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小说翻译的文学文本翻译——以侦探小说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 的译介为例

饶梦华 （新疆大学·乌鲁木齐·830046）
内容提要：本文以以色列翻译学者图里对于文学翻译两个翻译阶段的划分为理论依据，选取 侦探小说这一典型的小说类型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同一侦探小说在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译本进 行 分 析 对 比， 对 中 国 近 代 侦 探 小 说 翻 译 文 学 文 本 阶 段 的 翻 译 模 式 和 译 本 特 点 进 行 研 究 ， 以 期 对 中 国 近 代 小说 翻译 史的研究 提供 新的视角 。 关 键 词： 文学 文本翻译； 翻译模 式； 侦探小 说翻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962(2010)05-0054-06
三、近代侦探小说翻译的文本翻译阶段
域外小说翻译在清末民初的译介是作为启蒙运动的一 种形式而盛行起来，其数量在某些时期甚至超过了原创小 说，足以说明小说翻译在当时的盛况。根据陈平原的统计， 自 1899 至 1916 年间，译介的小说共有 796 部，以政治小 说，教育小说，科学小说和侦探小说是最流行的小说翻译类 型，其中侦探小说的翻译在五四之前数量上要多于其它类型 的小说 [5]，并且是“晚清翻译最多，流行最广”[6] 的翻译小 说类型。对侦探小说翻译的研究能大致反映小说翻译的发展 历程，能够反映出西方文学的文本类型如何在中国文化中被 译介、模仿并最终被接受的过程，因为侦探小说这种文学类 型为“为吾国所绝乏，不能不让彼独步”。这一时期的译者 首先采取了语言翻译模式，随着文学翻译活动的盛行，文本 翻译模式逐渐取代了语言翻译模式。 1. 语言翻译模式下产生的译本 在梁启超 1898 年《译印政治小说序》的号召下，以林 纾为代表的早期小说译者对于小说翻译抱着传统的经世致 用的观念，把小说翻译当作一种救国图存的方式，不但在小 说选取上缺乏文学标准，在翻译过程中也把西方小说当作政 治及科学书籍对待，对其内容和形式进行中国化的改编。这 种经过改造的译本，实质上是一种“混杂的译本” ，即混 杂了中外两种文化，译本与原文之间有很大程度的偏移。 晚清读者对于侦探小说的接受首先是因为其离奇的情 节，符合中国读者以情节为中心的传统阅读习惯。通过阅读 侦探小说，“可见彼文明人之情伪”, 并且侦探小说中所包 含的科学知识，还可以“使当事者学为精审，免卤莽灭裂之 害”[8]。由此可见侦探小说最初的译介是与文学没有任何关 系，其文学特点并没有被译者和读者所认识，也未能作为文 学译本被接受，而只是作为一种科学知识引入中国，以求开 启明智。侦探小说对于当时的读者乃至译者都是一种完全陌 生的文本类型，译者以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为参照，对原文进 行了改编，使其符合晚清读者的阅读和审美习惯，因此这一
第 21 卷第 5 期 VOL.21 NO.5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2010 年 9 月 Sep. 2010
近代小说翻译的文学文本翻译
— —以侦探小说 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 的译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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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风格，翻译方法及译文的准确性进行分析，通过对比三 个译本与原文之间偏移的程度，探讨小说翻译的文学文本翻 译阶段的特点。 （1）从节译到忠实翻译 从翻译的方法来看， 1905 译本采用了节译的翻译方法， 只保留了大致的情节。1916 译本仍然采取节译方法，但相 比较而言，较多地保留了原文内容。受到当时流行的话本小 说的影响，这两个译本保留了原文主要情节，添加了大量评 论性内容，并且 1916 译本添加的内容要多于 1905 译本。从 翻译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来看，1916 译本相对于 1905 译本并 没有显著的提高。“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作为侦探作家 的程小青，其 1927 译本不但完整地翻译了原文的内容，而 且在语言和结构方面基本上保留了原文的形式，与前两个译 本相比，是最忠实的译本，与原文的偏移也最小。 本文以原文中文化词的翻译为主要研究对象，考察译 本与原文之间偏移的程度。Newmark 认为文化词是“与某 一特定文化相联系，无法被直接翻译的词汇” 。Newmark 将这些文化词细分为五类，即生物、物质文化、社会文化、 姿势和习惯及组织机构、风俗、活动程序、观念等。这些文 化词作为一种文学的要素，在接受文化中找不到对应的表 达，形成词汇空缺（lexical gap）。译者对于文化词的翻译 策略体现出目的语文化与源语文化之间的关系，“隐藏着两 种文学思想之间的互相撞击与互相妥协” 。 按照 Newmark 对于文化词的定义和分类，统计原文共 有 202 个文化词，另有地名人名共 71 个。通过统计分析， 1905 译本中文化词的错译误译最多，1916 译本次之，1927 译本仅有个别错译误译现象。对于文化词的翻译，1905 和 1916 译本中主要采用了两种翻译方法，一是省略不译，二 是替换。1905 译本对于文化词省略不译的共有 73 个，占 36.1%；用中国固有词汇替换或者解释说明的 116 个，占 57.4%，并且大部分都是不对等的替换和解释。以该译本中 与上帝和宗教有关的词汇为例，原文共有 15 个此类词汇， 在译文中除一处译为虔拜上帝（saintly life）外，省略共 8 处，另 6 处以淫、毒、理等替换（如表 1）。考虑到当时中 西方文化的距离，这些词汇对译者来说具有不可译性，通过 省略和替换的翻译方法，对原文进行了以“本土文化为中心 的暴力抵抗”(ethnocentric violen小说翻译史的研究提供新的 理论视角。
二、图里：文学翻译的含义和模式
以 色 列 翻 译 理 论 家 图 里 继 承 并 发 展 了 佐 哈 EvenZohar 的多元系统理论，认为翻译与其他社会活动一样， 受规范 (norm) 所控制，规范又受到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 下 制 约（socio-cultural specificity）, 具 有 不 稳 定 性（basic instability）。就文学翻译而言，受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影 响，译本和原本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偏移”(shifts)。这 种偏移可以理解为与“最大化或者最大量的翻译概念”[3] 之 间的偏离。从目的语文化的角度来看，对文学文本的翻译势 必会引入一些新奇的文学要素，对于某一文化是新奇的，文 学的要素，进入另一文化后这些要素可能会被接受，也有 可能会被修改甚至被排斥，因为“文学首先是一种文化习 俗”[4]。因而在特定社会文化的制约下，译本与原本之间的 偏离是不可避免的。图里认为偏离的发生亦受规范制约，译 者对于原本中的文学要素的保留或者修改乃至删除受一定 规范的影响。由于规范的不稳定性，在此制约下的文学翻译 是不断发展并且具有渐进性的一个概念，图里把这种渐进 性概括为文学翻译两种含义，即对文学文本的翻译和文学翻 译。前者是指对于在原语文化中被认为是文学文本儿在目的 语中未被当作文学文本翻译并被接受，后者的翻译产品在目 的语文化中作为文学文本被接受。在两种文化之间进行文学 翻译活动时，这两种文学翻译的含义构成文学翻译的两个阶
一、引 言
对于中国翻译文学史的研究，尽管各个研究者的研究 对象多以小说翻译为主，但由于缺乏理论的支撑，对于中国 翻译文学历史的界定与分期，各个时期的研究者并无定论， 因而使得翻译文学史的研究陷入相对混乱的状况。早期研究 者对于中国翻译文学的分期多以历史事件作为分期依据，如 陈玉刚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以鸦片战争、五四运 动、新青年社和“左联”成立，及抗战等历史事件把中国翻 译文学划分为中国近代文学发展期及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初 期、中期、后期及当代翻译文学。郭廷礼认为中国文学翻译 始自 20 世纪 70 年代，分为近代翻译文学的萌芽期（18701894）、发 展 期（1895-1906）及 繁 盛 期（1907-1919） ， 其分期依据也主要以历史事件为主。谢天振和查明建则以 历史年代为依据，将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分为五四与 20 年代 的翻译活动，新文学作家的翻译活动，三四十年代的文学 翻译 。 本文以以色列翻译研究者图里（Gideon Toury）对文学 翻译的两个阶段及三种翻译模式的界定为理论基础，以宏 观历史语境和微观的译本特点分析相结合作为研究视角， 对近代小说翻译的历史进行研究。本文选取清末民初最为 流行的侦探小说翻译为例，通过对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 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今译名《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在 1905、1916 及 1927 年分别由不同译者翻译的三个译本进 行对比分析，探讨中国近代小说翻译文学文本翻译阶段的翻
收稿 日 期 ： 200 9-1 0-30 作 者 简 介： 饶 梦华， 新疆大 学外语 学院 翻 译 系讲师 ，硕 士； 研究 方向： 翻译 理论 与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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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小说翻译的文学文本翻译
阶段的侦探小说翻译大都采用了语言翻译模式。 1905 年，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 的第一个译本由 商务印书馆出版，译名为《降妖记》（以下简称为 1905 译 本）。这一时期的译本逐渐建立了翻译的规范，封面标有 “侦探小说”，署名为“（英）屠哀尔士著，陆康华、黄大 钧译。” 受传统话本小说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译者采用话 本小说的题目形式，题目是对故事内容的概括，用“降妖” 这样醒目的内容提示引起读者的兴趣。译本在内容和形式上 均与原文有很大的偏移，只保留了原文大致的情节。 2. 文本翻译模式下产生的译本 “五四”新文学家对于晚清新小说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试图用西方的小说理论建立一种新文学来完成文学的启蒙 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小说仍然只是“通俗教育的利 器。…… 一般人之视小说，仍不脱所谓‘闲书’之眼光”[9]。 这一时期小说翻译的译者队伍多为外语和文学水平较高的 新文学家，受西方小说理论的影响，译者的文学意识得到了 提高，翻译质量有了显著提高。这个阶段的小说翻译，其译 本的文学性未能得到译者和读者的充分认识和认同，仍然处 于对西方文学文本翻译的阶段。 1916 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文言文翻译的《福尔摩斯侦 探案全集》，共 12 册。陈霆锐重译的《獒崇》（以下简称 为 1916 译本）便是其中之一。该全集被认为在文学翻译发 展过程中树立了典范和标准，代表了当时小说翻译的最高水 平 [10]。但是译者对于侦探小说这一文学体裁却没有充分的 认识和接受。刘半农在序言中把柯南道尔的小说比作教科 书，认为在编的 12 部小说“隐隐有教科书的编法”，把侦 探小说这种文体当作“二十世纪纪事文中唯一之杰构”，欲 对小说中“不能尽符事理之处……一一校正之”[11]，仍然以 传统文学观念中的纪实观来评论侦探小说，说明这一时期侦 探小说这一文学体裁仍然未被作为文学文本翻译并被接受。 就此全集中的侦探小说译本而言，在语言风格和小说内容的 翻译上，与原文仍存在很大的偏移。 1927 年，程小青等又应世界书局之邀，用白话文重译 了《 福尔 摩 斯 侦 探 案 大 全 集》，全 书 计 54 篇 13 册。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 在该全集中译名为《古邸之怪》 （以下简称为 1927 译本）。程小青本人是一位侦探小说家， 充分认识到侦探小说的文学性和文学价值，认为侦探小说 “除了文艺的欣赏以外，还具有着唤醒好奇和启发理智的作 用。”[12] 程小青的译本相对于前两个译本而言，在内容、形 式及语言风格上，都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原文的内容和形式， 与原文的偏移也最小。至此，侦探小说作为一种小说类型， 作为文学文本被译介并接受。 3. 语言翻译模式与文本翻译模式下产生的译本对比 侦探小说作为一种模式文学（Formula Literature）有 其独有的文学特点。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对于侦探小说 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 三个译本的分析，只限于对译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