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教士在华贡献
基督教对中国的历史贡献
基督教对中国的历史贡献(2014-05-07 15:22:36)转载▼分类：历史与地理标签：转载原文地址：基督教对中国的历史贡献作者：1，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医院中国此前也许有太医院之类的东西，但那与现代的医院概念相差甚远。
外国传教士在进入中国后就开始医药活动。
利马窦开创了传教与医疗并重的传教路线，法国传教士张诚曾用金鸡纳霜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疟疾，马礼逊也曾澳门开办西医诊所。
但最早在中国建立现代意义上医院，对中国的近代医学产生深远影响的是美国传教士彼得·伯驾。
伯驾（Peter Parker）1804年生于马萨诸塞，1831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834年被美部会派遣来华，成为基督教第一个来华传教医生。
1835年11月4日，他在广州新豆栏街7号的丰泰洋行内租屋开设“广州眼科医局”（Canton Ophthalimic Hospital），又称“新豆栏医局”。
这是中国第一所新式教会医院，西医自此正式传入中国。
1837年，伯驾在医局内向关韬等3名中国人传授西医知识，使关韬成为中国第一3，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女子教育中国以前不是完全没有女子教育，但限于富裕人家的家庭内部，且内容狭隘。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妻子在澳门收容了几个穷人家的女孩，开办女子读书班。
这可以说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展女子教育的最初尝试。
西方传教士开办的女子教育，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对当时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的封建体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与挑战，它突破了几千年来的禁锢，开了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的先河。
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
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曾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女子人才,1911年的毕业生丁淑静曾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19年的毕业生李德全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部长；1920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正式合并到燕京大学中，燕京大学遂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包括女子学生的大学之一。
燕京大学在五十年代初又成为北京大学的一部分，所以当今中国第一名牌大学——北京大学亦曾得益于基督教。
基督教对中国的历史贡献(同名1968)
基督教对中国的历史贡献(同名1968)基督教对中国的历史贡献(2014-05-07 15:22:36)转载▼分类：历史与地理标签：转载原文地址：基督教对中国的历史贡献作者：1，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医院中国此前也许有太医院之类的东西，但那与现代的医院概念相差甚远。
外国传教士在进入中国后就开始医药活动。
利马窦开创了传教与医疗并重的传教路线，法国传教士张诚曾用金鸡纳霜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疟疾，马礼逊也曾澳门开办西医诊所。
但最早在中国建立现代意义上医院，对中国的近代医学产生深远影响的是美国传教士彼得·伯驾。
伯驾（Peter Parker）1804年生于马萨诸塞，1831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834年被美部会派遣来华，成为基督教第一个来华传教医生。
1835年11月4日，他在广州新豆栏街7号的丰泰洋行内租屋开设“广州眼科医局”（Canton Ophthalimic Hospital），又称“新豆栏医局”。
这是中国第一所新式教会医院，西医自此正式传入中国。
1837年，伯驾在医局内向关韬等3名中国人传授西医知识，使关韬成为中国第一个“西医学医”。
从这个意义上讲，伯驾又是第一个向中国人传授现代医学的外国医生。
后来的一些教会医院在中国非常有名气，协和医院，湘雅医院，齐鲁医院等至今仍然是全中国最好的医院，虽然它们的名称可能已经改了。
据说：西安市以眼科、妇科而闻名的第四人民医院（四院）就是传道士所办。
2，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图书馆中国古代也有藏书楼，但是其功用是储藏，与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大相径庭。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最早最著名的是西什库教堂北堂图书馆。
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一些城市的教堂机构和教会大学中创建了一座座令中国的藏书家瞠目结舌的明显居于先进水平的新式图书馆。
其阅览规则，图书的管理方法和先进技术，图书在民众中的流通状况和藏书利用程度与当时大清帝国的古代藏书楼状况形成强烈的反差,对于开启民智起了巨大的作用。
史上在中国传教最成功的西方传教士
史上在中国传教最成功的西方传教士作者：王锡伦来源：《世界文化》2019年第12期他不是第一位到中國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却是最成功的一位。
他不仅把两千多位中国人发展成了天主教徒，更把西方的天主教与中国的儒教成功进行了嫁接和融合，找到了或可说开辟了一条让固守儒家思想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士大夫阶层最易接受的传教途径和方式。
他在中国士大夫阶层中还收了三位高徒。
他把西方的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传入中国，对中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被中国皇帝准许长期住在京城，并在北京城建起了教堂。
他死后，也被中国皇帝恩准安葬于北京，也因此成为史上第一位安葬于中国土地的外国人。
他就是意大利人利玛窦，他和他的中国徒弟之一徐光启合作翻译了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给数学学科确定了许多中国词汇，如“几何”“点”“线”“面”“直角”等。
他还把天文学知识传给徐光启，后者修订了《崇祯历书》。
利玛窦（原名玛提欧·利奇），1552年出生于意大利马尔凯州的马切拉塔，父亲经营药房。
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最早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学习汉语、阅读中国文学并钻研中国典籍的西方学者。
他以“西方僧侣”的身份、“汉语著述”的方式传播天主教教义，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
他的翻译和著述，对中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也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了解西方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582年8月7日，利玛窦经由海上丝绸之路乘船抵达中国的澳门港。
次年9月10日，他正式进入中国内地，在肇庆建了一座带有教堂的小房子，这是第一个传教基地。
在这里，他出版了第一份中文版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全图》，使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到近代地理学知识。
最初在中国传教时并不顺利，为了打消中国人的疑虑，他伪称自己是来自天竺的僧侣。
他给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和号——利玛窦，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
他开始学说中国话，学习中国文化，并穿上中国儒士服，蓄发留须，把自己打扮成中国书生的模样。
著名的法国来华传教士白晋对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贡献
著名的法国来华传教士白晋对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贡献本文导读：白晋(1656-1730)年轻时候就读于耶稣会学校，接受了包括神学、语言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全面教育。
他很早就开始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并对其十分推崇，求学期间，他就产生了到中国去传教的愿望。
1697年，白晋返回法国，在巴黎做了一次演讲，其中他把《易经》视作是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一样合理、完美的。
他认为《易经》这本书“蕴含了中国君主政体的第一个创造者和中国第一位哲学家伏羲的(哲学)原理。
”六年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白晋已经写出了研究中国典籍的著作《天学本义》，在这本书的自序中他提到了《易经》，说“秦始皇焚书，大易失传，天学尽失。
”他的书的目的在于恢复天学。
此时，白晋研究的内容已经涉及到《易经》，但是还没有完全集中在《易经》的研究上。
康熙五十年(1711年)，康熙曾召见另一位法国耶稣会士傅圣泽，进宫辅助白晋一起研究《易经》，这是目前发现康熙安排白晋研究《易经》的最早的文献。
康熙一直十分关心二人研究易经的情况，多次问及此事，甚至对白晋研究《易经》给予具体的指导，告诫他“不可因其不同道则不看，也不要敷衍了事。
”不过，作为一个外国的传教士，要想读懂《易经》并非易事。
在梵蒂冈图书馆现存有关于白晋和傅圣泽研究《易经》的情况记录，他们在对《易经》的认识上产生了分歧。
白晋对其中的算术和几何成就感兴趣，傅圣泽去把精力集中在道教上。
至于康熙皇帝为什么热衷于让传教士们研究《易经》，张西平先生在《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一书的序言当中认为，康熙皇帝安排白晋研究《易经》“是有着强烈的政治意图的”。
康熙皇帝从刚即位时的汤若望和杨光先的历法之争开始，就对西方的科学有了兴趣，他请南怀仁为其讲授天文和数学，张诚、白晋等又在他身边给他讲授几何学。
康熙五十年二月，在和直隶巡抚赵宏燮论数时，康熙说，“算法之理，皆出于《易经》。
”这段话说明康熙把对数学的兴趣和中国的典籍《易经》联系了起来。
清初传教士白晋在华活动及其贡献
清初传教士白晋在华活动及其贡献清初传教士白晋是西方文化传播的先驱之一，他为中国的近代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白晋自1689年来华一直到1721年去世，他在中国的活动期间，不仅学习了中文、学习了中国文化，更通过自己的教育方法和译著等文化输出，对当时中国的文化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本文将从他的生平经历、传教活动、学术贡献等多个方面来探讨白晋对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交流的重要贡献。
一、生平经历白晋生于荷兰的代尔夫特市，是一个贵族家庭的孩子。
他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和关注。
后来，他希望能在传教行业中发挥自己的天赋和使命，并来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学习神学。
1692年他按照浸信会的准则受洗。
从那时起，他进一步学习了拉丁语并开始了他的传教生涯。
白晋出发前往中国的时候，他携带了一部分牛津词典，这个细节非常有意义。
因为下面我们要提到的词典是他进行中西方文化对接的重要材料之一，证明了白晋对中国教育的深刻研究和投入。
乘坐葡萄牙船只来到中国之后，白晋开始了他的中国传教生涯。
在这时期，欧洲人在中国是非常稀少的，目睹清朝的盛衰，白晋开始体悟到中国的文化体系，进而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
二、传教活动白晋到达中国后，他开始讲授西方基督宗教，并将其翻译成中文来传播。
在翻译基督宗教的时候，他也不忘将欧洲的科学知识带给了中国人。
他的传教活动非常成功，不仅有很多中国人前来听他的讲座，还被派往多个省份，继续传教。
在白晋的传教工作中，他注重文化的融合，希望帮助中国的教育和文化体制实现现代化和欧洲化。
他也推广了修建和经营学校，以更好地推广西方文化。
1. 白晋首先到达中国的地方是南京。
他在南京的主要工作是改善当地的福音会会堂，让它能够适应基督教的礼仪。
2. 在福州传教期间，白晋展开了大规模的传教活动，收容了大量规模庞大的信徒，建立了一群基督教的教育班级。
他还撰写了一些中国文化的经典著作，翻译了宽敞的基督教经典。
3. 在南京时期，白晋发掘了许多中国古代图书，从中发现了许多与希腊文化贯穿的主题和像和荒谬的。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和影响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和影响随着中国的逐步开放，外国传教士也得以进入中国，进行传教和宣教活动。
他们在中国的活动和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负面的一面。
一、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积极影响1、传播基督教外国传教士是在中国最早传播基督教的人之一，他们带着自己的信仰和文化，积极传播基督教的教义和精神。
在传播的过程中，他们做了很多善举，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照顾孤儿和老人，开办医院和学校等。
这些活动深受中国人民的欢迎和支持。
2、推广现代教育和医学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也积极推广现代的教育和医学，带来了现代教育和医学的理念和技术，对中国的教育和医疗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他们不仅在中国建立了许多学校和医院，还为中国培养了很多有才华的人才，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3、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外国传教士带来了西方文化和观念，使得中国人逐渐了解了西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他们也学习了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为中西文化的交流作出贡献。
二、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负面影响1、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时，曾经对中国的主权和尊严进行了侵犯，损害了中国的利益。
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持批判态度，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进行干涉，给中国的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和压力。
2、带来了外来宗教和文化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时，带来了外来的宗教和文化，使得中国的文化受到冲击和侵蚀。
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信仰进行抨击和否定，使得中国的文化传承遭到阻碍和破坏，给中国的文化带来了一定的损失和冲击。
3、在中国传播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思想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时，也传播了一些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思想，损害了中国人的自尊和自信心，甚至引起了一些社会矛盾和冲突。
三、结语总的来说，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和影响是一个双刃剑，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我们应该客观看待他们的活动和影响，既要肯定他们的贡献和努力，也要警惕他们的不良影响和负面作用。
希望未来外国传教士能够更好的融入中国的社会，为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做出更多的贡献。
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科学发展的作用
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科学发展的作用引言：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不仅仅是宗教信仰的传播，他们也带来了现代科学的知识和理念，对中国科学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文将从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科学教育的贡献、对于科学研究方法的引入以及对于科学知识的传播等方面进行论述，以展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科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一、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科学教育的贡献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过程中，不仅仅将基督教的信仰传递给了中国人民，还将西方的科学教育理念引入中国。
他们积极创办学校，为中国人提供了接触现代科学知识的机会。
例如，19世纪末，英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了许多学校，如南京金陵女子师范学校、汉口英华中学等，这些学校不仅传授了基督教的信仰，还开设了科学课程，教授物理、化学、生物等科学知识。
这些学校的存在为中国的科学教育奠定了基础，为后来的科学研究和科学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西方传教士对于科学研究方法的引入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过程中，不仅仅传授了科学知识，还引入了科学研究方法，推动了中国科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
传统的中国科学研究多以经验和观察为主，缺乏系统的实证研究方法。
而西方传教士将西方的科学研究方法引入中国，如实验法、观察法、统计法等，为中国科学研究的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例如，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马卡蒂在中国开展了地球物理研究，他运用了现代地质学的研究方法，系统地进行了地质调查和地震观测，为中国地质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西方传教士对于科学知识的传播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过程中，积极传播了西方的科学知识，推动了中国科学知识的更新和发展。
他们将西方的科学书籍、期刊、研究报告等带入中国，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了解西方科学的窗口。
例如，19世纪末，英国传教士麦克尔在中国翻译了许多西方科学书籍，如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通过翻译和出版，将这些重要的科学著作介绍给了中国学者，为中国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近代来华传教士的活动及其影响
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2期 近代来华传教士创办报刊的活动及其影响刘晓多在近代中国,伴随着西方殖民者对华侵略活动的不断扩张,西方传教士也纷纷接踵而来,从事旨在传播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其传教方式可分为直接传教和间接传教两种:直接传教是传统的传教方式,即到民间宣讲教义、游说布道、散发宗教小册子、设立教堂、吸收教徒等;间接传教是采取创办报刊、翻译出版书籍、兴办学校、举办慈善事业(医疗、慈幼、救济)等方式。
在间接传教中,创办报刊是传播迅速、影响较广的一种传教方式。
从19世纪初到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先后创办了近百种报刊,发行范围扩及全国各省及沿海和内地各主要城市,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本文就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的活动及其影响作一探讨。
一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活动以鸦片战争后中英签订《南京条约》的1842年为界限,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从1815年到1842年是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的第一阶段,也是教会报刊在中国的初创时期。
西方传教士创办的第一份以中国人为宣传对象的中文报刊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米怜于1815年在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它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近代化中文报刊。
此后传教士又陆续在南洋、澳门和广州等地出版了一批中外文报刊,这些报刊主要有: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于1823年创办的《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英国传教士纪德于1828年创办的《天下新闻》、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于1832年创办的《中国丛报》、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于1833年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于1838年创办的《各国消息》。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禁止外国人在华传教。
因此外国传教士无法在中国内地立足,其创办报刊的活动也被限于南洋一带的华侨聚居区和广州、澳门等中国南部沿海地区。
当时传教士所办报刊大多是中文报刊,主要以华侨为发行对象,多为普通平民,发行范围主要是在民间,目的是想通过华侨把基督教传入中国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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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传教士在华的历史贡献靠着西方传教士对中国人民的爱以及他们的牺牲，使得福音在中国传开。
在官方舆论主导了这样一种一面倒的认识之后，对在华西方传教士做任何正面的评价是十分艰难的。
然而，我们必须要还历史一个公道，否则我们有负于历史。
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在向中国学生学者传福音时，一个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干了那么多坏事，我们为什么还要信他们的宗教？”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就是因为生在“新中国”的这一代知识份子，在国内所接触到的有关在华西方传教士的资料都是负面的。
比如，在华西方传教士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马前卒”，是“从事侵略活动的伪善者”，“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而基督教则是“殖民主义的警探和麻药”。
就如去年10月1日罗马教廷将一百二十名在中国的天主教的“殉道者”，册封为“圣徒”之后，《人民日报》就刊登文章，指名道姓地抨击那些所谓的“圣者”，说他们有的是“作为近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工具的外国传教士”，有的是“作为那些劣迹斑斑的外国传教士的帮凶和追随者的中国教徒”，还有的是“在由于外国传教士凭藉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特权，横行乡里，欺凌百姓，激起人民反抗中死于非命，而成为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殉难者和殖民地教会势力的牺牲品的中国教徒”（见《揭开所谓“圣人”的面目》，署名为“史岩”，《人民日报》2000年10月3日）。
这篇文章虽然是针对天主教传教士的，但在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的宣教士并无明显的差别，一言以蔽之，都是“一丘之貉”。
在官方舆论主导了这样一种一面倒的认识之后，对在华西方传教士做任何正面的评价是十分艰难的。
然而，我们必须要还历史一个公道，否则我们无论是作为基督徒，或者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学人，都会感到有负于历史，有负于前人和后人，也有负于自己的良心。
在这里，我完全无意于美化在华西方传教士的全部行为。
西方传教士和我们一样是普通人，也会有普通人有的弱点和局限。
他们当中会有一些信仰不纯正、行为有缺失的人，也会有一些对中国人抱有深刻种族偏见的人，会有一些滥用西方人所拥有的条约特权，“横行乡里，欺凌百姓”的人。
在中国和西方列强发生直接利益冲突，甚至爆发战争的时候，也一定会有一些西方传教士背离自己的职责及对神对人的信实，采取一些与自己的身份不相符的行动。
对此，西方教会史家，特别是一些原驻华传教士都有相当多的反省，我们中国基督徒更没有必要一味地为之遮掩。
然而，承认在华西方传教士的行为有失误和不足之处，和全盘否定其在华宣教事业的价值，是完全不同的。
在十九世纪初至二十世纪50年代，这将近150年的时间内，在华西方传教士，尤其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对中国教会的建立，以及对中国的文化、教育、科技、医药和社会服务等的现代化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任何一个心存公正，又对这方面的历史事实做过一番考察的人，都不会将其一笔抹煞。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在这里只能进行提纲式的简述。
在华西方传教士为中国人所作的最重要的贡献，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语言文字的通俗化中国当时通用的文字是文言文，与民众日常使用的口头语言相去甚远，不经过长期的专门训练，几乎无法正常地阅读和写作。
那时高达90%以上的老百姓是文盲，这虽然是农业社会生产力低下的必然结果，但艰涩难学的文言文也是一大原因。
传教士为了在较短的时间里，把福音传给一般未受过教育，或仅受过很少教育的普通老百姓，从一开始就尝试将书面语言通俗化。
他们用接近通俗语言的“浅文理”（即简易文言文），或直接用口头语言翻译圣经，撰写福音单张。
而这是在以提倡白话文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正式登场的半个世纪之前。
在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的宣教工作中，文字工作就占了很大的份量。
除了翻译出版圣经，他和后来的米怜（William Milne）等助手一起，编印了很多讲解基本信仰的通俗小册子，免费分发给中国人。
后来的许多传教士也仿效其做法。
例如，历史上第一位中国籍牧师梁发所著的福音小册《劝世良言》，就在当时广泛流传，影响了许多人。
甚至后来的“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都是在这本小册子的影响下，决定发起“拜上帝会”的。
到1860年，大约有100万份福音单张分发出去，1890年增至近200万份，而到1905年就增至370份。
这些文字不只传播了福音的种子，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起到了推广文字通俗化，扫除文盲，提高底层群众文化知识水平的作用。
兴办教育，传播科学知识西方传教士对教育的重视，直接成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端。
传教士们每到一处，除了传福音之外，首先要做的常常不是建教会，而是兴办新式学校。
他们把学校看成传福音、培养信徒信仰基础，以及栽培当地教牧人才的重要途径。
马礼逊初到中国时，中国尚不允许外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设立教堂和学校。
所以他和米怜、梁发等人，于1816年在马六甲创立“英华书院”，开了中国基督教教育的先河。
从那以后，特别是1842年的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式的近代化学校就随着西方传教士的足迹，在中国大地上兴旺起来。
在1876年，还只有不到6000名学生在传教士办的学校就读，而到了1889年就增加至近17000名。
那时候，进外国人的学校还被视为不光彩的事，所以在这些学校就读的大多是生活无着的贫困人家的孩子，甚至是被遗弃或失去父母的流浪儿。
但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进教会学校已经蔚然成风，日益成为中上阶层家庭所追求的目标。
远在1905年清朝政府宣布“废科举，兴学堂”之前，传教士们就早已为中国教育制度的近代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高等教育方面，传教士们也同样是中国近代专业教育的先行者。
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东吴大学、岭南大学、淡江大学等许多名校，都是西方传教士所创办的。
中国人出洋留学在今天已不是新鲜事，而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很多王公贵族宁愿砍头，也不愿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西洋蛮邦”去。
而开创中国人出国留学先例的，同样是西方传教士。
有史可考的第一位中国留学生叫容闳，他于1847年被一位美国传教士布朗（Samuel S. Brown），带到美国东北部的康乃狄克州，在著名的耶鲁大学完成学业。
他回国后说服清廷的洋务派大员，获准从各地教会学校选召120名小留学生，于1872年由他亲自带领去美国学习。
自那以后，中国各地出国留学的人便逐渐增加。
到上世纪初，出国留学已经成为各阶层青年学子争相追求的人生目标之一。
医疗卫生事业在介绍西方先进的医药知识及卫生制度方面，传教士也是功不可没的。
从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就已经有传教士在广州上海等通商口岸设立小型的医院。
此后他们几乎每到一地，都会创办医院。
不仅是为了传福音，也是看到了当时中国人的切实需要。
传统的中医药，虽然在治疗一些常见的慢性疾病上有其独到之处，但在治疗急性病和传染病方面往往毫无办法。
比如当时流行的霍乱、鼠疫、猩红热、脑膜炎、肺结核、麻疯病等，中医药基本上是束手无策的，因为对微生物的传播特点几乎没有什么认识。
传教士医生把西方当时最先进的医学知识和医疗手段带到中国来，帮助了很多人，特别是那些完全没有能力看病求医的贫穷人士。
传教士也尽可能把一些建立在生理学和生物学知识基础上的西方卫生观念传递给中国人，使他们开始形成合乎卫生学的生活方式。
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只知道加拿大人诺尔曼白求恩如何在抗日战争中，为八路军建立战地医院，怎样不辞辛劳为中国军民治病，甚至在血液不足时为病人输他自己的血。
很少有人知道，远在白求恩医生来华之前，早已有数以百计的传教士医生在中国默默奉献，像白求恩一样不时用自己的鲜血抢救中国人的生命。
有的传教士医生在十分偏僻的隔离区建立麻疯病院，长期和麻疯病人生活在一起，想方设法为他们治病，给他们爱，向他们传福音。
那时，就是麻疯病人的亲人都不敢接近他们。
正是这些“上帝的使者”的努力，才使国人慢慢地打破了对麻疯病的盲目恐惧，建立了麻疯病也可以治愈的正确观念。
中国的近现代医学教育和医药科技，也同样发端于传教士所创办的医科大学和临床观察研究。
中国著名的协和医院、华西医科大学等，都是传教士所创办的。
我在〈基督教传教士在禁止鸦片贸易中的历史贡献〉（《海外校园》第29期）一文中提到，在鸦片贸易的初期阶段，人们对鸦片的看法就像二十世纪中期人们对香烟的看法一样，大多认为吸食鸦片只是一种无伤大雅的嗜好。
因而，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军民百姓都趋之若鹜。
而正是传教士医生，在临床观察中积累了大量鸦片毒害人身体，破坏家庭生活的资料，并在他们本国信徒的协助下，发起了抵制鸦片贸易的运动。
经过他们长期的抗争，终于迫使英国政府立法，取缔了鸦片贸易。
扶困济危、帮助弱势传教士秉承主耶稣关怀“弟兄中最小的一个”（太25:40）的精神，每到一地，都从帮助弱势群体切入。
他们建立孤儿院，收容孤儿和弃婴。
著名的“扬州教案”，就是因“传教士收集婴儿，用他们的肢体和器官制药”这样一个恶意的谣言引起的。
其实是传教士常常出于爱心收容孤儿和弃婴，而那些孤儿和弃婴有很多本已身体虚弱，甚至患有不治之症，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死亡的几率必然高一些。
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看到孤儿院里常有小孩死亡被埋葬，出于对外国人的偏见，就认定他们在虐杀婴孩。
再加上一些排外情绪很重的士绅和官员的怂恿，便发生了暴民围攻内地会驻地的事件，致使戴德生和他太太等多人被打伤。
传教士不但收容孤儿和弃婴，而且为他们设立学校，教导他们正确的价值观，也使他们掌握一技之长，成为有能力自立于社会的人。
在抗战期间，两位内地会的女传教士为了把她们所管理的孤儿学校的孩子们转移到大后方，竟带着他们从山东，经过河南，一步一步地走了数千里路，爬山涉水，风餐露宿，一直走到陕西某地，才得到了其它传教士的接济。
也是在抗战期间，河南一家传教士医院的女性医护人员，冒着自己被日寇强暴的风险，保护了在医院里避难的数百名中国难民，其中大多数是老弱妇孺。
救济灾民也是传教士经常做的工作之一，无论哪里发生洪涝灾害，流行疫病或者战争，哪里就有传教士的身影。
美国女传教士慕拉第（Lottie Moon），在山东传教近三十年。
她为了帮助灾民，把自己所有的都奉献出来，致使她自己长期营养不良，去世时体重只有三十七磅。
移风易俗，提高妇女地位传教士以平等尊重的态度对待妇女，这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有强大的冲击力。
传教士是兴办女学、传播男女平等观念的发起者。
他们把很多出身贫困家庭的，或失去父母的，或被遗弃的女孩子，培养成了女教师、女护士、女医生，给当时的中国社会树立了尊重妇女，提高妇女地位的实实在在的榜样。
很多人都听说过传教士反对裹足陋习的事，其实传教士在反对童婚、纳妾、奴婢制度、包办婚姻、贩卖妇女等中国社会的传统弊病方面，也都不遗余力。
后来，随着基督教教育体系的发展壮大，全国各地的教会中小学和大专院校，为中国培养了一代新型的女性知识份子，她们和男子一样活跃在中国的教育、科技、医疗、护理、新闻、法律、政治等各个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