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_30年代中国留德教育述论

第33卷第5期2007年9月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fXuzhouNormalUn.i(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Vo.l33,No.5Sep.t,2007

[收稿日期]2007-05-28[作者简介]张亚群(1961—),男,安徽庐江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肖娟群(1982—),女,江西吉安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①参叶隽《中国人留学德国史的研究情况概述》,《德国研究》,2000(3),第42-44页;叶隽《中国人留学德国史研究之进展》,《德国研究》,2002(4),第57-61页。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留德教育述论张亚群,肖娟群(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福建厦门　361005)

[关键词]　民国;留德教育;文化交流;历史影响[摘　要]　中国近代留德教育发轫于19世纪70年代,在20世纪20-30年代达到高潮。留德学人多,成就突出。其成因既受国内人才需求、留学政策的推动,也与德国高等教育的学术影响、留德学生的不懈努力密不可分。这一时期留德教育具有学科专业集中、学历层次较高、留学生组织活跃、留学途径多样等特点。1920-1930年代的留德热潮,对中国社会政治、科学、教育、文化、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留德学人英才辈出,涌现出周恩来、朱德、陈寅恪、季羡林、冯至、陈省身、朱家骅、王淦昌等一批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等。国内一些大学汇聚不少留德人才,形成了独特的办学风格和治学传统,以蔡元培、马君武、顾孟余、张君劢等人为代表,留德学者促进了民国时期高等教育与思想文化的变革和发展。民国时期的留德传统,对于当代中国的留德教育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中图分类号]　K25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6425(2007)05-0001-05

留学教育作为国际教育交流的基本途径和重要媒介,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近年来,在一些学者的努力下,留德史研究取得新的重要进展,陆续出版了一批论著①,扩大了留学教育的研究视野。本文以20世纪20-30年代为例,考察和探析中国留德教育的演化轨迹、特征及贡献,以加深对留德教育历史地位的认识。一、民国时期的两次留德热潮中国人留学德国始于1876年的官费军事留学,其后有福州船政学堂学生赴德学习鱼雷等海军科目。清末废科举后,留学高潮兴起,德国成为清政府官派留学或国人自费留学的重要目的地之一。1908年至1910年前后,中国留德学生有77人,人数虽少,但在人才培养、教育影响和文化传播方面已初显成效[1]P161,164-165。从留学生数量增长来看,中国留德教育的第一次高潮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初。1924年,仅柏林一地,就有近千名中国留学生。究其原因,主要受中德关系、经济因素的推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于1921年5月20日与德国新订了平等的双边协定,开启晚清以来中西外交关系新局面。这不仅使国人备感欣慰,也造成了中国青年愿意前往德国留学的心理。另一方面,战后德国马克贬值,物价低廉,促使部分经济宽裕的中国人赴德留学。一些学子为借鉴战后德国重建经验而留学德国。如少年中国学会领袖王光祈1920年留德之行,即“以为德方新败,上下竞图存,国内青年有志者,宜乘时来德,观其复兴纲要”[2]P82-84,90。

1925年后,受欧洲经济危机和德国物价上涨的影响,留学费用增加,中国留德学生人数出现低谷。从1925年的232人,降至1929年的153人。直至1930年代初,中国留德人数逐渐增长,形成第二次留德高潮。从1932年的300人,增至1936年的500人,其中正式入大学者332人;1937年留德学生达700人,其中公费占29%,自费占80%[2]82-84,P90。这一时期留德教育的发展,是中德多种因素交相作用的结果。首先,国内留学政策的推动　南京政府建立后急需建设人才,鼓励学习理工科。1930年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强调:“以后选派国外留学生,应注重自然科学及应用科学,以应中国物质建设的需要,并储备专科学校及大学理、农、工、医各学院的师资”;“省费留学生每次属于理农工医者,至少应占全额十分之七”;自费留学生,“匀理农工医者应优先叙补公费或津贴。学文哲政法艺术等科者,非至大学毕业入研究院时,不得受公家补助”[3]P106-112。在这一政策导向下,留学德国备受关注。20世纪20-30年代,德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高等教育与科研中心,其科学研究水平遥遥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1918年—1933年间,德国以14名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的记录,保持着最高的声誉和科研实力。至1933年,“授给那些在德国进行其获奖研究的科学家的诺贝尔奖金总数达31项,占该奖金于1901年设置以来共颁布103项中的30%”[4]P183。受德国科研发展水平的影响,国民政府派遣不少官费生前往德国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科目。其次,国民党培养军事人才的需要　蒋介石特别重视学习德国军事技术。国民政府先后建立陆军大学、中央军官学校、骑兵学校、炮兵学校、通讯学校、防空学校、装甲兵学校等,聘用大批德国军事顾问和教官。同时选派优秀现役军官赴德国深造。如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国民党兵团总司令邱清泉,1934年被派往柏林陆军大学深造,1937年回国后担任国民党教导总队参谋长。一些国民党要员也将亲属、亲信送至德国留学。如考试院长戴季陶、司法院长居正、河南省主席商震、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黄慕松纷纷送其子留学德国。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1934年流亡欧洲,了解到中国留德学生有400多人,其中一半在柏林,一半散布德国各地,大多是富家或权势者的子弟[2]P82-84,90。1936年,蒋介石之子蒋纬国也赴德学习军事。留德热潮由此可见一斑。第三,公费留学考试为留德生源提供保障　南京国民政府各部公费留学考试,一般由军政部或教育部统一主办,考试办法及录取标准各有差异。1929年4月,国民政府公布《陆海空军留学条例》。12月,军政部制定的《考选留学员生细则》规定,考选陆海空军留学员生分初试、复试两种。初试由保送机关或本部委托的机关举行,复试由军政部组织考试委员会举行。初试复试科目相同,包括笔试和口试。笔试有党义、国文、留学国语文和各别科目[5]P286。

第四,德国对外文化政策的驱动　1920年代后期,中德双方建立一些文化交流组织。如德国法兰克福大学设立了中国研究院;一批留德中国学生成立了中德文化研究会;北京大学德文教授顾孟余等人发起成立中德文化会。1925年,德国重建洪堡基金会,用于资助外国科学家和博士研究生在德国学习。1933年1月,来自上海纺织工业的顾葆常,成为首位获得该项奖学金的中国学者,赴德国斯图加特大学物理化学和电子化学研究所学习物理化学。30年代中期,中德双方决定交换留学生。1936年2月,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亲临国民政府中央电台发表讲话,向中国青年介绍德国大学情况,邀请中国学生赴德留学。这些举措增强了中国青年对德国的兴趣。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德绝交,留德学生大多撤回国内。1939年后赴德留学完全中止[6]P291。自

此,历经1921—1924年、1930—1937年两次留德高潮,中国人留德教育暂告一段落。

二、留德教育的特点在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德国高等教育以其重视理性思维,追求“纯粹知识”,强调教学与研究相结合,以及培养高质量的应用型专门人才等显著特点而享誉世界,对世界高等教育进程产生广泛、深远的历史影响。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留德教育,也留下了德国高等教育的烙印。这一时期的留德教育独树一帜,在学科分布、学术层次和学术组织活动方面,形成新的特点,在中国留学教育史上谱写出绚丽多彩的篇章。其一,学科专业集中,偏重实科与军事教育在1933年以前的中国留德学生中,文科类(包括文、法、商、教)留学生多于实科类(包括理、工、农、医)留学生。这是因为在北洋政府时期,对留学生所学专业限制不严,加上社会风气的影响,不少留学生选择了文科,甚至弃理从文。但从1933年起,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出自培养专门人才的需要,注重鼓励留学生学习理、工、农、医,实科类留学生比例开始上升。这一时期,中国学生留德所学的专业主要分布在医学、化学、机械工程、电机工程等。据统计,1937年留德的700名学生中,50%学习化学、机械和电机,40%学习医学和陆军,其余10%学习文科[2]P82-84,90。官费陆

军留学生是留德学生中比较突出的群体。1928—21938年间,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加快,国民党政府把陆军留学的重心逐渐转向德国,德国对中国军事教育的影响达到高峰。其二,生源集中,学历层次较高,成效显著总体而言,留德学人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注重学术研究,成才率高于其他留学国。当时国内一般学校注重英文,以德文为主的仅有同济、同德等少数几所学校,因此留德学生的来源比较集中。如中德合作的同济大学,其毕业生大多进入德国深造。1912年至1937年间,在可考的99位同济毕业生中,有61人选择留学德国的大学或高等工业学院(TechnischeHochschule)[7]P110。一些已经留学日、美、法、英的中国学人,因追求高深学问而赴德从事专门研究或攻读学位,如陈寅恪、贺麟、赵九章、罗家伦、傅斯年、张维、俞大维、李金发、夏坚白等人,这是留德教育史上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一般来说,由于德国高等教育的严谨学风和留学生自身的刻苦学习,留德中国学人学术成就突出。民国时期的留德学生总数少于留学日、美、法者,但其获得博士学位的比例却最高。据袁同礼统计,自1907年—1961年间,中国留德学人共有732名获得博士学位,其中最多的是医学博士,其次是数理化和工程学博士,高于留法(581名)、留英(346名)获博士人数[2]P82-84,90。在陆军留学方面,中国留德陆军学员的学术层次也较高。1929年公布的《陆海空留学条例》规定,军事留学生必具备以下资格:(1)曾在国内正式军事学校毕业;(2)现任军职;(3)通晓留学国语言。在日本留学的军人都是接受初级军事教育,进入正规陆军大学的人很少;但留学德国者大多是现役军官,大部分进入德国大学各兵科或参谋大学深造。1933年,留德学人俞大维担任国民政府兵工署长,随后一段时期内留德学生纷纷进入兵工署,成为其中的科技精英核心。其三,留学生民族观念较强,组织活跃,注重中德文化的交流与融会德国人有着强烈的国家民族观念,中国留德学生深受感染。那时留美学生相互之间以讲英语为荣,留德学生对此十分反感;留英学生对国内政治比较冷漠,而留德学生则倾向参与政治[3]。中国留德学生求学异乡,致力于弘扬中华优秀文化,通过创立各类留学生学术组织,促进中德文化交流。20世纪20年代初期,留德学生成立第一个留学生组织———“留德学生中德文化研究会”,以介绍和研究中德两国文化为宗旨;创立著名的“中华文化社”,先后以英、德、法、意等多种文字编译出版了中华文化丛书、中华艺术丛书、中华文化小丛书等,多达十余种类。如《中国文化史简编》、《复兴中之中国》、《中国与日本历史上之检讨》、《中国短篇小说集》、《宋人画集》、《中西文化》、《中国新建设》等,其中《中国短篇小说集》荣获柏林文学奖[8]P104-105。1933年、1935年,留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