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程颐易学思想之比较

苏轼与程颐易学思想之比较 在北宋中后期，苏洵(1009-1066)、苏轼(1037-1101)、苏辙(1039-1112)父子三人在文学、政治、学术思想诸领域都有重要的影响。他们也是宋代蜀学的开创者和领袖，苏氏蜀学在与王安石新学、二程洛学的对立斗争中，得到了广泛传播。尤其是苏轼、苏辙兄弟，以其卓越的文章和深邃的思想显耀一时，从游者甚众，形成了颇具阵容的苏氏学派。三苏在经学义理的探讨方面，也是用功甚勤，著述较丰。在易学方面的成就，乃是传于今的、题名为苏轼《东坡易传》九卷，此书实乃三苏“合力为之”①，最后由苏轼总其成，贡献最大，所以称之为《东坡易传》。王水照先生考察也认为《易传》虽是三人合撰，但毕竟出自苏轼一人之手，苏洵、苏辙之说只供参考而已，所以“《易传》可视为苏轼的个人著作，是他的哲学思想体系的集中表述”②，此说立论充分，本人比较赞同这个观点，所以在探讨苏氏与程颐易学之间的异同，主要集中考察苏轼和程颐易学之间的异同。 另外我们应该看到，虽然三苏在宋代影响甚巨，但不能否认的是，苏轼易学也遭到了宋代及后代众多学者的批评。如苏辙、程颐、杨时、朱震、朱熹、邓梦文等人③，朱熹甚至将苏氏易学视为杂学，作《杂学辨》首批《苏氏易传》，明清科举更是将苏轼易学排除在外，而专主程朱易学。其实这种批评直接根源于北宋时期洛、蜀两派的党争，后来程朱理学的得势，蜀学自然遭到了批评和打压，就如后来王安石新学遭到程朱学派弟子及后学的批判一样，所以明白北宋时期程颐和苏轼易学之间的异同，就显得非常的必要。 一、苏、程易学思想之比较 苏、程之前，汉唐学者皆认为《易传》乃孔子所作，欧阳修却最先怀疑认为，“《易》非一体之书，而卦不为一人设也”，并说《系辞》、《说卦》、《文言》等附于卦辞、爻辞、《象传》之后的多篇解释文字，“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家之言也”④。而苏轼并不因为是欧阳修的门人而一味服从其说，而是遵循了汉唐旧说，认为“子曰”为孔子所作，他还在《系辞》的注解中，系统地发表了自己的哲学观点。如他说：“‘系辞’则‘彖’、‘象’是也。以上、下‘系’为系辞，失之矣。虽然，世俗之所安也，而无害于《易》，故因而不改也。”⑤“孔子之述‘彖’、‘象’也，盖自为一篇而题其首，曰‘彖’曰‘象’也欤？其初无‘彖曰’、‘象曰’之文，而后之学者散之卦、爻之下，故以‘彖曰’、‘象曰’别之。”⑥苏轼秉承汉唐旧说，肯定《系辞》和《彖》、《象》一样为孔子所作，所以《东坡易传》解《易》兼及当时为世人所疑的《系辞》、《说卦》、《杂卦》等，后来的晁说之、吴仁杰、吕祖谦、朱熹等大都继承了苏轼这个观点。相比较而言，程颐深受欧阳修怀疑《易传》思想的影响，他在吸收诸家疑经惑传的成果之后，认同了欧阳修的观点，解《易》只解六十四卦、《彖传》、《象传》、《文言》、《序卦》，而不解《系辞》、《说卦》、《杂卦》。 另外，苏轼对当时流行图书之学并没有反对，他说：“《河图》、《洛书》，其详不可得而闻矣，然著于《易》，见于《论语》，不可诬也。而今学者或疑焉。山川之出图书，有时而然也。魏晋之间，张掖出石图，文字粲然，时无圣人，莫识其义尔，《河图》、《洛书》岂足怪哉！且此四者，圣人之所取象以作《易》也。”⑦苏轼肯定了《河图》、《洛书》的存在，并认为它们是《周易》八卦的源头，并以《论语》、“张掖出石图”的记载与事实来作证据。而程颐对《河图》、《洛书》表示怀疑，他说：“圣人见《河图》、《洛书》而画八卦。然何必《图》、《书》，只看此兔，亦可作八卦，数便此中可起。”⑧程颐认为八卦不一定源起于《河图》、《洛书》，八卦是圣人对于物象的观察，然后以此而作。苏轼对《河图》、《洛书》的肯定其实是对北宋中期以来流行的图书之学的认同，图书易学派实际上脱胎于汉代象数易学，并结合汉魏晋唐以来的象数易学做了发展。⑨他推崇《河图》和《洛书》，并以此来解释《周易》，这在宋代中后期比较流行，《四库全书总目·〈易数钩隐图〉提要》认为：“汉儒言《易》多主象数，至宋而象数之中复歧出图书一派。„„其学盛行于仁宗时。”在宋代仁宗年间影响至为深远。“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⑩程颐反对《河图》、《洛书》，其实是对当时图书之学的反对。 对于《周易》的性质，苏轼认为《周易》乃是圣人之道的体现。如苏洵说“圣人之道，得《礼》而信，得《易》而尊”，“圣人之道所以不废者，《礼》为之明，而《易》为之幽也”(11)。苏轼也说：“圣人之道，存乎其爻之辞，而不在其数。数非圣人之所尽心也。”(12)苏辙在《上两制诸公书》中也强调说：“今夫《易》者，圣人之所以尽天下刚柔喜怒之情，勇敢畏惧之性，而寓之八物，因八物之相遇，吉凶得失之际，以教天下之趋利避害，盖亦如是而已。”(13)又说：“《易》有八卦，重而为六十四卦，有六爻，爻之多至于数百，皆圣人指会通以示人，陈典礼以教人者也。”(14)可见三苏都将《周易》视为圣人之道的体现，都认为《周易》具有明道、教化的功能。他们还承认《周易》的本来面目还是卜筮之书，如苏轼在其《易论》中说道：“《易》者，卜筮之书也。挟策布卦，以分阴阳而明吉凶，此日者之事，而非圣人知道也。”(15)但是他反对将《周易》作卜筮之用，他说：“《易》者圣人所以尽人情之变，而非所以求神于卜筮也。”(16)这种观点和后来朱熹所强调的“《易》本卜筮之书”(17)的观点比较一致。他们认为孔子作《易》的目的其实有二，“一以自用，二以济民”(18)，突出易学的现实意义。 虽然程颐和苏轼易学的看法一样，也将《周易》看成是圣人之道的体现，说明了他们都属义理学派。但相比较而言，程颐升华了《周易》中所蕴含的易理： 易是个甚，易又不只是这一部书，是易之道也。不要将易又是一个事，即事尽天理，便是易也。(19) 尽天理，斯谓之易。(20) 圣人作《易》，以准则天地之道。易之义，天地之道也，“故能弥纶天地之道”。(21) 程颐认为《周易》不仅仅只是圣人之道的体现，更为主要的是它所表现的是普遍的规律和具有本体性、根源性的“天理”，这样就将一般的易学原理转化为普遍的哲理。在他看来，圣人作《易》的目的，就是为了来展现这种具有本原性、永恒性的理或者道。程颐虽然没有明言《周易》本是卜筮之书，但是他却明确反对穷象尽数的作法，“必欲穷象之隐微，尽数之毫忽，乃寻流逐末，术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务也。管辂、郭璞之徒是也”(22)。程颐把“穷象”、“尽数”的作法，视为“术家之所尚”，不是儒者所应作，这表明程颐也非常反对卜筮作法。由此可见，苏、程都将《周易》视为圣人之道的体现，明确反对将《周易》作卜筮之用。但是相比而言，程颐升华了易理，将之提升为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的天理，具有宇宙本原性和人文道德的属性，这为程颐理学体系的展开，提供了本体性的依据。 二、苏、程易学研究方法及特点之比较 苏轼和程颐都是北宋著名的义理派易学家，他们在解《易》上有很多共同之处。如他们虽都借助解《易》来阐发易理，但并没有忽视对《周易》经传字词的解读。苏轼非常注重吸收前人注疏之学的成就，对《周易》经传中艰难晦涩词句作了较为详细的注解，如释《讼·九二》：“眚，灾也。”《坎·九五》：“祗，犹言适足也。”《艮·上九》：“敦，益也。”《中孚·上九》：“翰音，飞且鸣者也。”等等。很多地方苏轼《易传》还大量继承了王弼的注解成果，这和他喜老庄之学有极大的关系。由于苏轼对字句文法有独到之处，得到了朱熹的肯定，“东坡解《易》，大体最不好。然他却会作文，识句法，解文释义，必有长处”(23)。其实，程颐亦是如此，只是他过于注重阐发义理，对于文义解释也有未尽之处，较苏轼而言略有不足，这一点朱熹也曾指出，“《易传》说文义处，犹有些小未尽处”(24) 注重文义，对于苏轼、程颐而言，只是完成了解《易》目的的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阐发易理才是他们易学的最终归宿。苏轼解《易》擅长“推阐理势”，即表达个人观点而不拘泥于文句和旧说，他说：“夫论经者，当以意得之，非于句义之间也，于句义之间，则破碎牵蔓之说，反能害经之意。孔子之言《易》如此，学者可以求其端矣。”(25)反对章句之学，而重“以意得之”，这是苏轼对宋初三先生、欧阳修等人研治经书基本方法的继承。这一点程颐《易传》在研究方法上和苏轼《东坡易传》非常近似，只不过在借助《易传》阐发易理方面，程颐力尊儒学，而苏轼兼采佛、老众说，故程颐在阐释儒家学说方面，较苏轼《易传》更为醇厚，得到后人推尊。今人潘雨廷先生也说：“苏氏此书，固北宋之名著。虽未及《程传》之纯，亦未可以朱子所斥而废之，较空说义理之道学气，活泼多矣。”(26)但苏轼《易传》以其雄健、善辩的论说风格，也不失为一家之言，“惟见攻取，与《程传》之理未可并论者也，能自成一派。”(27)可以说苏轼继承王弼之说，通过简明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独到的观点，而非空说易理，在宋易中独成一家，是《东坡易传》非常鲜明的特点。 具体注解《周易》时，苏轼《易传》非常明显的特点便是，注重先探讨整卦之义，然后再通过爻与爻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各爻内在所表达的一致思想来印证或分析卦义，即《东坡易传》中所言的“卦合而言之”、“爻别而观之”的原则，这是《东坡易传》最大的特色。具体表现是，苏轼在解释一卦之时，在思路上一般是先解一卦整体之意，即“卦合而言之”；完成了对一卦整体之意的理解和解释，然后苏轼又通过对爻与爻之间的关系，即“爻别而观之”的原则来分析或印证成卦之义。如对《革》卦的分析，就可看出他对此原则的运用： 以卦言之，则“离”革“兑”者也；以爻言之，则阳革阴者也。六爻皆以阳革阴，故初九、九三、九四、九五四者所以革人；而六二、上六者人革之。初九、九三所以为革者，火也；而六二者火之所附，初九、九三之所欲革者也。火以有所附为利，而所附者以得火为灾，故初九、九三常愿六二之留而不去也。夫六二苟留而不去，其见革也无日矣。六二之欲去，如《遁》之九三之欲遁也，故初九当用《遁》之六二所以执九三者，固而留之。六二之所以去者，以我有革之之意也；故“不可以有为”，有为则革之之意见矣。(28) 苏轼先从整体上解释《革》卦之意，认为下卦之“离”革上卦之“兑”，即以“火”革“金”，熔铸旧物而成新器，谓之“革”。他在《革·彖》中说：“火能革金，‘离’革‘兑’者也，故曰‘革’。火者金之所畏也，而金非火则无以就器用，器成而后知火之利也。”就各爻而言，苏轼认为整个卦中的两个阴爻六二和上六是“人革之”的对象，而其余四个阳爻初九、九三、九四、九五则是“革人”者。他在各爻中，分别分析了在不同状态和形势下，为什么“革”、如何“革”、如何避免“革”带来的凶险。诸爻都在说明“革故鼎新”的时机、条件以及成效，各爻之义所反映的都是整卦“革”之深意。苏轼通过“卦合爻别”来解《易》，这在其《东坡易传》中比较普遍，另外明确表明运用此法的还有《履》、《咸》、《小过》、《大过》、《恒》、《归妹》等卦，此法强调卦与爻以及各爻之间的内在联系，做到卦爻之间整体和部分的统一、前后呼应，从而达到对诸卦解释的圆通。可以说“卦合爻别说”是苏轼解《易》最为重要的方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也说苏轼：“其学出于父洵，且谓卦不可爻别而观之。其论卦，必先求其所齐之端，则六爻之义，未有不贯者，未尝凿而通也。”(29)注重卦体，同样也重爻，苏轼在“爻别而观之”中，分析爻之意的时候，通过了乘承、比应、刚柔、阴阳、进退等爻位说来分析其中所蕴含的深意，由此形成爻和卦之间的思想呼应，可以说，这也是苏轼以义理解《易》而不废象的重要体现。 苏轼除了“卦合爻别说”注解《周易》之法，他还作为宋代义理派易学的重要代表，也汲取和扬弃了王弼、孔颖达等人解《易》的方法。如苏轼在论《周易》卦爻的形成的时候说： 圣人之所取以为卦，亦多术矣，或取其象，或取其爻，或取其变，或取其刚柔之相易。取其象，“天水违行，讼”之类是也；取其爻，“六三：履虎尾”之类是也。取其变，“颐中有物，曰噬嗑”之类是也；取其刚柔之相易，“贲”之类是也。夫刚柔之相易，其所取以为卦之一端也，遇其取者则言，不取者则不言也，又可以尽怪之欤？(30) 苏轼认为圣人通过卦爻的组合来表达易理，主要有四种方法：(1)取象，如《讼》卦；(2)取爻，如《履》卦；(3)取变，如《噬嗑》卦；(4)取刚柔相易，如《贲》卦。金生杨先生认为苏轼的这种分析“不仅是对王弼思想的继承发展，也是对孔颖达分析《彖传》三种体例的一种继承和发展”(31)。王弼注重借助一爻为主和二体说来分析卦义，孔颖达则发展了王弼之说，之后苏轼则汲取王、孔之见作了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