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对企业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企业管理的负面影响

摘要:我国企业在现场管理方面存在很大的差距，从国内着名的生产汽车、计算机等大型企业，无论国有、私营企业的现状，其现场管理没有完全强调现场意识和作业标准化，导致有些企业浪费严重、不良品增加、效率低下的恶性循环。对一些企业来说，全面质量管理（TQC）似乎成了过去，近几年流行的ISO 9000质量体系认证也确实让一些企业耳目一新，预计我国通过认证的企业数量不久将会位居亚洲前列。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我国的一些企业的基础工作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依然较大，许多具体工作没有去做，或者只是浮在表面；这一系列的问题或多或少都与中国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有关。所以我就此研究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消极影响。

导言: 任何事物均有其两面性，昔日儒学的特色，是凝聚民族的丰厚精神资源，但时移势易，今天却成为民族继续向前发展的历史包袱。儒学的最大诟病，是未能随着时代变迁而成功地自我转化，只剩下缺乏内在生命的仪文形式。应当说，儒家的管理思想诞生初期，只是一种理性细胞，还不具备指导社会管理实践的职能, 儒家许多封建的、落后与陈腐的观念与当代科学管理相悖逆，从而对我国当代经济转轨中的企业管理工作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一中国儒家传统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负面影响

（一）重政治而轻效益的偏向

千百年来，中国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为了建立和维护自己的政治统治，总把本阶级的政治利益置于首位，不惜阻碍破坏经济的正常发展。久而久之，"政治中心"成为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一大特色。新中国成立后，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我们党没有及时地把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深深渗透到社会各地区、各部门中，使得我国企业管理工作上披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首先，企业行为政府化。企业成为了国家的行政组织或政府部门的附属物，缺乏独立的人格。企业的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目标选择、经营观念等主要受上级主管部门的控制和影响，为此，企业常常主动迎合上级行政部门的意愿，甚至不惜牺牲经济利益。其次，企业内部结构行政化。政企不分、政经不分，组织机构和编制同国家行政机构对口，管理规章制度参照国家行政机构标准制定，企业行为中政治任务压倒一切的倾向较为严重，经济色彩大大淡化。第三，企业管理方法和段行政化。在生产经营中，领导者往往注重行政命令，爱算政治帐，不善于算经济帐。过多地

运用行政手段来管理经济工作，领导者常常凭主观理想办事，企业不遵循效益第一的原则。

（二）重专制而轻民主的偏向

过去两千多年，中国历史上很长时间是封建专制管理的国家，民主管理的空气非常稀薄。战国时期，孟子曾主张"民贵君轻"。但这种"爱民"、"为民"之说并没有真正得到封建帝王的认同。相反，在封建社会严重的宗法等级观念影响下，长期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专制型管理方式。受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在现代的个别企业中常常表现为领导者的个人决策，家长制、一言堂。在这种绝对权威面前，"上有所好，下必慎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使得一些敢于直言，富有才华的管理者被拒之门外，任人唯亲的现象比较严重。广大职工的智慧和潜能受到压抑，权力的监督和约束机制难以形成。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难以杜绝。

（三）重人情而轻法制的偏向

中国儒家管理思想表现在企业管理机制上，常以非理性的伦理道德观念为原动力。它过分重视人情管理，忽视企业规章制度的作用。结果导致一些企业无章可循，有章不循，违章不究的现象司空见惯。规章制度停留在嘴上、纸上，而不能见之于行动。这种"人情"虽在一定程度上给企业带来和谐，但企业毕竟不是一个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组织，需要一种客观公正的标准对其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加以约束和规范。

（四）重均同而轻个性的偏向

中国儒家思想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但与西方管理思想相比，恰恰又缺乏对个体地位的认同。它虽然处处讲人，但真正重视的是人所属的团体。在"均同"思想影响下，总体是神圣的，至高无尚的，个体则是卑微的，微不足道的。这种总体对个体的排斥，构成了中国儒家管理思想的本质。在企业管理上具体表现在：首先，在企业管理思想上，我们曾经偏重于那些重总体，轻个体的学说。比如：建国后，重视对原苏联管理思想的引进、吸收和探讨，而这种管理思想的一个特点是维护了一种总体至上的观念。反之，对西方国家比较强调个性和个人积极性的管理思想，弃之不顾或否定批判。其次，企业在管理制度和方法趋于共同，缺少特点。从前，由于企业是政府的附属物，不是独立自主经营的法人实体，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因此，国家的方针目标就是企业的方针目标；国家的价值观念就是企业的价值观念；国家的管理文化就是企业的管理文化……所有企业同遵一旨，同出一源。

第三，在企业内部管理机制上，"铁饭碗"、"大锅饭"至今仍是个别企业改革发展的阻碍。具体表现就是讲攀比，不讲竞争；讲均同，讲贡献；讲公平，不讲效率等等。长期以来这种"求和去异"的儒家管理思想，造成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依附性和均同性思想，顽固地保护着人们的心理长城。第四，以往在企业职工个性上，共同性胜于特殊性，群体性高于个性性。使职工个性长期处于抑制和闭锁状态，个人需要绝对服从集体的利益，排斥任何做法的"个人主义"。其结果，使一些企业失去了生机和活力。

（五）重伦理而轻科学的偏向

中国儒家管理思想是以政治伦理为本的。因而历来不重视科学技术的研究。它们认为人是最根本的东西，精神世界的"仁义"修养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忽视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在儒家管理思想中有一个基本概念，即主体人格的确立比知识的获得更为重要。管理伦理为"质"，管理知识为"量"，这种"重道轻艺"的倾向，使科学技术多高明也只是"粗迹"，不懂不为耻。而“正心诚意”、"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纶，才最有价值。这种儒家管理思想和行为的畸形状态，阻碍了寻求科学真理，改造世界的雄心和锐气。

（六）重生产而轻流通的偏向

在中国历史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影响下，中国的儒家治理思想长期以来重农轻商，在治理上明确提出了农本工商末、“工商众则国贫”的口号，这种治理思想对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障碍极大，影响极深。它使中国历史上的流通领域长期处于闭塞和萎缩状态，无法对生产产生促进作用。科学管理是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的必由之路

（七）重传统而轻变革的偏向

千百年来，中国农村的自然经济治理一直占主导地位。一面是家长专制式的治理关系和纲常礼教，另一面则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守旧思想。尽管中国历史上，不乏一些反传统倡革新的思想家和勇士，他们的治理思想也产生过广泛影响，但最终多被儒家治理思想吞没。其根本原因是：首先，当维新者在治理意识上起来反传统时，却又常无意识地停留在传统之内，传统意识潜移默化地决定着他们的思考方向和界限。如：康有为从反孔到尊孔，章太炎从反儒到护儒。其次，历史上多次革新实践，革新者承担的风险远远大于继续传统者。商鞅、王安石、谭嗣同等许多闻名改革家的结局告诉人们，宁求稳健而不务革新，可能是较明智的选择。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