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案2：2020人教部编版(新)高中语文必修下册 《答司马谏议书》

《答司马谏议书》1. 积累文中重要文言实词的意义，理解文句的意思。

2. 学习本文结构严谨、说理透彻的特点，掌握这篇驳论文的反驳方法。

3. 体会作者推行新法的坚定立场与对理想的不懈追求。

一、朗读正音答司马谏议书王安石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

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

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

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

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

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

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二、重点研读1. 释义，赏内容【标题】“书”是古代的一种文体，就是书信的意思。

古人写信，多有题目，说明是写给谁的。

信题多为“报……书”、“与……书”、“上……书”、“答……书”等等，如：《报任安书》（司马迁）、《与朱元思书》（吴均）、《上枢密韩太尉书》（苏辙）、《答司马谏议书》（王安石）。

《答司马谏议书》这个文题的意思是：回给司马谏议大夫的信。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身为参政知事（相当于宰相）的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

时任翰林学士、右谏大夫的司马光曾三次给王安石写信，列举新法的种种弊端，要王安石放弃新法，恢复旧制。

本文就是王安石的复信。

【第一段】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

解析：表明作者与司马光的争论不是为了个人恩怨，而只是因为政见不同。

“昨日蒙教”是书信的礼貌用语，“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是书信常见的情感用语。

下句“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则直接点明“议事每不合”是由于政治见解或治国方略“多异”之故，直陈分歧所在，彰显君子坦荡气度。

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

解析：考虑“所操之术多异”，“虽欲强聒”，也一定得不到理解，故此前只是简要回复，不做一一辩解。

直白的意思就是作者认识到自己的辩解不会被司马光理解，无论怎样辨解都没有用，所以只是写了一封简短的回信。

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解析：交代写这封信的缘由：作者后来考虑到彼此间的交情，想到即使政见不同也要保持礼数，所以又写了这封信，详细说明自己的观点。

这样既表明了自己革新政治的决心，又保持了尚礼念旧的君子风度。

言辞诚恳而理性，心胸坦荡而率性。

段解：交代写信的缘由和目的。

【第二段】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

解析：第二段是答书的重点部分。

开头作者先立后破。

先立的是“盖儒者所争，尤在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

这是一个双方均认可的道理。

为下文的“正名”提供了大前提。

所谓名正，才能言说顺畅，行事通达。

但是，立场角度不同，对同一件事（即“实”）是否合理（即“名”是否“正”）的看法，就会有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

这样的立，是抓住问题本质的高屋建瓴的立，从而避免陷入纠缠表面现象和具体事实而易使自己陷于琐碎辩解的不利处境。

有了这样的立，就有了从根本上驳倒对方的基础，从而为变法正名。

有了这样的“先立”的正“名”，下文对守旧主张加在变法运动上的种种罪名的驳斥，也便有了稳固的逻辑支点。

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

解析：摆出下文要驳斥的观点——司马光所提出的变法的“五大弊端”。

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解析：先破“侵官”。

作者指出，他是“受命于人主”而决定变法，“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而制定新法，“授之于有司”而执行新法。

这一“受”、一“议”、一“授”，梳理出了决定变法、制定新法、执行新法的“名正言顺”。

这里，不仅强调了受命于人主的名分亦即正当性，更强调了议定法度的过程的正当性，表明变法绝非一人独断，更非一意孤行。

这样的正名，有效避免了纠缠于枝节问题，而让“侵官”之说不攻自破。

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

解析：次破“生事”。

“举先王之政”，遵循古代先王圣君的德政，是变法的根据和出发点，也是“兴利除弊”的保证。

这样的“实事”，上合先王之道，下利国家百姓，当然不能称之为“生事扰民”。

再破“征利”。

“为天下理财”，保证了“征利”出发点根本上的正确性。

这样“为天下”的实事，怎能说是“征利”？前三处先行立论的出发点，依次是人主、先王和天下，由此出发点展开的批驳也就自然理据充足，令人信服。

这三个出发点，也正是司马光《与王介甫书》中责难作者的基本根据。

然后破“拒谏”。

有了上述三点的辩驳，“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也就自然成立了。

连用四个“不为……”这样不容置疑的判断句，逐一反驳司马光所提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大弊端。

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解析：这句话表明了作者的态度：“怨诽”不值一提，自己早已做好面对这种情况的准备。

这句话除了在文章结构上引出下面的议论外，更蕴有某种早有意料、不值一驳的讽刺意味，增强了文章的气势。

段解：针对司马光信中所指责的实施新法的弊端，逐一驳斥。

总体而言，前两段因为抓住了问题的实质，显得高屋建瓴，游刃有余。

在反驳司马光的同时，反过来也就间接批评了对方违逆“人主”旨意和“先王”德政，不为天下兴利除弊的谬误。

如此，也直言不讳地将对方置于“壬人”“邪说”代言人的尴尬境地。

【第三段】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解析：紧承上段末句“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首先分析“怨诽”的原因，直接揭露其思想实质：众人习惯于苟且偷安，时日已久，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

这样的社会风气，正是保守势力的社会思想基础。

这是“怨诽”的客观原因，也正是“上乃欲变此”的客观原因。

强调皇上要改变此情况，而自己不顾众人反对，要“助上以抗之”。

如果说第二段重在从助人主、遵先王和谋天下的角度，批驳保守派的指摘，为自己的改革正名并提供强有力的道义依据，那么，第三段则重在从分析保守派的思想根源的角度，为自己的改革遭遇抵制揭示深层原因。

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

解析：作者举了盘庚迁都的历史事例。

这个例证涉及的对象，正是司马光指摘作者经常提及的“先王”。

盘庚迁都，反对者既有“民”也有“士大夫”。

这种情况，与现在改革遭遇到的阻力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然盘庚“度义而后动”，无“可悔”。

这里的潜台词就再豁显不过了：当年的盘庚尚且没有退缩，当下的改革就更无退缩之理了。

这充分表明了自己不会为怨诽之多而退缩的坚定态度，体现出一名改革家的刚毅不屈的精神意志。

作者运用举例论证的方法，以历史上如何对待怨诽的事实为表率，一方面证明自己推行新法的正确性，另一方面表明自己不会因流言蜚语而退却，增强了说服力。

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解析：以让步假设的方式，更加决绝地表明自己坚持改革的态度。

先让一步，“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再进一层，“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表明改革的力度和决心只会愈发加大和增强。

语气稍加委婉，态度更加决绝，也一语点破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所有言行的真正实质，即“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

一句话，作者决绝而委婉地反驳了“怨诽之多”的责备，同时，又表明了自己实施新法的坚定决心，反驳更加明确且有力。

段解：分析反对派对新法声势汹汹、怨恨、诽谤的原因，并表达对士大夫不恤国事、苟且偷安、墨守成规等保守思想的不满。

【第四段】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段解：结束全文，说一些礼仪性的客套话。

与开头类似，是书信体特征的自然展现，也与书信开头体现的君子以“义”争形成有力的呼应。

2. 理结构，明主旨作者在本文中旨在批驳什么观点?是如何驳论的?本文批驳的观点是“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

针对司马光“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的责难，作者先以“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的论说逐点驳斥。

这样，“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便成为无中生有之说，司马光的论点就失去了成立的基础。

接着，王安石没有否认变法所招致的“天下怨谤”，他认为“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进而顺水推舟地指出“上乃欲变此”；再列举“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的例子，进一步反驳。

这样，王安石就从现实和历史两个方面说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因此，“天下怨谤”不足为奇。

三、拓展探究尺牍中的胸怀与情操：作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答司马谏议书》中的哪些地方体现了王安石非凡的政治胆略?1. “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一句说明，改革前王安石就已经将这种情况洞明于心，却敢于挑战，体现了其非凡的胆略。

神宗即位后，他想效法唐太宗建立一番功业，改变当时对外战争屡战屡败，内部官员因循守旧，百姓徭役赋税重负的消极局面。

王安石曾上仁宗皇帝《万言书》，“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

《万言书》中，他主张法先王之政，积极培养人才，任用有为大臣。

所以，王安石有这种立志改革的决心和勇气。

并因此得到了神宗的重用。

王安石知道要改风俗，立法度，推行新法，一定会遇到各种阻碍。

其中之一就是流言蜚语的干扰。

神宗曾经问他，外人说朝廷有天变不足罹，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三不足”之说，你听说过吗？针对外人对他不顾人言的攻击，他回应道：“陛下询纳人言无小大，惟言之从，岂是不恤人言？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当于理义，则人言何足恤。

”王安石认为只要符合义理，即使人言汹汹也没有必要顾忌。

2. “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一句，直斥当时朝中苟且偷安、不思进取、墨守成规的现象，不回避、不妥协、不遮掩，体现了其直言不讳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