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与清代考据学
陈垣
1901—1902年，“学而优则仕”思想观念的转变
故居内景
革命青年（1905—1923）
革命报人
1905年全国各地纷 纷组织“拒约会”，抗议 美国拒绝废除与清政府签 订的《华工禁例》，陈垣 为广州“拒约会”负责人 之一，参与创办《时事画 报》，经常以“谦益”、 “钱罂”为笔名撰文，宣 传民族主义和民主革命思 想。1911年初，参与创办 并主编《震旦日报》及其 副刊《鸡鸣录》。
学术大师（1917—1936）
陈垣和启功
励耘教诲
1920年华北大旱，陈垣参 与筹办“北京孤儿工读园”。 1921年创办平民中学，不 收学杂费，自任校长，兼教文 史课程。 1922年以后至抗战前，历 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 辅仁大学、燕京大学教授，北 平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 1929年6月任辅仁大学校 长。
学术大师（1917—1936）
援庵史学——不为乾嘉作殿军
1920年，陈垣带领樊守执等人对藏于京师图书馆的文津阁《四库全书》 作全面清点，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首次全面调查研究《四库全书》。 1922年先后撰成《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先生在 研究当中，对历史学科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他融会贯通地运用清代乾 嘉考据学，并对乾嘉考据的成就和方法进行了系统总结，进而发展了目录 学、年代学、史讳学、校勘学，开创了史源学，代表作如《二十史朔闰 表》、《中西回史日历》和《史讳举例》等。 在研究宗教史的同时，还注意研究元史，从事《元典章》的校补工作， 并采用了两百种以上的有关资料，写成《元西域人华化考》一文，在国内 外史学界获得高度评价。
伏枥老骥（1949—1971）
政治青春
面对同辈学人的纷纷南下，陈垣坚定地留在了新中国的首都北 京。此后，他积极参政议政，为人民政府建言献策，先后当选为第 一、二、三届人大代表、常委，并率团参加西南地区土改运动。 1959年1月28日，79岁的陈垣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人 生的政治归宿。
陈垣先生与明清档案文献整理
作者： 梁继红
作者机构：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出版物刊名： 文献
页码： 188-196页
年卷期： 2012年 第2期
主题词： 明清档案;文献整理;陈垣;档案文献保护;内阁大库;文化价值;北洋政府;北京大学
摘要：陈垣先生是近代最早认识到明清档案文献的学术与文化价值，并积极领导明清档案文献保护、整理和研究的学者之一。
1922年，北洋政府出售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的“八千麻袋事件”发生后，北京大学积极谋求将内阁大库劫馀档案划归北大整理。
陈垣先生时任教育部次长，代理部务，在他的积极“斡旋”之下，北大得以接收这批档案。
从此开始，他与明清档案文献紧密相连，为近代明清档案文献整理做出了开创性的突出贡献。
史学导论
史学导论试题1)1、《文心雕龙》的作者是刘勰3)3、“五朵金花”之称的中国古代史分期、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的形成、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
4)4、斯大林指出的民族的4个特征,(即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文化),5)5、史学三才是指史才、史学、史识（刘知己），章学诚在其著作《文史通义》中明确“史德”概念。
6)还相应地在中央和地方设立专门机构加以管理。
周的“天府”、汉的“兰台”、唐的“国史馆”、宋元的“架阁库”、明的“皇史馆”、清的“内阁大库”。
7)石刻铭文中价值最大的记事碑，它们往往记录了史书中没有的重要史事。
如唐德宗建中二年（781）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了唐太宗时期景教、基督教流入中国，并在长安建寺传教的情况。
8)史料的讹误主要有三种类型：记录时产生的讹误、流传中产生的讹误、有意作伪9)流传中产生的讹误;错字、衍字、倒字、脱字、并字10)史料学专治史料，内容主要有辨伪、考证、校勘、搜集和整理史料。
11)张心徵《伪书通考》统计，经部伪书七十三、史部伪书九十三、子部伪书三百一十七、集部伪书一百二十九。
12)明代胡应麟作《四部正讹》，第一次提出八点辨伪方法，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扩张为十二点。
13)学案体始创于明末清初的黄宗羲。
他广泛收集明代学者文集、语录，文析宗派，条整源流，著成真正开创学案体的专著《明儒学案》，后又作《宋元学案》14)文献校法：对校法、本校法、它校法、理校法、15)中国史著体裁的分类：编年体、纪传体、记事本末体、章节体16)会要体是我国古代史书的体裁之一。
这种体裁创始于唐人苏冕的《会要》，完善于宋人王溥的《唐会要》。
它按朝代汇集史事和典章制度，故称“会要”。
明清两代的此类史著也称“会典”。
17)清代考据学大为发展。
钱大昕《二十一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二十二史札记》。
18)历史书籍编著的基本要求：1、明确书著的阅读对象2、弄清楚书著编写的任务、目的3、定下分期和断限4、确定史书的体裁和结构5、注意文字表述19)各时代史著内容不同，其形式也往往不同，如魏晋时期佛、道盛行，《魏书》特别设立“释老志”；隋唐科举制度创立，《新唐书》增加了“选举志”，还有”府兵制”；20)起居注是古代帝王言行录，最早出现于唐代，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21)陈垣在《校勘学释例》中提出“校法四例”，将历代校勘古籍的方法归纳概括为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22)甲骨文四堂：郭沫若（字鼎堂）、董作宾（字彦堂）、罗振玉（号雪堂）和王国维（号观堂23)罗振玉作《玺印姓氏徵》。
史料的鉴别——精选推荐
第三节史料的鉴别本节从史书的辨伪、史料的校勘和史事的考证三个方面介绍史料的鉴别方法，目的在于强调史料的鉴别是历史研究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是保证史料是否真实的必要手段；掌握一些基本的鉴别史料的方法是史学工作者必须的基本功。
一、史料鉴别的必要性将搜集起来的史料加以整理以后，固然方便了史料的利用，但仍然不能马上就利用。
史料很可能真伪错杂，互相抵捂，需要加以辨别，去伪存真，以保证史料的真实性。
郭沫若说得好：“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
材料不足，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更加危险。
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结论。
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
”（《十批判书》）。
可见，史料是否真实，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前提。
鉴别史料的真伪，是历史研究不可缺少的最基本的环节。
史学认识成果是否正确，有没有坚实的基础，首先就在于有没有鉴别史料的真伪问题。
史料的鉴别或称考证，归纳起来不外两种：一是外考证，即史书的辨伪与文句的校勘；二是内考证，即对史事的真实性加以鉴别。
二、史书的辨伪在我国汗牛充栋地古文献中，有不少伪书。
如仅据近人张心澂在《伪书通考》中的统计，伪书计有经部73部，史部93部，子部317部，集部129部。
伪书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内容全伪者，如《孔子家语》、《鬼谷子》；有部分伪者，如《列子》、《竹书纪年》；有内容不全为伪而书名伪或书名、著者全为伪，如《春秋左氏传》、《商君书》；也有内容虽真，但时代为伪者等。
伪书的出现，使史料真假难辨，是逮不清，这些都为研究者征引史料带来了种种问题，不能不加以注意。
辨别伪书的工作早在汉代已经开时，人们在长期的辨伪工作中也积累了许多切实可行的经验与方法。
明代胡应麟[链接：胡应麟（1551-1602），明代学者。
字元瑞，后更名明瑞。
浙江兰溪人。
藏书丰富，达四万余卷。
在史学方面，主要从事对史书、史家及史事的评论，间或对某些史实做出考订。
“他校”与“对校”“理校”关系之浅析
“他校”与“对校”“理校”关系之浅析作者：童坦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12期童坦（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0）摘要：“他校”与“对校”“理校”都是陈垣校勘体系中的科学方法。
“他校”与“对校”“理校”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厘清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加深我们对陈垣校勘学思想的理解，进而更好地利用这一科学理论指导我们的校勘工作。
关键词：陈垣；他校；对校；理校；区别；联系中图分类号：G256.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 2015)12-0138-03校勘学，在我国是一门古老的学问。
从宋代开始，就有纯粹的校勘学著作问世，校勘学已然成为一门自觉的学问。
到清代，随着文字训诘学、考据学的兴盛，校勘学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至近现代，校勘学者更是自觉地对校勘方法的理论体系进行研究与总结。
清代学者吴承志的《逊斋文集·校管子书后》总结了“大略尽之”的改字5例：“据善本校改”“据古书校勘”“据注文校改”“据本书校改”“据文义校改”。
清末民初藏书家叶德辉的《藏书十约·校勘七》也归纳出两种校勘方法：“活校”与“死校”。
上世纪20年代初梁任公在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中也提出了影响后人的4种校勘法。
但真正做出科学总结并被公认为校勘正规方法的则是近人陈垣在《校勘学释例》（《元典章校补释例》）中总结的“校法四例”，即“对校”“本校”“他校”和“理校”4法。
这4种方法在本质上构成了一个各要素具有相互关联性的整体，成为指导古籍校勘者的科学理论体系，推动了我国古籍整理事业的发展。
自陈垣“四校法”问世以来，学者们对其阐释和探究之论也是层出不穷，对4法之间的关系也各有看法。
本文也试图通过对陈垣“他校”“对校”“理校”三法的分析，在揭示其理论内涵的同时，就“他校”与“对校”“理校”的关系发表一些自己的见解。
一、“他校”与“对校”“理校”的区别（一）“他校”与“对校”的不同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
简述陈垣在历史考证学方面的主要贡献
简述陈垣在历史考证学方面的主要贡献陈垣是中国现代历史考证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对历史文献的深入研究和广泛掌握让他成为中国学者中的翘楚，他的主要贡献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强调独立思考陈垣从一开始就强调学者需要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他认为学者不应该盲从前人的观点，而是需要自己去研究历史文献，找到其中的蛛丝马迹，透过现象看本质。
他反对传统的历史学研究方法，像是把文献堆积起来，机械地做比较和评论，他认为这种做法只会让人迷失于琐碎细节中，永远无法得出实际的结论。
2.推崇社会历史学陈垣提出了社会历史学这个重要的概念，社会历史学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历史、研究历史，它以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为依据，通过研究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中的各种现象，去探究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他认为，历史不仅仅是统治阶级的政治史和重大事件的战史，而是由各种不同领域的历史构成，人们需要去认识和研究这些领域中的历史，才能真正了解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
3.对汉唐文献的深入研究陈垣在汉唐文献方面拥有很深入的研究，他对这些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保存，并研究了其中的许多重要内容，他对各种汉唐文献的掌握程度是当时中国学者中最为深入的。
他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历史学界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其他学者都在他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4.重视史料形态研究陈垣在历史文献研究方面，非常注重对史料形态的研究。
他认为，史料形态对于史料的产生和传承具有重要的作用，它们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条件和历史背景，也体现了文化和语言的特点。
他在对古代文献进行研究时，总是先研究它们的形态特点，因为通过对史料形态的研究可以发现很多隐藏在史料中的信息。
5.倡导历史学与社会实践结合陈垣认为，历史学应该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这样才能真正为社会发展服务。
他在多个场合强调，历史学应该着重分析社会现象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从而在社会实践方面发挥实际的作用。
他认为，历史学的探究不应该是为了孜孜不倦地挖掘过去，而是为了把握当代和未来，为人类未来的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中国古典文献学知识点 (1)
导论两汉在儒家经典文献整理上出现过几次由官方主持的大型会议或活动，专门审定经义、校订经文。
第一次是西汉宣帝甘露三年，宣帝诏群儒在石渠阁论定五经同异，留下一部《石渠议奏》，后亡佚。
第二次是东汉章帝建初四年，在自虎观召开群儒大会，考论经义同异。
会议讨论的结果是产生一部《白虎议奏》，乂称《白虎通德论》，经班固撰集后，题作《白虎通义》。
第三次是东汉灵帝熹平四年，灵帝诏诸儒正定经书文字，校书宜和书法家蔡邕亲自书写于碑，使工锈刻，立于太学门外,供后儒晚学取正经文，史称“襄平石经”。
魏晋时期在古典文献的传播与发现上有两件大事值得关注。
一是魏正始三体石经的刊刻。
按古文、篆文、隶书三种字体刊刻儒家经典，故称为三体石经或三字石经。
二是汲冢竹书的发现。
流传至今的有《竹书纪年》《穆天子传》。
隋、唐两朝，唐太宗命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共同撰写了《五经正义》，即《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
唐代的壁经和石经。
唐代的石经提议于大和元年，开雕于大和九年，雕成于开成二年，因此称为开成石经。
五代时在古典文献学史上最值得书写的大事是蜀石经与雕版印刷九经。
后唐长兴三年由国子监主持雕版印刷九经，是中国古典文献学史上的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
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袁枢还首创记事本纪事本末体，成《通鉴纪事本末》。
有一些史料价值很高的著述体裁都是在宋代兴盛起来的，像年谱。
南宋郑樵《通志》《艺文略》《校睡略》。
王应麟最能体现王氏古典文献学考据才能的著作是《汉书文志考证》、《困学纪闻》。
元胡三省《资治通鉴注》，马端临《文献通考》。
明《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
清代是继宋代之后中国古典文献学发展的又一高峰时期。
清代的古典文献学长于考据，并坚持把考据建立在扎实的小学基础之上。
因此，这种考据学又被称为汉学，与长于义理之学的宋学相对立。
又因为清代考据学作风朴实而被称为“朴学”。
清人的考据学家层出不穷，在整理和研究古典文献上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doc】陈垣与傅斯年治史异同论
陈垣与傅斯年治史异同论No.2.2003江西社会科学JiangxiSocialSciences?历史研究?陈垣与傅斯年治史异同论一江心力(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陕西西安710069)【摘要】陈垣和傅斯年作为中国二十世纪的两住史学大师,其治学风格有异有同.他们一重"土法",一用"洋法",但都以史料为治史的基点,以发扬民族文化为活史的理念,留下了丰富的史学遗产.【关键词】史料;土法;洋法;民族文化本位【中图分类号】K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l8X(2oO3)o2一Oll8一O5陈垣靠自学成才,用中国传统的方法治史,成绩卓着.傅斯年留学欧洲多年,力主引进西洋的史学理论,其治学方法的取向与陈恰成背反.但在治史的实践中,二人则经常合作,互相推许.【l1他们以史料为治史的基点,以发扬民族文化为治史的理念,成为二十世纪中国两位着名的史学大师.一,以"史料"为治史的基点蒋俊在<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进程>一书中,将陈垣,傅斯年归入"史料建设派",认为"史料建设派的开山是王国维,主将是陈垣,陈寅恪,而旗手则是傅斯年."121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则把陈垣列于"考证学派",将傅斯年归入"史料学派".尽管许氏将陈垣从史料学派分离了出去,但他同时也认定陈垣的史学成就"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这些辅助学科(指校勘学,目录学,年代学,史讳学等)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以及它们在长期运作中形成的史料学"I1.可以说,史料学是陈垣,傅斯年治史的共同的基点.重视整理研究文献资料是陈垣在长期的治史实践中形成的学术风格.他12岁那年见到张之洞的<书目答问> 后,便爱不释手,随之将自己感兴趣的书目抄了下来,反复背记,渐渐学会"按着书目买自己需要的书籍"141.此后,"更进而阅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后几年中,又把这本书读了好几遍"151,从此掌握了丰富的目录和古籍文献知识.为研治史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后他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任教,所开设的课程主要是中国史学名着评论课,足见他对历史文献资料的重视.在谈治学心得时,陈垣将自己的史学研究过程分作三个阶段:"第一搜集材料,第二考证及整理材料,第三则联缀成文.第一步功夫需长时间,第二步亦有十分三时间,第三步十分二时间可矣."i6'可见陈垣将史学研究的重心放在了搜集和整理材料上.白寿彝先生就此评论说"他在史学最大的贡献,是在不少方面为近代中国历史文献学打下了基础."171如果说陈垣是因为继承了中国的史学传统而重视史料整理的话,傅斯年则明显的是在汲取西方的史学理论后,从理性的角度认识史料学的地位的.在留学欧洲时,傅斯年接受了朗克实证主义史学的洗礼.朗克学派认为,历史学的根本任务是说明"真正发生过的事情",要想明白历史的真相,只有穷本溯源,研究原始资料.他们认为,当事人或目击者提供的证据是最珍贵的,档案,古物一类的原始资料乃是历史的瑰宝.治史者要持"不偏不倚"的态度,让史料本身来说话.这样历史学才能成为科学.傅斯年回国后于1928年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明确指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我们只是要把史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很明显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材料之内使他发现无遗,材料之外一点也不越过去说.后来,他又在<史学方法导论),<(史料与史学)发刊词>等论着中,对以史料为出发点的治史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发.他一再强调,"历史的对象是史料,离开史料,也许成为很好的历史哲学和文学,究其实与历史无关"I引."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收稿日期12002—09—15【作者简介】江心力(1963一),男,山东省嘉祥县人.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博士生,聊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118?不是作疏通的事业."Ilol并明确指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同仁们治史,不发"空论",不谈"史观","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I】.基于陈垣在史料整理方面的高深造诣与深厚功力,傅斯年筹备语言研究所时,将陈垣聘为兼任研究员.傅斯年在手拟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聘书"草稿中说:"我国历史语言之学本至发达,考订文籍,校勘史料,固为前修之弘业.分析古音,辨章方言,又为朴学之专旨.当时成绩,宜为百余年前欧洲学者所深羡,而引以为病未能者.不幸不能与时俱进,坐看欧人为其学者,扩充材料,扩充工具,成为今日之巨丽"I1.傅斯年与陈垣都十分重视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但陈垣看重的是文献材料,而傅斯年除看重文献史料外,更注重扩充文献之外的文字和实物史料,更注重扩充搜集整理史料的工具.根寻史源是陈垣对史料学的突出贡献,他认为研究历史须对史料进行审订,找出原始的根据,然后才能稽考史实,订其讹误.对于史书的记载,"非逐一根寻其出处,不易知其用功之密,亦无由知其致误之原"II3】.他为学生开设"史源学实习"课,训练学生根寻史源的能力,教学生考察史着,看其使用的材料是否可靠,记述是否正确.与陈垣重视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不同的是,傅斯年更关注史料的扩充.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中说:"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他特别重视搜集新材料,说近代以来西方学术所以发展迅速,就是因为他们不仅依靠文献的记载,而是"动手动脚找新的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中国的史学要想进步,也必须在这方面寻求出路.他说:"我们要能得到前人得不到的史料,然后可以超越前人;我们要能使用新材料于遗传材料上,然后可以超越同见这些材料的同时人.新材料的发现与运用,实是史学进步的重要条件."…】总的来说,陈垣与傅斯年都是把搜集整理和考订史料看作是治史第一义的学者,所以有人将他们全部归人史料学派,或归人新考据学派.但他们对待史料的认识是有所不同的.陈垣把搜集整理史料看作是史学的主要的工作,是史学研究的最重要的,用时最长的两个阶段;而傅斯年则将其看作是史学的全部工作,是史学研究的全过程.显然,陈垣对史料的看法和理解是更切合实际的,而傅斯年的认识却未免失之偏颇.他们在搜集整理史料的范围方面,二人的取向也有明显的差异,陈垣着意于搜求传统的文献资料和文字资料,而傅斯年力倡扩充史料的范围,除文献资料和文字资料之外,举凡人们生活的一切遗存,地下埋葬的古文字,古器物,地上遗留的古建筑,雕塑,人们的观念信仰,民俗传说等等,全部纳入了史料的范围,应该说在这方面傅斯年对于史料学及历史研究的贡献是巨大的.二,"土法","洋法"异曲同工'陈垣侧重于使用文献资料,其治史的方法路径更具有传统的色彩,他以目录学为治史的门径,以年代学,避讳学为基本工具,以校勘学为治史的核心方法.所以胡适称赞他的《元典章校补释例》是"土法校书的最大成功,也就是新的中国校勘学的最大成功"II5】,后来也有人评价他是"以土法治校勘学获得空前大成功,而岸然屹立于崇洋浪潮中的新史学家"I】.陈垣用"土法"治史的成就为学界所瞩目,由此确立了中国传统史学方法在中国近代史坛上的地位.与此不同的是,傅斯年受欧洲史学理论方法的影响较深,他倡导使用"各种科学的方法",借助于现代考古学,语言学的材料,将历史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使之成为"客观的史学","科学的东方学".与陈垣相比,他所提倡的方法便可以称之为"洋法"了.以目录学为治史门径,是传统史家一贯倡导的治史方法,至清代,这种方法更为考据学家们广泛应用.王鸣盛曾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I川.章学诚也指出目录学的功用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怎样利用目录学治史,他们都没有作多少具体的说明,更没有升华到理论的高度.陈垣继承了清代的学术传统并予发扬光大,他不仅用这种方法用于治史的实践,身体力行,而且从理论的层面上进行总结说明.他的高足柴德赓对此深有体会,他说:"陈先生搞目录学,是把它作为工具,作为手段,通过它掌握材料,做科学的研究"I….年代学和避讳学是传统学者治史的工具,陈垣对此进行了革新改造.随着中国史学走向世界,中国过去的《纪元编>等纪年工具书已显得陈旧,而当时通行的年表,又只有中西纪年对照,而无日月可查,学者多感不便.陈垣花费大量精力,于1925年编出<中西回史日历>和<二十四史朔闰表>,解决了史学研究中一个复杂的技术问题,为中外史学的接轨作出了贡献.胡适认为这是对前人年代学工作的总结,他说:"我们应该感谢陈先生这番苦功夫,作出这样精密的工具来供治史者之用I'..刘乃和也指出,是书"出版六十多年来,学人称便,内容有其自己的特点,为目前其他历史表所不能代替."1201周秦以后至民国以前的二千多年间,撰文着书若遇当代君主或尊亲之名,都要用一定的方法回避,这就是避讳,又称史讳.这给古书带来的文字语言混乱十分严重,ll9为后人阅读古籍增添了许多困难.陈垣"意欲为避讳史作一总结束,而使考史者多_f-j路,一钥匙也"",于是撰成《史讳举例》.此书不仅全面清理了历代避讳的习俗,而且系统地总结了前人避讳学的研究成果,为后人整理古籍,考证史事,在学术上提供了重要的工具.最能代表陈垣先生治史方法特色的当属校勘学了.自孔子以来,学人一直用这种方法整理古籍.也有不少人在其有关论着中谈及校勘的方法,但始终缺乏系统的总结.陈垣指出,"校勘为读史先务,日读误书而不知,未为善学也",他撰成《元典章校勘释例》,后改名为《校勘学释例》,第一次用近代科学方法对中国传统的校勘学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全书凡6卷,前5卷全面系统地归纳了古籍致误的通例,第6卷提出了校勘的4种方法,即"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以其科学的精神,缜密的方法和严谨的论证,将二千年来中国传统的校勘实践升华为近代科学的校勘学.傅斯年史学方法的起点显然与此不同.早在北大读书时,傅斯年就十分讲求治学的门径,他告诫中国的青年学生不要急于读故书,读故书就像"披沙捡金",很不容易,"应当先研究西洋的有系统的学问,等到会使唤求学的方法了,然后不妨分点余力,去读故书"1.他呼吁认真学习西方的逻辑方法,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他留学归来后,创办史语所,更致力于扩充研究的材料,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他提出搜集史料,要"扩张到史籍以外的东西……如地下材料的彝器,甲骨,简牍,明器"等等忙.基于这种认识,他在史语所设置了考古组,使之与历史组,语言组鼎足而立.为什么要进行考古发掘?他说, "考古学是史学的一部分","在史学当中是一个独异的部分",科学考古所得的资料,是直接的史料,是最可靠的史料.他说"古代历史,多靠考古去研究,因为除古物外,没有其他东西作为可靠的史料",进行上古史的研究,"舍从考古学人手外,没有其他的方法"1.傅斯年的话似乎说得有点过了头,过于忽视文献资料的价值显然是不应该的,但在当时大家对于科学考古为何物知之甚少的情况下,他的说法确也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将考古学作为研究古史的方法路径,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现代,都是有重要意义的.早在北大读书时,傅斯年就提出语言文字之学是读一切书的门径,是治一切学问的"基本功夫",并打算研究"中国语言学的起源演变"过程】.在欧洲留学期间,他又认真学习了西方的比较语言学,语音学.语言文字的研究在欧洲兴起较晚,但近代比较语言学,实验语音学兴起后,发展迅速,因而对历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德国,法120?国,很多研究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的学者,都使用了语言文字的考据方法.傅斯年回国后曾在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亦足见其对语言学研究的重视.1936年,他撰成《性命古训辨正》,最终提出了"以语言学的观点解决思想史中之问题"的史学方法.傅斯年一生所喊的最响亮的口号是用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治史.他说:"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的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的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的大成."又说"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I261 我们上面所说的所谓"土法","洋法",只是就陈垣,傅斯年学术方法的主要方面而言.实际上,陈垣用"土法" 治史,但也绝不排斥"洋法".他曾将自己的史讳学与西方的纹章学视为同列,他也很注重接受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如1920年写定的《元也里可温教考》,便大量采纳了日本学者的论证.他受西洋汉学的影响,继伯希和,王国维之后,考证西方宗教在中国的流传情况,撰成《摩尼教传人中国考》,并致力于西方宗教入华史的研究.特别是1922年与北大发生联系之后,与西方学术接触的机会增多,先是与胡适,后来与傅斯年,陈寅恪等留学归国的学者们切磋学问,其搜集史料的范围,亦不限于文献资料,金石碑刻资料也受到相当的重视.傅斯年提倡用"洋法"治史,但对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也予以采纳.早在学生时代,他就认为清代的学问,"注重故训","实事求是","很有点科学的味道."忙'后来,他又经常称道司马迁"若干观念比十九世纪的大名家还近代些",称赞欧阳修作<集古录》下手研究直接材料,"是近代史学的真功夫",对于顾炎武,闫若璩更是推崇备至,号召史语所的学者"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忙.1.他自己在古史研究的过程中,更是时时注重使用中国传统的考据学的方法.他曾亲自校勘《明实录》,使用的就是陈垣提倡的校勘学的方法.陈垣使用"土法"而借鉴"洋法",傅斯年提倡"洋法"而兼采"土法",二者各有所重,相得益彰,都成为近代名重史林的大家.三,殊途同归的民族文化本位治史理念陈垣早年潜心于学术研究,最重史实考据.自"七?七"事变前后,随着中国民族危机的加深,他的治史理念发生了显着的变化,提倡治史以致用.他在1943年写给方豪的信中说:"至于史学,此间风气亦变.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于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亦欲以正人心,端士气,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1291.后来他又公开宣称,"古人通经以致用,读史亦何莫非以致用"?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陈垣写出了一系列历史着作,如《清初僧诤记》(1941),《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1941),《中国佛教史籍概略》(1942),《通鉴胡注表微》(1945)等,自觉地保存和发扬民族文化的精华.正如他的学生启功所说: "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是民族生命和灵魂,更是各个兄弟民族团结融合的重要纽带,也是陈老师学术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中心"I….傅斯年的史学观念,史学研究的经历与陈垣有些相似.起初,他曾明确提出史学研究不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只要有少数"书院的学究"把精力消耗到这里就行了,它"反正没有一般的用处,自然用不着引诱别人也好这个"[321.他倡言治史者应是"只求证,不言疏",力注将历史哲学,史论排除在史学之外,显然他是极力反对史学研究的致用功能的.但是后来,特别是"九?-it."事变之后,亡国灭种的危险日益加剧,傅斯年不仅撰写有致用价值的学术着作,而且大量撰写抗日救国的文章,并积极从事政治活动.这时,他的治史理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主张通过修史和编写历史教科书说明中国历代与外夷争斗的艰难,说明国衰国亡时的耻辱,说明民族英雄的生平和兴隆时代的远略.从而"借历史锻炼国民的自重心(不是自大心),启发强国的民族意识,以便准备为国之独立与自由而奋斗……使中国人为世界文化之继承者,促进者."[331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必然导致爱国主义思想的产生.激扬爱国精神是陈垣后期治史的根本理念.在日伪统治时期,他闭门谢客,撰写《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和《通鉴胡注表微》.名为考史论史,实则表彰宋末,明末遗民不肯事敌的高尚爱国情操.陈垣1950年在致友人书中回忆说:"北京沦陷后,北方士气萎靡,乃讲全谢山以振之.谢山排斥降人,激发故国思想.所有《辑覆》,《佛考》,《诤记》,《道考》,《表微》皆此时作品,以为报国之道尽于此矣.所着已刊数十万言,言道,言诤,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局耳."1341最能反映陈垣爱国思想的是《明季滇黔佛教考》和《通鉴胡注表微》.前者所歌颂的是明末遗民的抗清意志,正如柴德赓所说:"这本书确实充分表达了陈先生的爱国思想,很多西南朋友读了,非常感动"【3.陈寅恪为之作序,中肯地指出此书的意义在于表彰明末遗民的民族气节,具有政治史的深刻内涵.他说:"明末永历之世,滇黔实当畿辅,而神州正朔之所在也.故值艰危扰攘之际,以边缴一隅之地,犹能萃集禹域文化之精英者,盖由于此也.及明社既屋,其地之学人端士,相率遁逃于禅,以全其志节,今日追叙当时政治之变迁,以考其人之出处本末,虽日宗教史,未尝不可作政治史读也"I圳.解放后重印此书时,陈垣自己也强调说:"此书作于抗日战争时,所言虽系滇黔佛教之盛,遗民逃禅之众,及生徒拓植本领,其实所欲表彰者乃明末遗民之爱国精神,民族气节,不徒佛教史迹而已."傅斯年的爱国主义思想突出地表现在他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关注和力主抗击外来侵略.傅乐成曾说:"孟真先生一向被人目为自由主义者,但强烈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在他的思想中至少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3.1931 年"九?-it."事变以后,日军武力侵占我国东北地区,其御用文人也撰写文章,鼓吹"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为驳斥日人谬说,以正视听,同时让国人了解东北地区的历史,以激发爱国的热情,傅斯年乃邀学界同仁,共同撰写东北地区通史《东北史纲》.他在卷首引言中写道: "就历史论,渤海三面皆是中土文化发祥地.辽东一带,永为中国郡县;白山黑水,久为中国之藩封.永乐奠基东北,直括今俄领东海滨阿穆尔省.满州本大明之臣仆,原在职贡之域,亦即属国之人.就此二三千年之历史看,东北之为中国,与江苏,福建之为中国又无二致也."该书用毋庸置疑的事实,说明了东北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后来李济将此书的主要部分译成英文,交国联派来的李顿调查团,有力地驳斥了日人的谬论.这是一部既有重要政治意义, 又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着作.劳干评论说:"《东北史纲>一书,除去对于古代民族的演变有一个正确的整理之外,并且对于东北一地对中国有深切的关系,尤其有一个精详的阐发"【3.陈巢也说:"这部用民族学,语言学的眼光和旧籍的史地知识,来证明东北原是我们中国的郡县,我们的文化种族和这一块土地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种史学方法和史识,是最现代的,科学的."1401在此后的十几年中,傅斯年还大量发表政论文章,极力谴责日军的侵略行径,力主抗战,反对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他在《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文中指出:"我们中华民族说一种话,写一种字,据同一的文化,行同一的伦理,俨然是一个家族."同时还说"我们老百姓的第一志愿是统一,第一要求是统一,最大的恐惧是不统一,最大的怨恨是对于破坏统一者",他反复说明自秦汉以后,中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和民族,几千年来,统一是中国的主流和人心所向.他坚信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指出赢得胜利的力量存在于民众之中.他说:"中国人之力量,在三四万万农民的潜力,而不在大城市的统治者及领袖, 中国的命运,在死里求生,不在贪生就死.历史告诉我们,121?中华不是个可以灭亡的民族,事实告诉我们,倭人不是一个能成大器的国家"lI.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傅斯年十分重视通过讲述中国历史,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说明中国不会分裂,更不会亡国灭种的道理.总而言之,陈垣一生从事学术研究,继承史以致用的传统.他的前期侧重于文化方面,旨在肯定民族本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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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编写内容要求及审查大纲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编写内容要求及《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审查大纲一、概述
㈠矿区位置、隶属关系和企业性质。
如为改扩建矿山, 应说明矿山现状、
特点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㈡编制依据
(1简述项目前期工作进展情况及与有关方面对项目的意向性协议情况。
(2 列出开发利用方案编制所依据的主要基础性资料的名称。
如经储量管理部门认定的矿区地质勘探报告、选矿试验报告、加工利用试验报告、工程地质初评资料、矿区水文资料和供水资料等。
对改、扩建矿山应有生产实际资料, 如矿山总平面现状图、矿床开拓系统图、采场现状图和主要采选设备清单等。
二、矿产品需求现状和预测
㈠该矿产在国内需求情况和市场供应情况
1、矿产品现状及加工利用趋向。
2、国内近、远期的需求量及主要销向预测。
㈡产品价格分析
1、国内矿产品价格现状。
2、矿产品价格稳定性及变化趋势。
三、矿产资源概况
㈠矿区总体概况
1、矿区总体规划情况。
2、矿区矿产资源概况。
3、该设计与矿区总体开发的关系。
㈡该设计项目的资源概况
1、矿床地质及构造特征。
2、矿床开采技术条件及水文地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