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清华游览攻略

假期北大游学参观

燕园人物

1. 埃德加-斯诺(1905-1972)

1928年以记者身份到中国上海，1934年1月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讲师，1936年6月曾秘密赴陕北革命根据地采访，回京后，写了《红星照耀着中国》(即《西行漫记》)。1972年2月15日逝世于瑞士日内瓦郊区的寓所中，遵照斯诺的遗愿，其部分骨灰安葬在中国。1973年10月19日在北京大学举行了安葬仪式。（假期北大游学参观）

2. 鲁斯

1919年，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被美国浸礼会、公理会和长老会任命为正在筹建中的燕京大学校长，同年他邀请鲁斯(Harry Luce)为副校长。鲁斯就任后，积极为燕京大学从一个国际教会组织(Inter Church World Movement)那里筹到了160万美元的首期建设款，并建议学校应该采用中国古典建筑的风格，里面配以现代化的设施，他的提议得到了司徒雷登的赞同。于是，他们请来了一位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作为校园建设的总设计师，正是他们的共同努力才形成了燕园今天的格局。1928年，鲁斯先生去世。1929年，鲁斯先生的长子亨利鲁滨逊鲁斯(美国《时代》、《生活》杂志的创办人)为纪念先人，在湖心岛捐资建亭，亭子就因此而得名"斯义亭"。

3. 司徒雷登

基督教徒、教育家、大使，作为美国人，他一生的大多时光都是在中国度过的，对于自己的经历，他曾经在自己晚年的回忆录里写道：“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缕缕纽带把我和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我不但出生在那个国家里，而且还在那里长期居住过，结识了许多朋友。我有幸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后来又回到那里当传教士，研究中国文化，当福音派神学教授和大学校长。1946年，我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被提升为美国驻南京大使；然而，在1949年，我作为大使，最终却是很不愉快地离开了那个国家。”这一番话道出了他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司徒雷登于1876年（清光绪二年）6月24日出生在中国杭州，后来在中国传教，是当时外国传教士中最出色的代表人物。1916年，燕京大学成立，三年后，司徒雷登应燕京大学学校董事会之聘出任燕大校长。由于司徒雷登的不懈努力，燕大的学制、校园建设、教学合作交流等都有了长足发展，燕大迅速崛起。1928年，美国加州大学对亚洲高等学府的学术水平进行调查统计，燕大被列为甲级的两所基督教大学之一，其毕业生有资格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燕京大学的成功为司徒雷登赢得了荣誉，193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他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36年12月，中国政府教育部授予他勋章一枚，以奖励他为燕大募捐所做出的贡献。到30年代，燕京大学已经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司徒雷登本人也因此成为一名出色的教育家而广为人知。在燕大期间，学生们从来都不把司徒雷登当作外人，因为他既爱美国也爱中国，他了解中国、了解燕大，为燕大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使他深受燕大师生的拥戴。在五四运动爆发时，司徒雷登对学生的爱国运动给予极大的同情和支持。九一八事变时，司徒雷登在学生举行的反日爱国运动中慷慨陈辞，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后来，他又亲自带领学生上街游行示威。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司徒雷登及其一批燕大师生相继遭到逮捕，直到1945年8月7日，司徒雷登方获自由。这一系列事件使司徒雷登在中国的声望如日中天，可以说在20世纪中叶，司徒雷登在中国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同时代在华的其他外国人。

在平时，司徒雷登是一位宽厚的长者，他平等待人，慈祥和蔼。他常常以校长的身份为师生中的情侣们充当月下老人，并且亲自主持婚礼。著名学者吴文藻和冰心的婚礼就是1929年在这里举行的。1935年，吴文藻的高足费孝通和王同惠又是在这里举行婚礼，主婚人都是

司徒雷登校长，这些都演绎成了临湖轩的佳话。

1949年，在大势已去的南京国民政府败亡之际，司徒雷登拒绝大使团随国民党撤往广州，并敦促美国政府率先承认共产党政权，为此毛泽东和周恩来曾经秘密邀请他北上，但是由于美国政府的的反对，中美之间的高层接触稍纵即逝。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司徒雷登作为驻华大使，于8月2日踏上了返回美国的飞机，就在他离开中国还没有返回美国时，美国政府为了挽回自己在国内的影响，于8月5日发表了著名的“中国问题白皮书”，将所有的问题都推到了国民党头上，同时也推到了司徒雷登头上。随后，毛泽东写了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以新华社社论的形式公开发表，最终使司徒雷登变成了一位彻底的悲剧使者。对于一个在中国生活和苦心经营50年，一直受到尊敬并且在中国问题上自以为有发言权的73岁的老人，这样的压力和挫折使他的精神和身体倍受打击。回到美国三个月后，他得了中风偏瘫，被送进医院，从此基本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于华盛顿，临死之前，他希望自己的秘书傅泾波把自己的骨灰带回中国，安葬在燕大校园内妻子的墓旁，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这在今天看来，未尝不是一大遗憾。（假期北大游学参观）

4. 马寅初

1952年，北大迁到燕园，正是在这段时间里面，马寅初校长由于坚持“人口论”被打倒，他的智慧之音一度被辱没，但是终究还是散发出了夺目的光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更加感觉到《新人口论》的影响力。1998年，国内经济界将《新人口论》推选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十本经济学著作”之一。正如时人所说，马寅初先生的这种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敢于讲真话的精神，就是“坚持真理，不畏权势”的赤子情怀，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考”的学术追求，就是“管尔东西南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学者品格。正如马老自己说的：“我虽然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只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而不以理说服的批判者投降”。百年北大的学术发展是薪火相传、去粗取精、发扬光大的历史。如何来薪火相传，马老的这段掷地有声的名言给了一个最好的注释的解答。

5. 贝公

实际上施德和贝公都是指同一个人，即James White Bashford（1849－1919），其中文名字曾被先后翻译成贝施德或贝施福。贝施福是汇文大学堂的第二任校长，汇文大学堂就是后来的燕京大学的前身之一。他还曾任美国俄亥俄州卫斯理大学的校长，同时是一位藏书家和多产的史学家，编著过《中国与美以美会》、《美以美会在华一百年文献集》和《中国述论》等重要的在华教会史文献。1919年贝施福在上海逝世。逝世之前，他向汇文大学堂遗赠了大量的书籍，其中包括许多善本。现在在北大图书馆仍可以找到许多有他亲笔签名的西文书籍。（假期北大游学参观）

6. 葛利普

A.W.葛利普(1870~1946)美国古生物学家，历任哥伦比亚大学、北京大学教授，有“中国地质学之父”之称。葛利普坐着轮椅，手持美国国旗，横挡在地质调查所门口，这个67岁的美国教授正以一己之力，试图阻止日本人接管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这一幕场景，发生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北平。面对强横的士兵，学者的努力并未成功，但后世的学人，一度将此称为“阿基米德式的反抗”。这场发生在中日之间的战争，原本和这个美国人无关。1920年，时任地质调查所所长的丁文江，聘请这位世界顶级的地质学家到中国任教，目的在于为地质学尚处于萌芽阶段的中国，培养最优秀的人才。葛利普并未辜负丁的信任，他把自己后半生所有的精力，都托付给这个遥远、陌生而又落后的东方国度，为中国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他的一系列学术活动，也刻上了浓厚的中国烙印。1922年，在浙江一带考察的葛利普，将距今8亿年至5.7亿年，以细菌和蓝藻为主要生命的地层年代，命名为“震旦纪”。这个现今国际通用的地层年代名称，原本是古代印度人对中国的称呼，意为“日出之地”。1931年，他将浙江长兴的“二叠世至三叠世国际地层标准剖面”命名为“长兴灰岩”，这也是唯一用中国地名命名的国际通用地层名。而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北京人”化石，也是由他所命名。有一组数字为证：从1920年来华，到1946年病逝在北平，葛利普在中国整整26年,培养了270多名地质工程师，其中的22人，日后成为中科院的院士。他是如此热爱自己的讲台，抵达中国的第二天，葛教授就迫不及待地要求上课。其时，北京大学时有拖欠教授薪水的状况，许多教授集体罢教。但北大校长蒋梦麟却回忆道：“这个外聘的洋教授(指葛利普)虽然近半年没拿到薪水……可见到我不但没有怨言，还一个劲地催我快开课呢。”最多的时候，他一个学期要开5门课程。晚年的葛利普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但无论什么样的天气，学生们总是能准时在教室门口，见到这个坐在轮椅上的身影。在学生们眼中，这个美国教授上课时的激情，如同“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他经常这样告诫年轻的中国地质学者：“在这个国家里，你们是发展这门科学的先锋，你们是给正在建设的大厦增添经得起风雨的砖石呢？还是增添经不起时间考验的砖石？”对于葛利普，季羡林曾这样评价道：“中国地质学和古生物学能有这样的成绩，我们要归功葛先生……有葛先生这样的外国教授，是我们中国大学的光荣。”可中国也被葛利普视为“自己的光荣”。来华后，除了1933年代表中国去美国参加第16届国际地质大会，26年中他再未离开中国，他生前多次要求加入中国国籍，但始终未能如愿。对于日本侵华，美国老头表现出了“不亚于任何一个中国人的愤慨”。他逢人便说：“我要给我的朋友罗斯福总统写信，如果美国再不对日宣战，我就和他绝交！”最为动人的一幕，发生在北京大学南迁之时。因为身体状况，葛利普无法随校南行。当学生向他辞行时，他深情地说：“告诉南边的朋友，我为中国的前进祝福。”言罢，“老泪纵横，呜咽不能成声”。随后，他与中国人民一起经受了巨大的苦难。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始终不愿与日本人合作的葛利普也被关进了集中营。4年后，日本投降，学生在狱中找到了他。此时，老人的神智已经不太清醒，他的第一句话却是：“你是我的学生吗？” 1946年，葛利普病逝于北平地质调查所的办公室里。在离世前，这个美国老人留下了最后一个愿望：“我死后，请把我葬在中国。”他终于如愿以偿。学生们将他的骨灰归葬于北大沙滩地质院前院，这里亦是葛氏生前讲学之处。那些年里，许多新入学的北大地质院学生，都会到墓前深鞠一躬

7. 李大钊（1889－1927）

字守常，河北乐亭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于1889年10月29日出生在河北省乐亭县。1913年冬天，李大钊东渡日本，在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在那里，他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1916年，为参加国内的“讨袁”运动，李大钊辍学回国。他先后担任北京《晨钟报》主编和《甲寅》日刊编辑，以笔为枪，向专制独裁发起挑战，宣传民主革命思想。1917年，他受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聘请，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此后又任校评议委员会评议员，经济系、历史系教授。从此以后，李大钊同志的学术生涯和革命活动便与北大息息相连。在李大钊的主持下，北大图书馆陆续增购了许多书籍，特别是购进了不少珍贵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对于在中国传播、介绍马克思主义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使得北大图书馆当时就成为了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北京大学校园概况）1918年秋，第一次来北京的青年毛泽东，经杨昌济先生（毛泽东在湖南师院读书时的老师）介绍在北大图书馆担任助理员，和李大钊一起工作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深受他影响。1919年底，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参加了李大钊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他还经常到李大钊的办公室或家里开会，和李大钊一起研讨马克思主义真理。毛泽东后来也曾说过，李大钊同志是他的老师，他是在李大钊的帮助和影响下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在北大

任教期间，还参与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后，他立即在《新青年》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热情讴歌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向全国传出振聋发聩的呼声。1918年12月，他与陈独秀一起创办了《每周评论》，这个刊物和《新青年》一道，成为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李大钊还积极组织和参加各种进步社团。1918年冬，他在北大组织了“马尔格斯学说研究会”，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他还参与发起了“少年中国学会”，1919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创办了《少年中国》月刊，由他亲自出任主编。他对学生追求真理的活动也予以热情的支持和无私的援助。北大学生创办了《新潮》月刊，请他担任该刊顾问；全国学生救国会创立了《国民》月刊，也请他担任导师。李大钊都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给了他们很多指导和帮助。 8. 蔡元培

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字鹤卿，号孑民。清同治丁卯年十二月十七日(1868年1月11日)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17岁考取秀才，18岁设馆教书。青年时期，连续中举人、取进士、点翰林、授编修。1898年，弃官从教，初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嵊县剡山书院院长、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1902年，组织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均曾被推为总理。1904年组织光复会，1905年参加同盟会。1907年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研读哲学、心理学、美术史等。武昌起义后回国，1912年1月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不久，因不满袁世凯的专制而辞职，再赴德、法等国学习和考察。1915年与李石曾等在法国组织勤工俭学会，次年与吴玉章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提倡勤工俭学。191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1921年，法国里昂大学、美国纽约大学，分别授予他文学、法学博士荣誉学位。在1924、1926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入选中央监察委员会。1927年，除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中央特别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监察院长、代理司法部长等职外，并倡议成立大学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被任为大学院院长。1928年辞去各行政职务，专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还兼任交通大学、中法大学、国立西湖艺术院（后改为杭州艺专）等多所高等学校校长、院长以及故宫博物院理事长、北平图书馆馆长等职。1932年，同宋庆龄、杨杏佛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推为副主席。晚年，为抗日救亡事业奔波，努力促成国共合作。1938年，被推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名誉主席。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蔡元培是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创者。（北京大学校园概况）

蔡元培的教育实践多在高等教育方面。他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他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将“学年制”改为“学分制”，实行“选科制”，积极改进教学方法，精简课程，力主自学，校内实行学生自治，教授治校。他的这些主张和措施，在北京大学推行之后，影响全国，以至有人称他为自由主义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