代文学史上的两部扛鼎之作——获得国内文学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的《平凡的世界》和《白鹿原》以及此前的另一部杰作《创业史》，都更加鲜明地表现出这样的风格。

柳青，塑造可信农民形象

在西安市长安区常宁宫东边1公里处，有一座用红砖砌成的墓园，坐北朝南，墓主人是柳青。墓园在有名的神禾塬上，向南不远处便是土崖。站在土崖边向下看，便是《创业史》描写的那个让读者魂牵梦绕的“蛤蟆滩”。

蛤蟆滩的原型是皇甫村。当地人至今忘不了一段关于柳青的故事，从给柳青用剃头刀子剃头到柳青太太用电动推子为村民理发；从柳青给村民两大碗炒米饭

到村民给柳青“淘井”；从柳青冬天穿的棉鞋开口露出脚指头到柳青拄着一根竹拐杖在村里徘徊……当然，柳青留给后人的绝不仅仅是这些和常人没有两样的琐碎，他留下了一部《创业史》和柳青精神！

“一部好的小说离不开成功塑造的人物。《创业史》塑造的人物形象走出了脸谱化模式，像梁三老汉几乎概括了中国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梁生宝身上既有勤劳、朴实、善良的中国传统美德的闪光，又有公而忘私、勇于牺牲个人利益的时代精神的张扬。他笔下其他人物如姚士杰之佞，李翠娥之烂，赵素芳之卑微，郭世富之谄媚，无不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忠实在接受采访时这么说。

《创业史》在中学语文课本上节选过，题目叫《梁生宝买稻种》，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前后出生的人大多数读过这篇文章。主人公梁生宝在买稻种的路上，喝面汤，吃他妈给他烙的馍，就是舍不得花一分村民集资来买稻种的钱。

《创业史》描写的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一个农村互助组建立、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作品真实地记录了新中国建立后农村各种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以及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

这些题材在今天看来似乎离我们有些遥远，而柳青所极力推崇的“互助组”等带有“一大二公”色彩的农村组织，在改革开放后被农民个体单干取代了。基于这一点，有人激烈批评《创业史》政治色彩太浓。

针对这种观点，陈忠实表示：“《创业史》是那个时代一部非常了不起的小说，它超越了同时代所有农村题材的作品。柳青在作品中塑造了一批真实、可信的农民形象，他对乡村生活的理解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陈忠实介绍，《创业史》原计划写4部，柳青本人讲过，他后面是要批判公社化的，但因为身体健康等原因，《创业史》最终没能写完，成为一大遗憾。

作为文坛陕军的先锋人物，柳青留给后人的除了《创业史》外，他那种热爱生活、情系百姓和对文学如醉如痴的精神也影响着后来进入文坛的新人。

柳青原籍陕西吴堡，1938年奔赴延安。为了创作长篇小说《创业史》，柳青全家于1952年从北京迁到陕西长安县皇甫村落户，一住就是14年，直到“文革”时被迫离开这里。

其间，他和当地农民一样穿着对襟袄，戴着瓜皮帽。为了熟悉农村集市上的卖粮情况，他也把手缩到袖筒里，和卖主不动声色地在捏指头，讲价钱。

但这只是柳青的一面。在已故文学大师路遥的眼里，柳青的另一面却是“一身西装，一副学究式的金丝边眼镜，用流利的英语和外国人侃侃而谈……他有时会指着地图，给你讲述半天有关英国或法国农业的历史和现状、有关加拿大小麦种植方面的情况等等。”

路遥一直把柳青当作自己的精神导师，他坦承自己读过7次《创业史》。他曾经说过：“在现当代中国的长篇小说中，除过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我比较重视柳青的《创业史》。他是我的同乡，而且在世时曾经直接教导过我。《创业史》虽有些局限性，但无疑在我国当代文学中具有独特的位置。”

路遥这样评价《创业史》：“在我国当代文学中，还没有一部书能像《创业史》那样提供了十几个乃至几十个真实的、不和历史上和现实中已有的艺术典型相雷同的典型。可以指责这部书中的这一点不足和那一点错误，但从总体上看，它是能够传世的。”

在路遥作品中找到奋斗理由

当代文坛最鲜明、最执着地追求史家笔法的要数路遥了。当然，这里说的史家笔法并不是司马迁那种完全“实录”，而是指小说的主要人物和事件合乎当时

的真实情况，也就是平常所说的“艺术真实”。

“只有庄严的心情，才能庄严地工作。”路遥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始终把生活看作一部正剧。《中华读书报》曾在大学生中做过一次二十世纪全球最受欢迎文学作品的调查，进入前百名的中国当代作家仅有路遥。他的代表作《平凡的世界》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且名列榜首。

延安大学路遥文学馆负责人梁向阳副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作为从陕北走向全国的作家，路遥的审美价值取向自然与陕北的精神文化气质相一致，追求大气、浑厚的史诗感。”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问世之前，路遥已经成为文坛陕军的领军人物，那时他的中篇小说《人生》已经走红。根据路遥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人生》成为那个时期青年人几乎必看的好电影，影片也获得了第八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因为《人生》，“高加林情节”、“城乡交叉地带”一度成为文学评论中最热门的语词。

第4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白鹿原》作者陈忠实

当《人生》获得巨大成功后，路遥仍在深深地思考，他要完成一部全景式地反映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的作品，这就是后来出版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平凡的世界》以黄土高原为背景，以双水村孙、田、金三家的命运为中心，反映了从“文革”后期到改革初期十年（1975—1985）间中国现代城乡生活，真实写出了中国城乡之间的巨大冲突和底层人奋斗的历程。

一个叫双水村的不起眼的小山村，渴望改变命运的农村青年孙少平费尽周折走出山村，当上了煤矿工人。孙少平的中学同学、省委副书记的女儿田晓霞一直深爱着他，这让少平陷入理想的甜美和现实的苦痛中。田晓霞是一家省报记者，在采访一次洪灾时，她因救人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晓霞死后的那年春节，少平在井下采煤时遭遇煤矿冒顶，虽然保住了性命，却惨遭毁容。伤愈后的少平没有接受妹妹男友的帮助，重新回到了煤矿。

据说，因路遥在创作手法上的“不合潮流”，使出版社一度对路遥信心不足。当时一些评论家认为，现实主义已经是一种过时的表现手法，路遥再采用这种写作手法，给人的印象是“冥顽不识时务”。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各种文艺思潮轮番登台，各种创作手法铺天盖地，但是路遥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不动摇，他认为现实主义精神永远没有过时，直面现实人生、揭示现实问题的文学创作精神永远没有过时。”梁向阳说。

据介绍，为追求一种时空上的真实感，路遥在写作《平凡的世界》前曾翻阅近16年的报纸杂志，以至于手指头都磨破了，不得不用手腕来翻页。他写的田晓霞在采访南方的洪灾时因救人而牺牲这一节中，陕南某市发生洪灾这样的背景就是真实的。因为小说的主人公孙少平是在煤矿工作，为了把握好这个人物的形象，路遥曾挂职到铜川一煤矿任职，并蹲在那里写作《平凡的世界》。

不仅是《平凡的世界》，路遥的另外一篇不被人注意的中篇小说《卖猪》，这种史家笔法也是十分明显的。《卖猪》说的是“文革”时期孤寡老人六婶子，花8元钱买了一头小猪，当女儿一样养了半年，最后被穿制服的“公家人”以7.8元的价格强行买走。他这种对官僚的抨击和对草根阶层的关怀不能不让人联想到白居易的《卖炭翁》。

“有人说路遥的作品是年轻人的励志篇，鼓励年轻人不断向上。我认为是正确的。”梁向阳副教授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路遥会长久的，因为无数的奋

斗者、无数的下层社会人们能够在他的作品中找到温暖，找到奋斗的理由。”

陈忠实与一部农耕文明史

前不久，陈忠实的短篇小说《日子》获得首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日子》讲述的是一个高考落榜的男人和一个曾经有过“好腰”的女人在滋水河边具体而琐碎地生活着，他们年复一年地在沙滩上捞挖石子，这之中往往又夹杂着他们对人，对生活的理解。

谈到《日子》时，陈忠实说：“主人公的生活虽然贫乏、单调，但它却是一种真实的生存状态，所以能引起共鸣。”

虽说《日子》只是一篇仅有几千字的短篇小说，但能看得出来，陈忠实依然坚守他一贯的创作风格——记录真实的生存状态。当然，最能体现陈忠实风格、最能代表他个人文学成就的非长篇小说《白鹿原》莫属。

《白鹿原》以陕西关中平原上一个白鹿村为背景，细腻地反映出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作为清末民初解放前夕中国历史的见证,白鹿原上发生的一幕幕可以视为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在这幅恢弘的画卷中，大革命，日寇入侵，三年内战，白鹿原翻云覆雨，王旗变幻，家仇国恨，交错缠结……

评论家在评论《白鹿原》时，用的最多的一个词是“史诗”。这里的史诗与现实主义、史家笔法、社会记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同一意思的不同表述。不过，陈忠实在塑造人物时对传统的现实主义有明显突破。

以小娥为例，当小娥遇到长工黑娃，像是黑暗中看到了曙光，开始不顾一切地勾引年轻力壮的黑娃，计划和他私奔：“兄弟啊，姐在这屋里连只狗都不如，咱俩偷空跑了哪怕讨吃讨喝我都不嫌。”

黑娃为了娶小娥，被父亲撵出了门，而小娥勇敢地扔掉了其他女人视之生命的“名节”，毫不犹豫跟黑娃私奔，在村外一个破窑洞里过着比任何人都快活自由的生活。一向善良的公公鹿三在道德上无法承受小娥，最终亲手用梭镖把她刺死。

故事到此并没有结束，小娥死后很快变成一个厉鬼并附体鹿三，她说：“我到白鹿村惹谁了？我没偷掏旁人一朵棉花，我没骂过一个长辈人，我不好，我不干净，说到底我是个婊子，可黑娃不嫌弃我，我跟黑娃过日月。村子里住不成，我跟黑娃搬到村外的烂窑里住，大呀，俺进屋你不认，俺出屋没拿你一把米也没分一根蒿子棒棒儿，你咋这么着还要拿梭镖刃子捅俺一刀？”

这段控诉可以看作是小娥的一种抗争，有人认为这是神秘主义表现手法，但陈忠实并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说：“《白鹿原》不是传统的现实主义，也不搞神秘主义，‘灵魂附体’这种说法在农村一直存在，直到今天还有。鹿三那样一个善良的农民，他刺杀儿媳小娥有除害的愿望，但他承受不了杀人带来的内心痛苦，强烈的自责让他产生幻觉，这种现象用现代科学是可以解释的。”

这段话是陈忠实追求艺术真实的写照。为了找到小娥的原型，陈忠实几乎翻遍了《蓝田县志》、《长安县志》、《咸宁县志》。正是因为他把官修史志和民间传说巧妙地结合起来，才塑造出一个多情、勇敢、命薄的旧时代妇女形象田小娥。

陈忠实坦承，《白鹿原》从构思、写作到出版，大约用了20年时间。他说，《白鹿原》要表达的是上个世纪前五十年，封建文化解体，传统文化走向新生过程中这个民族的精神历程。

陈忠实出生在位于八百里秦川腹地的白鹿塬。40岁前，他一直生活在农村。这种长期的直接生活体验，有助于把握农耕文明时代的民族秉性和人们精神层面的东西，为他作品的真实、深厚提供不可或缺的养料。

《白鹿原》获得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出版至今已有15个年头，这本书一

直保持畅销。目前，电影《白鹿原》正在筹拍阶段，预计今年12月开机。

“《白鹿原》肯定是内地当代最好的小说之一，比之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并不逊色。”海外评论者梁亮所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