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 论艺术在当代的社会责任

李公明 论艺术在当代的社会责任 讨论艺术在当代的社会责任问题比较容易泛泛而谈，而对这一问题的认真思考则必然涉及到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观念、政治权力意识、艺术审美传统以及艺术与资本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如果把社会责任不仅仅看作是理论问题，而且更是一个实践行为的话，其复杂性与敏感性更是会引起争议。本文试图把笔者近几年来在这方面的思考与实践作一初步的综合性论述，希望得到关心这一论题的研究者的批评指正。

一 先对本论题的基本概念作一些界定。 首先，我希望讨论的是艺术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性问题。在这里，“当代中国”既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也是一个延续至当下的概念;而“社会性”，则包含有描述的和价值判断的内涵。当我们把“艺术”这一概念置放于其间时，三者之间所构成的关系既是对一种自然形成的客观事实的表述，表明了这一论域的逻辑基础是具有客观性的，同时也表明了一种价值判断的立场和维度。这个论域并没有与艺术的自律性、审美性或神秘性等论域发生冲突，而毋宁说是关于艺术的言说中一种必要的维度和属性。显然，这个论域在学理上的合法性无庸置疑。然而，由于仍受意识形态宰制的主流艺术叙事的虚假陈词与日益受资本与名利逻辑支配的某种艺术景观的浅薄喧哗的并存，艺术的社会性问题显得有点不合时宜—— 无论是对于“老”主流还是“新”主流，它都只能处于边缘性的位置。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本论域的针对性也就客观地产生出来。它既针对虚假、庸俗、向权力献媚的“社会观”，同时也针对某种充满拼凑、模仿、投机与崇富心态的“艺术观”;而且它不仅要针对观念和现象进行批判性的言说，更重要的是它力图要把相关的价值认识转化为具有建设性与约束力的社会艺术机制与行为。为此，必须进行切切实实的艺术与公共制度和社会责任的研讨，进而推动艺术与社会公共机制的互动与制约关系的建立。

其次，关于“社会责任”。一般来说，目前对这个概念最有现实意义的言说发生在社会经济领域，指的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它包括有：依法为政府提供税收;为社会人口提供就业机会;为市场提供合格的产品或服务。这些责任都具有法定性和强制性的特征，是法定的必须承担的责任。与之相比，艺术在当代的社会责任与这些法制性责任的责任显然不同，如果是指艺术个人而言，基本上是非法定性、非强制性的。换言之，没有企业敢于和可以公开声称它不负有任何社会责任，但艺术家却可以声称他在法律上并没有必须承担社会责任的义务。

实际上，如同精神文化生产的各个领域一样，艺术的社会责任首先植根于艺术作为人类特有的精神活动的本质属性之中。人类之所以要有艺术，就在于以艺术实现思想和情感的自由交流、以艺术实现人对社会与自然现实的认识和审美。而在对人生与社会的认识中，社会责任的属性就自然产生。在这里的“责任”概念与上述所谈企业的法定责任不一样，它是一种精神上的判断、关怀和自我塑造。

艺术之所以会产生社会责任的问题，是因为它无法真正做到脱离社会。自我、艺术本体、个体心性的呈现等等无疑是艺术审美意识中很重要的方面，但它们实际上无法使艺术割裂与社会的联系。归根结底，艺术无非是社会精神意识的一个领域，它的价值判断、表达方式、传播效果等无一不是在社会中形成与实现。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对艺术的追问实际上就是意义的追问，离开社会与人生的价值追求，艺术的存在意义必定是很有欠缺的。

但是，如果只是泛泛地谈“艺术”和“社会责任”，那是没有实质性意义的。“在现实中根本没有艺术这种东西，只有艺术家而已。” [1] 因此，本文的讨论是针对艺术家个人、群体以及艺术机构、文化管理机构而言，并把“社会责任”落实在各个不同的现实层面进行讨论。

二 与“社会责任” 的法制性认定最为接近的是作为社会管理者之一的文化艺术管理机构，或者那些有权力支配公共资源的艺术机构。这些机构体现的是连结艺术家与社会公众的机制和公共权力，对于社会公众来说，如何认识和评判由这些机构组织的艺术活动、生产、消费等已成为一种极需要关注的公共权益。因此，公众(纳税人)对此进行社会经济、社会政治、社会伦理等层面上的问责是一种正当的权利，而相关艺术机构的“社会责任”也就具有了某种程度的法定性特征，是它必须承当的责任。

在当下，政府的文化管理当局、官方艺术投入艺术生产、流通的程度是很深的，但是关于投入行为的社会经济核算却来得很慢，甚至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看到过一份来自官方的关于实施大型艺术项目的经济决策和经济核算的法案、报表、公示等等。我们的人大代表已经可以在会议上对于政府的某项重大工程的预算案进行质询甚至否定，但是对于动辄投入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的艺术活动(大型的双年展等)的经费来源、利益分配等问题尚未提出过质询。但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从理论上看，政府管理部门动用纳税人的钱必须是以符合纳税人的近期或长远利益为原则的;如果说社会经济工程、公用事业设施等项目尽管内中也必然会有种种应该深入研究的问题，但从基本应用意义上来说与纳税人的利益相关仍是较为明显的话，那么艺术生产、活动的利益问题则是相当难于辨明的。这并不是说要把包括当代的各种艺术活动在内的精神生产与物质利益的生产同样地放在公众权利的天平上共同接受审议 —— 由于精英阶层与普通公众在文化修养、远见目光等方面必然存在的差距，不应该、也不可能让公众像讨论一座大桥是否应该继续收费那样讨论是否应该举办一个艺术展览。但是，不进行这样形式的讨论和表决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文化建设决策者和官方艺术机构可以把这笔投入看作与纳税人的利益及其权利表达无关——虽然在口头上不会有人这么说，但是在实际运作中，是否已经了考虑纳税人的利益和权利问题，还是很值得怀疑的。享受由国家资助的当代文化—— 其中当然包括了当代艺术——的创造物在理论上是全体纳税人的权利，因为正是纳税人的付出使所有这些创造成为可能，但是，在实施这种创造与享受的过程中充满了政治与经济的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权利实施需要公共支出，这提出了一个急迫但却被忽视了的民主责任与分配正义问题：根据什么原则分配税款实施法律权利?谁决定多少资源用于资助哪个具体的团体或个体的哪种具体权利?”[2]

应该承认，国家投入艺术文化建设的社会经济学问题是比较复杂的，那么我们就从纳税人的角度、从相对比较简单的层面对艺术管理者的社会责任提出一些初步的追问吧：

(1)与我国美术馆、博物馆普遍存在的经费严重不足的情形相比，对于某一次极为短期的、专业性又较强的艺术活动的巨大投入是否远远打破了纳税人的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平衡?当这类艺术活动被视作国际大都市的形象工程而极尽招揽艺术名流、重金打造作品之能事的时候，纳税人的获利如何体现出来?或者说，纳税人的利益是否受到了损害?

(2)如果把国内大都市的畸形发展与贫困落后地区的强烈反差考虑进去话，在种种不惜千金一掷的艺术工程中，作为一个国民整体的纳税人所受到的不平等对待是否可以归结为一种劫贫济富的文化暴敛?

(3)从各种大型艺术活动的预算、分摊、工程承包、酬金分配、作品收藏、接待规格等等一系列真金白银的支配使用过程中，政府曾经制订和实施了什么具有准确的、专业针对性的防止腐败的措施吗?艺术品、尤其是很多当代艺术品的生产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会如同它的产品一样充满了诡异、夸张无度、故作惊人之笔，腐败的空间与可能性远非常规的建设项目可比，反腐监控的难度很大。那么，纳税人又能怎样监督他们权益的代理人呢?最后，如果纳税人怀疑这些问题还只是露出海面的山尖，在其底下还会隐藏有更多问题的话，又有什么机制保证他们的知情权呢?

由此可见，作为社会的艺术管理者的社会责任问题本来是很明确、很清晰的，本来就是与其他领域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一样，负有法定的社会责任。但是在现实中，这些责任往往以艺术之名被淡化、被遗忘了。

【编辑：石棱】 三 艺术家个人的社会责任问题则完全是属于另一种性质。在某种的情况下，知名的或有经济实力的艺术家会从事社会慈善活动，如这次地震救灾活动中不少艺术家以作品义卖等方式捐助灾区，这种行为的属性和企业家捐助灾区一样，很明确地是一种社会责任感的体现。但是，这种情况与艺术本身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我们只能准确地说，艺术家在这里是体现出作为一个愿意回报社会的、有爱心的公民而出现。在这里出现的道德观、荣誉观，而既不是法制性的、也不是精神性的责任。

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界定作为艺术家个人的社会责任问题呢?或者说从自由的角度来看，我们对于艺术家在当代生活中的社会责任究竟可以怀有什么样的合理期待呢?前面所讲的“艺术的社会责任首先植根于艺术作为人类特有的精神活动的本质属性之中”、“ 艺术无法真正做到脱离社会”等等只是一种宏观的叙事，它无法完全套用在微观的个人身上。纯粹的个人的审美观照、自我愉悦既是天然合理的，也是可以无关于社会责任的，我们不能因此而贬低艺术家的存在意义和价值。因此，我们对这个问题的首要界定是：这是一个完全属于个人主体性的建构与多元选择的问题，是自由的、可以不负有任何法定性约束的。我们反对以社会责任观来作为评价艺术家的普遍性标准。

但同样合理的是，在谈到艺术家的社会责任的时候，可以对于艺术家怀有实现艺术的社会批判价值、社会教育价值等功能的期盼。这种期盼所讨论的就是艺术家心目中的作为一种文化价值取向、一种与他的艺术创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责任观。

为了能够更直接了当地说明问题，我们还是试图在初步有所分类的基础上对艺术家进行一些思考吧，当然这种分类会存在很多不是很确切、准确的问题，它只是为我们的思考提供一种身份坐标，有点类似某种理想化的分析模型，它绝无意于鼓励或诱使任何艺术家对号入座。

对于某些被普遍认为取得巨大成功的当代艺术家，社会责任观的存在与属性是本论题研究中的难题。某些当代艺术家的成功模式与心态恐怕已经很难使研究者会犯高估其社会责任感的错误。以中国当代艺术的转折来看，如果说艺术与国际政治的“超常嫁接”是一个突出现象的话，它给某些艺术家带来的一种心态就是对国际身份和经济地位的看重，乃至自我神化的倾向。于是导致精神上的自我夸大、行为上的拉帮结派以及经济上的暴富期待。在许多人看来，艺术家投入当代运动的时间、帮派、国外展览的档次等等理所当然地成为区分艺术家地位的标志，非一般艺术家所能获得的资历使名望与市场价格构成了他们在艺术圈中的象征性身份。这就是当代艺术家的第一桶金。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利用市场的利益机制而及时建立其相对稳固的江湖地位。这种发展模式通过市场榜样和美院系谱而成为了具有高度示范效应的有效路径，在一些艺术家心中造成更强烈的自我期许。当主流意识由于种种原因—— 如国际大都市的文化政绩观等等—— 而表现出对当代艺术的有限度的宽容以及热衷于当代艺术的年展狂欢的时候，不少曾经有着独立意识和自由精神的艺术家变得以迎合和要价为策略达到名利双收的目的。同样的情况是，某些企业赞助艺术的行为虽时有发生，但其慷慨与开放的程度仍是十分可怜，即便是这些鸡零狗碎的赞助已经使不少艺术家、美术馆机构不再敢于坚持社会批判和艺术自由的精神;许多艺术家的自主性与批判精神日渐沉沦，许多投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