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伪满洲国是日本统治下的殖民主义政权

伪满洲国政权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产物。

长期以来，一般认为伪满洲国政权就是单纯的傀儡政权。

本文从尊重历史事实的角度出发，以还原历史的真实为目的，从日本扶植伪满洲国政权的目的、伪满洲国政权施行的政治、经济和奴化教育的实际活动等方面入手，研究和分析了伪满洲国政权与日本军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揭露了伪满洲国政权在性质上更是一个殖民统治下的殖民政权。

日本军国主义制定的针对中国的“大陆政策”，以“九·一八”事变为导火索，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日本为了殖化中国、掩盖和美化侵略，炮制了伪满洲国；溥仪充当了伪满洲国的皇帝。

从1931年至1945年间，伪满洲国政权帮助日本对中国东北实施了长达14年之久的殖民统治。

在伪满洲国政权14年的殖民统治中，以溥仪为首的汉奸作为日本侵略者压迫和奴役中国人民的帮凶，在伪满洲国政府机构中担任要职。

伪满洲国政权机构及其官员按照日本统治政策行事，成为日本人操纵和利用的工具。

日本在伪满洲国推行《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北边振兴计划》和移民政策，推行“建国精神”的基本国策，即“日满一体不可分，王道乐土，道义世界的实现”，是日本对伪满洲国的统治总方针。

伪满洲国政权表面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政权，实质是在日本全面控制下，推行日本殖民政策的殖民政权。

一、伪满洲国的建立1931年“9·18”事变后，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迅速沦陷。

蒋介石还错误地把希望寄托在国联解决。

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一致通过调查团的派遣和五人调查委员的任命，在表决这一提案时，日本代表芳泽谦吉宣称：“日本军为保护日本国民的生命财产不受满洲各地的匪贼及不法势力的侵害，保留采取必要行动的权力”[1]。

当国联决定派遣调查团时，日本政府军部及关东军开始策化在被其占领的中国东北建立“新国家”。

不顾国际舆论的干涉，将伪满洲国政权建立于“国联调查团”之前。

早在1931年9月22日，日本关东军就制定《满蒙问题解决策案》。

它明确提出“要建立以宣统帝为元首、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得到我国支持的新政权，使之成为满蒙各民族的王道乐土” [2]。

此决策还规定这个新“国家”的政权包括国防、外交、交通和通讯都要委托日本帝国掌握或管理。

关于在国防和外交方面的经费，则由新政权负担。

这个决策实质上就是日本制造伪满洲国殖民政权的政治宣言，并构划和描绘出伪满洲国的施政蓝图。

为此，关东军开始策动“满洲独立”活动。

首先是收买和指使汉奸，在辽、吉、黑三省先后都建立了地方伪政权。

都声明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和张学良，这些伪政权表面上是由地方中国人宣布独立的，实际完全是由关东军和其特务机关直接控制下建立博物馆研究 2010年第2期（总第110期）•历史研究•论伪满洲国是日本统治下的殖民主义政权张微72的，既为日本阴谋策划全东北的殖民政权打下了组织基础，也为日本策划制造的汉奸政府提供了思想和实践基础。

溥仪是清朝的第十代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位皇帝。

1911辛亥革命爆发后，溥仪被迫退位，1924年又被冯玉祥将军的国民军赶出了紫禁城，彻底废除了皇帝的尊号。

溥仪认为大清毁在自己手里，下决心要恢复祖业。

溥仪把日本视为他复辟的第一个外援力量,日本为了收买和拉拢溥仪用尽了手段，终于在日本人的“保护”下，溥仪来到了东北。

但是没有象溥仪想象的那样，立刻当上皇帝，而是被日本人软禁在了汤岗子和旅顺长达一百多天，后来才辗转来到了长春。

1932年2月16日，溥仪在关东军的授意下，召集东北汉奸在奉天举行了出卖东北主权，建立伪国家的“建国会议”。

按照关东军事先的方案，组成“东北行政委员会”，并规定此委员会就是新国家成立前的过渡机关，张景惠为“委员长”。

“建国会议”连续召开了7天，由板垣等人所制定的建国实施方案，经本庄繁同意后，于2月25日以“东北行政委员会”名义发表。

“新国家”的国名为“满洲国”，元首称号为执政，“国旗”为红兰白黑黄的五色旗，年号为大同，首都定在长春，改称“新京”。

国家的政治为“民本主义。

”1932年3月1日，东北行政委员会按关东军的旨意，发表宣称要把东北变成“王道乐土”和“五族协和”国家的《建国宣言》，宣布“满洲国”成立。

3月9日，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

1932年9月15日,由日本政府审定、认可和批准，由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与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在伪满洲国“执政府”签订了《日满议定书》。

日本以条约的形式夺取了中国东北的主权后，则宣布承认伪满洲国。

1934年，日本根据殖民统治的需要决定伪满洲国实行帝制，同年3月1日，溥仪就任伪满洲国的皇帝，年号“康德”。

无论溥仪就任“执政”还是当皇帝，日本都明确指出满洲国不是清朝的复辟，亦不是清朝的延续，而是包括大和民族在内的“五族协和”的“新国家”，换言之就是日本卵翼下的殖民地国家。

二﹑伪满洲国殖民政权中的官吏与日本的关系1﹑伪满洲国政权官吏与日本的关系关东军在建立伪满洲国时，就竭力地要把伪满洲国打扮成一个“独立的国家”，而这个“国家”的政权，由中国人和日本人共同执掌，而日本人则处于掌握实权的地位。

伪满洲国初期，也就是在1938年8月8日，日本政府就制定出了《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简称为“八八”决议。

它规定了伪满洲国的性质是“与大日本帝国有着不可分关系的独立国家”。

所谓的不可分，就是彻底的从属关系，伪满洲国沦为日本的附属国和殖民地。

关东军司令官在伪满洲国，拥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掌握着伪满洲国的命脉，在所谓“内部指导”的招牌下，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各级汉奸官吏，一切都要听命于关东军和关东军掌控下的各级日本官吏。

这样在伪满洲国各级政府中，日本官吏与伪满洲国上至皇帝下到各部大臣，共同组成了伪满洲国政权，日本官吏处于主导的地位，汉奸官吏按照日本对伪满洲国的统治政策而行事，这就是伪满洲国政权的特点。

表面上中国人担任主要职务，而实权皆掌握在日本官吏手中。

伪满洲国是在日本关东军的武力支持73下建立起来的，关东军司令官自然在伪满洲国具有绝对的权力。

伪满洲国政府的任何举措，尤其是高级官吏的任免，事先都要得到关东军主要首脑的认可和同意。

在伪满洲国刚建立之初，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就与伪满洲国执政溥仪签订了秘密换文，其第四项就这样规定：“敝国参议府就贵国（日本）之人选有达识中央及地方各官署之官吏亦可任用贵国人，而其人物之选定委诸贵军（日本关东军）司令官之同意”[3]。

基本原则就是：一方面日本人可以充当伪满洲国官吏，另一方面伪满洲国重要官吏的任命一定要经过关东军司令官的同意。

在伪满洲国实行帝制后，日本侵略者为了进一步巩固在东北的殖民统治，加大派遣日本官吏的办法，在伪国务院、中央各部、各省公署内设立总务厅，总揽中央和地方的一切重要事务均由日本人担任。

与此同时，对地方行政区划也进行了改革，缩小省的范围，宗旨是加强日本关东军对地方政权的控制，增加各省公署里日本人官吏的比例。

而且进一步强化警察机关，确定各省警务厅厅长也要由日本人担任。

在伪满洲国的十四年中的殖民统治中，汉奸成为日本侵略者压迫和奴役中国人民的帮凶，他们在伪满洲国政府机构中担任正职，但都听命于日本人次长，按照日本统治政策行事，成为日本人操纵和利用的工具。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为了掩人耳目，把他们长期豢养的汉奸拉出来，组建了伪地方政府，象臧式毅、张景惠、熙洽等人在当时社会上属于官宦名流，在社会上也比较有名望。

日本便利用他们掩盖其侵略东北的行径，但是这些人的成分也比较复杂。

他们对伪满洲国政权有不同的政治目的，所以对日本人的殖民政策也产生了不同的认识。

他们有的是想借助日本的势力复辟清朝帝制；有的是死心塌地为日本人效力。

他们的思想意识受中国封建传统影响，掣肘了日本侵略者独揽伪满洲国的大权，这虽然直接影响了日本侵略者对伪满洲国的顺利统治，但为了社会保持稳定，伪满洲国地方政府机构基本上处于维持状态。

直到1935年，日本侵略者调整了伪政府官员，撤消了不听话的郑孝胥伪满洲国国务总理的职务，换上了更加忠顺的张景惠来接任。

为了防止伪满洲国中国官吏形成个人势力集团和范围，日本人还对他们实行不定期的调换。

亲日派人物更加受到关东军的重用。

对一些不懂日语的中国官吏又进行了淘汰。

日本侵略者为了把伪满洲国牢固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利用日本官吏和汉奸共同管理伪满洲国，为了欺骗中国人民和国际舆论，表面上任用中国官吏充当国务总理、各部大臣和省长等重要的职务，实际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重要部门都由日本人掌管大权。

特别是在伪中央部门、财政、税务、警察和专业技术部门，几乎全是由日本人把持着。

2﹑伪满洲国宫廷官吏与日本的关系伪满洲国宫廷官吏,是指伪满洲国皇宫内尚书府、侍从武官处、宫内府等办事机构的官员，其职责是掌管御玺、国玺；负责上奏军事、陪侍扈从溥仪出宫巡幸、视察、访问和阅兵，承担伪满洲国皇宫、溥仪及其“后妃”的安全保卫工作，随时为溥仪和“后妃”的日常起居、饮食等各种生活服务。

但是实际上，和伪满洲国政74权官吏一样，日本殖民统治者不仅在伪满洲国宫廷的各重要部门也同样安插了日系官吏，而且，在宫内还设置了宪兵队，溥仪所有的政治活动和私生活都处于日本人的掌控和监督下。

1934年3月1日，溥仪当了两年的执政之后，终于重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举行了登基仪式。

但是当时日本人不允许他穿龙袍,理由是日本人只承认溥仪是伪满洲国皇帝，而不承认大清皇帝复辟，登基时穿上日本人给设计的满洲国“大元帅正装”。

溥仪对此虽然感到失望，但溥仪从内心感情上还是非常的陶醉。

根据关东军的安排，为了表达日本让溥仪称帝的知遇知恩，为了表示“日满亲善”。

1935年4月1日，溥仪前往日本访问。

到了东京后，日本天皇裕仁亲莅车站，迎接并几次会见溥仪。

日本确实给予了溥仪最高的礼遇。

溥仪在日本停留了19天，日本人导演的这幕政治戏使溥仪内心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他要同日本一德一心。

溥仪在回国后颁发了《回銮训民诏书》。

日本鼓吹的“日满亲善”、“日满一德一心”，是要溥仪完全执行日本的统治政策。

访日后，溥仪不但要交出东北领土的主权，而且“满洲国”和日本的关系，就象是月亮和太阳一样，溥仪只有百依百顺。

同时，关东军在溥仪身边安设一名“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成为关东军和溥仪的联络人和关东军的代言人。

他的权利无限大，对溥仪的言行甚至私生活，都要进行严密监视和掌控。

由于对溥仪监视和导演有功，10年间他从陆军中佐一直升到日本陆军中将。

正象溥仪自己所说：“我出巡、接见宾客、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以至点头微笑，都要在吉冈指挥下行事。

我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见了什么人，说什么话，以及出席什么会，会上讲什么，等等，概听他的吩咐。

”[4]伪满洲国的宫内府的700多名职员中，设有帝室会计审查局，和总务处、内务处、掌礼处、侍卫处、皇宫近卫处等，日本人虽然只占十分之一，但占据着重要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