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熊彼特介绍(生平+理论+一本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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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是20世纪上半期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其理论自成体系。熊彼特曾说，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应兼备数理学家、统计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素质。他自己就以知识广博而著称。熊彼特通晓多国文字，对英美经济和欧洲大陆各国经济学都有广泛和深入的了解，这也使其自身的理论受到多方面的影响，颇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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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出生时，父亲是一个织布厂老板，但其家族应该归于欧洲的贵族，据他自己说“我们家族祖上是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男爵；他们中的一位因为做了强盗而被鲁道夫皇帝下令在纽伦堡砍了头，后来世代被剥夺了贵族封号，并且从这个国家永远地放逐了出去。”最终，熊彼特也成了贵族一员，如很小学会希腊语与拉丁语等古典语言，对欧洲古典文化保持着终生的兴趣，家里会客也是西装革履。不过，现实是熊彼特4岁父亲就去世了，母子相依为命过了6年艰难生活，望子成龙的母亲在熊彼特10岁时以32岁的年龄改嫁名叫冯·克勒的65岁奥国陆军副元帅，回报是熊彼特这一年进入维也纳贵族学校“特莉西娅人文中学”。

1901年，熊彼特进入奥地利维也纳大学，1906年23岁时获法学博士学位，随后到伦敦求教于马歇尔和埃奇沃斯，2年后出版《经济学原理和方法》，显示了非凡的学术才华，26岁成为维也纳切尔诺维滋大学的教授，1910年成为格拉茨大学经济学教授，1925年任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教授至1932年。1913年受聘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随后到美国17所高校进行半年的学术访问，后又在1927、1930年先后两次以客座教授身份访问哈佛大学同样，均获得巨大声望。1932年迁居美国后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直到18年后逝世。在美期间，专心学术，1937～1941年曾任美国“经济计量学会”会长，1948～1949年任“美国经济学协会”会长。

熊彼特虽然一生主要从事学术思考，但一度离开象牙塔从政与经商，最终都十分失败，也许他的专长是理论不是实务。1907年，熊彼特娶了一位英国非常漂亮的贵族姑娘葛莱蒂丝（母亲并不满意，不久离婚），为了养家接着干起来了律师的营生，赚了一点小钱之后，感到自己学术能力更甚，1年多后回到高校；1918年，年轻气盛、才华横溢的熊彼特弃学从政，曾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社会化委员会”的顾问，1919年36岁出任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参加组成的混合内阁的财政部部长，7个月就因政见不合这位当时最年轻的部长愤然辞职；后投资做银行，正在风生水起之时，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严重拖累，最终血本无归。在社会中7年的拼打一无所获之后，1925年42岁的熊彼特重回大学，此后再没离开讲坛与象牙塔。

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奥匈帝国解体、家道中落、几个月内母逝、妻丧、子死的轮番打击，三次婚姻及其养宝马、公然携妓出双入对的放浪生活，加上天生一副心高气傲、毫不妥协的贵族派头，更为要命的是学术上的“离经叛道”不断招致主流经济学的打压，这位身处二十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剧烈调整与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从理论到实践咄咄逼人的态势中成长起来的伟大经济学家，却一生都陷于矛盾与极端、成功与失败、炫目与孤独之中，极端的自卑与极度的自信宣示着熊彼特灵魂的高洁与痛苦，而学术上决不妥协地与正统较量连续折磨这位思想巨人心力交瘁的同时，也将敏感、多疑、抑郁、智慧伴随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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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是1908年出版的《理论经济学的本质与内容》，该书对于静态理论能够以及不能够解释的部分都有清晰明白的论述，是一部杰出的一般均衡论著。

1912年，熊彼特出版了《经济发展理论》，该书主要探讨了动态理论，包括企业的功能、银行体系的角色，以及信用的创造；在该书中，他首次提出了“创新理论”。

1939年，他出版了《商业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全书两大卷共1100余页。这是“一座体现了理论上敏锐博识、苦心钻研学者风度，以及执著追求精

神的丰碑” 。

1942年，他出版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在该书中，熊彼特结合了社会学分析与经济分析，提出了一些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奇谈怪论”。

《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1952）是熊彼特所写的传记和评论的汇编。

最后一本是其最有名的代表作——《经济分析史》（1954），这是迄今西方经济学界“关于经济学说史，特别是关于经济分析方法的演变方面最广泛、详尽，而追根溯源又比较深透、分析评论又多具特色的第一本巨幅专著”。

熊彼特一生笔耕不断，共写过15本著作和200多篇论文，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与风格。其主要经济理论著作有：《理论经济学的本质与主要内容》(1908年)、《经济发展理论》(1912年初版、1935年第4版)、《经济理论与方法史上的阶段》(1914年版，1924年第2版)、《租税国家的危机》(1918年)、《经济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1939年)、《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1942年)o熊彼特去世以后，他所著的《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和《经济分析史》，由他夫人、经济学家伊利莎白﹒布迪零熊彼特整理后，分别于1952年和195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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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介绍前面三个理论，后面两个在书中介绍

熊彼特理论体系的方法论特征:以一般均衡为出发点，以创新概念为中心，以历史的、统计的、理论的分析相融合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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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理论是熊彼特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熊彼特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研究，得出结论:经济发展是经济自身发生的一种非连续的变化；经济发展的源泉是“创新”活动。

熊彼特认为，经济发展是经济本身发生的非连续性变化与移动，而经济的循环流转则是静态经济的过程。由于经济的循环流转过程不涉及时间序列分析，因而它仅是静态理论，只适用于某个特定的历史时间，而不适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动和发展的过程。经济动态理论则研究经济在时间过程中，离开原来的均衡状态再回到原均衡位置、或者达到新的均衡位置的过程与机制。

为了充分论证“创新”活动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熊彼特分析了“创新”活动发生的原因，“创新”活动促进经济发展的具体机制。为此，他首先假定在经济生活中存在一种所谓“循环流转”的“均衡”状态，其中不存在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从而也没有“创新”和发展，企业收支相抵，经理们只获得管理工资，没有利润也无利息，整个经济在同一产出水平上不断循环。显然在这样一种状态中是无发展可言的。

为了说明发展，熊彼特在市场机制的纯粹理论中增加了有关企业家的“创新”活动的假设。在他看来，“创新”活动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看到，通过“创新”活动打破循环流转的均衡状态，能够给他带来额外的盈利机会。在强调获取“创新”活动所带来的利润这一动机的同时，他也并不忽略其他文化、心理上的因素对“创新”活动的刺激作用。他认为追求事业成功，争取出类拔萃的那种非物质的精神力量在推动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他把这种精神称之为企业家精神。

“创新”活动引起经济增长的具体机制，可以用熊彼特的“创造性的毁灭过程”这一概念来概述。带来额外利润的“创新”活动，将导致为分享这种利润而开始的“模仿”浪潮，并进一步引起那些采用旧方式的企业为保卫自己的生存而进行的“适应”变动。这是一个激烈的竞争过程。这种因“创新”而引起的竞争，“所打击的不是现存企业的利润和产量，而是在打击这些企业基础，危及它们的生命。这种竞争和其他竞争在效率上的差别，犹如炮击和徒手进攻间的差别，因此按其通常意义来考虑竞争能否更敏捷地发挥作用，就变得比较

不重要了；长时期内内扩大产量降低价格的强有力的杠杆，无论如何总是用通常竞争以外的其他材料制成的”。在这个竞争过程中，许多新资本投入了，同时那些“适应”能力太差的企业被淘汰了，毁灭了。“创新”所掀起的风暴，通过“创新”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推进了经济增长，同时也造成了对旧资本、对守旧企业的毁坏。这就是创造性毁灭过程的含义。⑨

在解释经济循环流转之后，熊彼特引进自己的“创新理论”，用于解释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熊彼特认为，引起经济发展的外部因素主要有5种:（1）战争、革命运动以及天灾人祸；（2）金钱的大量供应源的发现；（3）新地域、新国土的发现；（4）人口数量与年龄分布的变化；（5）同一经济体制下税务制度与关税制度的变化。但他特别强调说:“我们在解释引起经济波动的原因时应抽象掉外部因素” 。

熊彼特认为引起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主要有:（1）消费者品位的变化；（2）生产要素的变化；（3）商品供给方式的变化。他首先把消费者品位的变化这一因素排除掉，认为它与理解经济发展过程无关。他最关注的内部力量是“在循环流转轨道中发生的非连续的变化，在工业和商业领域中，在均衡中心发生的干扰，而不是消费者对最终产品产生的欲望” 。

他认为影响生产要素的变化有两类:人口的增加和生产者物品存货的增加，但这两个因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他认为商品供给方式的改变就是生产手段“执行新的组合”，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也是发展理论和周期理论讨论的核心。

所谓创新，熊彼特解释说，就是“经济发展”，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或者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 引入生产体系。

熊彼特所说的创新、新组合和经济发展，包括下列5种情况:

（1）引进新产品；

（2）引用新技术，即新的生产方法；

（3）开辟新市场；

（4）控制原材料的新的供应来源；

（5）实现企业的新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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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认为，在创新过程中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就是资本和企业家。资本的职能是为企业家创新提供必要的支付手段，其所得利息便是从企业家利润中偿付的，如同对利润的一种课税。资本是企业家为了实现新组合，“把各项生产要素和资源引向新用途”的一种“杠杆”和“控制手段”。

熊彼特非常强调企业家的作用。他认为企业家不同于资本家，熊彼特强调企业家是从事“创新”工作的，是进行生产要素的“新组合”，他们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力量。所谓的经济发展就是指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实现这种新组合。应具备如下特点:

（1）具有“首创性”、“远见性”和“权威性”；

（2）有善于抓住机遇的特长；

（3）拥有专家的知识；

（4）以自我为中心，其独特的任务在于打破旧传统，创造新模式；

（5）具有克服“新组合”困难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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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熊彼特指出完全竞争的假设是一个不现实的假设。随后，他进一步指出，只有在生产方法既定，产品既定，产业结构既定，除了将新增的人力与新增的储蓄联合起来，以便设立现存类型的新企业而外，在什么也不发生变化的条件下，也就是在静态条件下，完全竞

争才作为一种最有效配置资源的机制。但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个创造性的毁灭过程，在这种变化的过程中，完全竞争不利于刺激“创新”活动，因为任何由“创新”所引起的新事业立即被过多的企业所模仿，新行业立即被过多的企业所涌入，以致“创新”者得不到应有的利益，挫伤“创新”的动力。同时，在完全竞争时，各企业的内部效益要小于垄断企业。第三，完全竞争的行业比垄断行业更易受到萧条的打击。因此完全竞争状态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理想环境。熊彼特承认，从某个时期看，完全竞争可能比其他市场组织更有效率，但从一个长时期看，它在效率上不如垄断，因为它不利于“创新”活动的开展。

熊彼特一方面否认个别企业可以不依靠政府而长期保持垄断地位以致影响社会的总产量，另一方面也承认个别企业会在短期内处于垄断地位。而这种短期的垄断地位，在他看来，不仅不是社会的祸害，相反，是“创新”活动和经济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他指出，统计资料表明，现代生产的发展，群众性消费的出现，是与人们通常所说的垄断即大规模生产和大企业的出现并行的，因此，断言垄断不利于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是没有根据的。

至于技术垄断，他认为，人们对大企业的阻碍技术进步的指责忽略了一个事实，这就是大企业有能力、通常也极愿意建立研究机构，研究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大企业暂时不用新技术的现象是存在的，但这是出于其他方面的合理考虑，主要是对成本，对保持旧有资产价值的考虑，而只有新技术导致的全部未来成本低于原有技术的相应成本的话，大企业是不会拒绝新技术的。另一方面的考虑是，如果某一方面的技术进步不是一次性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是接连发生的，那么大企业就没有理由不顾原有资本的相继损失，在技术进步的每一个环节上都采用很快又会变旧的新技术·o大企业的做法通常是暂时不采用尚在发展完善过程中的新技术，而是采用最后相对定型的新技术。所以，人们对大企业垄断专利、阻碍技术进步的指责也是站不住脚的。

熊彼特还进一步指出，新产品的独家生产者是不能称作垄断者的，因为他面临着旧产品生产者的竞争，没有自己既定的需求表，需要创立自己的需求表。他们的垄断性质，是“创新”行为的成功所必不可少的，为“创新”者争取到了发展所需的时间和市场空间。这些人所获得超额利润，实际上是资本主义颁给革新者的奖金。他进一步肯定说，如果没有各种垄断行为给大企业带来的垄断利润，“创新”行为将不会出现，大规模生产也无法形成。这也就是说，垄断利润不是以往人们所说的那样一种剩余性质的报酬，而是一种刺激“创新”的功能性报酬。

在熊彼特那里，垄断与“创新”的关系实际上是双重的。一方面，创造性的毁灭过程将使任何厂商都无法保持垄断地位，除非借助政府帮助；相反，它使厂商之间的竞争突破传统教科书所说的价格竞争的范围，出现质量竞争和销售竞争，企业面临的是“创新”造成的更高层次的竞争，“也就是占有成本上或质量上的决定性有利地位的竞争”。这些非价格竞争比价格竞争更有力地推动经济发展。也就是说，创造性毁灭过程在长期中是深化竞争，排除垄断。另一方面，短期的垄断地位、垄断行为虽然从短期来看是不利于生产发展，但却是“创新”活动从而是经济长期发展的必要条件。没有这种短期的垄断地位和垄断行为，“创新”活动是难以出现的。也就是说，创造性的毁灭过程是以“创新”者的短期垄断地位为基础的，而这个过程又使任何人无法使自己的垄断地位长期保持下去。

“创新理论”的最大特色，就是强调生产技术革新和生产方法变革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熊彼特虽然强调研究“体系内部因素”，但是在其理论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完全被忽视。⒀

熊彼特的《商业周期》这部巨著的贡献是:给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运动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历史统计资料，在理论方面坚持“创新”是决定周期波动的基本因素。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并不是平稳的，而是呈现波浪式的运动。

a．经济周期的形成

熊彼特认为，当创新出现时，造成了对银行信贷和对生产资料的扩大需求，对生产资料的扩大需求促成了新工厂的建立和新设备的增加，同时也增加了对消费品的需求，经济处在繁荣阶段。当创新扩展到较多企业，获利机会趋于消失之后，企业对银行信贷和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便减少，经济进入衰退阶段。熊彼特认为，种种从属现象将大大加强周期的振幅，并把这种诱发出来的各种从属现象的总和称为“从属波”。如果把与“创新”直接相关的经济上升叫做“第一次浪潮”的话，随之而来的投机活动对经济上升的推动则是“第二次浪潮”。

由于“第二次浪潮”的影响，经济进入一个病态的失衡阶段，即萧条阶段；随着“第二次浪潮”的反应逐渐消失，经济进入一个必要的调整、恢复阶段，即复苏阶段。熊彼特把这种经济波浪式的运动称为经济周期。

总之，创新是经济周期的内在原因，即使把外部因素排除，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仍然会存在。同时，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新多种多样，千差万别，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大小不一，因而所形成的经济周期也就长短不一。

e．经济危机的救治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通过资本主义体系的自我调整就能救治。因此，“作为资本主义产儿的危机，将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早地消亡” 。

救治危机的办法有两种:

（1）发展资本主义国有企业和大联合企业。因为国有企业或者大联合企业进行新的基本建设延迟到不景气时期，似乎是对新联合体成群出现的结果的一种缓和，也似乎是对繁荣时期通货膨胀和不景气时期通货紧缩的一种冲淡，因而似乎是减轻周期运动和危机的一种有效手段。

（2）改进对经济周期预测法和发展托拉斯组织。熊彼特解释说，对危机的最为重要的长期救治并且是惟一不会引起反对意见的做法，是对经济周期预测法的改进。这一事实连同托拉斯组织逐渐形成的事实一道，成为使得危机现象变得越来越弱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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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二阶段经济周期模式

这是排除一切外来因素干扰的纯粹模式，是只包括上升期（繁荣）和下降期（衰退）的两阶段模式。

假定在一个一般均衡的经济体系中，最先实行创新的企业家能正确地对未来做出预期，后起的企业家能正确地预期创新可能留给他们什么。“创新”浪潮的出现和消失，使资本主义经历了繁荣和衰退两个阶段。随着“创新”浪潮的到来，企业家扩大对生产资料的需求，这样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而为了应付支出，企业家便扩大了对银行信贷的需求，引起信贷的扩张，促成经济的上升，即进入繁荣阶段。但是，由于企业家纷纷扩大生产资料的需求，生产资料价格上升，成本提高，同时创新和模仿造成产品的产量大量增加，以致产品价格下降，这些因素都削弱了公司获取利润的能力，企业对银行信用的需求开始紧缩，企业的利润趋向于零，经济处于下降阶段，即衰退阶段，直至经济达到新的均衡状态。

c．四阶段经济周期模式

四阶段经济周期模式是指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包括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繁荣阶段: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的创新增加了信用需求，由此促成了新工厂的建立，新设备的增多。

衰退阶段:在繁荣中，一些鲁莽的、有欺骗行为的企业出现了，产品的大量增加导致了价格的下跌。

萧条阶段:熊彼特把迫使“收缩螺旋”中断的方式称为“萧条商业”，它是指当萧条扩大时，仍然会有一些组织和公司可获得实现经济收益的机会。一个生产者的破产可使另一个生产者加

入任何一个市场空缺中，此时投入品的价格比实际商品的价格下跌得更快。

复苏阶段:一旦萧条形成，商业周期分析的关键在于说明什么原因能使萧条结束，熊彼特称之为“恢复点问题”。熊彼特提出了一些归纳性因素，这些因素会使“收缩螺旋”结束，这种趋势具有一种自我保持原状的特征。位于萧条最低点的非均衡状态为一些公司的适应和调整带来了机会。

d．“三种周期”论

在总结前人论点的基础上，熊彼特认为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着长、中、短三种周期理论，他把这三个周期叫做复合循环图式，或三循环图式。

第一种是经济长周期或长波，又称“康德拉捷夫周期” 。熊彼特继承前人的观点，把百年来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划分为三个长周期，并且用创新理论为基础，以各个时期的主要技术发明和生产技术的发展作为各个长周期的标志:

第一个长周期，从18世纪80年代到1842年，是所谓的“产业革命时期”。

第二个长周期，从1842年到1897年，是所谓的“蒸汽机和钢铁时代”。

第三个长周期，从1897年到20世纪20年代末，当年提出时，该长周期还未结束，是所谓的“电气、化学和汽车时代”。

第二种是经济中周期，又称为“尤格拉周期”。该周期由法国的克莱门·尤格拉于1860年提出，每一周期长度平均为9～10年。

第三种是经济短周期或短波，又称为“基钦周期”。该周期由美国的约瑟夫·基钦于1923年提出，每一周期平均长度为40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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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前的最后一本书，将他在经济学和社会学方面的学识融合到了一起。书中总共完成了三个问题，我们将跟随这三个问题来了解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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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讲23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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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熊彼特看来，资本主义的成功在于它导致了国民总产值在收入分配比例基本稳定前提下的长期增长，结果是极大地提高了群众的消费水平，而造成这种成功的因素之一是资本主义在创造性毁灭过程中形成的大公司大企业这种进行大规模生产的组织形式。而资本主义的成功却导致了另外一种后果，就是“通过减少企业家和资本家职能的重要性，通过破坏保护阶层和保护制度，通过创造一种敌对的气氛，破坏了资产阶级地位的同一经济过程，也从内部瓦解了资本主义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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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导致资本主义崩溃的诸因素中，熊彼特认为首要的因素是企业家职能的丧失。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创新”。但随着资本主义的成功，“创新”活动越来越成为技术专家们的例行公事，而且所遭受的抵抗也越来越少。在这种环境中，企业家个人人格和意志力量越来越不重要，“经济进步日趋于非人身化和自动化。机关和委员会的工作日渐代替个人的活动”。企业家的“创新”职能由于资本主义的成功而丧失了，熊彼特得出结论说：“既然资本主义企业由于它自身的成就趋于使进步自动化，我们可以由此做出结论：它趋向于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东西——它会被自己的成就压得粉碎。完全官僚机关化了的巨型产业单位，不仅会赶走小型中型的厂家，‘剥夺’它的所有权，而且最后也会撵走企业家，并剥夺整个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在过程中不仅会坐视它的收入的丧失，并且更重要的是会坐视它的职能的丧失。”

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的第二个原因是资产者的职能的消失。资产者的职能就是积累资产，熊彼特认为，这一职能由于两方面的原因而消失。一是资产者家庭的解体，当体现着资

产者精神特征的成本一收益分析进入家庭生活之后，资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将发现生儿育女的成本太高了。于是家庭便出现了解体的征候，而家庭的解体又使资产者失去了积累资产的动力，出现各种反储蓄的行为。导致资产者职能消失的第二方面原因是资产者对其资产的物质形式的外在地主式的态度。熊彼特认为，大公司的经理对公司将采取雇用态度，而大小股东们对公司财产的物质实体将采取外在地主式的态度，这意味着“所有权的保有者丧失了他在经济上、物质上、政治上为‘他’的厂，和他对他的厂的控制权而战斗的意志，如果必要》它战斗到死的意志。”同时，大公司的发展消灭了一大批中小业主，结果无论大公司以内还是以外，都将剩不下一个真心愿意为私有财产的物质实体而挺身奋斗的人。资产者丧失了积累的动力，丧失了对物质资产的责任感，从而也就丧失了自己的职能。熊彼特这方面的看法，表明了他与西方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思想联系。

导致资本主义崩溃的第三个因素，是资本主义保护阶层的毁灭。熊彼特认为，资产阶级实际上没有能力单凭自己的力量生存下去，它更习惯于营业活动，而不习惯于处理政治事务，更缺少封建贵族那种作为统治者的神秘魅力。因此，他与封建的上层阶级有着一种共生关系，依靠国王、贵族为自己提供一个保护层。但资本主义的发展却将破坏这个保护层o“在破坏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时，资本主义就这样不仅破坏了妨碍它前进的障碍也拆掉了阻止它崩溃的临时支架二这以其残酷无情的必然性而予人以深刻印象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消除制度上的枯枝败叶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赶走和资本主义阶层共生的老伙伴们的过程，和他们共生在一起，原是资本主义图式的本质要素。”熊彼特的这一看法，与他身上自小养成的贵族气息是不无联系的。

熊彼特认为，除了上述导致资本主义崩溃的客观因素外，引起崩溃的主观因素是资本主义的成功所导致的充满敌意的社会气氛。他认为，只有从长期观点出发，才能看到资本主义的成就；但从短期看，它尽是缺点，尽是对利润的追求和经济的无效率。他指出，资本主义无法使人们对它产生一种依恋感情，它使工人们大大提高的生活水平，被工人当作是理所应当的，而它所造成的失业威胁却使工人随时怨恨资本主义.。主义不可避免地会蕴育出一个助长这种敌意甚至威胁资本主义生存的社会集团—知识分子。资本主义使高等教育普及化，结果使知识分子供大于求而造成失业，从而导致知识分子的不满。而由于知识分子是政府公务人员的来源之一，因此知识分子的这种不满态度将不仅影响到立法，也将影响到很多行政措施。他指出，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统治阶级却不愿也没有能力控制知识分子，因为控制知识分子就意味着要限止个人自由，而限止个人自由是与资本主义秩序、私人企业生存的基础不相容的。

熊彼特强调，上述因素的作用是逐步发生的，资本主义不会在一个短时期内崩溃，它的崩溃和社会主义的出现将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对于这个过程来说，一个世纪也只能算是短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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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认为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能够很好地做出关于生产什么和怎么生产的决策。他认为社会主义和以资本为典型的商业社会之间的最主要区别是生产和分配。在后者看来，生产和分配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而在前者看来，生产和分配则是在逻辑上分离的过程，分配的原则将取决于人们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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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首先假定，在他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只有商品生产，没有货币，但允许人们有消费选择自由。个人消费晶分配按照平均分配原则，发给每个成人一定数量的过期作废的“分配券”。它代表对一定量消费晶的要求权。而各种消费品都有一定的“价格”。这些消费品的“价格”同数量乘积的总和等于所有“分配券”持有者对各种消费品要求权的总和。这些消费品的价格是按下述方法确定的：首先由“生产部”暂时规定，然后按“分配券”持有者对

暂定价格的反应加以调整，以使现存消费品全部出清。

为了说明生产是怎样进行的，即按照什么方法才能在可用资源、技术可能性以及其余各种环境条件所规定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熊彼特先假定全部生产资源都由中央当局控制，且数量是固定不变的。这样，中央当局的任务便只是按某些规则来进行生产资源的配置。他假定中央当局将按照下述两项原则来决定生产要素的“价格”，一是对品种相同质量相同的生产要素规定单一价格，而不是实行差别价格，二是价格要能够使全部生产要素正好出清，既无剩余亦无短缺。中央当局还将规定各产业部门经理获取任何数量的生产要素所必须遵守的三个条件：一是生产必须尽可能地经济；二是在获取生产要素时，他必须按所获取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和数量，将他们在让渡消费品时从消费者手中所获得的“货币”交给中央当局；三是各部门都应该做到使价格等于边际成本。

于是，只要中央当局根据既定个人收入分配方式下形成的消费者需求，确定各种消费品和生产要素的供求均衡价格，并为各产业部门的行为规定相应的规则，则“每一个产业经理局的任务，就这样出色地被决定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共同体的产业经理们，只要生产局公布了生产手段的‘价格’，只要消费者已经透露了他们的‘需求’时，就会懂得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向中央当局‘购买’多大数量的各种生产要素。”

熊彼特指出，以上涉及的只是不存在技术进步的静止状态下经济的运行机制。如果考虑到技术进步，则情况会有所变化。假定某一产业部门采用于新技术，能以低于现行标准的生产资料消耗量生产出同样数量的产品。于是在产量和价格不变时，这个产业部门付给中央当局的“货币”量会低于从消费者那里取得的“货币”量。其间的差额就是该行业的“利润”o“利润”的出现引起了资源重新配置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在前面讲过的模式中是不难解决的，即通过消费品或(和)生产要素的价格的调整，可以完成这一重新配置资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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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可以分为三种形式：1．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2．不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3．变法前的社会主义政策。在这三种形式中，熊彼特赞扬并主张所谓“成熟状态下”的和平过渡，也赞同在变法前实行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国有化的所谓“社会主义政策”，而反对所谓“不成熟状态下”的革命转变，把它描述为“极端恐怖的”。他说：成熟状态下和平过渡的社会主义，将“及时实现它的蓝图中所固有的一切可能的卓越成就”，而国有化的“社会主义政策”，亦可免于各种束缚以及财政上或其他方面的负担。总之，熊彼特认为，“在资本主义体制范围内的逐步社会主义化，不仅是可能的，甚至是最明显的可以指望的事情”。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熊彼特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中央集权并依靠决定价格、工资等参数而非直接命令(只有一个例外，即投资率由中央当局或国会直接决定)而运行的社会主义。他认为这种社会主义将比那种主要依靠投票表决来做出生产计划的社会主义更能够在各种约束条件下最大化地实现消费者的满足。这种模式与斯大林模式是不同的，虽然两者都是中央集权，但控制方式迥然不同。这种模式基本上可以说是兰格模式的深化，因为它涉及了兰格模式所未予充分讨论的技术进步和投资等问题。应当说，熊彼特的这个社会主义模式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是有启示的。但这个模式的基本问题是要求由中央当局决定所有的参数，从今天的现实看，这是做不到的，因为中央当局在事实上得不到熊彼特所假定的那么充分的情报。熊彼特对这个模式在实践中的可行性显然做了过于乐观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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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里，他谈到了社会主义与民主的问题，应该说民主问题并非熊彼特思想理论的核心，他关于民主问题的探讨是源于他整个理论必须回答的一个命题，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在这里，他的精英民主理论以及竞争式民主观已成为西方民主理论的经典命题。在这里显然民主的本质也就仅仅是一种政治方法。在这种意义上来比较，古典民主观的追求更多的是“实

体正义”，熊彼特的竞争式民主观的追求则更多的是一种“程序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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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意义的民主理论是共和式的，强调“人民的意志”(来源)和“共同的善”(目的)。希腊城邦与罗马共和国的政治中，公民资格仅限于有产有闲阶级，而农民、商人、工人和奴隶因忙于生产，无暇于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活动，从而不够公民资格。随着疆土扩大、人口的扩展和政治权利的普及，公民量多而又质庸。在这种新社会结构下，沿用古典民主政治模式导致了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所描述的状况（暴民政治）。鉴于现实存在的民主与古典民主理论之理想之间的巨大差距，熊彼特开始对民主概念和理论进行整体性重写。熊彼特“强调以一种程序方法”来认识民主。他认为，民主是政治精英竞取权力和人民选择政治领袖的过程，民主的标志是选举。政治精英掌握政治权力，但其合法性源于人民的选择。他给民主下的定义是：“民主的方法是为了做出政治决定而做的制度上的安排。在这种制度下，想获得决策权的人要在人民的选举中通过竞争而产生”。通过这种重构，熊彼特把民主程序与强有力的权威性统治的实体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这不仅符合现代国家中以复数政党之间的政策比赛和选举斗争为基础的议会政治的现实，还可以满足社会合理选择英明领袖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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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民主=设备会主义民主

问题：公共福利的不可能、。公共意志的不可能、民主的暴政

解决办法：竞争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