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佛像起源问题的研究状况

近年来关于佛像起源问题的研究状况宫治昭【作者简介】宫治昭，故宫博物院，北京10009【内容提要】本文整理介绍了1980年以来发表的有关佛像起源不同观点，并论证了佛像的制做早在迦腻色迦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关键词】佛教美术造像佛教考古一已往的研究最早的佛像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产生的，即关于佛像起源问题的研究，经过了从本世纪初到现在近一个世纪的讨论。

在日本，1967年刊行的高田修《佛像起源》一书，对此前的研究做了批判性地讨论，并进行了独自的考察。

但是，这一问题现在不但没有定论，而且，1980年以后欧美学者的争议再度活跃起来，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见解。

本稿将1980年以来有关佛像起源的论考整理介绍，希望能反映就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

在介绍近年的研究状况之前，简单地回顾一下已往的研究史，可以归纳为以下五说。

1、希腊影响说以A•富歇（Foucher）为代表的学说。

认为受希腊化巴克特里亚王国（大夏）以来希腊古典文化的影响，印度古里克时代的末期即公元前一世纪初前后，佛像在西北印度的犍陀罗诞生了（时为1913、1922年）[1]。

2、秣兔罗起源说A•K•库马拉斯瓦米（Coomaraswamy ）认为，中印度的秣兔罗与犍陀罗几乎同时，但又是在药叉像的基础上完全独立地创造出佛像（时为1927年）[2]。

罗哈伊泽•德•莱（Lohuizen• de•Leeuw）则分别详细地进行了年代考察，认为犍陀罗佛像的产生早在维玛•卡德菲塞斯（阎膏珍）时代，与此相应，秣兔罗至迟一世纪上半叶已开始制作佛像（时为1949年）[3]。

3、罗马影响说系二十世纪40～50年代前期，分别由欧美学者M•维勒（Wheeler）、H•布弗塔尔（Buchthal）、C•骚坡尔（Soper）以及B•罗兰德（Rowland）提出来的[4]。

认为犍陀罗美术中的西方成分并非受希腊影响，而是被贵霜朝时期海上贸易为主体的罗马美术影响的结果。

佛像在一世纪末前后产生于犍陀罗。

4、马歇尔（J•Marshall）说由于塔克西拉的希尔卡普遗址出土了菩萨像而不见佛像，因此认为，印度帕提亚时代一度希腊古典文化复兴，贵霜朝时代继承了其技法。

一世纪中叶，在佛传“祗园布施”的画面中最早表现出佛像（时为1960年）[5]。

5、高田修说其关于犍陀罗美术的编年基本采用了马歇尔说，因为将迦腻色迦即位年定在二世纪中叶（即马歇尔的128年说），推定一世纪末前后作为佛传图主体的佛像出现了。

另方面在秣兔罗，库夏套拉帕后期佛教雕刻出现，而最初采用了象征手法，约二世纪初前后，作为佛传图主体的佛像出现。

已而，佛像的出现以犍陀罗为早，而秣兔罗则制作出样式完全不同的佛像[6]。

以上诸说大体分为犍陀罗起源说与秣兔罗起源说。

罗哈伊泽•德•莱和高田修逐一考察了两者的年代。

虽两人的结论不同，不管怎样，将佛像出现时间定在贵霜之前还是之中成为一大论点。

德•莱认为佛像出现于贵霜之前，高田氏则认为产生于之中。

关于犍陀罗佛像的产生，除富歇采用了希腊影响说外，罗哈伊则•德•莱、罗马影响说、马歇尔与高田修都认为在贵霜朝。

只是，马歇尔仅就希尔卡普的发掘，谈了萨迦族时代及印度帕提亚时代的佛教雕刻，可以说与其他学者略有不同。

二意大利在斯瓦特的发掘成果1980年发表了多篇关于佛像起源的论文，这一问题再次成为讨论的热门话题。

促成这一契机的虽说是罗哈伊泽•德•来重提秣兔罗起源说，成为前提的则是意大利考古队在巴基斯坦斯瓦特地区佛教遗址的发掘成果。

由G•图齐（Tucci）主持的意大利中远东研究所，1956年以来在斯瓦特进行了考古学调查。

这次发掘调查规模之大堪与马歇尔在塔克西拉的发掘相提并论，甚至可以说取得了更大的成果[7]。

发掘了布托卡拉Ⅰ、潘尔、塞都•沙里弗Ⅰ等佛教遗址，尤其从布托卡拉Ⅰ出土了许多雕刻品，为犍陀罗美术的编年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8]。

特别提出，虽说出版了关于佛教建筑的详实调查报告[9]，而为数众多的雕刻品并不能充分地进行编年研究，在美术史上依然留下了许多今后有待研究的课题。

不管怎样，意大利在斯瓦特的发掘成果，对犍陀罗美术史的研究会日益显现其重要性。

这里仅就布托卡拉Ⅰ的发掘所见，有关犍陀罗美术初期形态的部分，介绍一下发掘者D•法切那（Faccenna）的研究[10]。

布托卡拉Ⅰ是在一不规整的方形大地面上，由中央一大覆钵塔，周围若干小覆钵塔、僧院、柱等227个建筑物组成的佛教大寺院。

发掘的结果，知悉该寺院建于公元前三世纪，持续到十世纪，期间几次自然崩坏，若干次再建和改修。

据考，中央的大覆钵塔最早建于公元前三世纪孔雀王朝时期，尔后，分别经过了公元前二世纪末至前一世纪初第二次，前一世纪末至公元一世纪初第三次，四世纪上半叶前后第四次的增筑和改筑。

最后七、八世纪前后复兴，直到十一世纪由于迦兹尼朝伊斯兰的侵入而毁坏。

其中第三、四次增改筑引人注目，特别是第四次以后多次改修的迹像，映现了当时的繁荣。

发掘者将第四次以后的改修分为七期，基于出土货币判断相应的年代，其中第四～六期的六世纪盛行塑造雕刻，呈现了当时辉煌的景况。

亦与公元520 年宋云访问斯瓦特时所见佛教隆盛，寺院林立的记述相符。

该遗址出土的诸多石制雕刻品已收录于两大本图册出版（1963、1964年），而研究报告本文尚未刊行，还须等待意大利考古队的正式结论。

然法切那将出土的大量石雕从风格上分为三组，所进行的试论具有启发意义。

即，第一组雕刻的人物像平板状倾向很浓，手足不自然，姿势僵硬，肉体的量感甚不突出，造形粗况。

头部较大，雕出眼睑和瞳孔。

衣纹用细密的平行线雕刻，线性感觉强，往往人体的非有机量感占上风（图版27）。

第二组雕刻人物像的表现已非常形象，衣褶也自然地垂下，外观呈观出丰富的情态，可以清晰地看到一种所谓自然主义的造型艺术。

发形与冠饰的表现、眼的刻划不再由线刻来表现瞳孔等外表的造型特征，清晰地透露出自然的感觉印象。

第三组雕刻人物像的表现具有充实的量感，躯体富于重量感，肌肉刻划良好。

头部圆浑，躯干宽厚，衣褶亦呈现出重量感，衣纹趋于规整并单一化。

如上将布托卡拉Ⅰ出土的雕刻品尝试性地进行了样式分类。

其中覆钵塔14、17浮雕技法和样式与第一组雕刻近似，视为最早的遗存。

亦即覆钵塔14、17被认为在层位上与大覆钵塔第三次改筑时的东西相同，反映出第一组雕刻相当于公元前一世纪末或公元一世纪初。

法切那划分的第一组雕刻品中，的确有不少可以与马歇尔发掘的希尔卡普遗址的萨迦•帕尔提亚期雕刻相比较（图版28）。

在认识犍陀罗美术的初期形态方面，布托卡拉Ⅰ的发掘可以说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法切那的考察只是试论，况且，还不能将第一组雕刻品全部置于公元前一世纪末至公元一世纪期间[11]。

无论如何，可以郑重地说，于犍陀罗美术而言公元一世纪具有非常的重要性。

三罗哈伊泽•德•莱的新说荷兰的罗哈伊泽•德•莱1949年刊行了力作《斯基泰时代》[12]，将犍陀罗与秣兔罗佛像逐一进行了编年考察，积极地倡导佛像的秣兔罗起源说。

这位女士在1981年晚年又发表了题为《关于佛像起源的新证据》引人注目的论文[13]，对此后的研究产生很大影响。

这位女士的论文，将视为犍陀罗初期佛像的例证进行了具体论述，认为那是受秣兔罗影响而产生，目的在于加强自己的佛像秣兔罗起源说。

女士列举了22例视为初期犍陀罗佛像的浮雕，其中17便系意大利考古队在斯瓦特布托卡拉Ⅰ的出土品。

那些佛像具有以下的形式和样式特征。

首先，它们都不是单身佛像，而是在佛陀的周围配置了赞叹诸神构成的故事性浮雕。

即画面中央的方形台座上为结跏跌坐佛陀，左右各配置一人或数人礼拜、赞叹的图像。

其左右的礼拜者中分别配置卷发梵天和著冠帝释天，也就是明确表现为“梵天劝请”图像的数量较多（图版29、30）。

其次，还有若干确认为“四天王奉钵”的画面。

此外，诸神面向中央的佛陀赞叹的构图，尚难理解表现的是什么内容。

在画面上方配置有翼飞天的构图也不少。

佛陀头上方往往雕刻出一棵茂盛的菩提大树，有时并不表现出头光。

佛陀多结跏跌坐结禅定印，亦有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放于膝前者。

观察佛陀的造型，头发用齐整的线条表现出来，肉髻较低而束起，双目圆睁给人以充满朝气的感觉。

富于特征的是肉体的雕刻，着衣从左肩向腹部垂下，上身多半裸露，结跏跌坐的双足露出来，躯体与手足的表现粗况而豪放。

这种佛陀的肉体表现，与后来更多的着通肩袈裟或袒右袈裟，将身体遮掩起来的着衣式犍陀罗佛像不同。

这组佛像的衣纹用平行细线刻划出来，因从属于肉体而缺乏独立感，毋宁说起强调肉体的作用，在这一点上与通常犍陀罗佛像用隆起和沟槽表现衣褶，强调袈裟自身独立感的作法有很大区别。

且说，女士认为这些视为初期犍陀罗佛像是受秣兔罗影响而产生的。

秣兔罗初期定型化了的造形是称之为卡帕尔达型的卷贝形肉髻佛像，由铭文知为迦腻色迦二、三年时制作的，卡特拉出土的坐佛像从样式上看（图版31），可以上溯到迦腻色迦以前。

女士采取了迦腻色迦公元78年即位说，已而推定卡特拉出土坐佛像的时间在一世纪中叶。

将卡特拉出土像与犍陀罗初期像比较，可以看到这样的相似点：两者均双目圆睁，面容充满朝气。

卡特拉出土像虽上身着袒右袈裟，而质地轻薄，左肩用平行细线表现出衣褶，胸腹部透过薄衣看到的近乎裸形，着力表现强悍的肉体。

结跏跌坐双足的表现亦很有力。

佛陀上方雕刻出菩提树和二飞天。

这些特征犍陀罗初期佛像非常相近。

在女士1949年的著作中，列举了比卡特那像样式更早的秣兔罗佛像。

在堪卡里•迪拉出土的“出遇国王的佛陀”（图版32）、伊沙普尔出土的“四天王奉钵”（秣兔罗博物馆藏）和出土地不明的“帝释窟说法”（秣兔罗博物馆藏）等浮雕。

她基于对铭文的解释与自己的编年，指出这些作品可以早到公元前一世纪下半叶，至迟一世纪上半叶秣兔罗已开始制作佛像。

的确这些作品比卡特那像的肉本更为强悍，卷贝形的肉髻也成扁平形状。

这些方面表现出与秣兔罗佛像的密切关系，尤其上面提及的“出遇国王的佛陀”像并没有着袈裟，只有天衣而已，与犍陀罗佛像极其类似。

当然，这些秣兔罗初期佛像都施无畏印，这一点与犍陀罗初期佛像又有所区别。

继而女士论述了秣兔罗制作的初期耆那教祖师结禅定印像，在此基础上例举出巴基斯坦拉合尔博物馆所藏西北印度发现的秣兔罗制禅定印坐佛像。

她认为此禅定坐佛与上述佛像一样属于最早的秣兔罗佛像，并且成为犍陀罗初期佛像的样本，在犍陀罗公元前一世纪末开始制作佛像。

罗哈伊泽•德•莱晚年，就其1949年倡导的佛像秣兔罗起源说进一步提出，犍陀罗最早的一组佛像在形式和样式上受到了秣兔罗作品的影响。

女士还指出犍陀罗也见有佛陀的象征表现，以传入的这种印度古代初期佛教美术表现法作为旁证。

那就是从斯瓦特布托卡拉Ⅰ出土的“三道宝阶降下”图像（图版33），用足迹代表佛陀的存在。

除此作品外女士列举的其它犍陀罗最早佛像也多是布托卡拉Ⅰ的出土品。

女士的考察是在采用法切那试论性编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