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记》与四位宁波人

《西行漫记》与四位宁波人

《西行漫记》（英文原名《红星照耀中国》），是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1972）的一部杰作，是第一部真实客观公正地报道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著作。作者于1936年独自进入被国民党大部队重重围困着的陕北红军根据地，在延安，他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中共领导人进行谈话，搜集了关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带回了几公斤重的共产党的杂志、报纸和文件。他成为在延安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位西方记者。斯诺所采访的新闻，在他从苏区返回的一个月内，就在国内外各种英文报刊上登载出来，有些甚至是头版头条。斯诺和他的报道一起轰动了世界。这部书就是他这些报道的综合。

而该书中重点介绍过的红军工程师徐承志，为毛泽东和斯诺当翻译的吴亮平，以及先后将《红星照耀中国》译成中文的翻译家冯宾符和董乐山都是宁波人。本文将讲述与《西行漫记》由着密切关系的这四位宁波人的故事。

一、载入《西行漫记》的红军工程师徐承志

斯诺在《西行漫记》第七篇“去前线的路上”，曾以较多的篇幅记载了甬籍红军工程师徐承志的事迹。

徐承志（1900―1989），原名徐诚炽，鄞县鄞江镇光溪

村人。先后在家乡培才学堂和宁波工业学校就读，1918年赴日本东京学习日语，准备官费考试，后因中日邦交恶化而弃学回国。他从上小学及至出国留学，全部生活及读书费用都是由一位同族祖辈徐原祥先生提供的。徐原祥先生（1851―1923）是远近闻名的慈善家，他将家产积蓄都用于扶贫救灾、兴修水利和兴办教育事业，民国大总统徐世昌曾亲笔题赠“急公好义”匾予以表彰。

1918年，徐承志去上海，先后任上海中华职业学校教员、美商慎昌洋行动力部设计师、杨树浦电厂工程助理、中华铁工厂顾问工程师等，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上海电力公司的第一个党员。所著《工程图学》（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国内工程学界颇有影响。1936年6月，他受党组织派遣率领5名技术工人支援陕北中央根据地，从事我党早期军工生产，曾受到毛泽东、朱德的接见。他担任了红军供给部的工程师，协助叶季壮部长工作，但更多的时间是在吴起镇下属兵工厂里，主要是研究制造子弹、枪械。在延安他改名朱一之，“朱”即红色，“一”是统一，“朱一之”意即用红色（共产党）来统一中国。但不久有红军同志开玩笑说，国民党里有个大坏蛋朱益之(朱培德字益之)，红军里没有“朱一之”，只有朱之一，这样译来译去，在《西行漫记》的中译本中就写成了朱作其。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我在吴起镇遇到一个电

气工程师，一个名叫朱作其的很有才能但严肃认真的共产党员。他的英语和德语都很好，是个电力专家，所写的工程教科书在中国普遍采用。他曾在上海电力公司工作过，后来在慎昌洋行。最近以前，他在南方担任顾问工程师，他是个很能干的人，一年收入可达一万元。但他放弃了这样的收入，丢下家庭，到陕西的这些荒山中来，尽义务为共产党贡献他的力量。这简直是不可相信的!这个现象的背景要追溯到他敬爱的祖父（按：指徐原祥先生），宁波的一个著名慈善家，他临死时对他年轻的孙子的遗言是要‘把一生贡献给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平’。朱作其于是断定最快的方法是共产党的方法。

朱作其这样做是有点戏剧性的，是本着一种殉道者和热心家的精神。对他来说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意味着早死，他以为别人也这么想。我相信，当他看到周围居然嘻嘻闹闹，大家都高高兴兴的，他一定感到有点意外。当我问他有什么感想时，他严肃地说，他只有一个意见：这些人花在唱歌的时间实在太多了!他抱怨说：现在不是唱歌的时候！

我认为这一句话概括了陕西苏区这个奇特的‘工业中心’的年轻气氛。他们即使缺乏社会主义工业的物质，却有社会主义工业的精神!”

徐承志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为革命事业辛勤工作。在延安红军大学学习时，他因患血吸虫病，经朱总司令批准，

回上海医治。在上海他边治病，边工作，动员技术工人去延安参加革命，并自费购买了质量最好的进口车床、铣床、钻床各一台，转送给延安中央军委三局通讯材料厂。1940年他与夫人陈逸僧（陈修良胞姐）同去桂林开设活塞及煤气炉工厂，筹措经费以应抗战急需。并受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李克农主任的委托，掩护党的秘密交通机构和电台。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唐山发电厂总工程师、北京电力设备总厂主任工程师。著名女革命家陈修良在《红色工程师徐承志》一文的文末写道：“他一生为中国电力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人们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位又红又专的工程师!”

二、为毛泽东和斯诺当翻译的吴亮平

斯诺是进入中国红区采访的第一个西方记者。他在陕北保安窑洞与毛泽东曾进行过十几个晚上的长谈。他们的谈话往往从晚上9点谈至翌日凌晨2点多，而当年一直陪同担任翻译的就是吴亮平。

第一次采访是在1936年7月16日，斯诺在描绘那场谈话的情景时多次提到吴亮平：“毛泽东交叉着腿坐在从岩石中凿成的一个很深的壁龛里，吸着一支前门牌香烟。坐在我旁边的是吴亮平，他是一位年轻的苏维埃‘干部’，在我对毛泽东进行‘正式’访问时担任译员。我把毛泽东对我所提出的问题的回答，用英文全部记下来，然后又译成了中文，

由毛泽东改正，他对具体细节也必力求准确是有名的。靠着吴先生的帮助，这些访问记再译成了英文，经过了这样的反复，我相信这几节文字很少有报道的错误。我在收集材料上多亏吴亮平给我许多的帮助。”

在蜡烛光亮的摇曳中，斯诺在吴亮平的帮助下，伏案振笔疾书，一口气记了两万多字，后以《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为名作为第四章收入《西行漫记》，这是世界上唯一的由毛泽东口述的个人自传，至今仍在西方以各种形式出版流行。作为当事人之一，在时隔40年后，吴亮平依据《红星照耀中国》和《密勒氏评论报》、《亚美》杂志等有关书刊资料及自己的记忆，在可能范围内对译文作了必要的订正，增加了一些脚注，丰富了原书的背景材料。1979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他整理定稿的《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副题为《关于自己的革命经历和红军长征等问题》），这是具有难以取代的独特价值的文献性版本。斯诺的惊世之作《西行漫记》，首次向世界揭示了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这一人间壮举，并使整整一代中国人首次读到长征的英雄事迹，这里面有吴亮平的一份贡献。

吴亮平（1908―1986），又名黎平、理屏，是奉化忠义乡吴家埠村（今属莼湖）人，曾就读于奉化县城锦溪小学。后在上海大夏大学肄业，曾任上海学联总务部部长，参加了“五卅”运动。1927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加入中国共

产党。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曾简略地介绍过吴亮平：“他是蒋介石在浙江的故乡奉化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几年以前，因为他那显然有野心的父亲要叫他和蒋总司令的一个亲戚订婚，他就从家里逃出。吴是上海大夏大学的毕业生。在上海，帕特?吉文斯曾经逮捕他，使他在华德路监牢里关了两年。他曾经留学法国、英国和苏联，二十六岁，因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努力工作，领到了制服、住所和食物――后者主要是大米和面条。”对斯诺的这段描写，吴亮平曾风趣地说：“我的父亲早就去世了，轮不到土改划成分。不过，如果要划成分，我看他绝不是一个大地主，他早年在沈钧儒任校长的浙江法政学校读书。毕业后当过宁波第四师范讲习所所长。他没有土地，更谈不上有土地出租了。”其父对吴亮平离开家庭后，外出读书、参加革命，都曾给予支持。至于订婚一事，系由其父的朋友、蒋介石的远房亲提出，因吴亮平不同意，其父也没强求，故谈不上有什么“野心”。

1929年，吴亮平从苏联回国后在党中央宣传部主编《环球》周刊，次年他在艰苦的环境中，夜以继日，仅用三个月的时间翻译了《反杜林论》（27万字，上海江南书店1930年初版，596页，32开，后延安解放社、生活书店、抗战书店、新华书店、上海生活书店等出版社曾多次再版），首次把这部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的重要著作介绍给中国人民，尔后又以认真负责的精神对这部书作了四次修

订。毛主席对他翻译的恩格斯巨著《反杜林论》给予高度评价，称赞他“功盖群儒，其功劳不下于大禹治水。”在两万五千里长征中，毛主席丢弃了好些衣物，但《反杜林论》等马列哲学著作却一直带在身边。1933年，吴亮平在江西苏区瑞金任全国苏维埃政府经济部长，领导发展根据地经济，时年25岁。在长征中他先后任红一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中央纵队秘书长，主要从事地方和宣传工作。在延安吴亮平担任过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务，曾在抗大、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和陕北公学讲授马列主义课程。后任中共抚顺市委、东安地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上海市沪西区委书记、化学工业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党校顾问等职。

吴亮平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又是一位优秀的社会科学家。他学识渊博，精通英、俄、德文，是我国最早的马列主义著作翻译工作者之一。编著有《唯物史观》、《科学的历史观》、《社会主义史》、《社会科学概论》、《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论民族民主革命》、《论民主和专政》和《论我国人民内部矛盾》等。翻译过《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西兰内战》、《列宁选集》第11卷等马列主义著作，在翻译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著作方面做出重要贡献。1992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过由其夫人杜凌远编的《吴亮平文选》。

三、最早参与翻译《西行漫记》的冯宾符

斯诺在陕甘宁边区的采访，以其所见所闻，向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是一部文笔优美纪实性很强的报道性作品。《红星照耀中国》分第五次围剿、举国大迁移、大渡河英雄、过大草地4节详细介绍了这一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革命壮举，作者深为红军长征可歌可泣的故事感染，笔下流露出真实的情感：“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了”。此书1937年10月在英国伦敦出版后，立时轰动了世界。西方舆论高度评价说：此书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现和描述，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是震惊世界的成就。不久斯诺到上海时，将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赠给胡愈之，胡愈之认为这是一部让全国人民了解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了解长征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以及苏区生活的优秀书籍，特别是该书出自一个外国记者之手，更具说服力。于是他很快联络了林淡秋（1926年发起创办宁海中学）、胡仲持（1919

年毕业于效实中学）、冯宾符等12位上海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集体翻译出版《红星照耀中国》。

冯宾符（1914―1966），原名仲足，宁波江北区慈城镇人，1932年毕业于效实中学。担任过上海《东方杂志》校对、《联合日报》总编辑和《联合晚报》主笔等。著译有《飞机翼下的世界》、《战后苏联印象记》、《动荡的欧洲》、《列强军力论》等多部，曾长期主持《世界知识》杂志工作，任世界知识出版社副社长、社长兼总编辑，是著名的国际问题评论家、翻译家。

1937年底的上海租界已沦为“孤岛”，当时冯宾符正参与胡愈之主办的隐蔽抗日刊物《团结》、《集纳》和《译报》的编写工作，同时还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积极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形下，他不辞劳苦，大多在晚上抓紧时间翻译，常常通宵达旦，仅花一个月时间就保质保量地完成了承担的翻译任务。全书12章约30万字，所有译者均尽义务，不要稿酬。译成定稿后，出版却碰到了难题，一些出版商因害怕日军的残暴镇压而不敢接受。为此由胡愈之先生倡议，于1937年12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出版机关“复社”，冯宾符和周建人、许广平、郑振铎等20位成员集资1000元作为该社开始活动的经费。

1938年2月10日，《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由“复社”正式出版，改名为

《西行漫记》，书中除附有斯诺在延安等地采访时所摄珍贵照片外，还印有描绘精致的长征路线图和西北边区图。此书在半年里一连重版了5次，印数8万余册，轰动了国内及海外华侨聚集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斗志，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成千上万名中国青年因为读了《西行漫记》，满怀爱国热忱，排除艰难险阻，辗转奔往红星升起的革命圣地――延安。斯诺本人对此也有深刻感受和真切体验，他后来在《为亚洲而战》一书中曾生动地描述道：“战争开始以后，我走到一处地方，哪怕是最料不到的地方，总有那肋下夹着一本《西行漫记》的青年，问我怎样去进延安的学校。在有一城市中，教育局局长像一个谋叛者似的，到我这里来，要我‘介绍’他的儿子进延安的军政大学。在香港，一个银行家也使我吃惊地作了同样的请求。”现今1938年版的《西行漫记》作为一级品珍藏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和史料价值。

《西行漫记》“奇迹”般地问世和迅速流传，使日本驻上海的宪兵队大为震惊，一面下令严加查禁，一面派人四处搜寻，妄图破获“复社”。1945年1月，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冯宾符被日本宪兵队逮捕。敌人企图从他口中弄清“复社”和上海文化界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的情况，但不管是威胁利诱，还是严刑拷打，他始终坚贞不屈，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后来“复社”重要成员郑振铎曾追忆道：“一直

到了敌人的屈膝为止，敌人宪兵队里所认为最神秘的案卷，恐怕便是关于‘复社’的一件吧。”

四、最忠实于原著的新译本译者董乐山

改革开放后，1979年12月，由董乐山翻译的全新译本《西行漫记》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封面注明“原名：《红星照耀中国》”，此书据1937年伦敦戈兰茨公司初版本全文译出，未作改动。与“复社”译本相比，增补了“那个外国智囊”一节，并十分仔细地校正了英文本中个别史实错误和人名、地名、书刊名称的拼写错误。封底印有斯诺当年的照片，且配上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纪念作者的著名诗句：“这个美国梦想家的安静而沉着的面容，充满同情的眼睛，他看到了梦想如何能得到实现，他从中国革命和它的领导人身上感染了火样的热情，因此当他们艰苦斗争时，他也和他们一道用自己的笔进行战斗，为了他开始信仰的一切。是的，他为此受过苦，不简单啊，要走向荒凉的西北高岗，寻找那些被通缉的，当时被有些人叫做土匪的红军战士；不简单啊，要收集他们的故事，进行这样生动的描绘，它通过各主要语言，震撼了全世界。后代的青年将会以感激的心情诵读他的经典著作《红星照耀中国》，它永远是他的星星，代表着他对于未来更健康、更干净的世界的希望。”董乐山的译作文笔流畅纤巧，达到很高的水准，是《西行漫记》在中国流传

数十年来，国内最忠实于原著的崭新全译本，也是斯诺这部关于中国革命的经典性著作中文译本中翻译得最好、流传最广的一部。

董乐山于1924年11月14日生于出生在宁波一位有名的商人家庭，家住江北区白沙泗洲路大吉巷3号。父亲董振甫曾开有宁波最大的中药铺“董顺记”，此外还开有一家染料铺。董宅建筑面积981平方米，是一组集江南民居之精华，融木雕、石雕、砖雕和堆塑等艺术于一体的经典建筑，已列入江北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董乐山早年参加过抗日学生运动，1946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49年后曾长期从事新闻翻译和英语教学工作，1957年被划为右派，1979年获得改正。1981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美国系主任，国际笔会中国中心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译协理事，美国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等职。1999年1月16日，在北京病逝。他是我国著名的美国问题专家、杰出的翻译家、优秀的随笔作家，一生著译宏富。文化随笔集有《译余废墨》、《边缘人语》、《文化的误读》、《文化的休闲》等。译有《第三帝国的兴亡》、《光荣与梦想》、《苏格拉底的审判》、《基督的诱惑》、《太阳帝国》、《韩素音自传》、《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等等，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作家王蒙曾说董乐山的翻译作品得风气之先、开国

人眼界。董乐山是一位难得的信达雅俱佳的翻译家，所编著的《英汉美国社会知识辞典》独辟蹊径，是希图了解美国社会与文化的读者以及研究者一部不可或缺的工具书。2000年出版的四卷本《董乐山文集》，收录有他的小说、诗歌、剧评、杂文、随笔、书评和论文。其兄董鼎山（宁波四中1939年毕业生）将美国乃至世界的文学现象以轻松的形式介绍给国人，被太平洋两边的文化人称为“文化交流的使者”、“美国文学隽永的传真者”，曾获国际文化艺术中心终身成就奖。

董乐山翻译的全新译本《西行漫记》，初版即印30万册，很快售罄，两年左右共发行165万册，并收入1984年出版的《斯诺文集》。《西行漫记》先后被译为20多种文字，几乎传遍了全世界。该书不断地再版和重印，教育了千百万读者和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使它成为享有盛誉，家喻户晓的文学作品。正像斯诺英文书名《Red Star Over China》所表明的那样：它象一颗光华璀璨、熠熠闪亮的“红星”永远照耀有着悠久历史文化而又朝气蓬勃的新中国。

（作者单位：宁波江北区政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