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书与中国古代文风 (1)

类书与中国古代文风姚华类书，是中国古代所特有的一种典籍体式。

其编辑方法，往往是分门别类地把各种原始材料辑录在一处，十分接近于现代的“百科全书”，所不同的是，现代百科全书的每一词目总是编写成文，而非原始资料的堆积。

类书的产生与发展绝不是偶然的，它置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对继承与保存古代文化遗产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随着它的产生与发展，对中国古代的文风、学风等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本文将着重论述类书与古代文风的关系。

类书与中国古代文学之间，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回溯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类书与传统文风是怎样在相互影响之下共同发展、不断变化的。

类书应文学发展的需要而产生，又反过来对文学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皇览》《要览》与文学自觉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类书——《皇览》，是由曹魏时期身兼政治家与文学家双重身分的曹丕下令编撰而成的。

它的产生，既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又出于文学创作上的需要。

而文学创作上的需要，则源自两汉文风的影响。

汉赋，是两汉时期的主流文学。

其在创作上的一大特点是，好用奇文僻字或爱堆砌典故，以夸示作者的辞章和学问。

因此，当时有名的赋家，也都是有名的“小学”（即字学）家。

如司马相的《凡将》、扬雄的《方言》与《训纂》、班固的《续训纂》，等，都是当时有名的字学书。

为了能大量用典，作者在创作之前，不得不首先象后世编纂类书那样，采掇古人故事及语词菁英，以备援引征用。

对于以司马相如、扬雄为代表的汉赋家们的作品，曹植曾做过如下评价：“扬、马之作，趣幽旨深，读者非师傅不能析其词，非博学不能综其理。

”1综观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用典之风当发端于此。

这一风尚，甚至对开“建安文学”新风的曹氏父子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汉末建安时期，中国文学有了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标致着文学发展的新时期已经到来。

公元196年（建安元年），曹操迎汉献帝都许昌，从此“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

他采取“任人唯贤”的政策，把全国许多著名文人都收拢到自己的周围，形成了文学史上空前繁盛的建安时代。

曹氏父子，不仅是建安文学的提倡者、组织者，也是建安作家中的卓越代表，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时代风韵。

曹操，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与文学家。

史书上称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

”2他的诗豪迈纵横，慷慨悲凉，直抒胸怀，多为用乐府古题写时事。

虽然如此，从中仍可看出受汉赋用典之风的影响。

如《短歌行·对酒当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佳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契阔谈讌，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在这首广为人知的诗中，引经用典之处颇多。

如，“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句中的“杜康”是古代传说中酿酒技术的发明人，这里用作酒的代称，即为一典；“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句是直接引用《诗经·郑风·子衿》中的成句，借以表达作者对有才之人的思念；而“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佳宾，鼓瑟吹笙”几句也都是直接从《诗经·小雅·鹿鸣》中引用的成句，借以表达作者想接待贤才的强烈愿望；“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句的意境是源自《管子·形势解》：“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最后两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用典取自《史记·鲁世家》中的记载，周公称：“一沐三渥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

”这是一首叙情诗，作者把直叙衷情、借用《诗经》成句抒情、借用典故抒情柔和在一起，使诗的意境完美，感情激越，表达了作者诚挚的思贤若渴的感情。

这首诗，用典贴切、构思新颖，在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然而，仅就汉乐府民歌而言，一般是不存在引经用典现象的。

因此，曹操的一些诗中所存在的这种引经用典的现象，可以说是受了汉赋风尚的影响。

曹植，是建安时代最杰出、最有代表性和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位作家。

在父亲的庇荫下，自幼便受到了很好的文学教养，“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

”3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不论是诗、赋还是骈文，都在同时代的一般作家之上。

在汉赋风尚的影响下，他的作品讲究文字的华美，但没有堆砌典故辞藻以掩饰内容贫乏的劣痕；他注意语言的音韵、对偶和气势，却能做到情采并茂、文质相称。

曹丕，政治才能不如雄才大略的曹操，文学才能不如才华横溢的曹植，然而他却独树一帜，在诗歌形式的发展和文学理论方面有着突出的贡献。

建安时期，由曹操聚集起来的统治集团，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个文学集团。

因此，作为曹操的继承者，曹丕不仅是一位政治领袖，同时也是一位文坛领袖。

这就对他的文学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同时，他自己也高度重视文学的作用，在《典论·论文》中，他称：“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因此，他极为重视自己的作品质量，希望能够传之永世。

他将文体分为四科，认为不同的文体在写作方法上应有所不同，“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4因此，他十分注重诗赋的文采辞章。

然而，他的诗歌与他的辞赋一样，反映的生活面都很狭窄，唯以描写男女爱情和离愁别恨的题材见长。

如其诗歌的代表作——《燕歌行》：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

群燕辞归鹄南翔，念君客游思短肠。

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淹留寄佗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

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

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

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这首诗，描写的是少妇思夫的情景。

但是，曹丕是在相对安定、优越的环境与条件下成长起来的，缺乏这种少妇思夫或游子思归的生活体验，而这类题材却是他最擅长描写的。

要写好这类没有生活体验的作品，就必需从营造气氛与词语、典故的运用等多方面借鉴前人的作品。

如《燕歌行》的前两句“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即是从楚辞《九辩》中“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的意境化用而来的；“不觉泪下沾衣裳”与“明月皎皎照我床”两句，是化用了“古诗十九首”中《明月何皎皎》篇的“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与“泪下沾衣裳”句；而“牵牛织女遥相望”句，则是引用了牵牛、织女二星隔银河遥遥相望的民间传说，“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篇，就是专门描写织女隔着银河遥思牵牛的愁苦心情，以表现爱情受折磨时的痛苦。

这种状况也普遍存在于曹丕的其它文学作品中。

这种借鉴虽是一种创作上的推陈出新，但由于缺乏生活体验，如无物可鉴，创作便成了无源之水。

因此，采掇古人故事、语词菁英以备援引征用，成为曹丕文学创作的必要条件。

而这种文学创作的方式，当是受到汉赋风尚的影响。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公元220年，曹丕执政之初，便下令编撰《皇览》。

也许，正是《三国志》的作者看到了曹丕的文学创作与《皇览》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才于《三国志·魏书·文帝本纪》中将二者并述：“初，帝好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

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

”由此可见，两汉时期由汉赋开始逐渐形成的对典故辞藻的大量需求，也不断对诗歌的创作产生着影响，并进而促成了类书的产生。

《要览》，是中国历史上有史料记载的第一部私修类书，也是两晋时期唯一的一部类书。

两晋时期，儒学衰微，玄学兴盛。

有不少文人把老庄的无为遁世、道教的神仙、佛教的厌世等思想杂揉起来，再借着古代许多神话、传说为材料，描绘出各种各样的虚玄世界。

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汉赋崇尚用典之风的一种发展演变。

而此时的文风，则可从陆机的身上窥见一斑。

陆机，是晋初最负盛名的文学家之一。

他的文风，对当时有着深刻的影响。

在其文评名著《文赋》中，他主张：文学创作最重要的是构思与修辞，在声律方面也要给以音乐的美感。

由于过于重视形式美，他的作品大都文辞藻丽、对偶工稳，但却内容贫乏。

这种文风，是汉赋“华而不实”文风的延续与发展，也是晋代文风的一个缩影。

《要览》（三卷），就出于陆机的笔下。

他撰修类书的主要目的，当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文学创作之需。

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的重心在南方。

南朝宋、齐、梁、陈四代的帝王，政治虽无建树，但大都十分爱好文学。

文学不仅受到重视，其地位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宋文帝始立“文学馆”，与儒、玄、史三馆并立；范晔《后汉书》始立“文苑传”，都是有力的说明。

南朝时期，注重文学形式美的风气愈演愈烈，其直接成果，便是语言技巧和声律的进步。

而语句要求整齐对偶、语音要求平仄相应、用词注重典故辞藻的文体——骈文，在这一时期达到全盛，成为文章的正宗。

正是由于这一时期的诗文崇尚对偶、讲究用典，于是，抄集典故、排列对偶，成为一般文士的普遍需要，用以补记颂之不足、供临文之检索。

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中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

”他认为，写文章不仅应该综采纪传的“古事”，而且可以博取诗文的“旧辞”。

这种重辞藻典故的文风，自然会促进类书的进一步发展。

因此，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类书的高产期，官、私类书大量涌现，如：梁武帝萧衍下诏纂修的《寿光书苑》（二百卷）、《华林遍略》（七百卷），刘孝标为萧衍之弟萧秀编撰的《类苑》（一百二十卷），北齐后主高纬下诏纂修的《修文殿御览》（三百六十卷），等。

这一时期，《皇览》已残缺不全，但也随之出现了多部《皇览》的“抄合本”，即节录与合并的抄写本。

这也说明，《皇览》在南朝时仍颇受欢迎。

从上述官私类书的产生、发展及其应用之中，也可看到文学对形式美的自觉追求。

二、《艺文类聚》与文学鼎盛隋朝，在文学上直承南北朝。

虽然文帝“素无学术”，“不悦诗书”5，但炀帝却“好学，善属文”6，并有意提倡讲求形式美的宫体诗风。

隋代的四部类书（官、私各两部）都产生于炀帝在位的十四年间，不能不说与此风有关。

唐朝，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而诗歌则是唐代文学的代表。

唐代沿袭并发展了开创于隋朝的科举制度，在考试的各科中，以诗赋取士的“进士”科地位最高，这对唐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促进了唐诗的发达。

初唐时期，一方面，从前朝过来的旧文人，如虞世南、李百药等，仍然追求辞藻、典故与格律；另一方面，以“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为的代表一批新人，在创作上力求创造与解放，在探索中不断向前发展。

唐太宗爱好文学，但政治上的唐太宗与文学上的唐太宗极不统一。

从《全唐诗》收录的太宗近百首诗中可以看出，王世贞评他的诗“无丈夫气”是不无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