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实体税负能否遏制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

第36卷第6期2019年6月统计研究StatisticalＲesearchVol．36，No.6Jun．2019

降低实体税负能否遏制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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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超庞保庆张充

内容提要：我国制造业金融化是当下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如何遏制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是防

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本文借助2009年增值税转型改革准自然实验捕捉实体税负的外生变化，基于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了实体税负与制造业金融化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增值税转型改革引发的实体税负下降显著降低了制造业企业的金融化水平；改革对于重资产企业和融资约束较小的企业影响较大，对于轻资产企业和融资约束较大的企业影响则相对不明显。激励机制检验表明，增值税转型改革相对提高了制造业企业实体资产收益率，并引导企业加大了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创新投入。本文将为政府部门制定和实施去金融化的相关税收政策提供有益参考。关键词：实体税负；增值税转型改革；“脱实向虚”；金融化DOI：10.19343/j．cnki．11－1302/c．2019.06.004中图分类号：C8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565（2019）06－0042－12

WhethertheＲeductionoftheＲealTaxBurdenCanCurbtheManufacturing“ShiftingfromＲealtoVirtual”

XuChaoPangBaoqingZhangChongAbstract：ThefinancializationofChina’smanufacturingindustryisatopicalissuewhichispaidmoreandmoreattentionatpresent．Howtocurbthemanufacturing“shiftingfromrealtovirtual”isalinchpintopreventandresolvemajorfinancialrisksandtopromotehigh-qualityeconomicdevelopment．Byusingthequasi－naturalexperimentofVATtransformationreformin2009tocaptureexogenouschangesintherealtaxburden，thispaperempiricallyexaminesthecausalrelationshipbetweentherealtaxburdenandthefinancializationofmanufacturingindustrybasedonthedataofA-sharelistedcompanies．ItisfoundthatthereductionofrealtaxburdencausedbyaVATreformsignificantlyreducestheleveloffinancializationofmanufacturingcorporates，andthereformhasagreaterimpactonthecorporateswithheavyassetsandlessfinancingconstraints，whileinsignificantontheenterpriseswithlightassetsandmorefinancingconstraints．AtestontheincentivemechanismshowsthattheVATreformhasrelativelyaddeduptheassetsyieldofmanufacturingentities，andsteeredthecorporatestoincreaseinvestmentinfixedassetsandＲ＆Dinnovation．Thisstudyoffersausefulreferenceforgovernmentaldepartmentstoformulateandimplementrelevanttaxpoliciesforde－financialization．Keywords：ＲealTaxBurden；VATTransformationＲeform；“ShiftingfromＲealtoVirtual”；Financialization

*本文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地方财政压力诱发企业产能过剩的作用机理、效应识别与化解路径研究

”

（19YJC790157）的资助。第36卷第6期徐超等：降低实体税负能否遏制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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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脱实向虚”即资本脱离实体经济的生产和流通环节，转向虚拟领域，造成以制造业为主的实

体经济发展停滞、规模萎缩，而金融业、房地产业等虚拟经济持续膨胀的经济现象，亦被称之为经济“金融化”（张成思和张步昊，2016［1］；杜勇等，2017［2］；彭俞超等，2018［3］）。近年来，我国经济“脱

实向虚”问题日益凸显，不仅表现为金融行业资本规模的持续扩张，更重要的是，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制造业，其资产结构也呈现出愈加严重的金融化态势。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为了抵充实体部门在商品市场中的颓势，众多制造业企业开始通过参股金融机构、委托理财，或直接购买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产品涉足金融领域（戚聿东和张任之，2018）［4］，且热衷于投资收益率较高、回报周期较

短的房地产行业（王永钦等，2015）［5］。根据国泰安（CSMAＲ）上市公司数据统计，我国制造业企业

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①在1996年平均为10.3%，之后波浪式增长，截止2015年已达

22.9%，

近二十年间翻了一倍之多，年均增长率超过6.4%。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不仅削弱了实体经济的社会产品供给能力，而且侵蚀了金融部门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功能，加大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爆发金融危机的潜在风险（Stockhammer和Grafl，2010［6］；刘贯春，2017［7］；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转型期的风险防范与应对”课题组，

2018［8］）。普遍认为，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的潜在动因在于实体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巨大的收

益率差距。Orhangazi（2008）［9］、Demir（2009）［10］以及张思成和张步昊（2016）［1］的研究发现，金融

渠道的高收益率会驱使企业管理层降低实体投资，进而导致非金融企业“脱实向虚”问题。文春晖和任国良（2015）［11］、杜勇等（2017）［2］阐述了两类引发企业“脱实向虚”的委托代理问题，指出在薪

酬激励和控制权激励下，企业管理者和大股东倾向于投资收益率较高的金融行业和房地产行业。由此可知，若想扭转制造业企业的虚拟投资倾向，就需要缩小实体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的收益率差距，尤其要着力提高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回报率。税收政策能够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提高实体投资收益率，在引导制造业企业去金融化方面被寄予厚望（彭俞超等，2017）［12］。然而，通过文献梳理发现，企业税负与“脱实向虚”因果关系的相关

研究凤毛麟角。仅有的文献，如彭俞超等（2017）［12］，也只是以企业整体税负作为分析对象，未将实

体税负与虚体税负加以区分。理论上讲，税收政策扭转企业“脱实向虚”的关键，在于针对企业内部不同部门采取差异化征管策略，因此，聚焦企业实体税负的相对变化显然更具现实意义。借助2009年增值税转型改革②

这一准自然实验，利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本文实证考察了制造业实体税

负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以期为实体税负与企业“脱实向虚”的因果关系提供来自中国的微观经验证据。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营改增”之前，增值税征收范围包括销售或进口货物、提供加工及修理修配劳务，仅涉及企业实体部门的经营活动，不涉及金融投资领域，因此，可以借助增值税的相关改革捕捉制造业企业的税负变化。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创新之处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是聚焦实体税负，考察了降低实体税负对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的现实影响。当前阶段，探究企业税负与“脱实向虚”之间关系的文献并不多见，围绕实体税负的相关研究则更显匮乏。本文将实体税负从总体税负中剥离出来进行单独考察，既有助于识别降低实体税负的去金融化效果，又可为政府制定和实施差异化税收政策提供有益参考。二是借助税制改革构建企业实体税负的外生指标，消除内生性偏误。通常来讲，资产配置结

①②制造业企业金融资产采取广义口径测算，具体测算方法见后文变量说明

。

如无特殊说明，本文“改革”皆指“增值税转型改革”。·44·统计研究2019年6月

构会影响到企业内部的税基结构，进而影响企业实际纳税负担。这意味着，企业实体税负与金融资

产配置可能存在逆向关联，但被相关研究所忽视。本文借助2009年增值税转型改革捕捉企业实体税负的外生变化，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分析，有效克服了反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三是展开进一步的经验分析，揭示了实体税负对企业“脱实向虚”的作用路径。降低实体税负究竟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已有文献尚未进行实证探究。本文从实体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相对收益率，以及企业实体投资行为两个层面，识别了降低实体税负对企业“脱实向虚”的反向激励与作用路径，使因果链条更加清晰。

二、制度背景与机理分析（一）增值税转型改革

增值税是按照商品或劳务的增值额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是国际主流税种之一。现实中，施行增值税税制的国家普遍采用消费型增值税。所谓消费型增值税是指在征税时，不仅允许抵扣外购非固定资产项目的增值税税款，也允许抵扣外购固定资产项目的增值税税款。与消费型增值税对应的是生产型增值税，则不允许外购固定资产所含税金税前抵扣。显然，消费型增值税允许税前抵扣能够降低购置固定资产的实际成本，更有利于企业进行设备更新与技术升级。我国于1979年引进增值税，到1994年分税制伊始才建立起规范的增值税制度，但当时推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即不允许税前抵扣外购固定资产所含税金。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采取生产型增值税既可以保障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也起到了抑制企业过度投资的功效。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税制设计的弊端日益显现。相对消费型增值税而言，生产型增值税无疑会阻碍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降低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申广军等，2016）［13］。尤其在经济低迷不振时，生产型增值税

还无益于国民经济的快速复苏。正因如此，我国开始着手推进税制转型改革，并选择不同地区推行了消费型增值税试点工作。为了响应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方针，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印发了《东北地区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从2004年7月1日起，东北三省“从事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业、冶金业、船舶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农产品加工业产品生产为主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开始实施消费型增值税制度，由此揭开了我国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序幕。2007年7月，为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改革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中部26个老工业基地城市，涉及行业不仅包括东北三省的试点行业，还增添了电力业和采掘业。2008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将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赤峰和锡林格勒盟5个城市纳入东北振兴整体规划范围，相应的增值税政策也开始适用于上述5市。与此同时，出于支持汶川地震灾区重建的目的，消费型增值税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覆盖到四川、陕西和甘肃的部分县、市。2009年1月1日，增值税转型改革进入收尾阶段，改革范围推广至全国除特殊规定以外的所有一般纳税人。自此以后，我国正式迈入消费型增值税时代。增值税转型改革为考察实体税负与制造业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因果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准自然实验。首先，增值税转型改革通过允许购置固定资产的税金作为进项抵扣，降低了企业增值税实际税负，说明改革与企业实体税负具有强相关性，可以借助此次改革构建企业实体税负的客观测度指标。其次，此次改革为国家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不受微观企业行为的干扰，可以借以消除相关研究中遇到的反向因果、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最后，增值税转型并非一刀切式改革，而是按照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全国其他地区的顺序分批次逐步完成，为实施双重差分（DID）计量方法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