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董仲舒的儒学思想

评论董仲舒的儒学思想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是中国儒学发展史和中国思想史上继孔子之后又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史载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三年不窥园”，是当时颇有影响的教育家。董仲舒在汉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他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宗教天道观、阴阳、五行学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等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儒学思想体系。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以后，西汉王朝达到了空前繁荣的阶段。边境安全问题、地方割据势力等问题依然威胁着西汉中央政权。

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是汉武帝当政时的重要任务之一，汉武帝需要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寻求提高皇权、加强中央集权的理论依据。而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正是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正是为汉皇朝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的。

董仲舒的政治儒学的理论建构与贡献可概括为：一个基础、一个实质、四项精要、四大特点。以《公羊春秋》为基础，推崇大一统的王道政治主张，主要宣扬“大一统”，“天人感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君权神授”，“三纲五常”，“以德治国”等思想主张。

①针对中央集权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

董仲舒认为朝代的更替不是依循五德运行的顺序，而是依循“三统”，即黑统、白统、赤统的顺序。他在《三代改制质文》中说：每个朝代都依循一统，每统又各有其为政的系统。

《春秋》本是鲁国的史书。按董仲舒一派的说法，《春秋》乃是孔子的一部重要著作，在其中，孔子树立了他的道统的统治。孔子代表了黑统，并创建了黑统的各项制度。董仲舒对《春秋》的解释十分著名，他的各项学说都可以从《春秋》中找到根据，换句话说，他的理论权威来自《春秋》，这是他把自己的著作称为《春秋繁露》的缘故。

②针对加强君权需要，提出“君权神授”的政治思想和相应的儒家道德观点。

在过去，所有的君王都是从祖先承受君位，甚至秦始皇也不例外。只是到了汉朝，情况不同了。汉高祖刘邦，出身布衣，而君临天下。这需要某种理论的支撑，董仲舒正是提供了这种理论的支撑。王者受命于天，并不是一个新理论。

③针对土地兼并现实，进一步发挥儒家的仁政思想，主张限田、薄敛、省役。

这在当时对减轻国家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节约民力，保证农时，使土地和劳动力有比较稳定的结合，以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巩固大一统的封建国家，有进步意义。

④针对为人处世标准，提出“三纲五常”，提倡孝道。

董仲舒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来体现天的意志，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而且突出土居中央，为五行之主的地位，认为五行是天道的表现，并进而把这种阳尊阴卑的理论用于社会，从此而推论出“三纲五常”的道德哲学。这里所说的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五常为董仲舒提倡之后，成为我国古代维护历代封建皇朝统治的工具。

董仲舒的哲学基础是“天人感应”学说。他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不仅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因此，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样“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人与天是相合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继承了思孟学派和阴阳家邹衍的学说，而且将它发展得十分精致。

董仲舒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家庭关系上，儿子受命于父亲，妻子受命于丈夫，这一层层的统治关系，都是按照天的意志办的，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正是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正是为汉皇朝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的。

他认为“道”是源出于天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即是说“三纲五常”、“大一统”等维护统治秩序的“道”是永远不变的。那么，如何解释皇位的更换和改朝换代呢？为此，他提出了“谴告”与“改制”之说。他认为统治者为政有过失，天就出现灾害，以表示谴责与警告。如果还不知悔改，就出现怪异来惊骇。若是还不知畏惧，于是大祸就临头了。

他认为人的认识活动受命于天，而认识的目的是了解天意。通过内省的途径就能判断是非，达到“知天”的目的。另外还必须通过对阴阳五行的观察，才能达到对天意、天道的了解。正是按照“尽心”、“知性”、“知天”的模式，达到“天人合一”。他还认为通过祭祀能与神相沟通，使之能看见一般人所看不见的东西，这样就能知道天命鬼神了。这种认识论达到了秘的程度。

董仲舒的思想，是西汉皇朝总结历史经验，经历了几十年的选择而定下来的官方哲学，对巩固其统治秩序与维护大一统的局面起了积极的作用。董仲舒不仅是正宗神学的奠基者，又是著名的经学家。他是一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思想家，为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提供了如何进行统治的理论基础。

董仲舒第一次将儒家思想成功地运用于中国的政治实践，推动汉王朝建立了"大一统"的基本政治格局和礼乐行政制度，影响中国政治文明近两千年。

（一）为汉初的政治、社会新秩序提供了新的理论根据，成功地解决了时代面临的政治合法性问题，维护了封建政权统一和稳固，保障了国家长治久安。

董仲舒把源於阴阳、五行家的形上学根据与儒家的天命、天道结合起来，以"天人感应"说确立"君权天授"、"君权神圣"观，为王权的合法性进行了哲学上和神学上的有力论证。同时，将君臣、父子、夫妇关系和"仁、义、礼、智、信"五德与天地、阴阳、五行联姻，为"三纲五常"找到了存在于天地之间的哲学和神学依据，使其具有神秘性、神圣性，增强了权威性和说服力。"三纲"由于强调主体对于从属体的绝对权威，进一步强化了封建君主专制，固巩了封建王朝政权，促进了国家长治久安，避免国家分裂引发战乱带给人民的生存之危胁、生活之痛苦，在宏观上保障了民生。

（一）对抑制王权、官僚特权，保障民权，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董仲舒生活的时代，一方面皇帝至高无上，随心所欲施展王权，另一面官僚、贵族、侯王凭借封建特权，掠夺兼并土地，明争暗抢社会资源，阶级矛盾日益剧烈。针对这些情况，董仲舒政治儒学一方面讲王权的神圣性，另一方面又以"灾变谴告"和"君权天制"论，对王权进行限制，用圣人和天意把自己的政见神圣化，对不仁道的王权进行抨击和进谏。五常之道中"仁、义、礼、智、信"的推行，兴学养士求贤之策的实施，正直仁义士大夫的涌现，以及在董子政治儒学主张框架下提出的"限民名田"、废除盐铁官营、节约民力、保证农时等措施，一定程度上限制官僚、贵族、侯王的封建特权，保障了平民利益，有效缓和了阶级矛盾，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国家稳定。

（二）为大一统的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成功范示，影响、造福中国和中华民族近两千年。

以"天人感应"进行哲学、神学立论，以"三纲五常"进行伦理化的董子政治儒学一经汉初政治实践便取得了极大成功，很快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及整个社会的欢迎，基本思想和模式一传就是近两年。原因何在？外裹着经学、伦理、神学、权威形式，而实质在行大一统的王道政治。王道政治是一种优秀的政治文明，是符合人道（人事规律、社会规律）、天道（自然规律、宇宙规律）的政治智慧。能延续近二千年之久，保障和促理中国创造了辉煌的经济、文化成就，就足以说明了她的优秀性。中国的古人一点不比我们今人笨，不优秀的话，早就将之丢弃了。过去左倾主义盛行时所批判的儒学是专制的"帮凶"，是极端不负责任的，政治儒学的核心理念王道政治中包涵有很强的民主性、法制性。

董仲舒的思想有着极其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对西汉后期、东汉、魏晋南北朝、宋明清时期都有着很大的影响。他的学说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的确定与发展有着重要关系，并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极其久远深邃的影响，以致到现今有的还将继续产生影响。汉代独尊儒术使儒学深入人心，以致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干，成为中华民族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思想基础。董仲舒思想对中国甚至东南亚都能产生如此大和深远的影响。董仲舒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观念关系密切。他的思想在封建社会曾经起到推进历史进程的作用，不可否认他的思想在历史上也有消极的方面。但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点而言，它使得百家争鸣的学术风潮戛然而止，儒家文化政治作用的加强导致了其文化修养方面的倒退，加强了君主集权统治但是约束了人们的思想自由使得人们日渐麻木无知，从而阻碍了中国的进步，其思想作为政治理论使得封建社会得以延续两千多年。

当然，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董仲舒的思想在现代社会“化腐朽为神奇”也不无可能。比如说他的“大一统”思想，使得祖国统一的观念深入人心，即使中国经过几次大分裂，也表现出了超强的凝聚力，不断融合周边民族，最终实现了统一。还有董仲舒的三纲五常，讲究人的品行道德，对现代人也有重大的教育意义。

古代儒家思想是个重要的纽带，一个民族的复兴、发展、团结、统一，文化是一个忠告的纽带。董仲舒的思想我们也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要古为今用，要为促进中国经济文化建设，推进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振兴中华，才是我们的根本。

因此，在我看来，即使董仲舒的思想也有弊端，可是利大于弊，不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他的思想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值得我们去细细研究和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