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俄罗斯第三讲叶利钦时期的经济改革

第三讲叶利钦时期的经济改革“休克疗法”及其不良后果1991年“8·19”事件之后，俄罗斯的全部政权赚到了激进市场化改革派手中。

1991年10月，鲍·叶利钦总统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五次人民代表大会的讲话中宣布必须坚决进行经济改革。

1991年底，俄罗斯处于经济崩溃的状态。

生产减少，预算赤字占到国民总产值的27%，隐性失业率达到劳动力总数的35%，需求远远大于供给。

同时，国债快速增长（1985年--200亿美元，1991年--800亿美元），国家黄金储备减少（1985--1500吨，1991--80吨）。

购买面包、肉类、香肠制品、伏特加酒和蔬菜等所有商品都需要排队。

为了摆脱危机，俄罗斯选择了“休克疗法”。

年轻的经济学家叶·盖达尔成为“休克疗法”的主要设计师。

1991年11月，他被任命为俄罗斯政府主管经济政策问题的副总理。

1992年2月，他成为总统亲自领导的政府的第一副总理。

除了“500天”计划制定者这样的国内研究者，欧洲和美国货币主义理论的支持者也对盖达尔的经济观产生了重大影响。

自由化价格自由化始于1992年1月2日。

按照盖达尔及其支持者的推理，自由化起初将引起价格小幅上涨，之后供求关系会是价格回落，商品短缺现象将随之消失，柜台将摆满商品。

事实却并非如此。

社会感受到休克般的强烈打击。

仅在1992年一年之内，货币就贬值了几百倍。

人们在苏联时期的毕生积蓄转瞬间化为乌有，大部分居民因此落到贫困线以下。

价格自由化引起运输费用和能源、原材料等价格的急剧上涨。

在农业经济领域，燃油、技术和建筑材料的价格抬升导致粮食和蔬菜价格上涨，而饲料涨价引起牲畜存栏数减少，肉、奶制品生产衰落。

国产农产品变得比进口的还要贵，这导致整个农工综合体产业紧缩。

价格放开后，所有国内企业都处于破产的边缘。

由于无法指望国内生产在现有条件下会有所增长，商品短缺现象又尚未消除，为了填充市场，政府决定从1992年7月起实行外贸自由化。

结果国内市场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充满了进口食品和工业产品。

街头贩卖繁荣起来，货蓬和商亭中的大小市场数量激增。

但是，由于许多商品价格昂贵，大部分居民仍然无力购买。

价格和对外贸易自由化使得按照市场交易比价兑换卢布成为可能，然而，在经济动荡和持续危机的背景下，卢布对美元的汇率开始急剧下跌。

私有化1992年8月21日，鲍·叶利钦总统签署《关于在俄罗斯联邦启用私有化证券系统的命令》，由此启动了私有化计划。

自10月1日起，俄罗斯开始向全体居民发放私有化证券。

私有化构想是以阿·丘拜斯为首的俄罗斯国有资产委员会指定的。

根据之一构想进行了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造，51%的股票在企业职工中间分配，而剩余部分用于公开销售，每个俄罗斯公民都得到了价值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

自1993年1月1日起，可以用私有化证券购买任何一家企业的股票。

私有化在社会层面的目标是：“形成有产者阶级”。

然而，通货膨胀致使私有化证券彻底贬值。

1992年末，街上开始出现一些拿着“收购私有化证券”牌子的人。

这样，资产阶级低价收购大量私有化证券并用其换取企业的股票控制额，而那些出售私有化证券的人平均得到7000卢布，相当于当时一瓶伏特加酒或一袋白糖的价格。

大量从居民手中聚敛私有化证券的投资积极会相继宣布破产。

实际情况是：直接参与实施私有化的官员和以往党和经济部门的实权人物无偿瓜分了原来的国有资产。

私有化日益具有犯罪性质。

稳定化财政稳定化是指能够实现预算赤字大幅减少和货币量停止增长的强硬财政货币政策。

“休克疗法”的制定者们认为，财政稳定化能够加强刺激经济，赋予国家影响经济主体行为的有效杠杆，促进结构改造。

盖达尔政府试图首先在宏观经济层面实现这种稳定化，也就是通过控制国内总产值、预算赤字、通货膨胀和生产规模等主要指标，实现全国经济指标的稳定。

1991年11月，通过了《俄罗斯联邦税务改革基本法》，俄罗斯的税收体系开始具有市场经济的固有特征。

然而，管理转向依靠经济杠杆的效果不佳。

虽然俄罗斯的税收不是世界上最高的，但俄罗斯的企业利润岁却位居世界第一，这种状况无法刺激投资。

强硬的税收政策严重削弱了企业的发展动力。

此外，俄罗斯缺乏有效抵制衰退和刺激产业结构进步的工业政策。

结果形成了俄罗斯资本流向境外、外资又无法进入国内经济的危险趋势。

实行“休克疗法”的结果显示出其内在的矛盾性。

事实上不可能在一年时间内建立有效的经济模式。

“休克疗法”导致社会关系空前紧张，工业部门整体崩溃，社会发生严重的两极分化，出现了穷人和巨富。

激进改革的悲剧代价是国家人口的负增长。

出现了正式登记的失业者，这是俄罗斯现实的新现象。

对西方大额财政支持的指望落空。

在西方国家承诺的240亿美元贷款中，俄罗斯只得到用于购买西方国家粮食的125亿美元贷款。

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中央银行被迫向企业提供大额贷款。

这一决定实际上葬送了“休克疗法”计划。

通货膨胀开始加剧。

1992年12月召开的第7届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认为盖达尔政府的工作不能令人满意，确认维·斯·切尔诺梅尔金为新一任政府总理。

社会市场经济的形成切尔诺梅尔金就任总理后，俄罗斯的改革方针开始发生改变。

新总理总体上对市场改革方针表示维护，但同时宣布对改革的速度进行某种修正，强调改革进程的适度和平衡。

他表示已准备好用“非货币的方法”同通货膨胀作斗争，不再使用“休克疗法”。

他的计划强化了国家调控和居民的社会保护。

自此，俄罗斯从“纯粹”市场经济或自由市场经济转向社会市场经济。

维·切尔诺梅尔金政府的经济改革纲要1993年，俄罗斯政府通过了《1993年--1995年发展改革和稳定俄罗斯经济纲要》。

维·切尔诺梅尔金就任总理后，首先决定支持燃料动力综合体。

利用国家预算资金向国家重要亏损企业，包括国防工业，提供大额财政支持，为发展燃料动力综合体提供低息贷款。

但是，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根据1993年的统计，国民收入减少了14%，工业生产下降了25%，农业生产下降了5.5%。

国家预算赤字增长，俄罗斯继续借外债，卢布贬值，价格上涨，居民的物质状况继续恶化。

1994年8月，出台了新的改革纲要，其中含有稳定俄罗斯经济的观点。

政府在1994--1996年国家经济改革中的首要任务是实施国家对生产状况的强有力监控，抑制通货膨胀，在国家保障领域维持最低社会标准。

然而，实施既定措施，首先是稳定工业生产，需要新的资金，这必然引起新一轮的通货膨胀。

因此，消除预算赤字依然是政府的战略任务。

1996年的工业生产比1991年下降了55%。

通货膨胀保持在很高水平（1994年为250%，1996年为80%）。

虽然1994奶奶10月启动了所谓的“外汇走廊”，但是国内价格依然保持稳步上涨的趋势。

现有通货膨胀的降低依靠的是缩减社会支出和增加“延期通货膨胀”（贬值、拖欠、国家内外债）。

俄罗斯许多商品的零售价格很快超过了国际价格。

1994年7月1日，俄罗斯的证券私有化阶段彻底结束，形成了大型私有者阶层。

私有化的第二阶段开始于1995年，其基础是企业的股份化和自由买卖股票。

这一阶段私有化的完成以金融寡头集团的形成为标志。

1996年--1997年，俄联邦领导层在经济领域的主要任务是遵守强硬的财政纪律和减少预算支出。

1997年末，俄罗斯经济度过了旷日持久的结构危机阶段。

根据年度统计，宏观经济层面的多数指标表明工业生产趋于稳定。

与1996年相比，国内总产值近7年来首次增长了0.4%。

需要指出的是，政府社会纲要的作用十分有限。

医疗保险和非国有退休基金形同虚设。

1997年--1998年，生活水平继续下降。

这一时期的特征是长期拖延发放工资，发不出退休金的威胁加剧，税收工作完全停止，经济犯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

1998年3月，总统解除了维·斯·切尔诺梅尔金的总理职务，理由是他所领导的政府在近7年的工作中未能克服危机。

叶·普里马科夫政府的经济政策1998年4月，35岁的能源部长谢·弗·基里延科成为俄罗斯总理。

在他的领导下，制定了反危机纲要。

然而，由于世界石油价格持续下跌和东南亚金融危机，俄罗斯陷入了新的经济危机。

金融危机过后，鲍·叶利钦与1998年8月23日解除了谢·基里延科的职务，重新任命维·切尔诺梅尔金为代总理。

国家杜马两次拒绝维·切尔诺梅尔金的职务，经济危机开始发展成政治危机。

1998年9月11日，叶·普里马科夫成为新总理。

叶·普里马科夫支持市场改革，但不是单纯市场改革，而是社会市场改革。

他提出了另一种选择：用平缓的、渐进的改革代替休克式的市场改革。

他认为一小撮“金融寡头”在国家的纵容下依靠国家财产通过不健康、甚至是犯罪手段致富是自由主义改革家们的过错。

普里马科夫的经济政策以社会保障和加强国家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为目的。

众所周知，拖欠工资和补贴是切尔诺梅尔金和基里延科都没能解决的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普里马科夫却部分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1998年12月1日，偿还了助学金债务；1999年1月1日，付清了拖欠军人的津贴；1999年7月，政府支付了近三百亿卢布的退休金债务。

1998年11月，俄罗斯政府和中央银行制定了银行系统改组纲要。

1999年1月，成立了信贷组织改组代理处。

信贷组织改组代理处在3年内针对21家银行实施了15个优化方案。

这一政策的目的是提升国家银行在银行系统的作用。

为鼓励国内农业生产者，增加了农村的化肥供货，开始按照建议价格和优惠的贷款条件出售燃油和润滑油料给农业生产者。

在执政的8个月内，叶·普里马科夫政府实现了政治稳定，部分偿还了工资和补贴方面的欠债，贯彻了强硬的预算政策，开始了反对腐败和寡头政治的行动。

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俄罗斯摆脱经济危机。

如此可喜的结果与普里马科夫的个人贡献密不可分。

首先，普里马科夫的上台是由于他是能够解决国家杜马左翼阵营和叶利钦之间政治冲突的折衷人选。

他完成了这一使命，俄罗斯实现了政治稳定。

其次，普里马科夫实行了强硬的金融政策，使国家免于陷入恶性通货膨胀，维护了财政稳定。

第三，普里马科夫是一个诚实的人，他不受各种观点的左右，坚决反对那些利用接近政权侵吞国家资金的“蛀虫”。

他在当代俄罗斯第一个发起了针对寡头鲍·别列佐夫斯基的“军事”行动，结果树立了一个劲敌，这无疑加速了他于1999年5月的辞职。

但是，他的行为应当在俄罗斯受到支持和承认。

第三节90年代末俄罗斯经济发展总结普里马科夫辞职后，内务部长谢·斯捷帕申成为新一任总理。

1999年8月9日，鲍·叶利钦撤消了谢·斯捷帕申的职务，任命联邦安全局局长弗·普京为总理，并且在致俄罗斯公民书中宣布普京为总统事务继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