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东方主义”

现在我终于知道我为什么被带到这里来，也知道我该做什么。

——安托内要探寻东方主义在冷战后的国际关系，特别是西方与中东的关系上起到了多大的作用，首先要了解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东方主义”。

从大体上来说，“东方主义”是“后殖民主义”的一个部分，赛义德在其“东方主义”一书中将“东方主义”的含义细化成了三个方面，学术研究的学科，思维方式以及权力话语方式。

（注释1）作为一种学术研究，长期以来以“东方”为主题的各种读物的出版，其背后的殖民主义色彩以教条的或者隐性的方式不断深入人心。

女性主义学家斯皮瓦克在著名的“三个女性的文本：一种帝国主义批判”(" Three Women' s Texts: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 )中就通过对《简爱》与《茫茫藻海》两部经典著作的分析，揭示了殖民主义在文学文本中的应用。

（注释2）作为一种思维方式，赛义德强调了东西方在本体论与认识论上的二元对立。

当然，这种二元对立正是西方殖民主义者所欣然接受的。

（注释3）作为一种权利话语方式，“东方”本身就是被西方创造出来以进行殖民统治的一种机制。

（注释4）当然，由于“东方主义”一书的时代局限性，后冷战时期的“东方”已不仅仅代表了“中东”，而是包括了中国日本以及近东的一些国家。

同样地，“西方”也由英法殖民主义宗主国转移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

通过对冷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的理解，以及对西方与中东关系的话语实例分析，这篇论文试图找出“东方主义”内涵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延续。

哲学总是与现实息息相关的。

这不仅表现为哲学关心现实，而且表现为现实在某些关键的历史时刻给哲学以重大影响。

冷战的结束就是这种重大历史时刻，它直接引发了关于后冷战时代的大辩论。

关于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图景，西方政治哲学中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历史终结论”，另一种是“文明冲突论”。

1989年苏联和东欧骤变之后，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苦苦思索着这样的问题：如何看待冷战的结束？后冷战社会将呈现什么样的世界图景？面对欢欣而又感到茫然和无所适从的西方人，福山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我们面对的东西既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也不是战后历史这一特殊时期的消逝，而是一种历史的终结。

”（注释5）福山的这种观点由两个思想支撑着。

第一，人类历史是意识形态的演化史。

他认为，混乱的外部历史事件是表面现象，意识支配它们的本质。

第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最终的政府形式。

”（注释6）从“初民”的历史开端到20世纪的今天，人类经历了各种政府形式。

如君主制、贵族制以及专制主义，但自由民主制度在历史发展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福山宣称：一方面，自由民主制度将先前的所有重大政治矛盾都解决了。

“所有人类需要都被满足了，”（注释7）今后不再有“大问题”；另一方面，它不仅现在没有可以与之竞争的意识形态对手，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存在更好的价值选择。

因为它是唯一的，所以它是最终的。

与福山乐观的解释相反，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冲突的结束，相反，后冷战时代的冲突将更加剧烈，范围更广，也更加难以消除，因为引起冲突的基本根源变化了。

他提出：“新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既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经济，而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

”（注释8）在国际事务中，民族国家仍然是基本的政治角色，其力量仍举足轻重，“但是，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明的民族和集团之间，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

”（注释9）亨廷顿认为，在后冷战的新世界中，“文明”取代了冷战中的“意识形态”以及经济差异，成为了后冷战国际社会冲突的基本根源。

这两个理论似乎从相反的角度对后冷战国际关系做出了解释，但如果从“东方主义”的内涵去剖析，这两个理论都没有摆脱殖民主义的烙印。

首先，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文本，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从论证到结论始终贯穿着强烈的“西方中心论”。

第一，他的理论完全依据于西方的发展模式，他的观点依赖于西方的历史经验，但他却将西方的发展模式提升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将西方的现存政治制度确定为永恒的“普遍的同质国家”。

第二，由于“西方中心论”的偏见，他判定西方文明是高级的，其他文明都是低级的。

特别是价值体系方面，他认为只有西方的意识形态是普遍有效的，而非西方的意识形态都是狭隘特殊的。

第三，他将西方的政治发展认定为唯一正确的模式，现代化就是西化，现在通行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就是全人类将要达到的终点。

当其研究发现东亚的“市场权威主义”似乎更有利于经济增长时，断然指出经济现代化与政治民主化没有关联，真正推动历史的，是一种“承认要求“，这种完全建立在唯心主义上的理论，本身就是一种殖民意识的体现。

再看亨廷顿，虽然宣称文明取代意识形态成为冲突的主要根源，但实际上在许多场合，他所说的“文明冲突”仍然是“意识形态冲突”，即冲突产生于“基本价值和信仰”方面的差异，也就是西方将“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立宪制度、人权、平等、自由、法规、民主、自由市场、政教分离等观念”作为普遍真理强加给非西方文明国家。

（注释10）在其谈到”东方“文明特别是伊斯兰文明时，下意识地将其定义为血腥的暴力的，滋生恐怖主义的摇篮。

认为“沿着伊斯兰国家的周边看去，穆斯林总是难以与其邻居和平相处”（注释11）第二，“二元对立”的“东方主义”思维方式在两者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福山直接宣称“自由民主”（美国的发展模式，而美国代表着西方）可以解决所有国际争端，其中暗示着西方与东方的对立，这里的“东方”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任何不自由不民主的地区。

再看亨廷顿，似乎将世界描绘成了一个多极化，多种文明共存的个体，但探其根源，与福山的“民主和平论”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无非将意识形态换成了文明，将东西方的对立换成了安格鲁萨克逊文明与儒教—伊斯兰文明结合的冲突。

第三，“东方主义”概念中的权利话语方式依旧存在。

这种话语方式可以用格朗西的“文化霸权”一词来概括，从英法殖民到美国后殖民主义，“西方中心论”的观念一直没有改变。

改变的只是措辞。

由赤裸裸的殖民变成了“文化融合”、“保护的责任”，由“东西方的对立”变成了“意识形态的冲突“，“文明的冲突”。

通过对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两个经典解释的分析，不难发现“东方主义”的概念在新时期的扩大，但是其本质的偏见，西方霸权，以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是始终不变的。

接下来我们就当代西方与中东的关系进行具体分析，以更好地理解“东方主义”概念的延续。

中东重要的战略位置和丰富的能源一直是列强控制和争夺的目标。

美国在中东的基本目标在20世纪50年代即已确立，“美国主要是对该地区的资源、对以一个合理的价格源源不断地输送石油感兴趣。

为此目的，美国需要维持中东地区的秩序和稳定，也需要在该地区销售外国商品”（注释12）为了这一目的，美国不惜多次出兵中东，干涉中东国家的事务；也正是出于这一目的，美国在中东长期偏袒和支持以色列。

冷战结束后，冷战结束，前苏联在中东地区的意识形态影响逐渐淡化消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迅速填补中东政治的‘思想真空’。

”（注释13）美国借海湾战争之机在沙特阿拉伯驻军，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全球利益在很多地方与伊斯兰复兴运动直接对撞。

“9·11”事件之后，美国逐渐形成了全面改造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大战略。

一方面，美国打出“反恐战争”的旗号，先对准落脚阿富汗的“基地”组织及其庇护者塔利班政权，随后提出“邪恶轴心”和“先发制人”理论，将目标锁定伊拉克，并借口伊拉克支持“基地”组织和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发动伊拉克战争。

另一方面，美国提出改造中东的“大中东民主计划”，试图对中东地区的政治体系、社会文化形态和生存方式进行美国式的彻底改造。

显而易见，美提出“大中东计划”的理论上依据是所谓“民主和平论”和“民主安全论”，然而这两种理论都是建立在“民主制度是好的”假设之上，表明小布什政府的“大中东计划”具有鲜明的文化价值观色彩，以价值假设作为事实依据，用追求和平、民主的理想主义虚假目标掩盖其“霸权主义”的真实意图。

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深刻地指出：“帝国主义的主要战场当然是在土地的争夺，但是在关于谁曾经拥有土地，谁有权力在土地上定居和工作，谁管理过它，谁把它夺回，以及现在谁在规划它的未来，这些问题都在叙事中有所反映、争论甚至有时被故事所决定。

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国家本身就是叙事。

叙事，或者阻止他人叙事的形成，对文化和帝国主义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

”（注释14）可见，话语霸权不仅是一种对于权力的争夺，它必然表现为对叙事权的争夺，也就是对话语权的争夺。

话语霸权是霸权的必然要求，离开了话语霸权，霸权就无法成为真正霸权；没有霸权的依托，话语霸权则缺乏存在的现实基础。

冷战时由于苏联的话语权，美国对中东采取的均势政策，并不意味着“西方中心论”的“东方主义”教条不存在，而是无法发挥。

而冷战结束后，美国的经济增长打破了“西方没落”的论调，进一步巩固了美国的霸权与话语霸权，9.11后的“反恐”斗争，就是这一话语霸权的集中体现。

而代替“东方主义”成为宣传手段的，主要可以概括为两点，宗教和民主。

尽管表面上美国是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但基督教的话语规范，一直主导着美国国内社会。

从“上帝的选民”（注释15），到“上帝的旨意”（注释16）以及善恶两分的基督教右翼话语（注释17），布什直接以“上帝的使者”（注释18）的身份发动了反恐战争。

另一方面，同样通过“专制集权”与“民主自由”的“二元对立”，为美国发动从冷战到伊拉克战争以来的一系列战争奠定了话语基础，美国的对外干涉是为了“推广民主”。

（注释19），而美国的敌人“不民主”（注释20），“邪恶轴心”从苏联变成了伊朗、朝鲜。

这两种话语规范之所以能起到效果，与西方民众本质的“东方主义”思想正好吻合，美国的民主制度是上帝造就以示范世人的完美制度。

美国的“天定命运”就是要把民主制度传播到整个世界。

因此，输出民主在基督教徒看来是美国在“道德上优于他人”的表现。

在2005年的《国情咨文》中，布什说，“我们共同肩负着一项伟大使命：拓展我国的自由前景，弘扬捍卫我们的自由的价值观，并传播自由带来的和平。

（注释21）富兰克林·罗斯福曾这样告诫美国人民：‘每个时代不是一个梦想的破灭，就是一个梦想的诞生。

’而我们生活在一个最伟大的梦想得以实现的国家……把欧洲从法西斯主义的魔爪下解放出来曾只是一个梦想，直到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

推翻专制的共产主义曾只是一个梦想，直到有一天，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

我们这个时代也有自己的梦想，我们信心百倍地向前迈进。

天定之途崎岖不平、变化莫测，但我们知道这条道路将通向自由。

”（注释22）这种话语的隐含意义就是反恐战争和废除奴隶制以及推翻法西斯和冷战一样，是美国在面对艰难抉择时做出了正确决定，是美国“伟大”的表现，因为美国拯救了人类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