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中国呼唤文明执法 科学执法

法治中国呼唤文明执法 科学执法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各级执法机关一定要做到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理性是执法的内涵,平和是执法的心态,文明是执法的态度,规范是执法的要求。这不仅为各级执法机关执法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更为全国做好新形势下执法工作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提高执法水平，确保法律严格实施。在社会生活中，一些偏离法治轨道的野蛮执法、违规执法行为侵犯群众合法权益，败坏政法队伍形象。随着法治理念深入人心，人们越来越呼唤文明执法。在文明法治的视野里，执法不仅是管理，也是服务。

一、现实生活中不文明执法行为的主要表现 （一）滥用执法权。主要表现在少数行政执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执法职权的过程中，不是从经济发展和便民考虑，而是从增加部门收入、增加员工福利补贴出发，不惜损害或牺牲群众利益。在行政执法中搞“服务就是收费，管理就是罚款”，或搞搭车收费、强行摊派。 法治变“罚治”。在某些地方，“法治”被“罚治”所代替。坑蒙拐骗，只要交了罚金，就可万事大吉；卖淫嫖娼，只要交了罚款，就可立即放人；违法超生，只要交足罚款就可相安无事；无照经营，只要定期交钱，就可放心获利。不一而足。

“罚治”之所以在某些地方盛行，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认识不到位。一些单位的主要领导没有从依法治国战略的高度认识法治的重要性和“罚治”的危害性。

二是地方保护主义作怪。惟恐会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断了政府的财源。

三是部门利益作祟。他们的“醉翁”之意不在管，而在“罚”。有利可图的事，只要稍一沾边就蜂拥而上，而无利的事，即使在职权范围内也视而不见。（举例：如新民派出所每年热衷于抓赌罚款）

据报载，湖南岳阳县张谷英镇公安派出所一位民警为了“创收”，一探听到有打工人员返乡就闯进家里抓人，抓去后先搜光随身钱物，然后再以在外面“是否偷盗”、“是否卖淫嫖娼”之类莫须有的罪名相威胁，严刑拷打，逼交“罚款”。

为了遏制这种势头，1995年6月，公安部出台“五条禁令”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使一些违法乱纪现象得到了遏制，公安队伍的执法形象有了明显好转。

然而，少数败类仍在顶风妄为。为何屡见“恶警案”？究其原因，主要由以下几方面：

其一，“我是执法者，谁敢不怕我”的特权思想，滥用权力。

其二，内部管理不严，对违法干警一味讲情、袒护、包庇，“家丑不可外扬”，从而助长了违法乱纪者的胆量和气焰，使“恶警案”难以遏制。

其三，缺少有效的内外部监督机制。要保持公安这个执法队伍的纯洁性，必须严惩败类，强化服务观念，做到执法为民。

（二）多头执法。具体表现是执法部门随意性强，部门之间多头检查，上下级之间重复检查，检查重收费轻管理。另外，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自由裁量权大，执法随意。而同一检查项目在不同主管部门之间不被认可而导致的重复检查也让行政管理相对人苦不堪言。（如：食堂、饭店、宾馆、网吧等都承受着多个部门执法的困境）

“大盖帽”满天飞是人们对当前城镇多头管理、重复执法的形象比喻。同一件事，比如占道经营，工商、城建、市容、交警等多部门都可以管。但实际上事无专职，责任不清，以致在一些城镇执法队伍素质不高的地方，有利争着管、无利都不愿管的现象十分突出，造成被管理者疲于应付，无所适从，或者不堪重负。

（三）执法不廉。主要表现是有的单位行业作风不正，依靠垄断自己掌握的信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有的利用行政权力搞“有偿”服务，为小集体谋取私利，损害企业、群众的利益。（如：办案当中收受当事人财物，替人家开脱罪责、办人情案、搞选择性执法、吃了原告吃被告等）又如：山西省孝义市公安局做的第一司法腐败尸检造假案件、黑龙江省讷河监狱发生一起在押犯人利用微信诈骗的案件。 （四）衙门作风。主要表现是少数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应承担的行政管理职责敷衍塞责、阳奉阴违，对群众反应的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官僚主义严重，工作漫不经心，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对前来反映情况、要求解决问题的群众不理不睬，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互相推诿甚至压着不办等。有的则表现为工作浮在面上，作风不深入，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到解决实际问题上，对企业发展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重视不够，解决不力。

（五）执法粗暴。主要表现为执法人员在执法管理中颐指气使，作风粗暴，屈打成招、人身侮辱、不是多做教育、引导、解释工作，而是动辄就踢篮子、掀摊子、拍桌子、赶车子，群众称之为“猛虎下山”，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疏远了党群干群关系。

如：西安城管粗暴执法导致当事人死亡案、内蒙呼格吉勒图冤案、河南农妇周秀云讨薪丧命案等都是由于粗暴执法引起的轰动全国的典型案件。

二、不文明执法对我国法治建设的负面影响。 （一）严重制约我国法制建设的健康发展。面对不法分子的“糖衣炮弹”，面对身边人的小恩小惠，执法机关可能是生锈的、破烂的、缺乏战斗力的。目前，在我国，司法腐败、司法不公的现象依然存在，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利益案等情况时有发生；执法者犯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法分子逍遥法外、无辜者被冤屈、社会正义得不到伸张。如：黑龙江讷河监狱罪犯利用手机诈骗案引发社会的高度关注。 黑龙江省讷河监狱发生一起在押犯人利用微信诈骗的案件，至少有三名女性受害，其中一名受害者被骗数额高达8万元。知情人士透露，该在押犯人是关押在五监区的王东，他通过微信与女性认识，取得对方信任后，以恋爱及投资为由骗取受害者的金钱。还通过裸聊等方式获取了一名警察妻子的裸照，并协迫其进入监狱发生性关系。 看到在押罪犯通过网聊发展7情人，逼警察之妻入狱献身，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事又是发生在国外。过去，曾多次看到国外女警爱上罪犯的新闻，有人为罪犯“献身”，有人怀上罪犯的孩子，有人还为爱放走罪犯…… 但点开页面却发现此事发生在黑龙江一所监狱，倒也没有过分惊诧——连发明专利都成了监狱减刑的产业链，有好些罪犯在享受“休假式坐牢”，那么，在押犯人于高墙之内和良家妇女裸聊，也就不太令人意外。不过，在监狱却能找7名情人，还能将别人的老婆弄到监狱里“睡觉”，恐怕非常具有创造精神，难度虽比不上发明专利，却也不比发明专利简单多少。要知道，参与专利减刑产业链，需要狱外专利服务机构的配合，也需要狱内环境的配合。而罪犯在狱内与警察妻子发生性关系，不光需女当事人的配合，更需要监狱环境的宽容与配合，没有监狱管理者的支持与合作，就算狱外的女人们激情勃发，也弄不成事。 监狱管理者为何要为罪犯提供方便呢？原因不得而知，但冒着违反纪律的风险帮助罪犯做这些事，绝不会是“义务劳动”，而与无利不起早的人性特点有关，所谓拿人手短，吃人嘴软。一些监狱里管理者通过为犯人买东西获益，甚至收受犯人礼品钱财，在减刑假释这些问题上提供帮助的现象，并不少见。 就这件事来讲，先有讷河监狱民警给罪犯带进智能手机，后有罪犯用手机微信引诱狱外女性，继而又利用投资项目骗财骗色，以裸照协迫警察妻子前往监狱相会。更有甚者，这名罪犯还用骗得的钱在狱中雇人为其劳动，参与赌博。 透过这些现象，不难看出监狱管理有多么混乱，一些监狱管理者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的现象有多么严重。是监狱管理者不知道这些行为违反规定吗？恐怕不是，而是监狱管理过于松散，以至于管理者利令智昏，忘记了规则的存在。 就连这起事件被曝光也纯属偶然，如果不是这位罪犯胆大到将裸照发到朋友圈里，发到那位警察儿子的QQ群里，甚至打电话协迫这位警察帮助其做事，扰乱人家的正常生活，这件事还没人举报呢。而这不光说明罪犯很嚣张，更说明他绝非一个人战斗，这类违法乱纪行为的发生，绝不是个别管理者的问题。 近年来，假释变成“提前释放”，保外就医成了“保而不医”，监外执行相当于“重获自由”的消息时有所闻，而罪犯裸聊警察妻子的丑闻，只是再次掀开监狱腐败之一角，让人明白司法腐败有多么严重。那么，发生这种现象则绝非偶然，去年9月至今，黑龙江在短短几个月已发生多起监狱丑闻，其中有两次越狱事件：2014年9月2日黑龙江延寿县公安局看守所3名在押犯罪嫌疑人杀害一名监管民警后逃走；今年1月10日凌晨，黑龙江省巴彦县看守所一在押人员周某与管教刘某喝酒，趁刘某喝醉后越狱。 这些丑闻虽然情节不同，但本质并无不同，都少不了以权谋私——如果管理者不喝醉，嫌犯岂能逃走；如果权力不裸奔，罪犯不会有机会裸聊。 原本应该守卫有序、森严的监狱里，竟然出现了如此荒唐的事件，让公众觉得太不可思议---本来是帮着把坏人改造好的地方，可是坏人不仅没有变好，反而变得更坏。讷河监狱发生的这起案件充分暴露出我们的执法机关的有时也是生锈的、腐化的、靠不住的。 又如：山西省孝义市公安局做的第一司法腐败尸检造假案件，只因为杀人凶手宋常辉是孝义市政协副主席温桂花的外甥，凶手的舅舅“李春光”在市纪委工作，于是孝义市公安局在给凶手开拓罪责的同时，还授意尸检人员做出错误的鉴定，伪造尸检报告。 这些案例再次惊醒我们：司法腐败，可以颠倒黑白、扭曲真理，它使得社会正义无处伸张、人们有仇无处报、有冤无处申；司法腐败，严重践踏了法律的尊严，玷污了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挫伤了公众积极投身国家法制建设的积极性、制约我国法制建设的健康成长。 （二）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面对一些突发事件和难度较大的案件时，一些执法人员，头脑简单、工作方式粗暴，不是想方设法搞清案件的来拢去脉、认真搜集证据，科学缜密加以分析、验证，而是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向所谓的犯罪嫌疑人施暴，屈打成招，草草结案，邀功领赏，最终造成冤假错案，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给当事人带来终生的遗憾、悲伤。

如：内蒙呼格吉勒图案就是一个典型的印证，1996年4月9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毛纺厂女厕发生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