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常生活审美化”到“日常生活泛艺术化”

摘要:论文对中国学界近年来的热点话题“日常生活审美化”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反思。反思涉及到“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命题本身,重点展开则在中国当代社会“日常生活泛艺术化”的基本表征,以及汉语学界所谓“美学”学科两个层面。

关键词:日常生活泛艺术化;中产阶级;新型文化媒介人;审美;艺术哲学

自陶东风先生2000年在扬州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日常生活审美化”以来,中国学界对其所展开的讨论已持续了八年之久。这种讨论还逻辑地引发了对中国现代美学、文艺美学学科理论的再反思。总观这些讨论与反思,笔者认为有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尚需深入思考:第一,用“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命题来表征(中国)当代社会日常生活中的相关实践恰当吗?第二,中国当代社会所发生的“日常生活泛艺术化”的基本表征到底是什么?第三,对于汉语学界的所谓“美学”学科,我们到底应该从何处着手进行反思? 对于第一个问题,笔者已在《当代中国文化中的“泛艺术化”符号》①一文中进行了清理,并在清理的基础上提出了“日常生活泛艺术化”的新命题。对于后面两个问题,笔者力图尝试性地在本文中作出梳理与阐释,同时由于学识所限,也提出一些问题,供大家进一步思考。

一 中国当代社会“日常生活泛艺术化”实践基本表征反思

其实,笔者在此想问的是“西方理论与中国问题及实践”这个中国学界长期以来未曾较好解决的问题,就本节所涉论题来说,就是“日常生活泛艺术化”与中国文化结构、社会历史语境本身的纠结问题,一直以来没有得到较充分的清理,从而使中国本土的“日常生活泛艺术化”实践的基本特征未彰显出来。相关论述多是对西方理论较为简单的梳理与演绎,或者化用西方理论搔痒似的谈论中国问题与实践(当然也不乏作得较好的先行者)。 提到中国本土“日常生活泛艺术化”实践的基本表征,有两个问题值得再思考:第一,“日常生活泛艺术化”的主体是“中产阶级”吗?第二,中国当代社会“日常生活泛艺术化”实践的状况到底是怎样的?

(一) 第一个问题不仅涉及“中产阶级”(middle class)这个西方外来概念的界定,而且关涉到上述第二个问题。 对于“中产阶级”的专业研究,主要发生在经济学界与社会学界,使用则包括文艺界。综观他们的研究,我们很容易发现他们使用的模型与评价标准很不统一,得出的结论也不太一致。在此,笔者无意也无力作出类似的政治学或文化学的新探讨,而在意于他们的研究给我们留下的启示。李路路、李升两学者基于“再分配→市场”转型的二元分析框架,把中产阶级分为“内源中产阶级”与“外生中产阶级”两种类型,前者更多延续再分配体制特征,后者则主要在市场化的体制中产生。在此基础上,他们通过对这两种类型在“代际延续性”、“政治意识”和“消费意识”三个方面的特征的分析,指出它们在“这三个方面的特征表现是不一样的”,并且“这些不同的性格特征造就了中国中产阶级不同的社会功能,暗示着中国中产阶级群体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群体”②。在文中,他们还用统计数据表明,当代中国“内源中产阶级”的比率(81. 6% )明显高于“外生中产阶级”(18.4% ),前者居于高收入层的比率也比较高。李培林、张翼两学者的分析则是问题大于结论③。他们以对中国目前人们的经济社会地位影响较大的三个指标(收入水平、职业类别和教育资本)作为测量指标,把符合这三个指标的人群定义为“核心中产阶级”,符合其中两个指标的定义为“半核心中产阶级”,符合一个指标的定义为“边缘中产阶级”。统计分析显示,“核心中产阶级”只占全部调查对象的3.2%,“半核心中产阶级”占8. 9%,“边缘中产阶级”占13.7%;如果把“核心中产阶级”、“半核心中产阶级”和“边缘中产阶级”全部视为中产阶级,则整个中产阶级的比重为25.8%,而如果只把“核心中产阶级”和“半核心中产阶级”视为中产阶级,则其比重仅为12. 1%。在中产阶级的“自我认同”方面,他们分析发现,“25岁及以下年龄组”的人群的概率超过“36-45岁年龄组”和“46-55岁年龄组”;城市体力工人阶级等反倒低于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和职业白领对社会“中层”的阶级认同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显著。最后,两位学者特别指出了他们的疑虑:第一,中产阶级究竟是一个表示社会职业构成的概念,用以解释工薪劳动者技术替代劳动的过程,还是一个生活状态的概念;第二,在中国现阶段的学术研究中怎样界定中产阶级才能更符合民众对中产阶级的认知,学界根据某种理论框架和若干客观指标建构的中产阶级,会不会成为一种理论上的“虚构”,对解释现实中人们的价值和行为取向毫无用途;第三,中国由于缺乏严格的个人收入和资产申报制度,隐形收入的实际比重很难估算。 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呢?在笔者看来,这些分析至少表明: (1)如果说中国当代社会确实存在“中产阶级”的话,其构成也极其复杂,比例很小,自我认同复杂微妙,特征较为模糊,不是一个统一的群体,远没有西方同类群体在诸多层面表征的相对明晰性; (2)中国社会诸方面的特殊性、复杂性,导致了中国社会不易产生西方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也导致了学界对“中产阶级”作定量定性分析的极端困难,从而使“中产阶级”这一概念成为持久的争论; (3)联系“日常生活泛艺术化”的论题,可以作出以下疑问与判断:25岁以下的青年群体的各种资本都相对贫乏,但却可能制造、引领时尚、潮流,但他们能否算作“中产阶级”;农民阶级虽然各种社会资源有限,但他们的内心也不再完全自卑,而可能生产、享受具有泛艺术化特征的新生事物;工人阶级和职业白领“自我认同”相较世人印象的偏低,说明他们对时尚、潮流的引领力量非我们所想象; (4)学者们在这种极端困难下作出的定量定性分析甚至抛出的疑虑,也较人文学界的印象式判断具有说服力。 跳出这里的分析,笔者倒愿意根据日常生活的观察与切实体验从经验的角度来谈谈。笔者以为,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表征主要表现为:职业或者单位依然主要决定着中国绝大部分人的方方面面,人们也多以职业(单位)为身份标志,而职业几乎就等于人们的“吃饭穿衣”;社会多是部门利益,团体利益,地区利益,甚至家族利益的纷争;社会资源的分配主要是广泛意义的政治与经济的缠绕;有不少从事技术美学或工艺美术的从业者的收入或者社会地位实际上是较低的,有的就是廉价的劳动者,生活并非我们想象的“白领”;人们的内在实际与外在表现之间较之过去存在更大的欺骗性、不一致性等等。这说明,在目前中国谈论西方意义上的社会结构分层的时机远未成熟。然而,笔者这样说,并非反对探讨,因为中国当代社会也确实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社会分层,但必须明确的是,他们主要不是西方意义上的。 综上所述,笔者至少可以作出如下判断:学界用外延与内涵至今很不确定的“中产阶级”来表征当代中国社会“日 常生活泛艺术化”的主体特征,是不恰当的。 实际上,认真研读学者们的相关论述,笔者发现,他们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原因在于对这两个概念都作了由于理想化而导致的简化处理。人们通常把“中产阶级”描述为:体面的工作(包括环境),稳定的较高收入,漂亮的房子,时尚的汽车,各种保险,消费“符号化”(品牌化、时尚化、生活方式化、身份化等),保健,旅游,休闲,文化消费,自觉引领时尚潮流等等。活脱脱一个众目所向的“白领”形象。这无疑是对“中产阶级”形象的简化与理想化。同时,这种描述实质上就是在为“日常生活泛艺术化”进行“量身定做”。而考察学者们对“日常生活泛艺术化”表征的描述,也可以完全反过来说,即为“中产阶级”量身定做。这实在是一厢情愿的“想象”。这多少表明,在面对当代中国异彩纷呈的社会百态时,以学理思考作为专业的学者们很可能与社会“大众”一样,有着不自觉的“白领情结”或“成功人士情结”。这种“白领情结”表现在学理问题时,就是“精英情结”。当然,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是学术上的“精英情结”导致了社会分析时的“白领情结”。 回到中国当代“日常生活泛艺术化”这一问题本身,我们需要追问的是,这种“精英情结”导致了对这一问题的哪些简化呢?在第一个问题中,论者们虽然使用了“主体”一词,但在具体论述中却基本上被置换成了“全体”。周宪先生在使用“中产阶级”这一概念时显得有些谨慎或犹豫。但这种谨慎与犹豫事实上只是相近概念之间的转换,并没有改变其论述的“精英化”与“简化”性质――他在强调中产阶级“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阶层”后说道,“或者可以使用其他相关的概念来描述,诸如‘精英阶层’、‘专业人士’、‘白领’、‘知识阶层’等”④。这种“精英”与“简化”,在他对自己所追问的“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究竟是谁的审美化”这一问题的回答中异常明白,“说到底是一个中产阶级品位及其生活方式的表现”。从根本上说,这种提问方式本身只触接到这样一个问题,即谁的品位及其生活方式,而遮蔽了另外两个非常相关的问题:谁在制造、倡导这种品位及其生活方式?谁在实践及如何实践这种品位及其生活方式?也就是说,“日常生活泛艺术化”应完整包含这三个问题,且三个问题所涉及的“主体”完全可以不同一。阅读周先生的论述,明显可以看出三个主体的合一及其主体内容的合一。这种情形在中国学界极具普遍性。可问题在于,这三个“主体”在事实上是否合一呢? 另外,在“日常生活泛艺术化”的主体是“中产阶级”这一命题之外,还有另外一种也非常流行的命题,即“新型文化媒介人”主体。这种提法及其对相关问题的探讨主要发生在文艺界。学者们探讨了这一群体产生的社会语境及其职业归宿,也论析了他们在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中的表征及其相应的社会功能。对此,笔者无意对之做详细引述与分析,只想做点补充与反思。需要补充的是,就职业归宿来说,还应包括多种类型的企业与公司等各类商品生产的生产型部门,它们基本都成立了自己或强或弱的“现代传媒”机构;就群体人员构成来说,还包括对艺术或传播认知程度不一的“走穴者”。需要反思的是,与上述对“中产阶级主体说”的分析一样,中国当代“日常生活泛艺术化”的主体是“新型文化媒介人”,即上述“三合一”的主体吗?分析至此,问题就集中在:我们到底如何正面回答中国当代“日常生活泛艺术化”的实践状况这一问题?

(二) 笔者曾在《当代中国文化中的“泛艺术化”符号》中,对当代中国“日常生活泛艺术化”实践的状况做了符号学与传播学的描述。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总结出这几点: (1)从中国当代社会“日常生活泛艺术化”的接受主体来说,几乎可以说是“全民化”的,或者说涉及到绝大部分人群:你可以不是“泛艺术化”的直接生产者与传播者,但很难不作为一个接受者或间接传播者而生活在当代社会的“泛艺术化”氛围中。 人们一般容易想象或者如不少学者所认为的,“中产阶级”、“新型文化媒介人”,或者“大众文化”、“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实践主体”(此概念也是模糊的,应说清楚哪个层面的实践,如生产、传播、接受主体等)主要集中城市中。这并没有错,问题在于中国广大的农村人口就基本与这些现象或事件无关吗?恐怕不是。理由很简单,在现代媒介、商品经济、交通已经相当发达,人口流动较为频繁,基础教育基本普及的今天,上述这一切,对中国绝大部分农民阶层来说,也不再是“天方夜谭”。问题只在于程度或方式不同。笔者长期游走于都市、小镇与乡村之间,这种体会是比较深的。流动于各大城市中的农民工及其家眷,充斥于大街小巷的精美视听广告及商品,几乎遍地开花的旅游经济(包括设在城市之外的度假村、农家乐,普遍居于山乡之间的旅游景区等),更不要说影视、现代教育、网络等的几乎“普及化”所带来的相关影响: 80年代中期以来在不少乡村里流行的乡里小儿高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乡里人开口闭口说这人那人是帅哥靓妹,他们事实上在领受着众多的具有泛艺术化特征的公共设施、场域,商品等;诸多物质上的并非富有者对“小日子”的“时髦化”安排,等等。正因为如此,笔者对于李培林、张翼两学者所作的“城市体力工人阶级等对于中产阶级的自我认同反倒低于农民阶级”这一分析不感惊奇。当然,笔者这样说,主要针对的还是农村中的较年轻一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