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沪区域发展模式与经济制度变迁
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的市场化进程
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的市场化进程长江三角洲地区历来是中国最为富庶的区域之一，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为迅速的区域之一。
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比较充分地体现了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三种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一方面，江苏、浙江、上海的市场化进程具有各自的特点，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互动的方式存在一定的差异；另一方面，三个省市的经济又密不可分，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在整个区域内又表现出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地位长江三角洲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最重要的经济贸易区域，不仅处于长江经济带的核心和龙头地位，而且在全国经济发展中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经济总量占全国的五分之一全国经济增长的“领头羊”和对外开放的“窗口”我国中部沿海地带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带发展水平获得国际公认区域整合已有坚实的基础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的市场化1978年以来，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所谓“一制多式”的格局，即在相同的社会基本制度前提下，区域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多种不同的模式。
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就出现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浦东模式”。
事实上，这些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与不同区域的经济体制改革或制度变迁方式是密不可分的。
长江三角洲地区中的市场化进程也是由各地区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制度变迁方式所决定的。
江苏的市场化进程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江苏经济发展的精髓体现在苏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上，即著名的“苏南模式”。
苏南地区的社区积累比较丰厚，经济发展的初期主要靠自身的资金积累和本地的银行贷款。
同时，苏南紧靠上海、南京，容易与城市企业形成专业化分工，经济联系主要以区际贸易为主。
因此，其经济发展道路在工业化的启动阶段是内源型的。
随着国内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速，资源配置由以计划配置为主逐渐转变为以市场配置为主，乡镇企业依赖政府所能获得的制度租金大大减少，使原先的制度效率逐渐散失。
浙江的市场化进程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浙江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精华充分体现在温州、台州地区的经济发展上，即著名的“温州模式”。
从宋代到元代江南地区的经济与社会研究
从宋代到元代江南地区的经济与社会研究从宋代到元代江南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变革江南地区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繁华的区域之一，尤其是从宋代到元代，其经济与社会发展出现了大量的变革，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将从几个方面分析江南地区经济与社会变迁。
一、农业生产的变化宋代江南地区的农业发展基础较为扎实，此时期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以水稻种植为主，而且采用了适用于水稻生长的轮作制度，这也是中国农业史上首次出现的轮作制度。
同时，涟漪灌溉也成为江南地区农业生产的特色，该灌溉方法不仅可以保证水稻生长所需的水量，还可以增加土地利用率。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元代时期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在此期间，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不再是以水稻种植为主，而是种植了大批的棉花、甘蔗、茶叶等经济作物，这些作物的大量生产也推动了江南地区的商业化发展。
与此同时，该地区的农业生产也出现了新的技术变革，比如从明代开始出现了被誉为“东方农具之冠”的牛耕、马耕等农业机械的使用。
二、城市化的发展宋代和元代时期江南地区的城市化发展也是重要的变革之一。
在此期间，南京作为当时的首都，其繁荣程度甚至超过了北京。
徐州、扬州、苏州等城市也成为了该地区的重要商业和文化中心。
城市化的兴起不仅带动了商业活动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文化的繁荣。
比如元代江南地区的文学，就是在城市化的背景下兴起的，且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一环。
元代的南杂剧、元曲等艺术形式也成为了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商业活动的变化宋代和元代是中国商业发展的关键期，江南地区也在这段时期进行了独特的经济发展。
在此期间，江南地区的河道交通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商船可以通过京杭大运河直达北方和海洋，这使得江南地区的商业活动迅猛发展。
同时，由于江南地区的棉花、丝绸等纺织业的兴起，其产品已经能竞争当时意大利等西方国家的产品。
江南地区的商业活动的发展也带动了银行业的兴起，宋代时期在江南地区有不少钱庄、票号等贷款机构，与此同时，元代时期也出现了著名的汴京、杭州等地的“千户侯”，他们实际上就是商人集团或贸易集团。
试论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历史变迁
试论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历史变迁江南地区作为中国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其经济地位经历了历史上的多次变迁。
在中国的诸多历史时期，江南地区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早在古代，江南地区就是中国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在商周时期，江南地区的发达农业和水利工程为当时的中国带来了繁荣。
随着历代政权的更替，江南地区成为了重要的贸易中心。
在南宋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达到了巅峰。
由于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和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江南地区成为了中国最富有的地区之一。
南宋时期的江南地区拥有繁华的城市、繁忙的港口和繁盛的商业，吸引了大量的商人和工匠前来发展。
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明清时期，由于中央政权的转移和政治、经济的变革，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有所下降。
尤其在清朝时期，江南地区逐渐失去了对中国整体经济的控制权，北方地区逐渐崛起成为重要的经济中心。
工业革命和西方列强的侵略也对江南地区的经济造成了冲击，使其经济地位受到了进一步的削弱。
随着中国新中国的成立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江南地区再度展现出其重要的经济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江南地区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特别是上海、杭州、苏州等城市成为了中国最具活力和竞争力的经济中心之一。
江南地区以其发达的制造业、先进的科技和自由开放的经济环境，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投资和国内外企业的进驻。
江南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建设不断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经历了历史的起伏和变迁。
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之一，江南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从古代的发源地和繁荣中心，到近代的经济落后和衰落，再到现代的经济崛起和繁荣，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始终是与时俱进的。
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相信江南地区将继续保持其重要的经济地位，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江浙经济发展战略模式比较分析
江浙经济发展战略模式比较分析篇一：江浙经济发展战略模式比较分析标题一：江浙两省经济现状分析江浙两省是中国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其GDP总量占全国的比重逐渐增大。
江浙两省耕作的江南平原，人口密集、交通便捷、资源富集等因素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然而，江浙两省经济发展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产业结构单一、环境污染严重、土地利用率低、劳动力成本过高等。
本文将对江浙两省经济现状进行深入分析，旨在探讨这两个地区如何应对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
标题二：江浙两省产业结构比较江浙两省的经济发展特点在于其产业分支较为集中。
工业、服务业占据了江浙两省的主导地位，二者分别占据了江浙两省GDP的80%和60%。
然而，江浙两省的工业生产具有一定的单一性，大都集中于轻工业、纺织业、化工业等传统产业，缺乏高端制造业、新能源产业等具有创新性的新兴产业。
本文将通过对江浙两省产业结构进行比较分析，探讨两省在产业升级、优化产业结构方面的策略。
标题三：江浙两省科技创新能力比较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然而，江浙两省虽然在科技研发领域具有比较优势，但长期以来，在科技创新能力方面还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
两省在人才引进、基础研究、应用技术转化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本文将通过对江浙两省科技创新能力的比较分析，探讨两省在提升科技创新发展能力方面的未来战略。
标题四：江浙两省人口发展问题江浙两省是中国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人口密度也是全国最高的地区之一。
爆炸式增长的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带来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导致江浙两省人口面临着严峻的问题：城市人口膨胀，农村人口过剩，城乡差距加大，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
本文将通过对江浙两省人口发展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并提出对策。
标题五：江浙两省生态环境评估江浙两省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地区，大量的工业、交通等人类活动给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水、土壤、气体污染严重，资源消耗率较高，生物多样性面临严峻挑战。
江浙沪地区产业结构差异性分析
江浙沪地区产业结构差异性分析江浙沪地区是中国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中国经济最为繁荣的地区之一。
在这三个地区中，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莫过于上海，其次则是江苏、浙江两个省份。
这三个地区的经济实力强大，但是其中的产业结构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的存在是由于各个地区的历史、地理、资源等多方面的因素引起的。
江浙沪三地的产业结构在宏观层面上的表现是，上海以服务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弱势产业中的工业和农业发展相对较少；江苏则以制造业占据主要位置，其次为服务业，农业和林业、渔业等弱势产业的发展相对落后；而浙江则以工贸业迅猛发展，在此外，服务业和农业发展相对平衡。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上海是中国最早进行现代化改革的地区之一，上海所处的位置也使得其具有拥有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
进入20世纪，上海的贸易、金融、工业等方面发展迅速，民营经济在这里得到了非常好的发展机遇。
随着市场发展，服务业的地位逐渐上升，成为上海现在经济最为重要的产业。
江苏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也是东部地区的十二个经济圈之一。
江苏的产业结构也与其历史有关。
20世纪70年代以前，江苏的传统产业是纱织、纺织、涂料、药品等产业，以与上海紧密联合的方式，为上海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但是随着上海的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主导产业，江苏的制造业开始由粗放发展向精细化、高端化发展，成为江苏经济的支柱。
浙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
改革开放后，浙江的制造业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大量制造业企业迅速成长起来。
与此同时，浙江经济比较集中的江浙沪地区相比，农村经济有一定差距，导致浙江农村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从地理位置来看，上海依靠港口，江苏依靠丹徒口和淮海经济带，浙江依靠宁波、温州、义乌等地对外开放，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其经济结构的发展。
总之，在江浙沪地区，产业结构的发展受到了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然而，面对未来的发展机遇和挑战，江浙沪地区必须不断地调整和优化自己的产业结构，发展新经济、新业态，提高经济的创新力、竞争力和可持续性，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加速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从而带动更多地区的经济发展。
浙江模式的演进轨迹和制度变迁——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暨浙江经济新年论坛综述
浙江模式的演进轨迹和制度变迁浙江在发展模式、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变迁等方面具有令人赞叹的浙江特色。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暨浙江经济新年论坛以浙江经济为主题，讨论民营经济、区域经济发展的浙江模式和浙江经验，对中国和浙江经济发展的过去进行总结，对现状进行分析，对未来进行展望，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现实和政策意义浙江省信息化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卓勇良研究员发表了题为《浙江民营经济的突破与展望》主旨报告。
卓勇良研究员认为，改革开放之初，浙江人均耕地和农民人均纯收入都非常低，浙江农民面临“生存危机”，尤其是面临四方面制约：一是自然资源的制约。
浙江缺煤少铁无油，人均播种面积1.9亩，仅是全国平均的82.6%；二是国营工业的制约。
全省国营工业产值列全国第18位。
三是知识薄弱的制约。
1978年浙江每万人口工程技术人员34.4人，只有全国的76.3%。
四是改革滞后的制约。
浙江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迟至1982年8月后才全面放开，是全国倒数第2个省份。
同时，存在五重激励：第一重激励是农业社会传承的文明激励，浙江人勤劳、精明、务实和开拓，有坚实的精神支撑。
第二重激励是现代社会挑战环境的激励，缺乏资源和投资，未形成计划经济路径依赖，改革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第三重激励是毗邻上海的较好区位条件的激励，血浓于水，交易成本较低。
第四重激励是省内的高密度均质化空间的激励，较小空间范围内也能具有相对较大市场需求，有利于创业初期形成最起码的规模经济。
第五重激励是具有最低限度的积累水平，1978年全省城乡人均储蓄34.2元，是全国平均的1.6倍。
浙江民间经济突破是在一个基于理想选择的制度架构内，形成最早的基于自然选择的个私经济：一是在“不得不然”的无奈背景下，在约束较强、激励更强之下，浙江城乡居民率先突破计划经济体制和“左”的束缚。
二是在多层面“自然而然”状况下，形成以民间为主体，政府顺应、支持和推动，快速渐进的市场化进程。
在浙江民间经济发展的约束激励的分析基础上可以形成一个典型的无奈之下的“不得不然”场景：第一是农民别无选择，不创业就难以较好生存，近乎赤贫状况下边际收益的效用系数趋于无限大，形成十分强烈的创业激励；第二，政府别——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暨浙江经济新年论坛综述1月3日，香樟经济学论坛(CEC)联合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浙江经济》杂志社于1月3日在浙江财经大学下沙校区召开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暨浙江经济新年论坛。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制度变迁分析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制度变迁分析关键词：区域经济经济发展制度变迁一、区域经济发展与经济制度变迁的关系区域经济发展是指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地区经济发展特征，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模式。
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可按照不同的标准分类。
不仅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分类的条件，还可根据资本的所有权进行分类，也可根据经济运行和政府管理的关系进行分类。
区域经济发展的成功模式有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这三种成功的模式加快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为我国其他区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经验与借鉴意义。
二、制度变迁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苏南地区是江苏省经济发展的精髓，形成了著名的“苏南模式”。
改革开放之前，苏南地区就将乡镇企业设置成为了制度变迁的启动点。
乡镇企业与当地政府共同组成了利益共同体，也是经济制度变迁的主体。
随着乡镇企业的兴起，企业发展壮大的需求越来越多，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開始，苏南地区启用了新的制度安排，摆脱传统框架，加快了制度变迁的进程。
此时，苏南经济模式的核心仍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与政府组成的利益共同体仍然是制度变迁的主体。
1995年以后，区域之间的制度竞争越发激烈，迫使苏南地区改变原有的制度，同时继续推进发展战略，引进并利用多方资源，推进区域经济的国际化发展。
此外，在同一时期，浙江温州的经济发展呈现出飞速上升的态势。
温台地区的经济发展是浙江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精华。
也就是著名的“温州模式”。
改革开放前，浙江温台地区的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家庭工商企业，当地政府在温台地区制度安排及变迁过程中，对其进行保护。
家庭工商企业产权相对清晰，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效率。
随着经济的发展，地方合作企业逐渐减少了优惠政策，浙江的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个体私营经济。
浙江的经济发展已摆脱封闭的自我积累方式，之间发展为开放型经济，很多企业开始与国际企业合作，产业也结构得以提升。
建国后，上海的经济变迁制度充分体现了国家的意志。
“浦东模式”是上海经济发展模式和制度变迁方式的代表。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浙江省的区域发展模式探究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浙江省的区域发展模式探究作者：茅路洒来源：《财经界·学术版》2015年第11期摘要：新常态是当下中国经济的热词，其主要特点也体现在浙江省的区域发展进程之中，但从内部经济来看，浙江还是存在着城乡、城市的双重“二元结构”。
因此，浙江应明确其区域发展模式，挑起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梁，在未来的发展中占据先机。
关键词：新常态二元结构新型城镇化互联网金融新常态是当下中国经济的热词，其特点有四：经济增速是适度的、经济结构是优化的、经济质量是较高的、经济制度环境是有利的。
浙江省经济正在越过经济增长的拐点，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
首先，从增速上来看，2011-2014年上半年经济增长速度均低于10%，同中国经济的总体新常态联系，对市场极度敏感的浙江已率先进入了增速换挡、结构调整、改革攻坚的新常态发展阶段。
从城镇化与工业化方面来看，浙江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局面得到扭转。
2013年，全省平均城镇人口比重达到61.6%，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达64%，从城市化发展阶段看，浙江城市化已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后期，即将进入成熟阶段。
在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方面，由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从1980年的2.2%上升到2011年的14.3%，成为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在后危机时代的“新常态”下，发达国家的低迷经济，已经无法为浙江乃至中国的产品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意味着浙江不能再过分依赖于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
从内部经济来看，浙江还是存在着城乡、城市的严重双重“二元结构”。
目前浙江农民工总数在1783万人左右，占到全省5493.8万常住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
工业化兴起加快了城市化进程，人口聚集进一步扩大了经济、身份差异，导致农民工遭遇制度性歧视，成为社会边缘群体，呈现出双重二元结构特征。
在新常态视角下，更重的任务已摆在浙江面前——在经济减速和提质增效中实现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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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沪区域发展模式与经济制度变迁内容提要：本文利用发展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及比较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长江三角洲区域内江、浙、沪两省一市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制度变迁进行了实证分析，力图揭示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和制度变迁方式的特点及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刻画出21世纪初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趋势。
1978年以来，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所谓"一制多式"的格局，即在相同的社会基本制度前提下，区域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多种不同的模式。
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泛指江苏南部、浙江东北和东南部、上海市）就出现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浦东模式"。
事实上，这些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与不同区域的经济体制改革或制度变迁方式是密不可分的。
本文的目的旨在研究长江三角洲地区中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制度变迁方式的特点及两者内在的互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展望新世纪初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前景。
一、区域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理论概述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是一种互动的关系。
制度变迁通过调整制度安排的效率来影响经济增长。
恰当的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包括亚当·斯密在内的一大批经济学家认为，促进经济增长所必需的主要是正确的制度结构；在这种制度结构的条件下，并不需要过分担心进行努力的愿望、知识积累和资本积累等问题，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人的本能反应，当然，上述因素也可能为错误的制度所抑制。
因此，在缺乏有效制度的领域或地区，或者长期处在新旧体制转轨时期的地区，制度发挥作用的空间极大，改进制度所带来的效率是最高的。
一般说来，制度变迁通过如下机理来影响经济增长：（1）制度变迁改变制度安排的激励机制，改变制度安排的效率，从而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2）制度变迁改变贸易和专业化的范围，使组织经济活动的途径和方式发生改变，从而影响经济发展的广度和深度；（3）制度变迁扩大了允许人们寻求并抓住经济机会的自由程度，一旦人们抓住经济机会是可能的，经济增长就会发生；如果机会减少了，增长也将开始停滞。
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又会反过来影响制度安排的效率，进而产生制度变迁的必然性：（1）经济增长产生了新的稀缺性，需要新的制度安排来配置资源，以尽可能消除这种稀缺性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损失；（2）经济增长产生了新的技术性机会，需要新的制度安排来使机会最有效地转变为经济效益；（3）经济增长产生了对收入或财富的新的再分配的要求，需要新的制度安排加以调整，等等。
简言之，制度安排发挥效率的基础和条件发生了变化，原有的制度安排就会变得不相适宜。
为对新的经济社会条件作出反应，社会成员就会尽力修正制度安排（或者是惯例或者是所有权）。
而采取什么样的制度变迁模式是由不断变化的制度需求因素和制度供给条件共同决定的。
对于同一个制度安排，不同区域初始条件的差异将使得各自区域实施这一制度安排的成本和收益大不一样。
一个区域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决定了这个区域制度变迁的启动点和发展方向。
同时，初始条件决定了何种力量将成为启动该区域制度变迁的主体。
如果某一经济相关主体在当地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特别突出，则该主体必然会是制度变迁的主体，或是制度变迁的混合主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制度变迁的决定因素会随着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变化，一个区域的制度安排也会因此而不断演化。
同时，制度变迁的主体也会逐渐转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不同的经济相关主体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会随之发生变化，作为一个区域制度变迁的主体的地位与作用也会随着改变。
经济发展中的强势力量最终会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主体。
区域间制度安排的差异使得一些区域的经济主体在一定阶段获取高额的"制度租"成为可能。
一方面，不同的制度安排并行，使得制度变迁主体可以利用各制度安排的差异获得制度上的相对效率，当某个区域率先实施某项制度安排时，其他区域与其相比时会表现出巨大的"制度落差"，这种因制度创新带来经济发展的先发优势会给这个区域带来巨大的"制度租"；另一方面，为追逐同样的制度租，其他区域的制度仿效会使这种制度租逐渐分散，直至为零或直到一项能获得更多制度租的新的制度安排产生。
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来看，一个地方的制度变迁方式可以分为需求诱致型和政府强制性。
前者是内生的，后者是强制供给的，正如斯韦托扎尔·平乔维奇所指出的："总的来说，社会制度的变迁是对内部或外部力量作出的反应。
前者改变游戏规则，让个体能够更有效地达成因为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可能形成的契约性协议。
后者是由'白马骑士'凭空强加于社会的游戏规则的变迁。
"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不同地方经济发展的初始经济结构差异较大，经济发展相关主体的力量对比也大相径庭，经济发展的制度调整路径也就大不一样。
区域制度变迁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轨迹表明，尽管区域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的差异决定了其制度变迁启动与方式的差异，从而影响到区域经济发展的启动与进程，但是，在不同的地区追逐"制度租"的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某些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却往往显示出高度融合的趋势。
长江三角洲地区历来是中国最为富庶的区域之一，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为迅速的区域之一。
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比较充分地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三种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一方面，江苏、浙江、上海的制度变迁方式和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各自的特点，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互动的方式亦存在一定的差异；另一方面，两省一市的经济又密不可分，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在整个区域内又表现出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呈现出一种不断加速的趋势。
二、江苏的制度变迁方式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江苏经济发展的精髓充分体现在苏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上，即著名的"苏南模式"。
改革开放前，苏南地区的地方政府与已有一定发展的社队企业关系密切，于是，乡镇企业便成为了制度变迁的启动点和发展方向。
这是因为，乡镇企业的制度安排兼顾了企业与政府的利益（从整体考虑企业与政府这两个主体时为"帕累托改进"，满足了双方的"制度偏好"（企业想依赖政府获得制度租，政府则想获得企业一定的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因而可以大大降低制度变迁的"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此时，乡镇企业和当地政府所组成的利益共同体便构成了一个产权的"混合主体"，同时也是制度变迁的主体。
当经济的自由度和市场的完善程度处于某种中间状态时，集体所有制的产权安排将是最优的，虽然其产权并非十分清晰，但在此制度环境下，与私营企业相比，乡镇企业从事生产、经营的交易费用相对较低。
更为重要的是，在经济体制转型的初期，由于地方政府对乡镇企业经营的强有力介入，使得乡镇集体企业所获得的高额的制度租往往可以抵消产权制度低效对其竞争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所以，这一时期，乡镇集体经济发展明显快于私营经济和国有经济。
随着乡镇企业的兴起，区域性的市场（资金、技术、商品等）已不能满足企业发展壮大的需要，于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苏南经济开始走出传统框架，移植了新的制度安排，从而加快了制度变迁的进程，由内源积累和区际贸易为主转向外资利用和国际贸易并举。
这一时期，乡镇企业仍是"苏南模式"的核心，其以集体所有制为主的模糊产权制度并没有得到大的改变，制度变迁的主体仍是乡镇企业和政府所组成的利益共同体。
随着国内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速，资源配置由以计划配置为主逐渐转变为以市场配置为主，乡镇企业依赖政府所能获得的制度租大大减少，使原先的制度效率逐渐丧失。
市场经济要求对乡镇企业实行市场化改革，其关键是对产权制度重新作出安排。
此外，在同一时期，以非公有产权为标志的"温州模式"已经显示出其巨大的制度效率，不同地区的制度竞争也迫使苏南地区必须对原有的制度安排作出变革。
1995年后，苏南的乡镇企业开始了大规模的产权制度改革，力图对乡镇企业的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在企业与政府之间重新作出安排，使之从制度的低效率中解脱出来。
同时，苏南继续推进外向型发展战略，不断深化产权嫁接，引进和利用好境外资源以推进区域经济的国际化进程。
二、浙江的制度变迁方式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浙江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精华充分体现在温台地区的经济发展上，即著名的“温州模式“；。
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浙江经济的发展本质上是"温州模式"的扩散或放大。
改革开放前，温台地区的国有工业基础差，农村集体经济力量脆弱，当地政府在地方经济中的直接作用并不突出。
同时，在温台地区，农民人均耕地少，仅以农事难以养家糊口，大量农民外出经商务工以谋生路，这使温台地区储存了大量的具有市场经济知识的人力资本。
因此，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与实施成本决定了温台地区制度变迁的主体一开始就是家庭工商企业这一微观经济主体。
当地政府在权衡自身收益与中央权威、短期"政治安全"与长期"政治绩效"后，以默许、"合谋"甚至保护的态度来与上级政府进行博弈，并充当好温台制度安排及其变迁的"解释员".此项非正式制度安排减少了微观经济主体与地方政府之间和微观经济主体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两类"摩擦成本"，使对"摩擦阻力"的承受部分地转移到地方政府，从而以另一种方式间接地"推动"微观经济主体制度变迁的顺利进行。
家庭工商企业产权相对清晰，而"良好界定的产权使拥有者能把他的努力结果转让给他的后裔，这强化了家庭作为一个社会的单位"，因此具有较大的正的激励效应。
而后，家庭工商企业在与政府的博弈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红帽子"企业，披上合法化的外衣以寻求合法化保护，从而降低"非法化"所带来的交易成本和效率损失。
而且，这种微观经济主体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博弈还化解了缘于中央政府的"政治成本"，使微观经济主体争取到了"改革的进入权"，从而能主动地使制度变迁向有利于微观经济主体的方向发展，而不是被动地进行"强制性"改制。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原有制度安排的弊端便逐渐显露出来。
企业的竞争力低下；与被挂户方出现信用危机，整个地区则出现了普遍的商品信誉危机。
政府不得不对"红帽子"企业的控制权重新作出安排，其制度优势也开始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