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留日学生速成教育探析

摘要：清末新政教育改革及日本近代教育成功的经验，推动了中国留日学生速成教育的兴起。速成教

育主要有师范科、法政科、工艺科等专业；因学习一年左右即可毕业的较短年限，致使留日学生趋之若鹜，形成20世纪初年的“速成科时代”；留日学生速成教育造就了一批新型人才，对晚清社会变革起到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清末留日学生；速成教育；速成师范科中图分类号：G52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1)01－0107－05

清末时期，大量中国学生赴日留学，形成了

罕见的留学大潮。至20世纪初年，

中国留日学生数量高达万余人，其中以习速成教育者为最。虽然，20世纪初年的中国留日学生速成教育仅仅持

续了数年，终因各种弊病被废止。但是，

中国留日学生速成教育造就了大量新型实用人才，推动了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和社会变革。

一、清末留日学生速成教育的兴起

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民族危机，如何“救亡图存”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呼吁留学日本以图自强。1898年5月，湖广总督张之洞发表《劝学篇》，宣称“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

于中国学堂三年”

。他认为“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

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

无过于此。”［1］

一时间赴日留学占据了社会留学舆论的主流。1899年，清政府通过《遴选生徒游学日本事宜片》，决定正式派遣留日学生。在政府的倡导下，留日教

育日渐活跃，并形成规模。

20世纪初，

留日速成教育最为盛行。速成教育乃是日本教育界专为中国留日学生设置的一种教育形式。1898年，日华学堂最先为中国留日学生开设速成教育课程。《日华学堂章程要览》指出设立速成教育是因为“今清国学生，离乡负笈，欲按我国学制，淹留多年以毕其业，揆之理势，实

属难行。本学堂深鉴于此，

尽心妥筹，务为省功而效于实用，勉就简捷而速成其艺。”［2］

可见，速成教育是在相对短暂的时间内，专门讲授实用知识和技能，使学生达到快速掌握，学以致用的目的。至

20世纪初年，

日本陆续兴起了一批专门为中国留学生提供速成教育的学校，如弘文学院、东斌学

堂、

经纬学院等；另外，有的学校虽不惟接纳中国留学生，但也为中国留学生开设速成科，如法政大学速成法政科、实践女校速成师范科和速成工艺科等。日本的速成教育一经开展便倍受中国留学生的青睐。1905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的戴季

陶亲身经历“

最盛的时候，在东京一处，同时有三万余人，速成法政、

速成警察、速成师范、速成陆军，样样都速成，好一个终南捷径，只要一到东

京，便能很快的学得赚钱赚地位的法术。”［3］

1907

作者简介：杜敦科，男，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岳珑，女，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清末留日学生速成教育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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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据留日总监督杨枢统计，“比年以来，综计官费、公费、自费学生之得毕业人数，其速成者居百分之六十。”［4］可见清末留日学生速成教育规模之巨。

20世纪初年，中国留日学生速成教育现象的盛行，与清政府急需人才的教育改革紧密相关。1901年，清政府新政教育改革，强调建立新式学堂。但各地在新学堂建立过程中，均面临师资匮乏的困境。四川学政奏称：“学堂兴设之难，一曰无款，一曰无师，二者相衡师范较难，而通知西学者尤难。”［5］与此同时，张之洞、刘坤一在《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中也指出“求师之难，尤甚于筹费。天下州县皆立学堂，数必逾万，无论大学、小学断无许多之师。是则惟有赴外国游学一法。”［6］认为通过派遣留学生的形式，满足国家的人才需要是各地推行改革的必然步骤。1903年，张百熙等人在《学务纲要》中，明确指出：速派人到外国学师范教授管理各法，分别学速成师范科若干人，学完全师范科若干人。……若有速成师范科生回国，即可依仿开办，以应急需而立规模，俟完全师范生回国，再行转相传授，分派各府县陆续更换，庶不致教法茫然，无从措手，务期首先迅速举行，渐次推广，不可稍涉迟缓。［7］由此可见，留日速成师范生主要是为培养国家教育人才，以应急需，扮演着中国新式教育的拓荒者的角色。

清政府在派遣官费生的同时，还积极鼓励自费留学。1902年，外务部就提出“自筹经费，自不必限以年岁”，“如无不安本分及别有过犯，使馆即无庸过为刻覈。欲附民间何学，听其自择。”［8］光绪帝在游学上谕中还说“如果学成得有优等凭照回华，准照派出学生一体考验奖励，候旨分别赏给进士举人各项出身，以备任用而资鼓舞。”［9］这些规定激励了自费留学的高涨，一时间自筹学费赴日留学者络绎不绝。1902年，梁启超在《行人失辞》一文中谈及，“东京现时留学生数百人中，官费者仅强半耳，余则皆自备资斧，茹根尝胆而来者。”［10］自费生较之官费生有更强的功利性，其目的无非是通过留学教育为自己“镀金”，以便谋得体面的工作。而日本学校开设的速成教育为这些留日学生提供了绝佳机会。留日自费生的增多加速了速成教育规模的膨胀。

清末留日学生速成教育发展迅速，也是中日各界积极倡导的结果。中日甲午战败使晚清政府洋务梦想破灭。以至清末新政中，中国人总结了直接向西方学习的经验教训，把目光转向已取得西学要领的日本。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曾推行速成教育，并在短期内培养了大量人才的成功经验，极大地鼓舞了求才若渴的清政府。所以，社会各界提倡以日为师，以日本的教育发展模式作为样本。对清政府选派留学生赴日接受教育的作法，日本政界、教育界采取了积极支持的态度。日本驻清政府公使矢野文雄甚至认为：为中国培养人才是“将来在东亚大陆树立我之势力之良策。”［11］1902年，日本帝国教育会会长辻新次对在日考察的吴汝纶说：“招募贵国年少有为之士，既通贵国学问者，授以浅近普通学。互换智识，两途并进，务期速成，限以一年，往复无已，递传递广，或足济贵国教育一时之急乎。”［12］同年，日本弘文学院的创立者嘉纳治五郎来华拜访了张之洞等人。嘉纳治五郎回国后，弘文学院相继设立五所分校，开设速成师范科和速成音乐科，接纳留日学生。实践女校校长下田歌子则关注中国女子留日教育，特为中国女留学生设立速成师范科和速成工艺科。法政大学校长梅谦次郎联合其他法学教授，向文部省申请为中国留学生开设法政速成科，培养中国的法政人才，并得到文部省的许可。日本学界也建议中国从速成教育开始学起，为刚刚起步的清政府新政改革提供急需的人才支持。

日本教育界人士对留日学生速成教育的鼓励并不是盲目的，他们认为速成教育可以在短期内培养实用人才，为刚起步的新政改革提供急需人才，而国家要长远发展必须重视正式教育，即清政府的新式教育应采用双轨制的发展模式。日本文部大臣菊池大麓曾向吴汝纶表示，“今欲造就应用人才，当思速成之法。……若为久远计，则应用人材之外，尚须造就一种专门全材。”［13］东京帝国大学总长山川健次郎也指出，“速成科取以应一时之急，正科为他日久长之计，故宜相辅而行，不可偏废。”［14］但是，清政府未对留日学生速成教育适时掌控，所以造成了后来速成教育过渡泛滥的极端现象。

20世纪初年，清政府的教育改革及日本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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