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意境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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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意境说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理论,而「意与境浑」与「象外之象」、「自然之美」是道家意境美学的重要课题,本文在第一节阐释: 「意与境浑」与「象外之象」两个课题都表现了道家思想的特色,论述老庄思想之中的「浑」之三义。本文第二节探讨老庄哲学之「浑」的三层义在美学意义上的开拓,来重检道家意境美学的思想形成史及其体系之雏形。第三节转而探讨意境说美学在中西比较美学当中的意义,藉由王国维的意境说,建构中西比较美学的雏形,王国维以「意与境浑」为美学的四组对比项的归结所在,本文尝试指出: 王国维的这个提法,假若将「意与境浑」关连于道家美学的雄浑观,把「象外之象」关连于道家的否定性的形象思维,那麽将显示出什麽诠释学美学的特义。第四节从浑之三义进一步探讨道家美学与诠释学美学的同异,和东西雄浑观的差异的问题。第一节老庄思想之浑的三义「浑」之本义为水喷涌之声或水流貌。「浑」为老庄哲学的重要概念,例如老子15章说「浑兮其若浊」,老子49章说到「圣人为天下浑其心」,就此而言,「浑」为「浑然一体」的意思,浑是指道体的状态或由道体而有的混沦作用。另外,庄子和列子皆重视「浑」,庄子<应帝王>有「中央之帝为浑吨」及「七日凿窍而浑吨死」的故事,强调了浑吨的否定性思维的

重要性,也就是浑然一体的体验和象外之象的重要性。「浑吨」也是道教内丹学的重要概念,是道家内修的核心体验,在这个内修的过程之中,十分强调虚己忘我的否定性思维,这也是浑然一体和象外之象在道家文化中的重要性之一例。老庄在有无玄同的思想架构之中,提出「浑」为重要概念,这个概念的有无玄同的思维方式,直接地影响到了后来中国美学史当中司空图提出「反虚入浑」,亦即,依于自我虚无化的体验而回返于雄浑的本体。吾人可以区分「浑」之三层意义:(1)「浑然一体」,(2)「反虚入浑」和(3)「浑然天成」,三义都是对道体和体道状况的描绘,首先,它表现为互摄互入的混同的整体,亦即,浑然一体;其次,这个整体是一种自我虚无化的大全,亦即,反虚入浑;最后,这个混同在虚无化中达到究极的真实,亦即,浑然天成。此处所说的浑之三层意义: (1) 浑然一体,(2) 反虚入浑,(3) 浑然天成是分别相应于意境说的三个美学特徵,亦即,相应于(1) 意与境浑,(2) 象外之象,(3) 自然之美。首先,「浑」同「混」,是「浑然一体」的意思。老子15章说「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浑兮其若浊」,49章说「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就此而言,「浑」为「浑然一体」的意思。另外,老子14章说到夷、希、微「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25章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週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这裡所说的「混」也有「浑」

的意思。其次,如果「浑」和「吨」或「沦」连用,而成为「浑吨」和「浑沦」,则「浑」又具有道家哲学的反面性否定性的意涵。如在庄子和列子之中,庄子<应帝王>有「中央之帝为浑吨」及「七日凿窍而浑吨死」的故事,而列子<天瑞>曾说「气形质具而未相离,故曰浑沦。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沦而未相离也」,司空图所讲的「反虚入浑」也就是从这个道家哲学的反面性否定性的「浑」而来[1] 。最后,由此衍申,「浑」有「混同而得其真」的意思,和道的真理性有其关连,如老子21章「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这裡所说的就是浑然的道在恍惚窈冥之中有象有真。又如?文选? 晋孙绰游天台赋「浑万象以冥观,兀同体于自然」,所以浑以得道之自然与清真,这在文学上也有这样使用的例子。因此,我说「浑」的第三层意思为「浑然天成」的意思。《庄子》一书对中国人的艺术感受性的影响,起著不可取代的作用,启示了许多世纪的艺术家和艺术批评家、美学家,从静观自然、忘我而达到与道合一的化境,得到创作和鑑赏的灵感[2] 。刘若愚指出: 文学美学的形上观点(文源于道) 已见于易传和礼记[3] ,这个儒家的形上美学的传统到了唐代更著重于文的人文教化的

功能,但是另一方面,老庄的形上美学诉之于与道合一的体验的深化,所以一方面反对儒家的道德形上学用道德性来规

定对道体的理解;二方面,庄子提出「天与人不相胜」来说明「与道合一」的体验并非是天与人的单纯的合一,而是一种「化」和「浑」。《庄子》一书劝人忘我[4] ,进而达到化境,庄子以「化」为美的最高境界,「化」不是单纯的天和人之间的同一性,而是在「天与人不相胜」的思想架构下,化成为精神自由的差异化活动、精神自由的无限开展,这亦即此前所说的「浑」,「透过忘我而达到化」就是「反虚入浑」,也就是说,依于自我虚无化的体验而回返于雄浑的本体,所呈现的是一种「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 的「大美」。道家的这种「透过忘我而达到化」的思想,后经魏晋玄学的发掘,隋唐佛学的发扬,直接促成了做为华夏美学的核心所在的意境美学的产生[5] 。以下,我们先就「浑」的三层义在美学意义上的开拓,来重检道家意境美学的思想形成史及其体系之雏形,下面第二节和第三节则就王国维所总结的意境美学,在东西比较美学的高度,予以重检。本文在这裡所做的工作只是道家美学之基础反省之初探而已。第二节老庄哲学之「浑」的三层义与道家意境美学的思想形成史及其体系就老庄哲学之「浑」的三层义在美学意义上的开拓,来重检道家意境美学的思想形成史及其体系之雏形。1. 浑然一体:「浑」的第一层义在美学意义上的开拓- 意与境浑首先,所谓「意与境浑」的「浑」,是「浑然一体」的意思。它是指意与境在艺术活动当中的主观面和客观面的互相

渗透、互相转化与互相交融[6] 。王国维说: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出于观我者,意馀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然非物无以见我,而观我之时,又自有我在。故二者常互相错综,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废也。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夫古今人词之以意胜者,莫若欧阳公。以境胜者,莫若秦少游。至意境两浑,则惟太白、后主、正中数人足以当之。[7]一般的中国美学史将「意与境浑」的「浑」理解为「浑然一体」,理解为意与境在艺术活动当中的主观面和客观面的互相渗透、互相转化,互相交融,这虽已标举出「意与境浑」的主客合一的基本特徵。但是,入于「浑然一体」的「意与境浑」的境界,实有赖于「象外之象」的「艺术形象」的表现,而「浑然一体」的「意与境浑」也进一步彰显了「浑然天成」的「艺术的真理性」的课题,所以,关于「意与境浑」的艺术体验的相关的美学义涵,还有待于就艺术形象论与艺术真理性的这两个意境美学的相关课题做

进一步的申述。2 反虚入浑:「浑」的第二层义在美学意义上的开拓- 象外之象2.1 「象」的否定性和辩证性的思想形成史:从庄子、易繫辞传到王弼庄子的「得意而忘言」的言意观还站在比较是批判的观点来阐释言与意的关系,只论及

了「意与言」的言不能尽意,还未及论及「言–象- 意」的辩证关系。易传提出「立象以尽意」则进一步却立了「象」在体验道和表达道的进程中的积极意涵,此中的「象」是「言–象- 意」的辩证的绝对的中介。庄子的言意观是在其道论之中提出的。认为道的意义全体并不是语言所可以把握的,语言只是道的一个方便指引而已。庄子主张「得意而忘言」,认为创作的意义有超出语言符号的把握范围之外者[8] 。易繫词传则进一步指出「象」的积极性和辩证性,<易繫词传上>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繫辞焉能尽其言」。这段话有两个层次,首先,「书不尽言,言不尽意」阐明了意义活动的优先性。「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说明了「意」在书写、语言活动与意义活动当中的优先性,书写虽然是语言活动的一种,但是书写不能穷尽语言的意义,语言活动虽然是意义活动的一种,但是语言活动也不能穷尽意义活动本身。其次,「立象尽意」阐明了「象」的积极性和「象」作为「言–象- 意」的辩证关系的绝对中介。所谓「圣人立象以尽意」,在此,圣人设立在易传中大象小象以尽情意,那麽,「象」是可以尽意的。这裡所说的「立象以尽意」,阐明了「象」的积极性和「言–象- 意」的辩证关系。这裡的「象」指的是一种象徵符号的运用,「象徵」是用一个有限的符号来符示出无限者。所以,

「象」应该是一种「精神性的表象」,是易传所谓的「象也者,像此者也」[9] 和「生生之谓易,成象之为乾」[10] 的「象」,而不是王弼提倡的「扫象说」中的被否定的卦象,因为如果「立象尽意」的「象」是书写下来的既定的卦象,那麽卦象既然是书写下的语言符号的一种,那麽依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原则,也就不可能「立象以尽意」了。

[11]复次,王弼提出「得意忘象」,在玄学的角度就「象」的否定性和辩证性做了进一步的阐释。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指出: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王弼<周易略例明象>又说,意以象尽,象以言著王弼<周易略例明象>又说,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由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所以忘筌也。王弼主张得意忘言和扫象,主要是为了评击汉儒的繁琐拘泥的经学研究。得意忘言和扫象是王弼象论的主要理论,但是王弼也更进一步提出了「意存于象」之说,揭示了「言–象- 意」的辩证关系,王弼说: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王弼在此所说的「存象」具有通于两面的辩证性格,一方面,「存象者,非得意者也」,亦即,象非得意,另一方面「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亦即,意存于象。一方面,「存象者,

非得意者也」是指:如果心存某一个象并为此固定的存象所拘,那麽他必不能得到象所要传达的全体性的意义。另一方面,「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是指:象生于意义的创生活动,意义的创生性活动之自身也因此而存在于象当中,那麽,在象中存在的意义的创生性活动并不是被书书写下来的固定的某个表象。因此,就象的这个中介性格和辩证性格而言,中国古典美学思想认为「言以明象,象以尽意」。语言的重要性,不在于肯定书写下来的语言,而在于明象以否定书写下来的语言;象的重要性也不在于肯定象自身,而在于尽意以融会象之自身于意义的本体[12] 。因此,言外之意,能通过象外之象来象徵和表现,所以才能说「立象以尽意」,这个说法阐释了象的积极意涵。我们不能说「言外之言」,但却能说「象外之象」,因为象不只能是具体的物象(「象外之象」中的第一个象),也能是纯粹的心象和宇宙间的本体性的精神表象(「象外之象」中的第二个象),亦即,「现乃谓之象」的象。「象外之象」是对「意与境浑」之体验之进一步在艺术形象论上之说明,此一说明并可进一步就创作论和诠释论加以阐释。而「自然之美」则是对「意与境浑」的艺术的真理性的说明。以下就这几点再做探讨。2.2 「象外之象」作为对「意与境浑」的艺术形象论的说明在司空图的道家美学当中,以「象外之象」对「意与境浑」进一步进行论述。刘禹锡提出「境生于象外」,主张艺

术境界的创生在于具体的物象之外,此为「象外」说的萌芽。司空图进一步提出「象外之象」,说明了非具象的艺术心象在意义创生活动中的重要性。司空图要求艺术「超以象外,得其环中」[13] ,强调了艺术形象中的虚的部份较之实的部份更具有重要的作用,此中,「超以象外」是指超乎具体的物象之外,而「得其环中」是指虚象(非表象的表象) 在意义创生活动中的重要性,「虚象」是有与无的环中,它创生了意义并将之在无限自由的心灵空间当中摩盪流衍与超越。司空图曾举例:「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李商隐诗中的「蓝田日暖玉生烟」就其艺术形象而言不是呆板的有限物象(实象),而是「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的「象外之象」和「虚象」,有如出入于有无的「环中」,诗性魅力透过「象外之象」的「艺术形象」引生我们无限的怅惘。[14]「象外之象」包含了相互连繫而又性质不同的两个「象」。「象外之象」的第一个象是写实,是具体的物象,第二个象则是虚写,是纯粹的心象。在绘画艺术中,「象外之象」的第一个象是绘画中的实体的部份,第二个象则是作品的留白和平远的空间的部份。第二部份的象指的是具体的物象的描述后面的一个意味无穷的

幽深境界。在文学艺术之中,举李商隐<锦瑟>的「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为例,藉著明珠白玉的具体物象而表现了诗人心中的无限「怅惘」,而<霜月>一首之「青

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裡斗婵娟」,青女素娥之物象,旨在暗示「寂寞」之景象;若吾人不能在心灵中再生「怅惘」与「寂寞」的「象外之象」的艺术形象,而仅只是想象出明珠白玉和青女素娥等等的具体物象,也就失去这两首诗的本旨了。「象外之象」的第一个象是具体的物象,是通向艺术内涵的无限世界和境界的再生的媒介,而「象外之象」的第二个「象」就是这裡所说的艺术内涵的无限世界与境界的创生;也可以说,第一个象是有限具体的意象,而第二个象就是指指向无限世界的象徵,合而言之,「象外之象」是一个即有限即无限的「意象徵」;例如「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中的「明珠白玉」本来只是「有限具体的意象」,而用「有泪」来形容「明珠」,用「生烟」来形容「白玉」,这已经使物象隐入神秘动人的空间,明珠白玉现在成为爱情的无限精神世界的象徵,在「追忆」之中,「当时」的「惘然」缓缓向我走来,用「明珠有泪」的泣慕,以「暖玉生烟」的迷茫,告诉我「惘然」是已经铸成的不可跨越的「追忆」,就这样,四句诗读下来,明珠白玉的意象变成永恒爱情的象徵,而惘然本身就是纯美爱情的本质,藉著四句诗整体所经营的「象外之象」的「意象徵」,活在我们的文学精灵的永恒追忆之中。2.3 「象外之象」作为对「意与境浑」的创作论和诠释论的说明创作就是能创造出「象外之象」之艺术形象,如果只是模仿有限的物

象,那麽是「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15] ,所谓「传移模写,乃画家末事」[16] ,谈不上真正深刻的艺术创作。「象外之象」的诠释特别强调诠释者和读者的主体的参与和主体内的意义创生。如果读者和鑑赏者只能理解文字和画面的具体的物象,而不能创生出「象外之象」的第二个象所说的纯粹的心象,那麽,「象外之象」的作品的意义也是无法揭显的。「象外之象」的艺术作品特别强调由具体的物象向纯粹心象的昇华过程,所以如果欣赏者不能由物像的媒介而创生这种纯粹的心象,那麽「象外之象」的艺术作品就无法被鑑赏,因此,「象外之象」的鑑赏论特别强调欣赏者的境界再生的诠释能力,这必须以坚实深厚的生活体验为基础。进一步省思:王国维境界学美对于「象外之象」并未给予充分的重视,显示了他自己偏重生动的真感情的艺术,对于空灵的道家美学情调的不完全相契,但是这裡也显示了从「象外之象」来重构当代中国美学的新向度的可能性。王国维对三法圆融不纵不横的东亚思想结构并未充分理解,而意境美学与此思想结构的关连也该被进一步解明。3 浑然天成:「浑」的第三层义在美学意义上的开拓- 自然之美3.1 自然之美「自然之美」作为对「意与境浑」的艺术的真理性的说明:王国维论境界,尤重自然之美。王国维说: 「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怎样创造具有自然之美的境界?王国维在此提出「隔与不隔」的主张,用隔与不隔来说明自

然,其次,主张自然即真实。首先,用「隔与不隔」来说明「自然」。「隔与不隔」是就能否直接地体验和直接地表现情景交融与意与境浑的艺术境界而言,王国维认为,不论是写景或是写情,都要不隔。再者,「隔与不隔」的问题涉及了艺术的真理性的问题,亦即,隔是自然与真的问题,王国维认为「隔只是不真耳」,不隔则真,「真则自然矣」,那麽,自然又与艺术的真理性的问题关连起来。王国维举陶渊明的〈饮酒诗〉当作不隔的例子,「採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陶诗一贯被看做是写得自然的,所谓的「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孙过庭就书法美学指出,艺术形象应该具有和造化自然一样的性质。孙过庭在《书谱》曾经指出书法意象要「同自然之妙有」,司空图也就诗的品味和风格指出须能「妙造自然」[17] 。「自然」在道家美学当中是通过「虚无」而得到其体证和表现的。因此,在艺术形象的表现的问题上,要想「同自然之妙有」,要想「妙造自然」,就要重视「虚」,要能「取之象外」(谢赫语) [18] 。3.2 自然之美与艺术的真理性进一步的省思:老子25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道家哲学的最高范畴,「自然」表现了道家对真理的最高阶段理解,这个理解也可以运用到对于艺术的真理性的理解上来。柏拉图将艺术视为模仿,亦即,现实世界对理型世界的模仿。黑格尔将艺术视为理念在感性对象中的具现,艺术

是绝对精神的环节之一,黑格尔以后,西方美学史著重从真理性的层面来探讨艺术的本质。艺术揭显了隐藏于存在者的真理,使人的存在因真理得自由,在艺术之真理的光照之下得到存在根基的转变和因之而有的自由。东方的意境美学视自然为艺术表现的极致状态,认为自然就是最真实的表现,这个看法突出了东方美学对艺术的真理性的强调,突出了对艺术的真理性的特殊看法,亦即,东方美学并不预设现象世界和本体世界的二元对立,因此,自然妙化之本身就是艺术的最高的真理性,和柏拉图的模仿说以来的西方美学传统有所不同。第三节「浑」的三层义、意境美学与中西比较美学1. 王国维意境美学之体系:融合中西的四组对比美学范畴王国维(1877-1927) 在《人间词话》提出意境说的美学,此说一方面受到了王夫之、王士祯和严沧浪的理论的影响,二方面又受到西方思想家叔本华、康德与尼采的影响,而戛戛乎独创以进行中西美学的融合。王国维以意境说奠定了现代中国美学与中西比较美学的初步基础,「意与境浑」则为王国维的意境说的美学体系的归结。本文阐明王国维的意境说的美学体系并对于「意与境浑」的内涵就艺术形象、创作论与鑑赏论等三方面分别加以论述,这个论述也相应于「浑然一体」、「反虚入浑」和「浑然天成」之「浑之三义」。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发展了「有我之境、无我之境- 写境、造境- 宏壮、优美–写实、理想」的意境美学架构,为东

西比较美学开闢了一条新路,图示如下:主观面:有我之境- 造境- 宏壮- -------情- 意| | | | |客观面:无我之境- 写境- 优美-------景–境在此四对对比当中,「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与「写境、造境」是来自中国古典美学的理论词,「宏壮、优美」和「写实、理想」则是来自西方古典美学的理论词。王国维的体系性描述开启了一个中西比较美学的可能性。我继续探讨王国维以「意与境浑」作为其美学体系的对比的归趋,亦即,王国维认为上乘的艺术在于主观面的情与客观面的景的情景交融,从而达到宏壮与优美、写境与造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之主客合一与交融的境界,以之为艺术作品的极至表现。因此王国维说: 「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19] ,以「意与境浑」作为其美学体系的对比的归趋,在我的研究之中,这样的「意与境浑」的艺术体验,也必须进一步开展出象外之象的艺术体验论和法自然的艺术真理论。2. 意境说的三个美学特徵之省思参照曾祖荫的研究,意境说(意境说)具有下列三个美学特徵:(1) 意与境浑(2) 象外之象(3) 自然之美。[20] 曾祖荫对意境说的形成史和意境说的三个美学特徵作了精彩的论述,但是对于意境说的三个本质特徵的环节的运动以及意境美学的艺术形象论和创作论、鑑赏论以及相关的艺术的真理性的问题并未讨论。本文

则对这些课题进行论述,并从事比较美学的建构。底下对于(1) 意与境浑(2) 象外之象(3) 自然之美的意境美学的三

环节的内在运动进行省思:「意与境浑」是意境美学的根本体验之所在,参照王国维的美学,在此中,无论是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有我之境、无我之境」、「写境、造境」或是西方古典美学中的「宏壮、优美」、「宏壮、优美」皆需归宿到「意与境浑」的主客合一而生机盎然的境界,如此之艺术品方是上乘之作。「意与境浑」标举了上述比较美学的几项对比(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等) 之相对项需融合为一,亦即,必须达到「浑然一体」的境界方为艺术品真正的杰作。又,对于什麽是「意与境浑」在艺术形象论、创作论和鑑赏论的意义,意境说美学又以「象外之象」的理论来加以论述。而美的鑑赏和创作的最高范畴的问题,王国维则以「自然之美」之加以进一步的论述,这涉及了艺术的真理性的相关问题。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加以省思。「浑」的三层义与意境美学的体系,需要加以抉择。「浑然一体」作为「浑」的第一层义。「意与境浑」指的是「浑然一体」,意与境在艺术体验中融为一体,从而有意境和艺术活动的意义的创生,艺术主体的意向性的意义建构活动与精神内涵的表现,呈显了物象的真实世界,二者浑然一体,精力瀰漫,生机盎然。「反虚入浑」作为「浑」的第二层义。「反虚入浑」指的是艺术活动当中的否定性体验,由「情景交融的主客合一」来论列「浑然一体」,仍嫌

过于空洞,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由「象外之象」而分别由「艺术形象」、「创作论」和「鑑赏论」来阐释「意与境浑」的基本结构和具体内涵。王国维以「意与境浑」作为意境美学的归趋,蕴含了对「象外之象」的美学传统的重视,但是,由于王国维著重于生动性的真情感的一面,所以他对象外之象的空灵的道家否定美学的一面就较为忽视,这是我们日后进一步发展道家意境美学当注意之处。「浑然天成」作为「浑」的第三层义。艺术活动当中的「浑然天成」指的是自然之美。在此,我进一步探讨自然之美与意境美学的关系。「自然」是道家哲学的最高范畴,王国维的意境美学也强调「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意境美学强调自然之美,符合道家哲学的基本脉动。在道法自然的审美意趣当中,本体与现象融合为一,在此,自然即真实、实在。「自然」揭显了东方艺术的所体现的艺术作品的真理性。第四节从浑之三义的道家美学到诠释学美学1 诠释学美学与道家意境美学的

同异海德格以降的诠释学美学将艺术的真理性当作是艺术

作品的本质,并且由存有的开显的角度来思考艺术的真理性的课题,批评了传统的形上学和一般的真理观,这和上述的意境美学是採取了同样的进路。诠释学美学认为作者、鑑赏者、作品和存有处在如下的诠释学循环当中:存有鑑赏者作者作品上述的意境美学认为艺通乎道,宇宙的道、作品、作者、鑑赏者也处在类似的循环之中,二者是採取了同样的

美学进路,和模仿说与象徵说的美学皆有所不同。再者,诠释学美学以「视域融合」来说明鑑赏活动和创作活动,主体面的意义创生与艺术品的真理性在主客合一的体验当中发

生了二者的视域融合,从而开显出了鑑赏活动和创作活动的艺术真理性。上述的意境美学强调「意与境浑」,也是一种主体面的意义创生与客体面的艺术品的真理性在主客合一

的体验当中所发生的视域融合的艺术体验。诠释学美学与道家美学(意境美学) 的差异则可略论如下:在艺术体验论上,道家美学意境美学强调浑然一体,这是以道论形上学为其思想预设,在此,艺术体验并不只是单纯的主体与存有真理的视域融合,而是回返于有无玄同的道,大通乎浑全的道,在此提出「化」的概念,「化」不只是主体与存有真理的视域融合(「有」与「同」),还包含「无」的体验以及「玄」的差异化活动在内,因此艺术体验是「外师造化,内得心源」。其次,在艺术形象方面,道家意境美学十分重视「象外之象」与「反虚入浑」,而西方的诠释学美学对于「非具象的纯粹心象」(「象外之象」) 仍加以忽略,而对于透过虚无化的作用而迴返于艺术本体的浑全,亦仍加以忽略。中国山水画则善于运用「平远法」,以达到这裡的「反虚入浑」,中国的禅画则善于运用「象外之象」,以超迈而入于「逸品」;中国诗词之深韵远致,多运用了「象外之象」与「反虚入浑」的艺术形象思维。复次,在艺术的真理性方面,道家意境美学独

标「自然」为艺术的真理性的最高范畴,强调浑然天成与道法自然,有其深刻的寓意。道家的「自然观」并不蕴含现象与物自身的分离,因此拆解物象并不是对本体的永远的隐匿之报复,拆解物象也并不是虚无主义的意义下的纯粹自发的游戏衝动;相反的,「拆解物象」是在物各如其如的情况下的物的完成,物向人敞开心象,与道相通。就此而言西方的诠释学美学对于艺术的真理性的课题,对于道家美学(意境美学) 所独标「自然」之理解仍有所不足。2. 中西雄浑观的对比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把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对立为「宏壮」与「优美」;其中「宏壮」一词,该是最先被中国文艺批评家用来翻译西方的美学观念Sublime 的中文译名了。此后,中国固有名词「崇高」、「雄伟」、「雄浑」皆曾被美家对比于西方Sublime (Erhaben) 这美学范畴,而在不同的脉络之中当做其译名,这个对比有著深刻的东西比较美学的深刻意含。对比于西方的古典崇高美学的三个发展阶段,

(1) 中文的「崇高」一语比较能反映隆嘉纳斯的修辞体系,

(2)「雄伟」一语却能切入英国浪漫诗中的「无限美学」的自然雄伟的演变过程,最后,(3) 由于司空图的「雄浑」一语是一蕴含在中国传统诗学中而具备哲学内涵的观念,故此是最接近由康德所总结的Erhaben的哲学美学范畴。「雄浑」不只是司空图的二十四品《诗品》中「统冒诸品」,其核心更是以道家哲学为基础,又融会了佛家思想的艺术观主流,具

有「意与境浑」、「返虚入浑」与「浑然天成」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分别深富「艺术体验论」、「艺术形象论」与「艺术真理论」的哲学美学的意含,就此而言是雄浑的体系美学。「雄浑观」在中国的美学传统中极具代表性地位,尤其是对后来的山水画和禅画深有影响。经过了对隆嘉纳斯的「修辞崇高体」以及对浪漫主义的「自然雄伟」美感经验的探索,我们终于能够综合以上所得,尝试深究在背后支持这文体风格与美感表现型态的理念指南,所谓在康德美学的「哲学雄浑」(philosophical sublime)其中的奥秘。而在以上的东西美学对比研究当中,我们发现,由于东西艺术的根本体验有所不同,表现为东西方的古典雄浑美学的基本差异。简言之,西方美学是预设了表象形上学,从而以模仿说为其艺术理论的核心,东方美学则与道论形上学是一根而发,所以艺通于道和艺合于道,而以「象外之象」的境界创生为其理论核心。在这个东西美学的分歧点上,西方二十世纪的美学也回到美学的出发点寻求另外的源头活水的可能性,在此,海德格关于艺术真理的根源性的思想与对西方表象形上学的批判,标示了西方现代美学走向未来的源性思考,后现代美学的哲学家李欧塔(Judging Lyotard) 及德希达(Jacques Derrida) 则

反思了后海德格哲学的艺术理论的开展的可能性。海德格和后现代美学的哲学家提出了对于未来美学的反思,笔者在后续的论文中,拟站在东亚的传统,站在对比和对话的立场,

建构东西跨文化沟通的意境美学与东方诠释学美学。西方当代美学对于康德美学的「哲学雄浑」(philosophical sublime)的重省,显示了西方当代美学对于古典美学及其形上学预设的彻底重省的要求。西方古典美学建立在表象形上学(representative metaphysics) 的基础之上,康德美学是这样的表象形上学的主体性哲学转向,但它一方面仍然是一种表象形上学,二方面它也包含了革命的因素,康德认为本体的呈现和其开放性显示给人以「雄浑」的审美判断,得以统一自由与自然,且避免落于独断论,雄浑的审美是一境界的再生,产生于自然之真与主体的判断力之视域融合,就此而言,康德美学已为后来的嘉达玛的诠释学美学著其先鞭,所以其《真理与方法》也以康德美学的诠释与批判起始。康德提出自然的形式的合目的性作为判断力的先验原理(《判断力批判》导论第五节),认为「雄浑」在审美判断力是本质的组成部份(《判断力批判》导论第六节),固然在后现代美学中受到挑战,但其洞见则仍被沿用,双方所共同的是对于西方表象形上学的超越,所不同者在于前者流于价值的虚无主义,而后者则探索「雄浑」之审美事实的重建之道。因此,西方当代美学对于康德美学的「哲学雄浑」的重省及其与当代中国意境美学的脉动的对比研究,是未来中西美学之重建之必经之途。结论以上我们探讨了浑之三义与道家意境美学的体系及其在中西比较美学的开展。意境美学是中国古典美学的

儒家、道家。比较

儒家和道家管理思想比较分析比较项儒家管理思想道家管理思想 产生背景 1.时代背景:东周后期,周王 室衰微,诸侯割据 2.阶级基础:新兴的地主阶级 的出现 3.思想基础:早期华夏文化的 积淀和新兴思想的融合先秦:老子、庄子--提出了“无为”的管理最高原则,在领导艺术、人力管理方面提出了基础性的思想观点。汉魏:淮南子、葛洪—对人力管理、领导心理,信息、决策等有关的管理问题作出更为具体、全面的论述。 汉魏之后:未出现本学派的大思想家和大学者,在道教著作中,鼓吹治身不死的方术成为主要内容。 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 主要观点1、以“礼”为核心的直接管 理目标 2、以人为本的民本管理思 想 3、重义轻利的管理原则 4、教育是首要的管理手段 5、举用贤才是人事管理的主 要内容 6、经济管理思想1、“无为”的管理思想 2、矛盾辨证的管理艺术 3、领导者应具备的品质 人性观性善论性恶论 实践成果1、儒学与现代柔性管理 2、儒学与团队管理 3、儒学与人力资源管理 4、儒学与信息管理“无为”管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1)领导者不能统治过死。(2)领导者首先要形成一套有效的管理机制。(3)领导者要做到“为而不争”。(4)领导者要举贤用能,大胆放权(5)加深与下级的情感交流。 (6)领导者应有功不居 “弱者道之用” (1)“哀者胜”—以弱胜强的基本条件。 (2)“以正治国”——以弱

胜强的基础。 (3)后动制敌、“以奇用兵” ——以弱胜强的战略、策略。评价: (一、儒家)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影响中国人思想行为的核心价值观。对于中国人的个体行为与群体行为有着巨大的潜在影响力。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而个体的“人”是民族文化代代沉积的载体。一个人、一个民族不可能完全割裂传统文化对其的影响。对儒家管理思想加以总结借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大力弘扬优秀的儒学文化,充分利用儒学文化蕴涵着的有效管理思想。对于促进企业管理的进步具有重要的作用。当今有些企业提出了“内强素质。外树形象”的管理服务理念。员工从思想上、工作上、学习上感觉有了努力方向,谁也不愿意因为自己的疏忽影响企业的整体形象。变强制规范为自觉行动。总之,企业应适应社会发展,不断改革创新,使以人本管理为核心理念的儒家管理思想贯穿于企业的日常工作中,让企业焕发出勃勃生机,得到持续的发展。同时儒家所强调的以农为本,以商为末的思想与西方的工业化和商业化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在我们采用儒家思想的时候,要进行批判地吸收。为了正确地利用儒家思想,一方面要尽可能发扬儒家思想的精华,同时必须关注二个维度,这就是管理层次维度、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一般来说,在基层行为引导中适合应用儒家思想,在企业的成熟阶段适合应用儒家思想,在大企业中适合应用儒家思想。 (二、道家)对企业而言,要“无为”,方能“清静”,正所谓“清静无为,方有真花真果”。从社会角度看,企业界的清静无为,更有大利益可谈。大自然的清静无为,表现在万物各居其所,互不相争,同理,整个企业界大大小小的企业,门类不同的企业,如果都不知道本位是什么,都不安于本位,都处在无休无止的“妄为”之中的话,结果将不堪设想。因此,从社会管理的角度讲,确实应当有一套运用起来灵敏、可靠的“宏观调控”机制。这套机制的作用就在于“调控”企业行为,其“调控”目标应当是,致力于保持企业的“清 静”“无为”。实际上,经济环境的营造是最该“有所为”的。它对道家来说只是一种手段,把“无为”思想运用到社会和企业管理上,要求领导者的行为要顺应自然、社会发展的规律,并按照规律去制定相应的法律、制度,不轻易变更;人们在这样的法律、制度下,尽情发挥自己的聪明才干,才能达到“无为”,而“无不为”对道家来说才是真正的目标。

论述老庄崇尚自然的美学思想及其影响

论述老庄崇尚自然的美学思想及其影响。 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道家哲学,是中国哲学文化之魂,在中国文化史和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人们常说,儒家重礼乐,道家贵自然。可见,“自然”是道家思想的核心内容。老子云“道法自然”,“道”“自然”是同一的。“自然”具有“道”本体的品格,“道”的本性是“自然”,“白然”就是天然、白成、自然而然。道家在哲学上以“自然”为理法,表现在审美观上,便是对自然美的崇慕和追求,以及对浮华矫饰的反对。崇尚“自然”、顺应“自然”是老子美学意蕴的主要源泉。在“自然”的基础上,老子又生发出"素"、“朴”、“淡”、“拙”等儿个重要的美学范畴,并把它们归结为“道”的品格。这些美学范畴反映到卜法审美上,便形成了后世追求真朴自然和反对雕饰、姿媚书风的精神依据。宋代以“平淡”为美的审美观、黄庭坚“伟要拙多于巧”的创作观以及傅山“丑”、“拙”、“直率”的书学观,于此都不无关系。 庄子在继承了老子美学观的基础上,对道家的美学理论作出了重要的发展。从道家崇尚自然真美的思想出发,他提出了“大美”和“贵真”等重要的审美范畴。“大美”虽是“不言”的,但它却表现出“白”、“无为”、“天成”的特点。因而,在庄子看来,自然、天真就是美的最高标准和尺度,这也是历代二书论在进行书法品评时,为何把“自然”作为最高艺术品位的依据。而要实现“大美”、“至美”,“贵真”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只有真实的才是自然的,书法贵天成自然,贵在写出真情性。否则,就难免流于做作和安排。受庄子“贵真”论的影响,历代书家都以真性情的抒发为尚,盛唐草书家,宋代苏、黄、米,晚明的徐渭等,无不在其作品中一任真情性的抒发。而真情性的抒发,则需要书者不受外物的干扰,实现对主体的超越,以虚静空明的心怀去观照艺术形象之本源,使其与“道”融合为一,这种境界即庄子所说的“心斋”和“坐忘”。 庄子从道家“法自然”的理论出发,认为宇宙本体的“道”是自然的、无为的,因此,在“道”统摄下的“天、地、人”系统中的“人”也应当是自然的。而儒家和统治阶级所提倡的名教礼乐则是对个体自然“本性”的损害。所以,他反对以仁义礼乐束缚“人性”,要求“任其性命之情”的人性自然,这一思想在后世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一些反名教和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家,都曾以此为依据,作为向封建名教挑战的武器,先有晋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后有晚明的李赞、公安三袁提出的“自然人性论”和“独抒性灵”说。前者突破了荒诞经学的禁锢而走向率性自然,后者则兴起了晚明思想解放的思潮。值得注意的是率性自然的魏晋人创造了韵高千古的魏晋书法,后者则以轰轰烈烈的晚明浪漫主义书风打破了明中前期书坛死气沉沉的局面。 “自然”作为道家思想的最高范畴,一直是历代学者和哲人关注的重点,现当代的诸多学人也分别对此作了颇为系统的论述。但所论大多局限于文学、哲学和美学。综观整个书法史,不难发现,道家自然观对两千多年来书法艺术的审美和创作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自然美一直是书法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历代书家书论对此都有涉及,但大都散见于众多的古代书论中,鲜有系统的论述。从我目前对这个问题的了解来看,陈方既先生是当代书家中对此给予较多关注的一个。他在《中国书法精神》一书中,以其丰富的学识,对书法与道家的美学思想作了较为精辟的论述。但他的论述涵盖了道家思想的方方面面,并没有就道家自然观作专题研究,且他的论述仅是围绕老庄二人的经典著述来展开论述的。本文在研究这个问题时,试图从道自然观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思想体系出发,考察道家自然观在各个历史时期对人们审美观点的影响,同时通过分析历代书家书论对自然美追求的文献资料,来考察道家自然观对书法审美的影响。 由于影响书法审美的不光是道家思想,还有儒家、禅宗等众多学说,故在研究过程中,为了避免所论主题出现混乱,通过分析比较,只选取了有关道家的观点而较少兼顾其它诸家学说。另外,文章中涉及了较多的古代哲学、美学方面的观点和众多的书家书论,故而较多地采用了引证的方法。 通过研究发现,历代书家书论都以自然为尚。“自然”,是中国书法传统的审美理想,是书法艺术的 最高品位。 一、老庄自然观及其蕴涵的美学思想 (一)“道法自然”的老子自然观 道家哲学,是中国哲学文化之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道家的创始人老子,不仅在哲学上以其伟大的思想建树,被誉为“中国哲学之父”,而且为中国美学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思想与思维

从《乐记》《声无哀乐论》比较儒家、道家的音乐美学思想

从《乐记》《声无哀乐论》比较儒家、道 家的音乐美学思想 从《乐记》《声无哀乐论》比较儒家、道家的音乐美学思想 先秦诸子音乐美学思想在整个古代音乐思想史具有重要的地位,它影响了随后整个封建社会的音乐文化基础,是我们在探讨民族特色的音乐美学体系时非常值得研究、借鉴的一笔珍贵历史文化遗产。《乐记》和《声无哀乐论》是中国音乐美学史上两朵重要的奇葩,它们分别代表了儒家和道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对这两部著作进行比较研究,不仅可以看出儒家,道家不同的音乐美学观点,还可以由此窥见音乐的本质、社会功能、音乐与知觉者的关系以及我国古代音乐美学发展的一般规律。 一、先秦儒家美学思想及其集大成者《乐记》 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对中国传统音乐以及整个古代音乐思想史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乐记》便是一本集中体现了儒家音乐美学的论述,因此它是先秦儒家美学思想集大成者。 《乐记》一书讨论了音乐的各个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音乐是一种情感的艺术 关于音乐的本质,《乐记》中有着精辟的论述,肯定了音乐是表达情感的艺术。音乐有着深刻的艺术性,感情深厚的音乐可以打动人心,反之一个社会的音乐也可以反映国家的盛衰。《乐记》关于音乐本质的论述,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 2.音乐可以陶冶人的思想感情 《乐记》认为,音乐是表达情感的事物,它和礼结合起来成为一个人修身养性的重要途径。音乐和社会伦理想通,不同的人对音乐的要求不一样,不同的音乐表达不一样的思想感情,不同思想感情的音乐对人的作用和影响也各不相同。 3.礼乐是治理国家的方法之一 《乐记》主张使音乐与治理朝政、端正社会风气、礼治、伦理教育等相配合,为统治者的文治武功服务。[2] 《乐记》作为儒家思想论著,迎合了封建统治者维护自身利益的一面。作为一部音乐美学著作,又有抽象概括问题、寻求一般规律的特点即绝对面。这就是它音乐美学理论的价值所在。 二、中国音乐美学思想的独创性名作《声无哀乐论》 《声无哀乐论》立足于老庄的哲学理论,来阐述声无哀乐即音乐不能表达人喜怒哀乐的情感这个命题。全文涉及音乐本质、音乐审美感受、音乐功用等一系列问题,是一篇在思想上自成体系的音乐美学论著,以秦客问、东野主人答,来回八次问答而完成。它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比较儒家的有为和道家的无为

比较儒家的有为和道家的无为 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到今已逾两千余年的历史,墨儒道法兵的思想从古至今影响着中国政治历史文化的各方面进程,而儒道思想和道家思想到今仍枝繁叶茂、挺拔苍健——儒家的仁义道德与道家的道法自然等许多问题的存在都使儒道两家在中国文化思想中呈现出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局面,使两家思想长期在中国文化中各领风骚千余年。如果说强调“仁礼”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它具有强烈的社会功用与规范意识的话,那么,“有为”意识则是从人生态度上将其仁礼思想贯穿始终;同样,道家既然依从于自然、宇宙,认为天地之间自有“道”在,那么,它所在人生观上的“无为”便是其思想核心的重要体现。一般认为,有为是入世,无为是出世,两者观点完全相反。其实,儒家的“有为”和道家的“无为”本质一样,都是主张顺其自然,随遇而安。“有为” 是相对于“无为”而讲的,作为“无为”的对立面相生,非原始所在。事实上,“有为”思想的真正来源就是主张德治的手段去实现社会政治的无为而治的思想。有为和无为的主要差别之处在于立论针对的“时”的不同。一个“时”是治世,一个“时”是乱世。道家的“无为”表现在天下无道的时候,即乱世。所谓的“无为”是不要“妄为”,就是不要增加人在自然大化中虚妄的行动,即追逐私欲、私利、私功等,破坏整体的和谐和共生,而要求人的一切行为、价值都要顺应和服从自然大化,与自然和谐,与群体和谐。儒家主张治世的“有为”,孔子说过:“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表面看来,是注意个人的时机,即有机会就推行,没有机会和条件就隐藏。其

实,它也是注意时代的条件。所谓“用之则行”的“用”,就是时代具有了发挥个人才能的条件,所谓“舍之则藏”的“舍”,就是时代不需要,或不具备发挥个人能力的条件。从历史上看,所谓的“用”就是治世,而“行”就是“有为”。所谓“舍”,就是乱世,而“藏”就是“无为”。儒家和道家具有强烈的互补性,即“时”的不同,要采取不同的行为,一个适合治世,一个适合乱世;一个适合积极的个人,一种适合消极的个人。在人生追求与社会价值关系的认识上,儒家突出强调人的社会价值或群体价值,道家突出强调人的个体价值或自我价值。儒家与道家的有为与无为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就对社会的态度而言的,儒家的有为是要有为于社会,人的个体价值与追求应当与社会价值密切挂钩,人的自身追求必须对社会有用,有用于社会而作为才是人身自我价值实现的根本;与之截然对立,道家却认为人的个体价值与自身追求要与社会价值分开,人要得到自我认识的提升就必须脱离世俗,与世无争,在对社会价值的无所作为中去寻找人生的自我生命价值和理想境界的实现。人生态度上,儒家是积极进取的,对社会现实有强烈的关切和历史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对同类和他人具有强烈的同情心;而道家却是消极顺从的,超越社会与现实的重重枷锁,在个人的心灵净化中实现无我的和谐超脱,对社会则超然视之。我们在对儒家的有为和道家无为思想的学习上,更应该结合自身情况和所处环境,吸取对自己和社会有益的思想,不断地完善自己,通过努力来实现自我价值,达成最终理想。

儒家、道家、法家的音乐美学思想

儒家、道家、法家的音乐美学思想 本文作者:发论文找360期刊网网址:https://www.360docs.net/doc/ae5120083.html,/ 摘要:中国传统音乐源远流长,包含诸多审美品格,其美学思想博大丰富。丰富的音乐美学思想,对中国民族传统音乐体系的形成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中国民族传统音乐体系在与西方所谓专业音乐体系的对照与比较中,呈现出了鲜明而特有的审美特征。纵观整部美学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音乐发展其问出现过入、道、墨、法、佛、阴阳等诸多美学流派,但大体都被儒道两家所包融、吸收而失却独立存在的价值,儒道两家美学思想从先秦产生至今,始终贯穿音乐发展中。 关键词:传统美学思想儒家道家墨家 一、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善、和 儒家的音乐理论对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给予充分的肯定。孔子认为思想的审美朴素之美,简朴之美,含蓄之美,是自然与人心的交融,主张在音乐审美中保持一种“和”的情感态度。孔子曾评价《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他认为,音乐审美中的情感态度及其表现是中正平和的,也应当是适度的,有节制的,这同他的“中庸”哲学思想是一致的。荀子认为音乐在动荡年代可以鼓舞前方将士英勇善战,而在和平环境中又能使人们以礼相代。在音乐内容与艺术形式上,儒家的音乐理论把内容的“善”“和”放在第一位,而艺术形式的美,则放在第二位。中国传统的音乐审美以“和”为中心,对我国的音乐家发展有着极深远的影响。儒家的音乐理论还把音乐家艺术看成是一种认识真理的途径。 《乐记》是儒家的音乐家美学思想的代表着作。《乐记》论述了音乐的本源:“凡间之起,由人心也:人心之动,物之使用使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音乐是由间组成,其根源是由于人的思想感情受到外界事物的激动,“物动心态”,是原始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观点。《乐记》提出了自己的音乐美学思想,如书中写道:“是故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乐情篇》)。就是说,作品的思想内容是主要的,技艺是次要的,品德的修养是首要的,事情的完成是次要的这就给我们一启示:在当代的音乐教学中,专业的音乐人才固然需要但通过音乐教育培养、扩展音乐素质,具有一定的艺术修养更为重要。 孔子认为音乐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善”和“美”。凡合于所谓仁德者为善,表现平和中庸者为美,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音乐审美标准之一。推崇以歌颂舜的文德为内容的《韶》乐为尽善尽美的艺术,把表现武王伐纣的《大武》评为尽善未尽美的艺术。孔子认为音乐家反映人们的痛苦和欢乐情感要有节制,不应该超越中庸之道的论理准则。强调形式与内容要统一,推崇“乐而不淫,衰而不伤”的雅乐,不喜热情奔放或具有反抗精神的民间俗乐“郑卫之声”,“恶郑声之乱雅也”,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偏见。 荀子(约公元前313——公元238年)荀子在哲学上主张性恶论“,认为人的生性的恶习的必须教育才能变善,因为更加强调礼乐教育的重要性,是人的必然需要。他主张音乐从实际出发,并随着时代前进而发展变化,但在音乐思想上仍有崇雅贬俗倾向。 二、道家的音乐美学思想:自然、天人合一 道家音乐美学思想自诞生之日起,就与中国的音乐文化揉合到了一起,它的核心是自然、虚静,渴望达到”大音希声“的境界。道家倡导”天地之和“的思想。老子崇尚朴素自然,追求平和;庄子认为主客体和谐产生美感,以内心纯朴自然性情的复归作为乐的实现,用乐调调和阶级矛盾,追求人类平衡,认为合乎

儒家与道家性哲学观念之比较

【摘要】儒家、道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学派,儒道有关性哲学问题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儒道的性哲学思想同源同质,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本文旨在通过对儒道两家性观念异同之比较,以增强人们对其性哲学思想的了解。 【关键词】儒家;道家;性哲学 1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pkuhsc, beijing 100083, china 2 research institute of neuroscience, pkuhsc,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影响最大的哲学学派,占居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道家强调以“道”为最高信仰,相信人通过某种修炼能得道成仙、长生不死。儒道共同构成中国传统信仰的基本框架,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渗透在我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医学、药物学、养生学、气功学、化学以及社会心理、社会习俗、思维方式等各个方面。两种文化体系之间,既有共同点和联系,又存在明显的差异性。下面仅就二者性哲学观念的异同,做一分析比较。 1性的本体论之同异 1.1同源同质的“阴阳说” 在性哲学本体论上,儒道两家是同源同质,都赞同阴阳天命观,将《周易》之阴阳说作为性哲学的基础。《周易》中明确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把万事万物分成阴阳两个基本范畴,阳象征雄性、光明、主动和渗透,它出现于山中,用连续直线、天蓝色、奇数或龙等表示;阴象征雌性、黑暗、被动和吸附,它出现于河流之中,用六道不连续的短线、红色、偶数或虎等表示。阳与阴都始于太极。为此,天为阳、地为阴,君为阳、臣为阴,男为阳、女为阴,夫为阳、妻为阴,二者既对立,又统一、互补。世界所有过程都是阴阳相互作用的表现。《易》卦中,组成乾卦的阳爻为“―”符号,组成坤卦的阴爻为“--”符号,上面两个符号分别是男女性器官象形之简化,各代表男根和女阴。《老子》中提出:“谷神不死,是谓玄牝(指雌性生殖器官),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法自然。”孔子指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认为两性与阴阳相符、相通,性行为符合天地阴阳的变化规律[1]。 1.2性本体差异:性为“人之本性”与“天地之法” 儒道两家虽都同取法《易》,崇尚“阴阳说”的性哲学本体论,但也有异见。如《孟子•告子上》中说:“食、色,性也”,性被儒家看作是人之本性;而道家则把阴阳、雌雄、男女两性关系推崇到崇高、极致、主导的地位,认为性的结合导致阴阳作用,产生新的生命。如《周易•系辞》中指出:“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老子《道德经》中说:“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即“玄牝门”(雌性或女性生殖器)为天地之根本。“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因而,它是天地之大义、宇宙之大法则的“道”,是一切生命的基础和构成万物、人类、社会的本源。这正是道家性观念的基础和核心[2]。 2性的崇拜分歧:女性生殖崇拜与男性生殖崇拜 随着人类的进化发展,人类性系统、性功能的逐渐完善,人们感受到男女生殖器接触获得的极大愉悦,认识到性、性交与怀孕、生育的关系。同时,中国古代泛灵论哲学认为,每

佛教音乐美学思想初探

佛教音乐美学思想初探 作者: 苗建华 中国中央音乐学院苗建华 佛教东传,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佛教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渗透也颇为深巨,既表现在各种佛事中运用的呗攒、佛曲丰富了传统音乐的内容,又体现在吸收传统音乐基础上产生了诸如变文等多种新音乐形式。晋代之后,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佛教经文的翻译与编纂之风非常盛行,出现了众多的汉译佛经和佛学著作,也产生了成实、三论、地论、毗昙、楞伽等多家佛教学派。佛教历来重视用音乐“宣唱法理,开导众心”,提倡音乐在服务佛教教义中的作用,所以佛经与佛学文献大多涉及音乐,阐述了佛教对音乐的诸种看法。 对现存佛经与佛学著作中的音乐文献史料进行分析研究,[1]可发现佛教音乐美学思想具备如下特征。 一、视因缘生法,音声虚空,肯定无声之乐 《中论》所云:“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此文有两义:认为一切世间万物皆待缘而生而起,没有独立的实体存在,即“诸法从缘生,是法缘及尽,我师大圣王,是义如是说”(《大智度论》卷18);倡导法空,视有为无,视生为灭,所谓“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杂阿含经》卷12)。既然如此,要追求无声无形、不生不灭,要看破名色关,空即是色,色即是空。佛教的这些思想在音乐美学领域的体现,表现在认为音乐和万物一样,也因缘所生;音乐的真实即虚无,所以音乐无所谓真实与否。大量的佛经对此有所记载,如《宗镜录》卷3云: 见性无由得发,五根亦然,皆仗缘起。斯则缘会而生,缘散而灭。无自 主宰,毕竟性空。如《楞伽经》偈云:“心为工技儿,意如和技者。五识为伴 侣,妄想观技众。”如歌舞立技之人,随他拍转。拍缓则步缓,拍急则步急。 五根亦如是。但随意转……取诸乐器,于戏场地作种种戏。心之技儿亦复 如是,种种业化,以为衣服。戏场地者,谓五道地,种种装饰,种种因缘,种 种乐器。谓自境界技儿戏者,生死戏也。心为技儿种种戏者,无始无终,长 生死也。 《杂阿含经》卷43云: 如此之琴,有众多种具,谓有柄、有槽、有丽、有弦、有皮。巧方便人弹 之,得众具因缘乃成音声,非不得众具而有音声。前所闻声,久已过去,转 亦尽灭,不可持来……若色受想思欲,知此诸法无常有为,心因缘生而便说 言。 《父子合集经》卷10有诗对此形象地描述: 又如箜篌出妙声,彼声本无有自性。 智者观蕴理如然,知蕴自性不可得。 又如吹贝发大声,推其响自何所得。 彼声自性本来空,佛了诸法亦如是。 又如击鼓所出声,能令闻者生忻悦。 彼之音响本来空,如来证法亦如是。 “佛种从缘起”,《道行般若经》卷10举箜篌、吹箫两则实例,说明音乐乃因缘而生:箜篌不以一事成,有木、有柱、有弦不能生音,需要有人摇手鼓之;吹箫亦然,箫者以竹为

儒家道家思想的异同点

儒家道家思想的异同点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儒家在进行礼乐文化的重建过程中,为铸造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习惯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独领风骚两千多年,这不仅在于它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需要,还在于它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质。 老子是我国人民熟知的一位古代伟大思想家,他所撰述的《道德经》开创了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先河。他的哲学思想和由他创立的道家学派,不但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我国2000多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等,比较出名的代表作《论语》等。 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等,比较出名的代表作《道德经》等。 孔老比较:孔子孟子是儒家的宗师和代表,老子庄子是道家的宗师和代表。孔孟作为儒家的圣贤,给后世树立了道德(在伦理意义上)大师的形象,具有完善的道德人格,以救世安民为己任,富于理想,谆谆教人,死而后已。老庄作为道家的至人,给后世树立了智慧大师(老子)和艺术大师(庄子)的形象,具有高度的悟性相思维能力,以宁静淡泊为操守,冷淡世情,向往自得,其于外物,顺乎自然而已。 人性论比较:儒家的人性论看到了人的社会属性,看到了精神文明教育的重要性,道家的人性论看到了人的生理与心理属性,觉察到虚伪而繁烦的宗法伦理对人性的桎梏相对个性的摧残,皆有所得,亦皆有所偏。 人生论比较:儒家的人生观,以成就道德人格和救世事业为价值取向,内以修身,充实仁德,外以济民,治国平天下,这便是内圣外王之道。其人生态度是积极进取的.对社会现实有强烈的关切和历史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道家的人生观,以超越世俗人际关系网的图绊,获得个人内心平静自在为价值取向,既反对心为形役,透外物面不反,又不关心社会事业的奋斗成功,只要各自顺任自然之性而不相扰,必然自

琴者心也古琴美学思想中的道家思想

“琴者,心也”——古琴美学思想中的道家思想 道家对古琴美学思想影响深远。《老子》崇尚自然为美,排斥人为之乐、有声之乐,推崇“淡兮其无味”的音乐风格,倡导自然、无为、体现道之精神的“大音希声”。庄子继承了《老子》的自然观,主张“法天贵真”,对束缚人性、违反自然的儒家礼乐思想进行了毫不留情地批判(见《骈拇》、《马蹄》等篇)。但庄子并没有完全否定有声之乐,而是提出“中纯实而反乎情,乐也”的命题,要求音乐表达人之自然情性,而不应拘于人为的礼法。基于此,《庄子?大宗师》所载子桑“父邪,母邪?天乎,人乎”的悲歌在古琴审美中就不但实现了对情的肯定,而且实现了对悲乐的肯定,《庄子?让王》中提出的“鼓琴足以自娱”的命题,则强调了古琴音乐的娱乐作用、审美作用。 老、庄上述思想渗透在其后古琴美学思想的各个方面。《老子》“淡兮其无味”的思想被阮籍、嵇康、自居易、周敦颐、徐上瀛等人吸收、发展,在音乐审美上形成对“淡和”之乐的崇尚,限制了古琴音乐风格的多样性,对古琴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消极影响; 《老子》“大音希声”的思想则为陶渊明、白居易、薛易筒等人所继承,使崇尚“希声”之境成为众多琴人追求的目标;庄子“得意而忘言”的思想被陶渊明等众琴人所继承,使追求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成了古琴音乐审美中的重要特征;老、庄对自然之美的推崇为嵇康、陶渊明、李贽等多人继承,使古琴美学思想重视人和自然的联系,追求人和自然的统一;庄子以自由为美、音乐可自由表达感情的思想又被嵇康、李贽等人发展,提倡音乐要成为人们抒发心声的艺术,而不是封建统治的工具。另外,老、庄明哲保身、退隐出世豹思想也对古琴美学思想有一定的影响。《老子》“淡兮其无味”、“大音希声”的观点受到琴人的一致推崇,对古琴音乐审美产生了重大影响。“淡”出自《老子?三十五章》“道之出言,淡兮其无味”。文献显示,《老子》提出“淡”的范畴后,在汉代之前并未引起大的反响。魏晋之后,经学受创,玄学盛行,“淡”之审美受到重视,所以阮籍说“道德平淡,故五声无味”,提倡恬淡之乐,排斥美声、悲乐。至唐,“淡”开始被较多地用于形容琴乐风格,“清泠由本性,恬淡随人心”、“曲淡节稀声不多”、“古声淡无味,不称今人情”、“入耳淡无味,惬心潜有情”、“心静即声淡,其间无古今”等琴诗表明恬淡之音已被唐人作为古乐、雅乐的标志而受到推崇,在古琴音乐审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宋周敦颐援道入儒,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对《老子》的思想加以吸收、融合,提出“淡 则欲心平,和则躁心释”的“淡和”说,从而使“淡和”成为儒、道两家尊崇的音乐审美观。“淡和”审美观既与道家恬淡的主张相符,又与儒家中和的主张相合,所以被众多琴人所接受。宋真德秀在《赠萧长夫序》中就竭力赞扬古琴“希微”、“寥寥”之风格,明严天池也说:“惟鼓琴,则宫商分而清和别,郁勃宣而德意通,欲为之平,躁为之释”(《琴川汇谱》)。徐上瀛则认为“琴之元音,本自淡也”,“琴声淡则益有味”,并说“淡”就是要“使听之者游思缥缈,娱乐之心,不知何去”(《溪山琴况》)。清汪炬更将“淡和”发展到极端,认为“先王之乐,惟淡以和。淡,故欲心平;和,故躁心释”(《立雪斋琴谱》),将“淡”作为一个居于“和”之上的重要审美准则。他将“淡”的标准定为“节有度,守有序,无促韵,无繁声,无足以悦耳”。《老子》“淡兮其无味”的主张与儒家思想结合,形成“淡和”审美观,既是以儒家思想改造道家思想的结果,也是道家思想本身局限所致。《老子》的目的就在于以无为否定有为,以“大音希声”否定有声之乐,所以它最终会由“淡兮其无味”发展至“淡和”,对音乐美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美学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美学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部分时间处于分裂状态,除西晋的短暂统一以外,在近四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先后存在过三十多个政权。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民族矛盾尖锐、礼乐制度废坏,自然给社会生产带来诸多负面影响。然而在这一时期,秦汉以来的天下统一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合二为一的固定模式打破,政治文化中心开始南移,边疆地区和周边的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已有长足的发展。少数民族大量内迁和建立政权,在与汉族的接触交往中,逐渐接受了汉族传统文化而开始进行汉化进程,汉民族也大量吸收了个少数民族和域外传入的各种文化因素。即以音乐而言,“天竺乐”、“龟兹乐”“康国乐”“安国乐”“疏勒乐”等西域胡乐几乎畅通无阻的涌向了中原,风靡南北,不仅带来了“胡乐荐臻”状态下的音乐文化的大融合,也为隋唐宫廷燕乐得形成奠定的基础。同时,佛教音乐也开始流行。魏晋南北朝时代打破了经学一统之局,进入文学自觉之时代,再次出现文化多元走向并相互吸收、借鉴、融合,成为中国历史由秦汉一统向隋唐盛世之过渡阶段。 魏晋南北朝的美学在扬弃先秦两汉伦理实用美学传统的基础上,构建了倡表现、偏心理、重主体的情感愉悦型的新的美学体系。中国古典美学偏于抒情和表现的总体特征,正是在此时期获得了基本确立。而对美学发展演变起决定作用的是玄学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提出。以王弼、何晏为代表的士人们以《老子》、《庄子》、《周易》为谈资,掀起

了一场谈玄风尚。而在文艺上的三曹、嵇康、阮籍,书法上的钟、卫等人都是在意识形态各部门内开创真善美新时期的显赫代表。在没有过多的统治束缚、没有皇家钦定的标准下,文化思想领域比较自由而开放,议论争辩的风气相当盛行。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与歌功颂德、讲实用的两汉经学、文艺相区别,一种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和一种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产生了。这二者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飞跃。 魏晋人的生活与人格具有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的特征,“任自然”的审美意识,本质地表现为自然主义与个性主义的有机统一,因而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审美意识的主流。 “任自然”的审美意识,与先秦时期形成的“自然说”美学思想有渊源关系。这种意识直接影响到魏晋南北朝的山水画、山水诗的艺术创作,同时对其时的瓷器、园林、名士生活方式的审美设计,产生了重要影响,促成了追慕“清秀”的审美设计倾向。 下面从一些具体的音乐或文学作品中看一下体现出的一些音乐美学思想: n 王弼《论语释疑》所推崇的“大成之乐”。

浅论道家美学与中国传统艺术的联系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360docs.net/doc/ae5120083.html, 浅论道家美学与中国传统艺术的联系 作者:王香军 来源:《知识文库》2017年第12期 道家成就了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核心理论,中国艺术更是在老庄哲学的指导下,艺术在精神思想方面走上了极致。其中,道家关于自然、虚静、虚实结合等思想,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发展与继承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传统艺术则通过物质媒介的“象征尺度”和“象征意象”等形式和内容,从而体现道家思想的成分。 老子认为,“道”是天地万物产生的本原,“道”是有与无的统一体,是宇宙天地万事万物存在的根据和本原。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庄道家则侧重于“天道”或“自然之道”,天、人统一于“道”,可见中国道家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虽然他们本身没有直接的涉及到艺术领域的问题,也没有对艺术进行实质上的探讨,但他们的思想所体现的人生境界为后代艺术家以及艺术作品建立的价值取向。 第一,道家思想与中国园林。这可以分为三个方面讲,第一方面,道家对园林自然崇尚“大象无形”、“天地有大美”,中国园林自然山水式的修造方式讲究自然美,融合美,清幽雅致,要具有很高的环境美感和意境美感,使人们在这样的自然环境或审美情境中产生精神的放松、愉悦。于是中国园林自然山水中有“一池水可为汪洋千顷,一堆石乃表崇山九仞”之说。这样才使观光者和园林在精神层面上得以交流,使主客体达到一定程度上的对应统一,这既是所说的“天人合一”思想。第二方面,老庄的“虚无”思想很大程度的体现在中国园林的空间处理上,中国园林的各个构成要素本身就是虚实的代表:水为虚,山为实,敞轩、凉亭、迥廊则亦虚亦实,加上在园林的花草灌木配置,都是在虚实结合的理论中进行管理配置。同时造成中国古典园林的另一特征:“小中见大”。第三方面,在园林的空间结构处理上,经常采用含蓄委婉、遮掩隐藏、暗示隐喻等手法,以及对景、对比等方式,这些均能使空间具有深讳莫测的丰富感,使人觉得景外有景,园外有园。例如,苏州的留园便是典型的“以小见大”空间效果。 第二,道家思想与中国古代书画,“含道映物”,从古自今中国画家所呈现出的审美意象。中国书画的创作也巧妙的运用了道家“虚静”、“有无观”、“自然”等思维,目的是为了给人以精神世界上的启悟,发乎本原的灵性。古人明志修道,文人山水画家尚“静”的心态,表现为他们的山水画所追求的淡泊与自然,反映在画面上的便是重水墨而轻色彩,另一种手法便是“留白”达到以计白当黑,从绘画理论的角度看,素是白色,玄则为黑色,黑白对立、实虚对立,以虚为实的空白处理,留给人以无限遐想的余地,从而产生多维层次的艺术感染力和影响力,同时构成了山水画的独特形式;花鸟画家常以动植物入画,代表的有梅、兰、竹、菊、鸟等,来寄寓文人雅士的审美认知和崇高品质,形成了以写生为基础,以寓兴、写意为归依的传统;人物画家侧重于表达“神识风采”,主张抓住有利于传神的眼神、手势、身姿与重要细节,强调分别主次,有详有略,详于传情的面部而略于衣冠,详于人物活动及其顾盼左右而略于环境描写;书法贵于“自然”,落笔的轻重力度、运笔的快慢节奏以及连笔的气韵感觉,体现出书法的质感、量感、体积感。

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区别(1)

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区别 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等,比较出名的代表作,论语等。 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等,比较出名的代表作,道德经等。 儒家入世、道家出世。儒家讲先天下之忧而忧、道家讲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儒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道家政治渺小艺术永恒 儒家讲究礼仪尊孔孟之道 道家讲求修身养性~有朴素唯物主义 儒道互补,这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是个老而又老的话题了,然而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侧面,我们又可以从这个古老的话题中不断地引发出新的思考。从在的、隐蔽的、发生学的意义上讲,儒道互补有着两性文化上的涵;而从外在的、公开的、符号学的意义上讲,儒道互补又有着美学上的功能。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国学者根据由马克思、恩格斯所肯定的西方现实主义的价值取向,将具有“兴、观、群、怨”传统、主用艺术来干预现实的儒家美学,看作中国古典艺术的主流;而将“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塞瞽旷之耳”的道家思想, 视为文化虚无主义和艺术取消主义的逆流。最近一个时期,作为庸俗社会学的一种反动,大陆学者则又与港台学界彼此呼应,在“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道家美学中发现了西方现代派艺术所梦寐以求的写意的风格和自由的境界,认为这才代表了中国艺术的真正精神;相比之下,儒家的那套“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教传统,却因急功近利而显得过于狭隘了……。应该承认,以上

这两种观点各有各的道理,但放到一起,则又相互龃龉、彼此冲突。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种非此即彼的态度只能看到儒、道一方其片面的合理性,而无法解释这二者之间彼此“互补”的辩证关系,及其在中国美学史上的整体功能。 在我看来,尽管儒道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可以用不同的结构模式来加以分析,但从对华夏美学的贡献而言,儒家的功能主要在“建构”,即为中国人的审美活动提供某种秩序化、程式化、符号化的规则和习惯;道家的功能则主要在“解构”,即以解文饰、解规则、解符号的姿态而对儒家美学在建构过程中所出现的异化现象进行反向的消解,以保持其自由的创造活力。正是在这种不断的“建构”和“解构”过程中,中国古典美学才得以健康而持续地发展,从而创造着人类艺术史上的奇迹。 一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儒家在进行礼乐文化的重建过程中,为铸造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习惯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我们知道,人与动物的不同,就在于人是一种文化的动物,而文化则是以符号为载体和传媒的。在这个意义上,著名符号论美学家卡西尔曾经指出,人是一种符号的动物。而以“相礼”为职业的儒者,最初恰恰是这种文化符号的掌管者和操作者。“近代有学者认为,‘儒’的前身是古代专为贵族服务的巫、史、祝、卜;在春秋大动荡时期,‘儒失去了原有的地位,由于他们熟悉贵族的礼仪,便以‘相礼’为谋生的职业。”(《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下卷,第73页。)这种看法是有一定根据的,孔子所谓“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论语·子罕》)便是最好的说明。当然了,孔子所开辟的儒学事业,绝不仅

浅析张怀瓘道家美学的理论根源

浅析张怀瓘道家美学的理论根源 【摘要】张怀瓘崇尚自然无为,在他的书论中,用了很多的“自然”字样,形成了他自己的道家美学理论。本文试图在书论发展史及道家哲学背景中寻找其文艺理论的根基,并探讨他的书法理论对前人的超越。 【关键词】张怀瓘;道家美学;自然 (一)“无为而用,同自然之功”——无为的自然境界 张怀瓘崇尚自然无为,在他的书论中,用了很多的“自然”字样,这还得在书论发展史及哲学背景中寻找原因。“自然”一词首先由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之所法,天地法之自然,人亦法自然,“自己而然,则谓之天然,天然耳,非为也,故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道家“以自然质朴为美的审美观及其所提出的‘雕琢复朴’的艺术理论,是美学思想解放的一种表现”。 从创作论来讲,自然前往就能妙手成春,生成无意于相求、不期而遇的作品来。书家们就是借助道家思想运用于书法创作,使它微妙地契合于“道”与“自然”。即蔡邕所说的“书肇自然”:“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随后每代都有书家谈书法自然论,张怀瓘在前人理论上加以总结与开拓,推崇自然无为的创作观。 第一,他在深发书法本质中构建自然论。他以“文”为中介建立“书”与“自然”间的关系。“文章之为用,必假乎书,书之为征,期合乎道,故能发挥文章者,莫近乎书”(《书断序》)。这是从书法功能角度来讲的,“书”和“文”都是“合乎道”的,此处的“道”即是自然之义。“书法和自然的关系已不仅仅是与物象的简单对应模拟的关系,而是进入一种在节奏、心理、情绪感应上的抽象的微妙呼应。张怀瓘要求‘善学者乃学之于造化,异类而求之,固不取乎本,而各挺之自然’,这种‘异类而求’比‘依类象形’更进一筹。” 张怀瓘“得之自然”、“制同造化”等主张显然与道家崇尚自然,期与造化相契的思想相近。正因为书法“道合自然”的特性才使得书家能从自然百态中领会书法的至高真谛,并在与自然的物我同一中表现出生机意趣。 第二,他在评价书家作品中构建自然论。这集中体现在他对张芝和嵇康的赞美上。他说张芝“草书《急就章》,字皆一笔而成,合于自然”(《书断中》),“唯张有道创意物象,近于自然,又精熟绝伦,是其长也”(《文字论》)。他称赞嵇康说:“……叔夜善书,妙于草制,观其体势,得之自然,意不在乎笔墨。若高逸之士,虽在布衣,有傲然之色。故知临不测之水,使人神清;登万仞之岩。自然意远”(《书断中》)。此处的“天资自然”和“自然意远”是自然天成、毫无修饰之义,而“得之自然”是自然规律的意思。 第三,他在异于他人中构建自然论。《书断》中使用的“自然”与其他书家的

美学《论儒家美学的思想与特征》

论儒家美学的思想与特征 摘要:孔子是儒家的美学的创始人,在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试看孟子的描述:“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滕文公下》)。于是孔子就要寻找新的途径来规范人的内心,具体来说就是“承礼启仁”,也就是一种特殊的人文关系。儒家学说在美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对于美学的思想特征的分析有助于更好的把握中国美学的特征。 关键词:和统一美善 儒家美学的中心是反复论述美与善的一致性,要求美善统一,高度重视美与艺术陶冶、协和、提高人们伦理道德情感的心理功能,强调艺术对促进社会和 谐发展的积极作用,充分地、明确地、自觉地从人的内在要求出发。孔子对于 自然界的东西,如山、水、树木、秧苗,并无直接的兴趣,因此从来不把自然 界的东西当做没的对象,不会为了欣赏而欣赏。他欣赏自然界时,总是把它所 表现的特质,在人的身上找到相对应的情感,然后以以自然界为比喻和象征, 说明人的主体形态。譬如他说过:“智者乐水,仁者乐山”(《雍也》)。水 活泼流动,表示人在变化万千的现实处境中可以随遇而安,不受制约。山则显 示人内心沉静稳定,不仅临危不乱,而且安之若素。再者,子在川上曰:“逝 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孔子的兴趣不在于河水流速,而在于感 叹人与时间与生命奔逝不返,暗示我们应该要及时努力进德修业。由此就可看出,山水这些自然界的事物,其本身不足以成为审美观赏的对象,却只是被孔 子拿来作为比喻,暗示人的应行之道。 在《论语》中也有许多就人的形体和器物称为美的思想。譬如,子夏曾引《诗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八佾》)来向孔子请教。 “美目”之为美,因其合宜,如黑白分明,比例匀称。再者,“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雍也》)。宋朝是个美男子,说他美,并无关于人格,只是说他身材合宜、面貌姣好、看来俊俏而已。孔子又说过:“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娇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泰伯》)。子贡又曾 形容孔子学问之伟大,说:“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 (《子张》)。称宗庙为“美”,因其富丽堂皇,令人叹为观止。 孔子的美学受恢复周礼最终目的的制约,有明显的保守色彩,且过多地强调艺术的社会功能,强调美统一于善,但孔子对美善统一的艺术基本原则的阐述 以及他所提出的一系列美学命题,为儒家美学建构了基本的理论框架,从根本 上规定了儒家美学的基本特征的形成。下面我们就说说其美学特征。 首先,儒家美学最典型地继承华夏民族古老的礼乐传统,对远古的巫术礼仪进行改造、扬弃,使“诗”、“乐”及各类艺术成为“仁学”体系的一个组成 部分。“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述而》)。孔子讲究饮食之道,所谓“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乡党》),他 当然能欣赏鲜美的肉味,但是在聆听韶乐之后,居然三个月之久没能分辨肉味,那是因为韶乐的美感远远超出了视觉味觉之上,音乐美已经通于人心。真正的 音乐是无声的,所以才有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 也不改其乐”,才有了孔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意在其中矣”

浅论儒道哲学的美学思想

浅论儒道哲学的美学思想 青岛科技大学艺术学院王碧美李翔 摘要: 中国画自身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它的美学思想深受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注重个人情感的表达,讲究气韵生动,强调抒情写意;同时儒道哲学中蕴含着丰富的美学思想,又融入到中国画的审美思想中,使其丰富和发展,如真善美的结合,道与技的统一,人们对人格美与质朴美的追求等。 关键词:儒与道、美与善、道与技、 正文: 中国画是艺术的一个分支,它强调抒情达意,追求意境美。而中中国画的美学思想又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画学之所以把人们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与理想的审美境界合而为一,也正是由于中国哲学体系的固有特征对中国画艺术深刻影响的结果。尤其儒道哲学中的美学思想,影响至为深远。具体如下: 一.儒家的美学思想—美与善的统一、仁与乐的统一、人格美的追求、为人生而艺术 儒家美学的创始者和重要代表是孔子。他的美学思想建立在他的“仁” 学的基础上。孔子从他的“仁”学出发,总结、概括和发展了前人关于“五味”、“五色”、“五声”的美和美与善的关系问题的论断,第一次深刻地解释了美与善的关系、审美与艺术的社会作用等问题。“仁”在道德境界追求上等同于“善”,但它也有形而上的意义----“仁”的精神本质是等同于宇宙精神的。“仁”所包涵的宇宙精神以其宗教意义为母体而得以孕育,以“礼”的途径加以实现。礼是周初人们祭神时形成的一种仪式,在以后的发展中,形成了以“仁”为标准的道德规范。礼在实现的过程中,是规范性与艺术性的统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他把外在形式的美称之为“文”,把内在道德的善称之为“质”。“文质彬彬”正说明儒家把道德规范性与艺术的表现性的和谐统一作为礼的基本性格,体现了“美”与“善”的统一。 美与善的统一,在儒家孔子看来,最早体现在仁与乐的统一上。仁,儒家提倡的一种高尚的道德规范,乐是儒家表现善的一种艺术方式。儒家之所以把艺术的尽美与道德的尽善融合在一起是源于他们的本质有自然相同之处。乐的正常的本质可以用一个“和”字作总结,如“大乐与天地同和”“乐之中和也”“乐言是其和也”“乐者天下之大齐”,大齐就是完全的统一;《礼记-儒行篇》中说“歌乐者仁之和也”,仁者必和,和中含有仁的意味。孟子也说“仁者爱人”极其量是“天下归仁(即万物一体)”,“浑然与物同体”。可以说“乐合同”的境界与仁的境界有其自然而然的会通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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