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管理1-3

第三节现代企业制度一、现代企业制度的含义和特征（一）、现代企业制度的含义企业制度是以财产组织形式体现的、用以调节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权利和利益分配关系的“契约”。

包含三方面：企业资产的生成制度、企业的权益组织制度、企业的经营管理制度。

其实简单来说，企业制度是关于企业组织、运营、管理等一系列行为的规范和模式的总称。

企业制度体系是企业全体员工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须共同遵守的规定和准则的总称，其表现形式或组成包括法律与政策、企业组织结构（部门划分及职责分工）、岗位工作说明，专业管理制度、工作流程、管理表单等各类规范文件。

我要注册企业！”“你想注册成国有性质的企业还是集体性质的企业？”“我想办自己的企业！”“你走错门了！”这是现任用友软件董事局主席王文京在1988年12月6日想注册时遇到的尴尬一幕。

时间到了1992年，1992年１月１８日－２月２１日邓小平在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时，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

１月２５日劳动部、国务院生产办公室、国家体改委、人事部、全国总工会联合发出《关于深化企业劳动人事、工资分配、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意见》。

文件指出，深化企业劳动人事、工资分配和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在企业内部真正形成“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工资能升能降”的机制，是当前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重要任务。

1992年3月的“**南巡”——这一从没有在官方文件中出现的词汇，成为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一个最重大事件之一。

我国关于股份制企业组建和试点的一整套政策、法规在这一年开始基本形成，这亦标志着我国股份制企业开始走上规范化道路。

那些熟谙中国国情的人，从中嗅出了巨大的商业机会。

从1992年2月至8月，北京新增公司以每个月2000家的速度增长，库存的公司执照全数发光。

1993可以说是我国现代企业制度元年南巡讲话后的1993年，成为一个新经济时代的开始。

11月中央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不仅第一次明确了“市场经济”道路，而且明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2月《公司法》颁布，这使企业成为真正独立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

股份制改革，与开启股票市场，使得中国人被压抑了几十年的投资致富欲望在这一年爆发了。

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无疑是现代化企业管理的开始。

从1993开始的“招商引资”大潮，对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跨国公司重返中国，不仅带来大量的资金，也带来了崭新的管理观念、制度与大量人才。

1993年里，那些在日后被企业家们熟稔的管理词汇，才刚刚出现。

在《中国企业管理年鉴》1993年卷中，专有新增条目为：“管理若干新词汇释要”，包括：公司治理结构、产权、CI、企业文化战略、质量体系……此前此后，该年鉴均无此条。

1993年的风云人物是禹作敏，这位“中国第一农民企业家”在这一年从“天堂”坠入“地狱”，禹作敏的获罪也为这种个人高集权的、产权不明的经营模式划上了巨大的问号。

在这一年，波士顿、埃森哲等著名跨国咨询公司来到中国，中国企业借鉴全球经验成为可能；海尔电冰箱厂更名为青岛海尔电冰箱股份有限公司，是企业规范化改制的代表；中国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成立，并在几年后蔚然成风。

这一年，“互联网”第一次进入中国；出国热催生了“新东方”外国语学校，也让《北京人在纽约》热播。

若干年后，这股热潮将给中国带来一个新的群体——“海归派”。

现代企业制度完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企业制度，侧重于对国企的转制，下面从现代企业制度的产生说起。

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实行的是工厂制，主要特点是企业并不具备典型意义上的企业特征，只是各级行政机关的附属物。

从国企改革的发展历程来看，国企存在的问题，既不是一个简单的放权让利就能解决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单纯的经营机制转换问题，二是从产权组织形式、领导机制、管理制度、经营机制都不合理。

要真正搞好国有企业的改革，必须解决深层次矛盾，必须把改革的思路从政策调整转向制度创新，按照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实现制度创新思路的根本途径。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促进社会资源最佳配置的需要，是适应政府转变职能、改革国有资产产权管理体制的需要，是解决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的有效机制，是解决企业社会负担过重问题的有效方式。

或许当初精英们这制度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看看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国企们是什么样呢？现代企业制度是指以完善的法人财产权为基础，以有限责任为基本特征，以专家为中心法人治理结构为保证，以公司制为主要形态的企业制度。

二、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1、产权明晰2、权责明确3、政企分开4、管理科学基本特征中前三项其实是阐述了出资人、企业法人、政府三者之间的权益关系。

管理科学是一个广泛的含义。

科学的管理使出资者、经营者、劳动者的积极性都得以调动，行为受到约束，利益得到保障。

可是事实我们看到的和理论大相径庭。

国企由工厂制改革为公司制，厂长也换个叫法称之为董事长后，从此就出现了官商明目张胆地勾结，致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少数人暴富，致使无数国企破产，千百万工人下岗，陷入极度贫困状态；企业家治厂，致使广大职工从此对企业管理失去了发言权，伦为会说话的工具等严重违背社会主义制度的现象。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背离初衷的情况，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其他三个特征。

产权明晰指出资者和企业烦人之间对财产的基本关系，主要是将出资人的所有权和企法人的财产权进行了合理的分解。

说道产权明晰，我们来说一下国企的“所有者缺位论”，长期以来把国企存在的问题都归到所有者缺位论似乎是经济理论界的定理。

所有者缺位指国有企业没有具体的所有者和出资人，全民所有，名义上人人都有，实际却人人都没有，政府都设立了国资委，专门代表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在工商、税务等企业登记资料上，各级国资委都是明确的出资人或股东，国有企业从此都有了自己的“老板”，从法律形式上解决了所有者缺位的问题。

但是，法律上“安”一个出资人，并不意味着国有企业就真的解决了所有者缺位问题，因为被“安”上去的人，毕竟不是真正的所有者，而只是个“代理人”。

今年的2月，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再解释“央企赚了那么多钱哪去了，为什么全体国民没有享受到利润成果”时说，国有资本是全体国民的一笔储蓄，必要时拿出来用。

引来一片哗然。

这其实就是国有资产全民所有的困境。

全民所有的概念过于庞大，谁也行使不了所有这权利。

另一种说法是所有者不缺位，法律规定了所有者是全民就是全民，法律不是儿戏。

还有早在2002年“郎顾之争”的时候，（顾雏军是格林柯尔系的创始人，旗下控制科龙电器等五家上市公司，善玩各种左手倒右手的资本游戏。

2005年9月顾雏军正式被捕，2008年因虚假注册、挪用资金等罪一审获判有期徒刑十年。

）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就认为，中国根本不存在所谓“所有者缺位”的问题，中国国有企业当然都有所有者，而这个所有者就是国家。

他认为，所有者不重要，不管所有者是谁，只要经理团队好好工作，就能把企业经营好。

现在大多数大型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必然是很长很复杂的，即使在非国有企业也是如此。

比如中国的上市公司万科，其股权相当分散，第一大股东华润的持股比例只有16%，其他股份也被掌握在公众性投资机构如南方基金手里，而南方基金与实际投资人也存在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因此没有一个股东能够完全控制万科董事长王石的行为，加上万科的?通股比例达到了86%，王石及其经营班子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在为谁打工，但是由于万科较早建立了职业经理人制度，不管股东是谁，大家都恪守职业道德，因此，万科能够持续发展，成为中国一流的房地产上市公司。

这似乎证明企业的所有者是谁并不重要。

对此又有人提出来不同的意见，万科虽然股东分散，但在关键时刻那些“自然人”仍可能会通过股东表决形成整体意志，制约和改变王石及其经营团队的行为，因此王石只能老老实实工作。

西方的公司治理结构中，无论是家族集团还是机构投资者，其最终的“委托人”（即所有者）都是清楚的自然人。

我国国有企业的股东是“国家”，并不是自然人，在欧洲与亚洲，国有企业真正运行得好的国家都具有较好的民主基础与法治水平，全国选民作为最后的委托人，能通过大选来更换代理人，所以它们的最后委托人仍然是自然人，而不是政府。

而中国的国情完全不同。

由于全体人民与国有资产之间的关系被虚化，委托人永远无法站出来采取任何强硬的措施来约束和纠正代理人的行为，国有企业经营者主要由政府任命，委托人对他们不具有任何威慑力。

这种缺位导致多头管理、职责不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和风险在多数情况下仍然未能落到实处，经常是有了好处大家上，处理问题互相推诿，承担风险更是难以到位。

权责明确指合理区分和确定出资者、经营者和劳动者各自的权利和责任。

所有者按其出资额享受资产受益、重大巨额车选择管理者的权利，对企业债务承担相应的有限责任；公司对由各个投资者投资形成的企业法人财产拥有占有、使用、处置和收益的权利，并以全部法人财产对其债权承担责任；经营者受所有者委托，享有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经营企业资产及其他生产要素并获得相应收益的权利；劳动者按照与企业的合约拥有就业和获取相应收益的权利。

由于企业经营的好坏最终由股东承担，因此，几乎所有企业的“老板”都会有当“婆婆”的冲动，这种情况在私营企业也很普遍，甚至更加突出，其表现形式是“老板”越过股东的权利边界，直接干涉企业具体的经营管理活动，甚至直接占有、处分企业的财产。

比如说，企业要投资某个项目，股东认为风险太大，他们便会站出来干预，或者“下发文件”直接阻止投资该项目。

而按照现代公司治理机制，股东只能通过股东会决议或者委派董事、监事来实现自己的意志。

股东如果认为企业投资不当，只能通过股东会、董事会的决议来否决该项目，或者通过建立投资项目的审批制度，或者通过董事会改聘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等方式，间接影响企业具体的投资行为，否则，就是侵害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和法人财产权。

对于国资委来说，作为中央企业的唯一出资人，通过董事会制度行使出资人权利，以董事会作为国资委与企业之间的接口，是管理国有资产科学有效的方法。

然而，当时的中央企业，大多数是按《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注册、实行总经理负责制的非公司制企业，它们大多数连公司制的“三会”（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治理框架都不存在，更谈不上发挥董事会的职能。

政企分开，一方面要求政府将原来与政府职能合一的企业经营职能分开后还给企业；另一方面，要求企业将原来承担的社会职能如住房、医疗、养老、社区服务等分类后，交还给政府和社会。

政企分开的基本含义是实现所谓的三分开。

一是实现政资分开，即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的所有权职能的分离。

二是政府的所有权职能中，实现国有资产的管理职能同国有资产的运营职能的分离。

三是资本运营中，实现资本金的经营同财产经营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