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工资水平与失业率关系的实证研究
菲利普斯曲线在我国的应用分析

菲利普斯曲线在我国的应用分析菲利普斯曲线是在英国任教的新西兰籍经济学家菲利普斯(A。
W. Phillips)在研究了1861-1957年间的英国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增长率之间的资料后,于1958年在《1861-1957年英国失业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的关系》一文中最先提出.菲利普斯曲线是一条用以表示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增长率之间替换关系的曲线。
这条曲线表明:当失业率较低时,货币工资增长率较高;反之,当失业率较高时,货币工资增长率较低,甚至是负数。
研究判断经济形势的目的是为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决策提供依据,对此,菲利普斯曲线的变动轨迹的把握有助于对经济周期阶段的判断,这在西方国家经过了几十年的检验已经得到证实,菲利普斯本人也于200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1960 年,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和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在菲利普斯研究的基础上, 用通货膨胀率代替了工资变动率,并用美国的数据验证了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类似的负相关关系。
根据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理论,货币工资可以表示通货膨胀率。
因此,这条曲线又可以表示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
即失业率高表明经济处于萧条阶段,这时工资与物价水平都较低,从而通货膨胀率也就低;反之失业率低,表明经济处于繁荣阶段,这时工资与物价水平都较高,从而通货膨胀率也就高。
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着反方向变动的关系。
但是随着理论和实际的发展,经济学家们发现标准的菲利普斯曲线忽略了对雇主和工人来说实际工资才是重要的这样一个事实。
工人关心的是工资的实际购买力,雇主关注的是劳动成本和产出价格的比率。
1967年和1968年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爱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认为名义工资变化必须用通货膨胀预期来纠正。
在适应性预期下,短期菲利普斯曲线表明失业率和通胀率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替代性,政府能够以高而稳定的通胀率为代价换取持久性的低失业率。
大学论文选题的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的比较

大学论文选题的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的比较在大学论文写作过程中,选题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作为一名学生,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来完成我们的论文,其中有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两种常见的方法。
在本文中,我们将比较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的特点,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决定选题的方法。
实证研究是通过搜集和分析现实生活中的实证数据来回答研究问题的科学方法。
它注重对数据的统计分析和推理,以验证假设或理论。
实证研究的主要特点包括客观性、可重复性和量化分析。
它通常使用实际测量的数据和统计模型来验证理论或假设。
举例来说,在经济学领域,我们可以通过收集GDP数据来分析经济增长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
与实证研究相比,理论研究注重理论分析和概念建构,而不是直接对数据进行测量和分析。
它的目标是通过推理、比较研究和文献综述来发现新的理论或进一步发展现有理论。
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是主观性、非统计性和定性分析。
理论研究通常通过对文献的深入研究和理论分析来回答研究问题。
例如,在社会学领域,我们可以通过对社会交往理论的文献综述和概念分析来探索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在选题过程中各有优劣。
实证研究可以提供定量数据的支持,让我们能够验证假设或理论的可靠性。
它可以提供实事求是的答案,并为决策提供依据。
然而,实证研究可能受到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以及实际可操作性的限制。
此外,实证研究的结果受到研究方法和技术的限制,不能解释所有的现象。
相比之下,理论研究可以发现新的理论或进一步发展现有理论,为学科的发展做出贡献。
它通过对文献的深入分析,提供理论洞察和概念框架。
然而,理论研究没有实际数据的支持,依赖于对文献的合理解读。
此外,理论研究可能受到理论选择的主观性以及理论与实际应用之间的脱节的限制。
在决定选题方法时,我们应该综合考虑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的特点和优劣。
如果我们的研究问题需要实际数据的支持,那么实证研究可能是更合适的选项。
然而,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发现新的理论或进一步发展现有理论,那么理论研究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劳动经济学 失业失业的界定及失业率护理课件

失业率
衡量失业状况的重要指标 ,通过统计劳动力市场中 失业人口与总劳动人口的 比率来计算。
登记失业率
指在劳动保障部门登记的 失业人数与总劳动人口的 比率。
调查失业率
通过家庭调查方式统计的 失业率,更能反映真实的 失业状况。
02
失业的原因
经济结构调整
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会导致部分行 业和产业的就业需求减少,而新兴行 业和产业的就业需求增长可能无法完 全弥补这一缺口,从而导致失业。
和适应能力。
政策建议
03
政府应制定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鼓励创新创业,推动经济发
展和产业升级,以缓解失业问题。
THANKS
感谢观看
失业的分类
摩擦性失业
周期性失业
由于市场信息不完全和劳动力流动性 的限制,劳动者在寻找工作过程中暂 时处于失业状态。
由于经济周期波动,总需求不足导致 的失业。
结构性失业
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劳动力市场结构 不匹配,导致某些行业或地区的劳动 力过剩而其他行业或地区劳动力不足 。
失业的衡量指标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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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XX国家/地区失业问题分析
失业率
XX国家/地区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长期处于较 高的水平。
原因分析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多方面,包括产业结构调 整、经济衰退、教育水平不匹配等。
影响
失业问题给XX国家/地区带来了社会不稳定、经济 萎缩等一系列负面影响。
解决失业问题的成功经验
政策措施
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措施,包括职业培训、创业扶持、就业 指导等。
职业教育与培训
加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
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和就业能力,使其更好地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和市场需求变化。
中国对菲利普斯曲线的研究

概述中国菲利普斯曲线研究一、菲利普斯曲线的产生及其发展(一)原始的菲利普斯曲线菲利普斯曲线最早是由菲利普斯(Phillips,A.W.)1958年在英国《经济学》杂志发表了题为《联合王国货币工资率的变化率和失业的关系:1861—1957年》的著名文章中提出,他认为英国的失业率和工资增长率之间存在着稳定的负相关关系由此建立了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
菲利普斯的研究表明工资的增长率是失业率的递减函数即通常所说的原始菲利普斯曲线。
从图形上看原始菲利普斯曲线的表现形式为以失业率为横轴、工资增长率为纵轴由左上方向右下方倾斜的一条负斜率曲线失业率与工资增长率二者呈负相关关的变动关系。
当失业率上升时工资增长率则下降;当失业率下降时工资增长率则上升。
由于模型体现为失业率与工资增长率之间的关系通常被称为“失业——工资”的菲利普斯曲线。
图1-1(二)修正的菲利普斯曲线加拿大经济学家李普希就菲利普斯的研究做了进一步的分析。
他在1960年的著作《1861—1957年英国的失业和货币工资变化率之间的关系的进一步分析》中提出了过度需求理论。
他通过供求理论来解释劳动市场,当劳动需求超过劳动供给时工资上升,并且需求相对于供给越大工资上升越快;反之需求相对于供给越小工资下降越快,即他认为工资变动是由劳动市场失衡引起的。
李普希的基本思想是:工资的增长可以用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过度需求来解释而不能直接观察到的过度需求又由失业率来近似地表示。
这样工资增长率的变动和失业率变动之间的关系就在该模型中得到了很好的解释。
菲利普斯曲线在经过利普西从理论上加以阐释后如何为经济政策所用也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
在这一点上萨缪尔森和索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索洛(1960)在《达到并维持稳定的价格水平问题:反通货膨胀政策的分析》中提出了“失业—物价”菲利普斯曲线。
萨缪尔森和索洛以物价上涨率代替了原菲利普斯曲线中的货币工资变化率这条曲线表明:失业率与物价上涨率二者亦呈反向的对应变动关系。
浅析中国“奥肯定律”悖论

经济与发展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浅析中国“奥肯定律”悖论四川大学金融学系 黄良美摘要:奥肯定律作为一个由美国经验数据得出的反映实际产出与失业率之间关系的定律,其GDP与失业率的关系是国际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然而中国1996-2018年数据表明总量经济增长与城镇登记失业率之间的关系是违背奥肯定律的,针对这种现象本文认为失业率统计不够精确、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异化、结构性失业、二元经济、政府过度干预等是导致奥肯定律在中国产生悖论的原因。
关键词:奥肯定律;经济增长;失业率一、引言1962年阿瑟·奥肯提出“奥肯定律”——实际产出每增长1个百分点,失业率将下降0.3个百分点,失业率和实际GDP之间具有交替关系。
也就是说,在正常情况下,GDP增长与就业增长应该是同步的、线性的关系。
我国GDP呈现平稳增长,但失业率却低位走高,这种“GDP增长与失业增长同步”的现象似乎存在“奥肯定律”悖论。
二、中国经济增长与失业增长变动关系不少国内研究学者对经济增长与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入研究,他们通常采用GDP增长率来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以城镇登记失业率来作为衡量失业增长的指标。
于是本文借鉴前人学者的做法,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下载1996年-2018年间的GDP增长率和城镇登记失业率数据并绘制出20多年来两者的大体趋势。
(并没有对奥肯定律的模型形式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但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替代关系,更非线性关系。
邹薇(2003)的研究也表明在中国不存在典型的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稳定的奥肯定律关系。
三、相关文献综述邹薇(2003)采用GNP、GDP与城镇登记失业率建构的模型表明,中国总量经济增长与城镇登记失业率之间的关系明显偏离奥肯定律。
国内许多学者作了实证分析,基本上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城镇登记失业率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
方福前和孙永君(2009)针对差分版本、缺口版本、动态版本等不同版本对奥肯定律在中国的适用情况作了实证研究,结果认为我国的失业率和产出增长率之间并不存在固定比例的替代关系。
《员工离职行为影响因素研究的国内外文献综述3600字》

员工离职行为影响因素研究的国内外文献综述1.1 国外员工离职影响因素研究国外关于员工离职影响因素的研究,最早是由经济学家开始,后续随时时代不断发展和变化,员工离职的研究逐步拓展到心理学、社会学、组织行为学等领域。
根据研究内涵来划分,国外学者对员工离职的研究发展情况如下:首先是由经济学家们主导的阶段,他们主要研究薪酬、工作机会、失业率等这些宏观因素对员工离职的影响。
如March & Simon(1958)提出的离职决策模型,研究内容链接了劳动力市场与个人行为,是能够查阅到的较早的离职模型,他的研究为后续离职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思路。
该模型第一部分关注的是员工可感知的从组织离开的主观意愿,并提出了影响员工主动离职的因素有员工的工作满意度以及员工预期的轮岗的可能性;第二部分关注的是员工感受到的从组织离开的难易程度和员工感知的外部可供选择的组织数量。
后来的研究也大多从这两条思路开展。
接下来是由心理学家、管理学家主导的研究阶段,他们扩展了离职研究的领域,并增加了研究关注的影响因素,在上一阶段学者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心理学、管理学等理论,从影响离职的因素、离职过程的影响因素等方面着手构建离职模型。
此类模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1)第一种类型以定量研究为主,通过数据分析的方法解释员工离职或留职行为,也是当时的“主流”离职模型;(2)第二种类型以某些理论为基础提出离职的决策理论模型,如Lee & Mitchell(1994)的模型;(3)第三种类型主要其他视角,如从非线性的视角来探究引起员工离职行为的过程,较少考虑离职行为产生的原因,如Sheridan & Abelson(1983)的模型。
最新的离职研究,学者们逐渐发现工作变量对离职行为的解释力度太低,如Griffeth & Hom(2000)的元分析就显示,众多学者所认可和接受的核心中介态度变量(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对员工离职行为的方差解释率仅有 3.6%。
关于菲利普斯曲线的简单中国实证研究

关于菲利普斯曲线的简单中国实证研究作者:黎泉宏来源:《现代经济信息》2009年第08期摘要:菲利普斯曲线是衡量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关系的一条曲线,本文简略概述了菲利普斯曲线的提出和发展历程,并且运用最新的中国数据对简单的菲利普斯曲线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对结果进行了一定的分析。
关键词:菲利普斯曲线中国实证研究1958年,英国的经济学家菲利普斯提出工资变动和失业率存在着一定的负的相关关系,并通过图形表示了出来,而后一些经济学家(Samuelson and Solow)又用通货膨胀率来代替货币工资变动,从而得到了通货膨胀和失业的负相关关系。
这给政策者的政策实施提供了理论依据,即低通胀和低失业率两者不可得兼,政策制定者需要根据具体情况作出权衡。
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了滞胀,反映出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两者应该有更复杂的逻辑联系,由此出现了对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的批判。
货币主义学派的领军人物弗里德曼提出,在菲利普斯曲线当中通货膨胀率的估计应该加入通胀预期,失业率的衡量应该为当期失业率对自然失业率的偏移。
从短期来看,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有负的相关关系,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是向右下倾斜的。
但是,从长期来讲,工人和雇主都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对未来通货膨胀的看法,使得实际的通货膨胀率等于预期的通货膨胀率,而失业率也与自然失业率相等,此时的菲利普斯曲线是垂直的。
由此,短期的货币政策是有效的,但从长期来讲,因为预期的调整,货币政策无效。
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学家对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的批判更为彻底。
他们指出,预期不仅在长期存在,在短期也是存在的。
工人和雇主会随时调整自己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因而通过控制通货膨胀来减少失业的政策是毫无效果的。
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短期还是中长期,菲利普斯曲线都是垂直的。
为了验证中国的菲利普斯曲线,我研究了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
其回归方程式如下:IFLt=a(1)+a(2)*WLRt+ut其中IFLt是各年的通货膨胀率,WLRt是各年的失业率,a(1),a(2)是待确定的系数,ut是随机扰动项。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劳动力转移、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分析及实证检验——以新疆为例

一、引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城乡关系作为最基本的经济社会关系,在我国二者之间发展的不均衡尤为突出。
我国农村地区的现实境况是“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农民老龄化”的“新三农”问题的日益凸显,其实质是农村劳动力与人才的严重流失,经济衰退,农业效益低下所形成的乡村衰退问题,农村发展面临着自身内生力量丢失的窘境。
我国农村发展面对如此不利条件,使得城乡发展的不均衡程度日益扩大,城乡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便是这种现象的明显表征。
在我国长期以来城乡分割的社会经济生态中,城乡之间的不均等发展不仅仅表现在城乡居民在收入层面上的差异,而且农村居民取得收入的能力与机会也与城市居民差距明显,在国务院发布的《“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中,便明确指出了我国当前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上,尤其是在城乡区域间,仍存在着规模不足、质量不高、发展不平衡的短板。
多数学者认为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的城市偏向的财政政策,使得城乡间公共服务供给不均等现状不断加剧,城乡居民的基本权利上也逐渐显现差异,直接表现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不断加大。
针对于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8年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着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
那么,为了解决当前农村居民面对的“低收入——低保障——低消费”的窘境,进而缩小当前城乡居民收入上的差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劳动力转移、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分析及实证检验——以新疆为例付煜袁培摘要: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提高对新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有着重要的影响。
文章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剖析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认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会造成城乡居民基本权力的差异,进而影响到劳动力转移和城乡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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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工资水平与失业率关系的实证研究近年来发达国家的大量实证研究发现了一条不同于经典理论的工资曲线:控制其他变量影响,地区高失业率将导致该地区工资水平下降。
各国对工资失业弹性的经验估计结果非常接近,为-0.1左右。
本文运用我国各省区1996-2002年多时期横截面数据估计发现,在控制有关变量后,我国的地区工资和地区失业率也存在负向关系,且工资失业弹性与国际上大多经验研究接近,为-0.11。
这可能说明非自愿失业是我国经济中的一个均衡结果。
关键词:工资水平失业率工资刚性工资曲线地区差异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地区的高失业率与高工资水平联系在一起,因为失业率越高的地区越需要较高的工资对劳动力进行补偿,否则他们就会流动到失业率较低的地区,从而降低本地区的失业率。
但是,最近10年来的大量实证研究却表明,高失业率地区的工资水平将会偏低(有关实证文献如Canziani,1997;Johansen,1995;Janssens and Konings,1998;Pannenberg和Schwarz,1998;Baltagi and Blien,1998;Baltagi,Blien and Wolf,2000)。
这一结果被表示为图1中的工资曲线(Wage Curve)。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Blanchflower和Oswald(1994)运用来自12个OECD(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国家约350万个调查数据发现,即便在不同的国家,地区工资水平和失业率之间也存在负向关系,并且工资失业弹性为-0.1左右,其他学者后继的一些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
因此,Blanchflower和Oswald(1994)将“工资曲线(Wage Curve)”写为如下方程:Inwi=-0.1InUi+βiXi+εi式中,W表示真实工资水平,U表示失业率,X是受控变量维,β是各受控变量的系数维,ε是随机项,下标i表示第i个地区。
工资失业弹性为-0.1意味着:当地失业率翻倍(即增长100%),当地报酬将下降10%。
工资曲线的存在,作为一个最近十年被发现的经济规律,在我国是否成立?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价值:一方面,它可以用我国的数据对这个规律进行检验;另一方面,工资曲线的存在常常被看成均衡的非自愿失业之结果,因此常被用于测度是否存在非自愿失业;此外,由于工资失业弹性可以作为工资刚性的一个良好测度指标(Blanchflower和Oswald,1994),从而可以对我国经济中的工资刚性提供一个评估。
基于此,本文专门对我国的地区工资水平和失业率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探询我国是否存在工资曲线。
理论回顾到目前为止,有关工资水平和失业率相互关系的理论大致有五种。
其中有两种理论推测(Predicting)工资水平与失业率正相关;有两种理论的推测工资水平与失业率负相关;最后一种理论则推测在特定条件下工资水平与失业率将没有多大的关系。
第一种理论是新古典劳动力市场供给/需求模型,迄今它仍是任何一本劳动经济学教科书里主要内容(如Ehrenberg and Smith,1997)。
在这个模型中,失业是由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差额给出的。
如果工资超过市场出清水平,愿意供给其劳动力的人数将超过企业愿意雇佣的劳动者人数。
结果就导致失业。
工资越高,失业程度越高。
这一分析框架中,失业是劳动力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之间的缺口,工资与失业是正向联系的。
第二种理论是考虑空间均衡的劳动力失业与迁移流动模型(如Harris和Todaro,1970;Hall,1970,1972)。
这些模型推测,在要求空间均衡的情况下,所有的地区需要提供同样的预期效用;由于人们厌恶失业,因此高失业地区应当有高工资水平。
换句话说,为保证在不同失业率的地区获得相同的效用,工资水平将随失业率增长。
第三种理论是劳动力市场合约模型(Contract Model)。
典型的合约模型是,企业的利润和工会的效用都是工资水平和雇佣数量的函数,在博弈中企业选择工资水平而工会选择雇佣数量。
在劳动合约模型的某些版本中(如McDonald and Solow,1981),工资和就业是正相关的。
合同曲线在“工资/就业”空间里斜向上,因为当工资率高的时候,员工被解职的机会成本就大,工会当然乐意通过提高就业水平以降低成员们的风险。
既然高工资率和高就业相关,那么一个反推就是高工资率和低失业率相关,从而工资水平与失业率出现负向联系。
或者,可以换一种思考方法:考虑需求冲击随机发生的情形,这种情形下企业需要设计一个既可以赚钱又可以吸引充足员工的报酬方案。
如果企业厌恶风险,则它将希望工资在好的时候增加在差的时候降低。
当繁荣到来,雇佣大量的工人;在衰退的时候,有些工人就被解雇。
这同样得到工资报酬与失业率负相关的结论。
第四种理论是效率工资理论。
Shapiro和Stigliz(1984)为此提供了非常清晰的思路:企业与工人的关系是委托-代理关系,均衡状态下,企业试图最大化利润,工人选择努力程度;其中,外部失业率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因为它决定了一个被解雇员工获得另一份工作的难易程度。
在高度消极的劳动力市场,员工害怕失去他们的工作,因此在报酬相对较低的情况下也会投入高程度的努力。
反过来说,失业的边际增加导致工资水平的边际下降。
原因是,企业降低少量报酬仍可以保持一个受到(失业率)激励的劳动力。
失业是一个惩戒装置(discipline device):给定不偷懒(no-shirking)条件,失业率高则工人得到的工资报酬将下降。
这将会让我们得到工资水平与失业率负相关的结论。
第五种理论是“内部人-外部人”模型。
该模型最早由Lindbeck和Snower(1988)提出。
该理论解释了这样一种现实:有些时候失业率升高了,如果企业可以降低工资,那么就可以通过增加雇佣数量来缓解甚至消除失业;但是由于内部人控制了企业,即在企业内部已就业的人员为了保卫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成功抵制企业降低工资,于是即便非自愿失业在增加,企业的工资也很难对此做出反应。
上述五种理论在逻辑上都是可以成立的。
但是前面两种在近年来被实证研究无情地给予了反驳(虽然我们还无法从纯粹理论上予以批判)。
后面三种理论则似乎更容易得到现实证据的支持。
事实上,前面两种理论所推测的是非均衡结果,后面的理论推测的恰恰是均衡结果。
所以,从长期来考虑,可能后几种理论更倾向于成立。
其中,第五种理论在本质上与效率工资模型和合约模型是一致的,只不过它强调了工资被内部人控制而不能下降这一条件,这个条件有时(或者在某些国家和地区)是成立的。
有了这些理论基础,则我们通过实证估计出的工资曲线将可以衡量一个经济中的工资刚性:如果工资对失业率反应很大,则工资就越具有灵活性;如果工资对失业率反应很小,则工资就越具有刚性。
数据、计量模型和估计结果(一) 数据大多数关于地区工资水平与失业率关系的实证研究都采用微观调查数据,因为这可以更为准确地估计工资曲线。
但受制于数据,部分研究也采用宏观数据来进行(如Verner,1999)。
由于我国缺乏可用的工资水平的微观个体调查数据,笔者拟用各省区的有关统计数据来估计我国的工资曲线。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自1997年以来的版本提供了各地区失业率、报酬水平、人口年龄结构和教育结构等信息。
利用这些信息,有望在适当地控制地区特征状况下研究地区工资水平与失业率的关系。
具体地,笔者整理了1996-2002年除西藏、台湾和港澳之外30个省区的数据,得到210个观察对象(Observations),由于统计年鉴中未提供上海在2001年的失业率,也未提供重庆在1996年的任何信息,因此删除“上海2001”和“重庆1997”两个观察对象,有效观察对象实际上是208个。
在变量选取和处理方面,笔者以城镇单位职工年均工资收入(利用CPI调整,1978=100)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各省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解释变量。
由于各地区的劳动力结构和人力资本水平以及经济地带差异可能是影响工资报酬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将各省区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人均人力资本和所处经济地带列为控制变量。
在正式的计量估计之前,笔者用散点图观察了各年度地区工资水平和失业率之间的直观联系,可发现它们之间确表现出工资曲线所揭示的负向关系。
本文限于篇幅不再附出散点图。
(二) 计量模型本文采用Blanchflower和Oswald(1994)的做法,将工资曲线设定为对数线性形式:式中,In(Wit)是地区i在时期t的真实工资水平之自然对数;In(Uit)地区i 在时期t的失业率之自然对数;βit1是回归截距;βit2是对失业率自然对数项的回归系数,也被称为工资失业弹性;σit是控制变量维,包括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Age)、地区人均人力资本(HC),以及地区虚拟变量(东部地区East=1,西部地区West=1);Xit是受控变量的系数维;εit是随机扰动。
(三) 估计结果笔者分别用OLS和Fixed Effect (FE)方法得到了估计结果,如表1。
根据估计结果,笔者发现我国地区工资水平与失业率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且工资失业弹性也接近-0.1(在控制年度固定效应后,该弹性系数为-0.11),与经典的实证文献结论一致。
这也说明,我国的工资水平会对失业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做出调整性反应,但缺乏弹性。
工资失业弹性系数为-0.11的经济含义是,若失业率增加一倍(上升100%),则工资水平将下降11%。
考察控制变量系数也有一些发现。
16-65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人均教育年限均与地区工资水平正相关。
东部地区省份比中部地区省份工资水平高34.2%,西部地区省份比中部地区省份工资水平高22.4%——这一点稍出人意料,但仔细审核数据后发现,其原因在于笔者使用的是城镇单位平均报酬水平,西部省区城镇单位人员平均报酬中有较高的地区补贴(比如青海、云南、宁夏、四川、甘肃、重庆等均比大多中部地区省份的城镇平均报酬水平要高)。
由于控制了经济地带差异,因此地区补贴的存在不影响工资失业弹性估计的有效性。
结论近年来,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了一条不同于经典理论的工资曲线,该曲线表明失业率高的地区人们得到的工资水平较失业率低的地区要低。
发达国家的经验研究表明,工资失业弹性系数大致在-0.1左右。
本文利用省区(宏观)数据对此进行的估计表明,我国存在(宏观)工资曲线,且工资失业弹性也非常接近-0.1。
很自然地,政策制定者会询问,在工资曲线中可以学习到什么?这是一个合理的问题,但目前关于工资曲线的研究仍主要集中在经验层面而较少地讨论政策。
毕竟,将初步的研究结果要付诸政策应当审慎。
如果一定要说,那么它可能反映了这样一个观点:政府应当将非自愿失业看作均衡中存在的现象,并且它应当考虑是否可以有益地改变其国家的工资曲线斜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