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_渝房产税效应研究_基于面板数据下的DID模型_姚云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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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投资、经济增长与空间效应——基于70个大中城市的空间面板数据实证研究

房地产投资、经济增长与空间效应——基于70个大中城市的空间面板数据实证研究

南 开 经 济 研 究NANKAI ECONOMIC STUDIES 2014年 第1期 No.1 201442房地产投资、经济增长与空间效应——基于70个大中城市的空间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张 洪 金 杰 全诗凡*摘 要:本文利用1998—2010年我国30个省市区的70个大中城市面板数据,采用空间动态面板数据方法,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进行拓展,构建了包括房地产投资及其空间效应的空间动态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房地产投资的地区影响效果。

本文发现,全样本70个大中城市房地产投资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某一地区房地产投资不仅促进和提升本地区经济增长,同时也带动其他地区经济增长。

从区域来看,房地产投资对东、中、西部的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彼此之间存在差异,东部存在的外溢效应大于中、西部。

从区际来看,东中、中西以及东西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长三角、珠三角两大城市群内部同样存在房地产投资的空间溢出效应。

本文在方法上拓展了以前仅在时间维度上做的计量回归分析,从空间维度研究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针对性政策建议。

关键词:房地产投资;经济增长;溢出效应;空间动态计量模型一、引 言近年来,随着经济的日益发展,房地产投资业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十余年来,房地产投资每年完成数额平均以23.4%的速率增长,这个增速远远大于我国GDP 在这十余年中的增速。

尤其是1998年之后,房地产市场取得了空前的发展,从而使之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高位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梁云芳等,2006)。

根据国家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为48259.4亿元,占当年GDP 的比重高达12.03%。

随着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攀升,房地产投资一定会对国内经济增长及波动产生极大的影响。

目前已有许多学者对我国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研究。

房产税对房地产市场需求影响的动态效应分析

房产税对房地产市场需求影响的动态效应分析

房产税对房地产市场需求影响的动态效应分析作者:赖一飞黄芮唐松来源:《科技创业月刊》 2014年第7期赖一飞黄芮唐松(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2)摘要:2011年1月,上海市和重庆市首先开始试点对一部分个人所有的非营业性房产征收房产税,今年出台的新国五条中又明确指出要扩大房产税试点范围,我国房产税制的改革已正式拉开帷幕。

基于此,通过构建状态空间模型,利用上海市2007~2013年的季度数据对房产税征收对房地产市场需求的影响进行了动态测度。

结果表明,自2011年上海市房产税征收试点工作开始起,房地产需求量对房产税税收弹性增大,房产税征收对抑制投机性购房需求起到明显的作用,房产税改革应进一步深入、广泛地进行。

关键词:房产税;房地产市场需求;状态空间模型中图分类号:F812.42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4.07.012*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房地产投机泡沫的数量测度研究”(项目编号:10YJA630077);湖北省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湖北省房地产市场区域差异性研究”(项目编号:2013BKF009)。

作者简介:赖一飞(1964-),男,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房地产项目管理;黄芮(1989-),女,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房地产项目管理;唐松(1989-),男,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房地产项目管理。

收稿日期:2014-04-280引言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和城镇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我国城镇房地产税收制度也随之不断改进。

2009年,我国正式将实施了50余年的《城市房地产暂行条例》废除,拉开新一轮房地产税制改革的序幕。

2011年1月,上海和重庆两市首先开始试点对一部分个人所有的非营业性房产征收房产税,同期,政府宣布深圳为第三个征收房产税的试点城市。

然而,不得不承认房地产税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税收制度中的薄弱环节,2011年我国全国房产税收入1102.39亿元,仅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2.10%。

不同制约因素下房价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门槛模型的实证

不同制约因素下房价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门槛模型的实证

不同制约因素下房价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门槛模型的实证祝丹;陈立双【摘要】论文考虑不同制约因素下房价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可能存在非线性转换,基于中国2000年-2013年间省际面板数据和门槛模型来检验老年人口比重、少儿人口比重及住房资产占比在房价波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中是否存在门槛效应,结果发现三个门槛变量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但对应的三种区制转换特点不同.在人口年龄结构变量的不同区制下房价对居民消费均具有正向影响,但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房价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先增后减;随着少儿人口比重的增加,房价对居民消费的作用程度先减后增;住房资产占比的前两种区制下房价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为负值,跨过第二个门槛值后开始转为正向影响.【期刊名称】《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年(卷),期】2016(039)006【总页数】6页(P27-32)【关键词】居民消费;住房财富效应;面板门槛模型【作者】祝丹;陈立双【作者单位】闽南师范大学商学院,福建漳州363000;闽南师范大学商学院,福建漳州363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126.1投资、消费和净出口通常被视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然而在当前产能过剩、外需增长乏力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将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驱动,转向主要依靠消费、三驾马车全面驱动的模式,因此消费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而居民消费一直在我国最终消费中所占比重较大,因而利用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促进居民消费增长。

根据消费函数的生命周期理论,家庭财富也是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一个关键因素。

国外的经验事实也表明,房价的持续上涨会提高居民财富水平进而带动居民消费增长。

如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由于房地产市场繁荣而产生的财富效应抵消了股市下滑的负面影响,使得美国和欧洲各国居民消费支出依旧保持旺盛。

因此,近些年我国房价的持续上涨也应该促进居民消费的增长。

然而,自1998年我国实行住房商品化改革以来,虽然住房价格水平不断攀升,但是居民消费却未见较大改观。

房地产税、土地财政是否有效增加了公共品供给——基于1999-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房地产税、土地财政是否有效增加了公共品供给——基于1999-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房地产税、土地财政是否有效增加了公共品供给——基于1999-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邓宏乾;耿勇【摘要】本文选取1999-2011年中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通过熵值法构建公共品供给综合评价指数,运用两步系统GMM估计法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房地产税显著提高了非经济性公共品的供给,而土地出让收入则更多地投入到了经济性公共品领域.进一步研究发现,房地产税和土地出让收入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房地产税显著增加了东部的非经济性公共品供给,但对西部影响有限;土地出让收入对中部地区的经济性公共品影响最大,对西部的影响则不显著.我国地方公共品的供给主要依赖地方政府投入,去“土地财政”以及构建以房地产税为主体的地方税收体系是我国未来的改革方向,要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改革财政分配体制,提高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期刊名称】《江汉论坛》【年(卷),期】2015(000)003【总页数】7页(P11-17)【关键词】房地产税;土地出让收入;经济性公共品;非经济性公共品【作者】邓宏乾;耿勇【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9;华中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9【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812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经济发展快速,被世界赞誉为“中国式的经济增长奇迹”。

在这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公共品的供给总量大幅提高,但是,纵观公共品的供给结构和区域差异,不难发现其存在着严重的畸轻畸重现象。

就公共品的供给结构而言,经济性公共品和非经济性公共品供给失调。

对于交通运输、邮电等经济性公共品的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较大;而对于社会保障、教育等非经济性公共品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偏小。

以教育投入为例,早在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提出,到2000年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4%(低于4.5%的世界平均水平),但是这一目标直到2012年才得以实现。

消费税、经济增长与绿色投资——基于我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动态门槛效应研究

消费税、经济增长与绿色投资——基于我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动态门槛效应研究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生态环境是一国经济增长的根本性约束条件。

针对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生态环境逐渐恶化与趋紧的状况,绿色发展越发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关注。

消费税是针对特定消费行为或消费品课征的一种税,也是影响消费与投资利益相关者行为的政策手段。

我国现行消费税15个税目中有11个关涉到生态保护与节能减排,因而消费税与绿色发展有较高的契合度。

消费税除了具有组织财政收入与调节收入分配两大基本职能外,更加凸显矫正负外部性以及通过调节消费行为和投资行为保护生态环境的功能定位。

在应然意义上,绿色投资是绿色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实现方式。

消费税通过对投资主体行为投资方向与程度的影响,传导对绿色投资的影响。

由于消费税是价内税,因而消费税征收释放的价格信号会使污染行为主体基于成本的考虑决定是否实施绿色投资的行为,如果污染行为主体缴纳的消费税高于其为减少环境污染进行的绿色投资,那么污染行为主体就会选择绿色投资,进而收到减轻税负与节能减排的双重效果。

反之,污染行为主体就可能会选择缴纳消费税。

从实然的角度,消费税是否对绿色投资发挥正向激励作用?消费税与绿色投资之间存在线性关系抑或是非线性关系?消费税对绿色投资的影响如何受到地区经济增长水平的制约?对这些问题的回应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消费税改革的方向进路与功能提升都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关于税收、经济增长与绿色投资的关系是国内外学界长期关注的议题。

当前国内外文献的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两个维度:一是税收对绿色投资的影响;二是经济增长与绿色投资的关系。

在税收对绿色投资影响的研究方面,学者们主要从环境税的视角进行阐释。

基于消费税与环境税在保护生态环境、促进节能减排方面的功能具有一定的交叠性,所以将其作为相关研究文献。

基于样本选择和模型构建的不同,学者们的研究结论不尽一致,其中主要分为正向关系、负向关系、非线性关系三种观点。

Farzin et al.(2000)研究发现,当环境税没有超过一定的临界值时,环境税的增加会引导企业增加减排投资。

面板数据的一阶差分模型

面板数据的一阶差分模型

面板数据的一阶差分模型
在面板数据的一阶差分模型中,我们通常首先对每个个体或单位的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即计算相邻时间点上的变量差值。

这样可以消除个体特征和时间固定效应,更好地反映出变量的变化趋势。

一阶差分模型可以帮助我们分析面板数据中的动态变化,比如经济增长率、就业率等指标的变化趋势。

使用一阶差分模型可以帮助我们发现数据中的趋势和变化,从而更好地理解面板数据的特点。

此外,一阶差分模型也可以用于预测未来的趋势,帮助决策者制定相应的政策或战略。

需要注意的是,面板数据的一阶差分模型在使用时需要考虑数据的平稳性和趋势性,避免因数据特点而导致分析结果的偏差。

同时,对于不同类型的面板数据,比如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等,需要选择合适的模型来进行分析。

总之,面板数据的一阶差分模型是一种重要的统计分析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面板数据的动态变化特征,为决策提供有益的参考。

数字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收敛——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区域经济㊀㊀[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 农转非 人口的劳动力市场融入研究 (20CRK006)㊀㊀[作者简介]尹希果(1972-㊀)ꎬ男ꎬ山东淄博人ꎬ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㊁博士生导师ꎮ主要研究方向:发展经济学ꎮ数字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收敛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尹希果㊀魏苗苗(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ꎬ重庆㊀400044)㊀㊀[摘㊀要]㊀数字经济发展对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ꎮ基于经济增长条件收敛模型ꎬ采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收敛的影响ꎮ研究发现:考察期内全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条件收敛特征ꎬ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区域经济收敛ꎻ东中西部地区和南北地区均存在明显的俱乐部收敛现象ꎬ仅东部地区和南方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缩小地区经济差距ꎻ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本地区及邻近地区的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的正向累积效应ꎬ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为负ꎮ为此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充分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遇ꎬ二是巩固数字经济的区域经济收敛效应ꎬ三是推行差异化的数字经济政策ꎬ四是推动数字经济均衡发展ꎮ[关键词]㊀数字经济ꎻ经济收敛ꎻ经济增长ꎻ空间溢出[DOI编码]㊀10.13962/j.cnki.37-1486/f.2024.02.003[中图分类号]F127㊀㊀[文献标识码]A㊀㊀[文章编号]2095-3410(2024)02-0029-14一㊁引言实现共同富裕是党和政府的长期历史任务ꎮ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作出重要战略部署ꎬ凸显了共同富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地位ꎮ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ꎬ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对于推动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具有现实意义ꎮ当前ꎬ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ꎬ但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日益突出ꎬ如何实现中国区域的共同富裕和经济协调发展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ꎮ随着人工智能㊁云计算㊁区块链等前沿数字技术的发展ꎬ数字经济逐渐成为经济新常态下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力量和增长动力ꎮ同时ꎬ数字经济具有降成本性㊁强扩散性以及高成长性等主要特征(宋洋ꎬ2019)[1]ꎬ在产业结构升级(陈晓东㊁杨晓霞ꎬ2021)[2]㊁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杨慧梅㊁江璐ꎬ2021)[3]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赵涛等ꎬ2020)[4]等方面已表现出强大动力ꎮ因此ꎬ在 实现共同富裕 的战略决策下ꎬ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收敛的影响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ꎮ区域经济收敛问题一直是宏观经济领域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ꎬ已有文献考察了政92区域经济府财政支出(王宝顺㊁徐绮爽ꎬ2021)[5]㊁人口流动(侯燕飞㊁陈仲常ꎬ2016[6]ꎻ毛新雅㊁翟振武ꎬ2013[7])㊁外商直接投资(雷俐等ꎬ2020)[8]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俞峰等ꎬ2021)[9]等方面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ꎮ目前学术界对于数字经济发展能否缩小区域经济差距仍存在争议ꎮ李治国和王杰(2021)[10]认为ꎬ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促进各类数据要素快捷流动ꎬ优化数据要素配置ꎬ从而缩小地区经济差距ꎮ杨文溥(2021)[11]认为依托于数字技术的发展ꎬ经济落后的地区可以通过数字经济的后发优势促进经济增长ꎬ为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发展机遇ꎮ高远东和裴馨(2023)[12]认为 宽带中国 战略实施能够通过技术创新缩小地区经济差距ꎮ然而ꎬ金春枝和李伦(2016)[13]则指出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数字鸿沟问题ꎮ陈文和吴赢(2021)[14]实证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U型关系ꎬ数字鸿沟最终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ꎮ卢盛峰和洪靖婷(2023)[15]发现电子商务进农村试点不仅没有缩小县域内经济差距ꎬ数字能力鸿沟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ꎮ已有文献对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ꎬ但学者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究竟是扩大还是缩小了地区经济差距并未达成一致ꎮ与本文最相关的是邵秀燕和陈思华(2022)[16]的研究ꎬ他们探究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以卫星灯光数据测度的城市经济增长收敛的影响ꎬ但他们主要采用普通面板模型ꎬ并未着重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空间溢出效应ꎮ此外ꎬ尽管卫星灯光数据具有一定的客观性ꎬ但本身还存在诸多缺陷ꎬ如卫星灯光会受到地形和森林覆盖率的影响㊁对原始灯光影像进行数据提取方法的选择较为主观以及灯光亮度值饱和度等问题ꎬ这不可避免降低了卫星灯光数据的客观性[17][18]ꎮ鉴于此ꎬ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纳入经济增长收敛框架ꎬ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全国㊁东中西部地区及南北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与区域间经济增长差距之间的因果关系ꎬ为统筹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ꎮ本文的边际贡献可能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ꎬ现有研究关于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经济差距影响的观点并不统一ꎮ本文基于经济增长收敛模型ꎬ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及收敛性的影响ꎬ进一步丰富了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收敛方面的研究ꎮ第二ꎬ与已有研究主要使用普通面板模型进行区域收敛分析不同ꎬ考虑到各地区经济活动的互动联系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变得更为密切ꎬ本文将空间因素纳入经济增长收敛模型ꎬ采用动态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ꎬ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区域经济收敛提供了更为可靠的经验证据ꎮ第三ꎬ以往研究主要基于全国层面进行研究ꎬ考虑到不同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可能具有差异ꎬ本文进一步考察了东中西部地区和南北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收敛的影响ꎬ以期全面系统把握数字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收敛之间的关系ꎬ从而有利于各地区因地制宜制定差别化政策ꎮ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一)数字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ꎬ数据要素与劳动力㊁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在多维度㊁高层次上实现协同创新和融合发展ꎬ作用于生产㊁消费㊁生活和公共服务等各个领域ꎬ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ꎮ首先ꎬ数字经济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方面具有显著特征[19]ꎬ能够通过降低生产成本促进经济发展ꎮ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ꎬ生产成本具备低边际成本的特征ꎮ企业倾向于无限扩大生产规模ꎬ长期平均成本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降低ꎬ形成规模经济效应ꎮ与工业经济相 03区域经济比ꎬ数字经济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实现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ꎬ显著增加市场上商品和服务的种类ꎬ有助于形成范围经济ꎮ其次ꎬ数字经济通过优化资源配置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加快区域经济增长ꎮ数字经济极大优化了 看得见的手 的资源配置功能[20]ꎮ平台企业将生产者和消费者进行在线精准匹配ꎬ实现供求双方高效对接ꎬ大幅度提升资源利用效率ꎮ最后ꎬ数字经济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发展ꎮ数字经济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ꎬ打破了传统要素市场的束缚ꎬ渗透到产业的各个生产环节ꎬ改变生产过程中要素的投入种类和比例ꎬ从而提升生产效率[21]ꎮ综上ꎬ本文提出假设1ꎮ假设1: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增长ꎮ(二)数字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收敛数字经济主要通过一体化效应㊁知识与技术的溢出效应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收敛ꎮ一方面ꎬ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一体化效应有利于推动实现区域协同发展ꎮ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能够解决由于地理位置造成的市场分割问题ꎬ有效发挥市场的一体化效应[22]ꎮ在区域一体化下ꎬ落后地区通过比较优势嵌入到发达地区的价值链中ꎬ生产本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ꎬ从而实现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之间的分工与协作ꎮ与发达地区的经济互动ꎬ有助于落后地区推动传统产业转型ꎬ延伸产业链ꎬ从而提升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ꎮ另一方面ꎬ经济落后的地区通过知识和技术溢出的后发优势缩小与富裕地区的差距ꎮ由于信息知识具有正向外溢性的特征ꎬ落后地区可以通过学习和模仿发达地区制度㊁政策等方面的成功经验ꎬ实现管理水平和生产效率的提高ꎬ加快经济增长速度ꎮ落后地区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将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结合起来ꎬ为实现 弯道超车 提供了发展机遇ꎮ综上ꎬ本文提出假设2ꎮ假设2: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收敛ꎮ由于各地区资源禀赋㊁发展阶段差异较大ꎬ数字经济在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不平衡ꎬ导致其对区域经济收敛的影响可能也存在差异ꎮ东部地区经济基础较为扎实ꎬ有能力投入大量人力㊁物力进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ꎬ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较高ꎮ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ꎬ北京㊁上海㊁广东等数字经济发展活跃的发达地区能够充分释放数字经济为经济发展带来的积极效应ꎬ带动东部地区其他省份数字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ꎬ有助于促进东部地区经济收敛ꎮ与东部地区相比ꎬ中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较差ꎬ数字产业发展普遍滞后ꎬ且地区间内部经济活动的联动性较弱ꎬ数字经济发展的红利难以有效释放ꎬ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限ꎮ因此ꎬ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收敛的影响可能不显著ꎮ基于此ꎬ本文提出假设3ꎮ假设3: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收敛的促进作用在东中西部地区具有差异ꎬ东部地区作用效果更为显著ꎮ近年来ꎬ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已从东中西部地区差距转变为南北地区差距ꎮ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均显著高于北方ꎬ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收敛的影响效应可能也存在差异ꎮ北方地区高度依赖投资驱动的重工业ꎬ经济发展缺乏韧性ꎬ具有显著的政府主导特征ꎬ导致其资源配置效率低下ꎮ同时ꎬ北方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较为缓慢ꎬ难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ꎬ也不能吸引高科技人才以促进技术创新ꎬ无法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和缩小经济差距ꎮ与北方地区相比ꎬ南方地区市场机制较为健全ꎬ具有较为夯实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创新基础ꎮ例13区域经济如ꎬ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能够通过劳动力流动㊁产业集聚㊁产业链延伸等ꎬ依靠产业互补㊁专业化分工以及知识㊁技术与创新扩散缩小地区间差距ꎮ因此ꎬ南方地区可以强化数字经济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ꎬ使得南方地区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收敛的影响强于北方地区ꎮ基于以上分析ꎬ本文提出假设4ꎮ假设4: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收敛的促进作用在南北地区具有差异ꎬ南方地区作用效果更为显著ꎮ三㊁模型设定㊁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一)模型设定参考Barro和Sala-I-Martin(1992)[23]提出的β收敛理论ꎬ构建不包含空间因素的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模型:giꎬt=α+βlnyiꎬt-1+εiꎬt(1)式(1)为区域经济增长绝对收敛模型ꎮ其中ꎬgiꎬt是经济增长率指标ꎬ用i地区t时期的实际人均GDP增长率表示ꎻlnyiꎬt-1是期初经济发展水平ꎬ用i地区t-1时期的实际人均GDP对数值表示ꎻeiꎬt为随机误差项ꎻβ是收敛系数ꎬ若β小于0ꎬ则表示区域经济存在绝对收敛ꎬ各地区经济差距趋于缩小ꎻ若β大于0ꎬ则表示区域经济发散ꎬ各地区经济发展趋于不平衡ꎮgiꎬt=α+βlnyiꎬt-1+γXiꎬt+εiꎬt(2)式(2)是在绝对收敛模型的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ꎬ表示经济增长条件收敛模型ꎬXiꎬt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的集合ꎮ考虑到空间地理因素对区域经济收敛存在一定的影响ꎬ且经济增长可能具有时间上的路径依赖特征ꎬ本文在式(2)模型的基础上引入空间效应ꎬ构建动态空间面板计量模型进行收敛性分析ꎮ条件收敛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设定如下:giꎬt=α+ηgiꎬt-1+βlnyiꎬt-1+α1deiiꎬt+γXiꎬt+ρWgiꎬt+β1Wlnyiꎬt-1+α2Wdeiiꎬt+μi+δt+εiꎬt(3)其中ꎬWgiꎬt㊁Wlnyiꎬt-1和Wdeiiꎬt分别是实际人均GDP增长率㊁期初实际人均GDP和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滞后项ꎻgiꎬt-1是实际人均GDP增长率的时间滞后项ꎻW为空间权重矩阵ꎻmi和dt分别代表空间效应和时间效应ꎻ其他变量含义同式(1)和式(2)ꎮ为检验空间计量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ꎬ本文构建了两类空间权重矩阵ꎬ并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1)邻接权重矩阵(W1)ꎬ即当两地区地理邻接时W1=1ꎬ非地理邻接时W1=0①ꎻ(2)地理距离权重矩阵(W2)ꎬ用基于经纬度计算的地区间距离平方的倒数表示两地区之间的空间关联程度ꎮ此外ꎬ根据收敛系数βꎬ可以计算出考察期T内相应的收敛速度s以及半生命周期tꎬ计算公式如下:s=-ln(1-β)/T(4)τ=ln(2)/s(5) (二)变量选取①考虑到海南与其他省份均不相邻ꎬ但其距离广东最近ꎬ故将广东作为其邻接省份ꎮ23区域经济1.被解释变量ꎮ被解释变量为实际人均GDP增长率(giꎬt)ꎬ用i地区t时期实际人均GDP的对数值减去t-1时期实际人均GDP的对数值表示ꎮ本文所使用的实际GDP是以2005年为基期将名义GDP用GDP平减指数调整所得ꎮ2.核心解释变量ꎮ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ꎬ目前并没有统一的指标ꎮ虽然一些研究机构已经测算了各地区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ꎬ但均存在样本时期跨度小的问题[24]ꎮ因此ꎬ结合数据可得性ꎬ本文从数字基础设施㊁数字产业㊁数字技术及数字应用四个维度选取12个指标构建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ꎬ具体指标体系见表1ꎮ参考杨丽和孙之淳(2015)[25]的做法ꎬ基于熵值法测算各个数字经济子指标所占权重ꎬ再根据各个指标的权重得分计算得到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ꎮ㊀表1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指标属性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数字技术数字应用平均每平方千米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个)+平均每平方千米长途光缆线路长度(公里)+平均每平方千米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户)+移动电话普及率(部/百人)+软件业务收入(万元)+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数目(个)+信息传输㊁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从业人员(万人)+信息传输㊁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全社会固定投资占比(%)+域名数(万个)+网站数(万个)+网页数(万个)+IPV4数(万个)+人均电信业务量(万元)+人均快递业务量(件/人)+3.控制变量ꎮ为更加全面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收敛的影响ꎬ借鉴雷俐等(2020)[8]㊁邵秀燕和陈思华(2022)[16]等关于经济增长收敛影响因素的文献ꎬ本文选取了一系列控制变量:(1)城镇化率(ur)ꎮ本文使用各地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ꎮ(2)外商直接投资(fdi)ꎮ本文使用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占GDP的比重来表示ꎮ(3)固定资产投资(inv)ꎮ本文用各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与地区GDP的比值衡量固定资产投资ꎮ(4)人力资本水平(lnedu)ꎮ本文使用各地区每万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来衡量各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ꎬ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影响ꎬ在实证分析中取对数ꎮ(5)就业水平(lnemp)ꎮ本文使用各地区年末就业人数衡量就业水平ꎬ在实证分析中取对数ꎮ(三)数据来源本文选取2006-2019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㊁直辖市)(因数据缺失严重ꎬ不包括西藏自治区和香港㊁澳门㊁台湾)的平衡面板数据探究数字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收敛之间的关系ꎮ本文所采用的变量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电子信息统计年鉴»及各省(自治区㊁直辖市)统计年鉴ꎬ表2报告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ꎮ四、实证结果与分析(一)空间相关性检验为考察现阶段我国各地区实际人均产出和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布状况ꎬ本文采用Mo ̄33区域经济ran'I指数法对所选取2006-2019年30个地区样本的实际人均GDP和数字经济发展进行了空间自相关检验ꎮ表3展示了在邻接矩阵和地理距离矩阵下历年Moran'I指数及其显著性ꎮ由表3可以看出ꎬ实际人均GDP㊁数字经济发展的Moran'I指数均为正值ꎬ且在10%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ꎮ其中ꎬ在两种权重矩阵下ꎬ实际人均GDP的Moran'I指数均大于0.3ꎬ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ꎬ表现出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ꎮ说明区域经济发展并不是相互独立的ꎬ而是在空间分布上呈现集聚态势ꎮ与实际人均GDP相比ꎬ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相关性较弱ꎬ但其数值和显著性呈现增强趋势ꎮ因此ꎬ在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收敛的影响时应该将空间相关性考虑在内ꎬ否则会导致模型设定的偏误ꎮ㊀表2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变量观测值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实际人均GDP增长率(g)4200.08580.02790.00600.1626期初经济发展(lnyt-1)42010.13310.58508.556611.6406数字经济发展(dei)4200.08610.10710.00860.7023城镇化率(ur)4200.54660.13570.27460.8960外商直接投资(fdi)4200.02390.02090.00010.1210固定资产投资(inv)4200.76540.27930.21091.5965人力资本水平(lnedu)4205.15440.32574.09485.8676就业水平(lnemp)4207.61970.79945.68428.8749㊀表3实际人均GDP㊁数字经济发展的Moran I指数年份实际人均GDP数字经济发展邻接矩阵地理距离矩阵邻接矩阵地理距离矩阵20060.432∗∗∗0.391∗∗∗0.134∗0.080∗20070.422∗∗∗0.388∗∗∗0.141∗0.098∗20080.414∗∗∗0.381∗∗∗0.145∗0.101∗20090.406∗∗∗0.375∗∗∗0.181∗∗0.123∗∗20100.395∗∗∗0.370∗∗∗0.197∗∗0.122∗∗20110.380∗∗∗0.363∗∗∗0.174∗∗0.111∗20120.368∗∗∗0.355∗∗∗0.193∗∗0.132∗∗20130.359∗∗∗0.347∗∗∗0.177∗∗0.117∗∗20140.351∗∗∗0.338∗∗∗0.184∗∗0.121∗∗20150.348∗∗∗0.331∗∗∗0.185∗∗0.115∗∗20160.348∗∗∗0.326∗∗∗0.231∗∗0.148∗∗20170.350∗∗∗0.324∗∗∗0.251∗∗∗0.160∗∗20180.350∗∗∗0.325∗∗∗0.238∗∗0.156∗∗20190.350∗∗∗0.325∗∗∗0.230∗∗0.152∗∗㊀注:∗∗∗㊁∗∗和∗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1%㊁5%和10%的置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ꎮ下同ꎮ(二)空间计量模型结果分析1.空间计量模型选择按照Elhorst(2014)[26]的 从具体到一般 和 从一般到具体 的检验思路ꎬ本文依次从LM检验㊁豪斯曼检验以及空间杜宾模型简化检验(Wald检验㊁LR检验)对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必要的识别检验ꎬ具体结果如表4所示ꎮ首先ꎬ采用LM检验和稳健性LM检验ꎬ邻接矩阵和地理距离矩阵下的结果均在5%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ꎬ表明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是优于普通面板模型的ꎮ其次ꎬ豪斯曼检验在两种权重矩阵下的结果均为拒绝原假设ꎬ表明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更有效ꎮ最后ꎬ在不同的权重矩阵下ꎬWald检验和LR检验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ꎬ表明空间杜宾模型不能被简化为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ꎮ此外ꎬ考虑到上一期的实际人均GDP增长率可能对当期的经济增长率有影响[27]ꎬ本文最终选用时间和地区双向固定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收敛之间的空间关联特征ꎮ43区域经济㊀表4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的检验结果检验统计量邻接矩阵地理距离矩阵ValueP-ValueValueP-ValueLM-lag115.654∗∗∗0.000140.570∗∗∗0.000RobustLM-lag5.696∗∗0.0178.751∗∗∗0.003LM-error151.208∗∗∗0.000166.751∗∗∗0.000RobustLM-error41.250∗∗∗0.00034.932∗∗∗0.000Hausmantest53.580∗∗∗0.00031.380∗∗∗0.008Waldtestspatiallag46.240∗∗∗0.00072.390∗∗∗0.000Waldtestspatialerror31.120∗∗∗0.00034.210∗∗∗0.000LRtestspatiallag32.030∗∗∗0.000112.040∗∗∗0.000LRtestspatialerror32.870∗∗∗0.000107.170∗∗∗0.0002.全样本回归结果分析表5报告了空间效应下全国层面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增长收敛的影响结果ꎮ为了更加科学地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区域经济收敛的影响ꎬ本文也列出了静态空间杜宾模型的估计结果进行比较ꎮ如表5所示ꎬ列(1)和列(3)是邻接矩阵和地理距离矩阵设定下的静态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ꎬ列(2)和列(4)则是相应矩阵下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ꎮ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中ꎬ经济增长滞后一期的系数均为正ꎬ且在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ꎬ表明上一期的经济增长能够正向预测当期的经济增长ꎬ验证了前文关于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明显路径依赖特征的推断ꎬ将经济增长率的滞后项纳入计量模型能够有效减少模型设定偏误ꎮ此外ꎬ无论是在邻接矩阵还是在地理距离矩阵下ꎬ与静态空间杜宾模型相比ꎬ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拟合优度R2都更高ꎬ进一步说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优于静态空间面板模型ꎮ因此ꎬ本文主要选择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估计结果分析数字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收敛之间的关系ꎮ㊀表5数字经济影响区域经济收敛的全样本回归结果邻接矩阵地理距离矩阵静态SDM动态SDM静态SDM动态SDM(1)(2)(3)(4)l.g0.4773∗∗∗(11.59) 0.4824∗∗∗(11.67)β-0.1021∗∗∗(-9.04)-0.1025∗∗∗(-9.35)-0.1003∗∗∗(-8.81)-0.0996∗∗∗(-9.02)dei0.0698∗∗∗(4.98)0.0481∗∗∗(3.58)0.0697∗∗∗(4.95)0.0449∗∗∗(3.35)ur-0.0388(-0.91)0.0587(1.43)-0.0451(-1.07)0.0493(1.22)fdi0.1888∗∗∗(3.68)0.1105∗∗(2.32)0.2050∗∗∗(3.93)0.1103∗∗(2.29)inv0.0146∗∗∗(3.40)0.0033(0.84)0.0133∗∗∗(3.03)0.0032(0.80)lnedu0.0295∗∗∗(4.00)0.0194∗∗∗(2.64)0.0320∗∗∗(4.29)0.0173∗∗∗(2.33)lnemp-0.0167∗(-1.75)-0.0131(-1.43)-0.0158(-1.63)-0.0135(-1.49)r -0.2234∗∗∗(-3.38)0.1781∗∗∗(2.72)-0.1259(-1.49)0.1785∗∗∗(2.12)s0.00770.00770.00750.0075t 90.105689.734391.812992.4935时间效应是是是是地区效应是是是是R20.71720.78590.72500.7789N420390420390㊀注:括号内为Z统计量ꎬ∗∗∗㊁∗∗和∗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1%㊁5%和10%的置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ꎮ下同ꎮ53区域经济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中ꎬ空间自相关系数r均在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为正ꎬ说明各地区存在较强的经济活动互动关系ꎬ这与前文空间自相关检验的结果保持一致ꎮ收敛系数β都小于0ꎬ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ꎬ表明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率高于发达地区的增长率ꎬ即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条件收敛特征ꎮ在考虑地区异质性因素的条件下ꎬ各地区的经济增长会朝着各自的均衡水平发展ꎮ从收敛速度和半生命周期的计算结果来看ꎬ在邻接矩阵和地理距离矩阵下ꎬ全国的收敛速度分别为0.77%和0.75%ꎬ半生命周期分别为89.734年和92.496年ꎮ两种权重矩阵下的结果差异较小ꎬ说明估计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ꎮ数字经济发展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ꎬ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高了地区经济的发展速度ꎬ对缩小区域经济差距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ꎬ研究假设1和2均得到验证ꎮ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形态ꎬ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降低生产成本ꎬ优化资源要素配置ꎬ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ꎬ从而促进地区经济增长ꎮ同时ꎬ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ꎬ具有知识技术溢出效应和创新扩散效应ꎬ加大了区域间统筹协调力度ꎬ增加了各地区分工协作的机会ꎬ有助于经济落后的地区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ꎬ进而推动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ꎮ在控制变量方面ꎬ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5%的检验水平下显著为正ꎮ外商直接投资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ꎬ并通过竞争和示范效应推动企业进行技术创新ꎬ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ꎬ进而带动经济发展ꎮ同时ꎬ外商直接投资的协调引进也能减小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差距ꎮ人力资本在1%的水平上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增长ꎮ人力资本是技术创新的核心要素之一[28]ꎬ有效促进各地区创新能力提升ꎬ从而加快经济发展ꎮ经济落后地区通过人力资本积累能够更好地学习和模仿富裕地区的先进技术ꎬ实现对发达地区的追赶式增长ꎬ进而促进区域经济收敛ꎮ从估计结果来看ꎬ就业人数增加对经济发展呈负向影响ꎬ这与奥肯定律预期不符ꎬ但与马大来和陈仲常(2015)[29]的研究结果一致ꎮ原因可能是地区的就业结构调整不能适应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ꎬ造成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不协调[30]ꎮ此外ꎬ城镇化率和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为正ꎬ但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ꎮ3.分区域回归结果分析从熵值法计算的数字经济指数来看ꎬ2019年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均值为0.320ꎬ中部地区均值为0.096ꎬ西部地区均值只有0.079ꎬ反映了各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ꎬ中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与东部地区还存在很大差距ꎮ由于数字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收敛在区域分布上可能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特征ꎬ本文将样本分为东㊁中㊁西部三大地区①ꎬ进一步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三大地区经济增长收敛的影响ꎬ同时也可以检验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是否存在俱乐部收敛ꎮ表6为空间效应下东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影响经济增长收敛的回归结果ꎮ所有模型中ꎬ上一期的实际人均GDP增长率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均显著为正ꎬ反映了三大地区的经济增长也存在明显的动态效应ꎬ再次验证了使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必要性ꎮ63 ①东部地区包括北京㊁天津㊁河北㊁辽宁㊁上海㊁江苏㊁浙江㊁福建㊁山东㊁广东及海南11个省份ꎬ中部地区包括山西㊁吉林㊁黑龙江㊁安徽㊁江西㊁河南㊁湖北㊁湖南8个省份ꎬ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㊁广西㊁四川㊁重庆㊁贵州㊁云南㊁陕西㊁甘肃㊁青海㊁宁夏及新疆11个省份ꎮ。

第11章 面板数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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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虚拟变量回归
固定效应模型也可以理解为,每一个横截面个体i 都有自己不随时间变化的非观测效应ai。
在估计时,可以为每一个i安排一个虚拟变量,得 到各自的截距项,这就是虚拟变量回归(dummy variable re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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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固定效应模型的虚拟变量回归
yit ixit uit
在固定效应模型中,解释变量的参数β 对各经济主体都 相同,属于共同部分,所以不同经济主体的差异完全 体现在常数项参数ai的取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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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图示
GDP
北京
江苏
山西
北京 江苏省 山西省
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受教育程度 较好、经济结构以服务业为主、 法制更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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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vest、edu)
2000 4203.555 8206.271 5522.762 4361.555 3890.580 4077.961 5317.862 3612.722 4360.420 3877.345 5011.976 8651.893 3793.908 6145.622 6950.713
2001 4495.174 8654.433 6094.336 4457.463 4159.087 4281.560 5488.829 3914.080 4654.420 4170.596 5159.538 9336.100 4131.273 6904.368 7968.327
面板数据对遗漏变量问题的解决得益于面板数据对 同一个个体的重复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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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何谓“非观测效应”?
非观测效应(unobserved effect),是指在面板数据 分析中,一个不可观测的、因截面个体而异、但不 随时间变化的变量。

DID方法与合成控制法

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住房平均价格的下降主要是由大面积
住房导致的;二是房产税政策将大面积住房市场需求挤出到小面积住
房市场,导致这些类型的住房价格增长更快。
“结构性扭曲” 形成原因:
1.与现阶段试点的“窄税基”房产税政策有关
2.与户籍制度直接相关。
“结构性扭曲”结果:产生了巨大的福利分配效应,由于小面积
第六页,共65页。
二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说
第七页,共65页。

由于资本的流动性一般都比较高,因此资本并不承担任何税
负,房产税最终会转嫁给消费者,从而以更高的房价表现出
来(SIMON,1943;NETZER,1966)。

以 TIEBOUT(1956) 为代表的财政学文献开始将房产税与公共
服务 联系起来,认为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情况下,“用脚投票”
较大,因此房地产税负和地方公共支出对房价的净影
响为正

况伟大(2009)的研究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开征房
产税将导致房价下降

况伟大(2010)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由于房价的快速上
涨,中国的住房市场不仅是一个消费市场,而且更是
一个投资市场,预期及投机需求对中国城市房价波动
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第十页,共65页。
以tiebout1956为代表的财政学文献开始将房产税与公共服务联系起来认为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情况下用脚投票的机制会匹配辖区的房产税与公共服务那些提供更多公共服务的地区所制定的房产税税负更重反之亦然房产税是一种收益税影响当地的公共支出不直接影响住房价格和资源配置虽然不同理论在房产税对房价的影响方面没有得出一致结论但是大部分的文献都发现两者是一种负向关系oates1969通过对美国新泽西州东北部53个城镇的调查发现房地产价值与财产税呈负相关与地区的公共支出水平呈正相关kenneth1982对北加利福尼亚推出的13号法案对房价影响的研究发现在当地公共服务没有下降的情况下平均每年下降1美元的财产税相应增加7美元的财产价值rosenthal1999对英国马其赛特郡merseyside等县市的研究发现税收对房价有抑制作用杜雪君等2009利用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资料为研究样本发现中国房地产税对房价有抑制作用而地方公共支出则对房价有促进作用且后者的影响较大因此房地产税负和地方公共支出对房价的净影响为正况伟大2009的研究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开征房产税将导致房价下降况伟大2010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由于房价的快速上涨中国的住房市场不仅是一个消费市场而且更是一个投沈悦和刘洪玉2004利用19952002年中国14个城市的经验研究表明在不添加年度虚拟变量的情形下城市经济基本面能够解释住宅价格变动如果加入年度虚拟变量城市经济基本面的解释力大幅度下降这说明适应性预期对住宅价格变动具有显著影响况伟大2010考察了预期和投机对房价的影响虽然他认为经济基本面对房价波动影响要大于预期和投机但预期和投机对中国城市房价也有很强的解释力wong2001根据理性泡沫理论当投资者期待未来资产价格上涨时会囤积资产从而获取更大的收益况伟大20092012通过建立投资者和开发商的理论模型证实了开征房产税对住宅价格有抑制作用昌忠泽2010分析了房地产泡沫形成的根源并提出开征房产税和住宅空置税能够抑制房地产市场的过度投机行1986年9月15日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不过当时的房产税主要针对商业用房个人所有的非营业用房产则免征房产税因此对房地产的影响较小

房产税对商品住宅价格的影响研究--基于重庆、上海房产税改革试点情况

作者: 曹春艳;曹志鹏
作者机构: 常熟理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出版物刊名: 价格月刊
页码: 24-27页
年卷期: 2017年 第6期
主题词: 房产税;商品住宅价格;改革试点
摘要:2011年,我国政府决定在上海、重庆两个城市实施房产税改革试点。

房产税被认为是抑制房价过快上涨、打击投机性购房需求的有效手段。

从重庆、上海两个城市的房产税改革试点情况来看,虽然两个城市实施房产税改革的政策内涵有所不同,两个城市的房价走势也有所差异,但改革试点中所表现出来的主要问题基本一样,包括房产税计税依据不合理,免征条件过宽;房产税税基窄、税率低,影响力过小;政策设计不完整,作用难以发挥等。

应进一步明确房产税改革的政策目标,拓展房产税的征税范围,加强房产税改革的政策内涵设计,强化房产评估体系建设及监管力度,更好地发挥房产税在调控房价、实现社会公平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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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第11期一、引言自2003年房地产业被确定为我国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房地产业迅猛发展。房地产业的火热,带动了地方经济增长,提供了丰富的土地财政,但与此同时,房价飙升、强制拆迁、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程度加深等问题日益突出。为解决房地产业的种种问题,中央政府于2010年底出台房产税政策,并于2011年1月在上海、重庆两市试行。对于推行房产税的目的,学术界大致形成了三类主流观点:(1)通过房产税改善地方财税制度,使地方政府摆脱以土地出让金为主的土地财政;(2)通过房产税改革抑制房价过快增长;(3)通过房产税调整居民存量财富,减小基尼系数。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仅就第二类观点进行计量研究讨论。有关房产税对房价的抑制效果,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现有研究成果中,学界普遍认同房产税对房价波动具有重要影响,并主要以Mieszkowski(1972)Zodrow(1986)提出的房产税的“影响说”为理论基础。此理论认为房产税使全国资本收益,当地不可移动生产要素和商品价格发生变化,其所有者承担了税负,故而影响房价。后来的学者对此理论进行了大量分析研究。KrantzDi-aneP.,WeaverRobertD.和AlterTheodoreR.(1982)认为房产税对房价有显著负影响,大约有60%的房产税被资本化为房价。McDonald(1993)通过研究美国芝加哥6个县在1982、1985和1988年的商业和工业房价与房产税的数据,得出了房产税率及其变动对房价具有显著影响的结论。国内学者骆永民和伍文中(2012)指出:房产税具有自动稳定

器作用,并在长期内可以有效降低房价。但最近有关沪、渝房产税效用的部分研究结果却和原先的房产税理论结果有显著差异。如(尹煜、巴曙松,2011)(王浩,2011)(畅军锋,2013),等学者通过图表、时间序列分析得出了“目前试点城市的房产税改革,对房地产市场价格的作用力有限”的结论。但是这些研究存在若干缺陷:在数据选取上,选用09年-11年房价月数据,样本容量较小,易造成误差;在运用方法上,仅运用图表进行对比分析,环比同比数据进行论证,未能综合考虑其他因素(限购令、《国十条》,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变、季节因素等)的影响。笔者为探究沪、渝两市房产税的实际效果,通过对重庆、西安、沈阳、成都(准一线城市),上海、北京、深圳(一线城市)2009.1-2013.12期间的房价月数据的收集整理,基于面板数据,以2011.1试行房产税为时间节点,运用DID模型,进行计量研究。本文使用数据样本容量更大,且使用了面板数据,同时运用了差分再差分法消除了面板数据相同的固定效应,减少了其他因素的干扰。二、数据整理笔者运用EVIEWS6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整理。首先,笔者将收集到的4座准一线线城市的房价时间序列命名为P_CQ(重庆)、P_XIAN(西安)、P_SY(沈阳)、P_CD(成都)。再选取2009.1-2010.12的数据为样本,重新生成4组时间序列,分别命名为CQ2、XIAN2、SY2、CD2,并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沈阳和成都的房价序列存在一阶单位根,重庆和西安的房价序列存在二阶单位根,故选择西安作为对照组。之后,进行协整性检验,判断西安房价和重庆的房价序列在实行房产税以前是否协整,并建立方程CQ2=β0+β1*XLAN2+μ,对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

沪、渝房产税效应研究———基于面板数据下的DID模型

姚云帆,颜节礼摘要:通过收集沪、渝两市与部分非房产税试点城市的房价月度面板数据,以2011年1月为时间节点,单位根检验、协整

检验为前提,运用了差分再差分(DID)模型,对两市房产税对房价的抑制效果进行了计量研究,得出了沪、渝两市房产税对于房价抑制效果不显著的结论。并分析了此结论与学界对于房产税的主流观点“影响说”产生差异的原因。最后提出了扩大征税对象,调整税收结构,给予地方政府适当的税收自主权等若干改善意见。关键词:房产税;房价;差分再差分模型中图分类号:F293.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28(2014)11-53-03

财经论坛◎

53--市场周刊如图所示:表1残差项ADF值检验表

由P值和ADF值可见CQ2与XIAN2序列为协整序列。符

合差分再差分法运用的假设前提。从实际角度分析,西安与重庆经济发展相仿,地理位置相近,同时在房价问题上都受“国十条”及“限购令”等政策调节影响,不同点仅在于重庆在2011年1月实行了房产税而西安未实行房产税。也符合差分再差分法的运用前提假设。对于一线城市的房价序列也进行同样的步骤,但发现上海、北京、深圳的房价序列(09.01-2010.12)都存在一阶单位根,且北京、深圳的房价序列与上海房价序列两两协整。但此时从实际角度分析,北京为我国政治中心,上海、深圳为经济中心,城市性质有所差异,且相比之下北京城内的房价存在较大的方差,故舍弃北京,选择深圳作为对照组较为妥当。三、DID模型研究差分再差分模型(Difference-in-DifferenceModel),亦称差差分模型、重差分模型,是固定效应模型的一个变种,主要用于政策分析和工程评估。其基本思路是将调查样本分为两组:一组是参加项目组即作用组,一组是未参加项目组即对照组。再通过差分的方法除去相同的固定效应,从而得出事件的净效应。(《In-troductoryEconometrics》—Wooldridge中有部分介绍)基于上述筛选过后的面板数据,笔者进行了DID法的分析,其公式如下:P=β0+β1Dα+β2Dt+β3DαDt+μ(1)

Pat=β0+β1Dα+β2Dt+β3DαDt+δXat+μ(2)

(1)式为基本形式,适用于点数据,而笔者运用其拓展形式(2)式对由多组时间序列形成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研究。其中下标a表示区域差异;下标t表示时间差异;Pat为被解释变量,即不同时间、不同城市的房价;Dt为虚拟时间变量,2011.1以前为0,2011.1以后为1;Da为虚拟区域变量,在实施房产税的城市为1,未实施房产税的城市为0;Xat为一组控制变量(其中包括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值的差分序列D(FA)、房地产施工面积累计值的差分序列D(JG);μ为残差项;Da*Dt即为房产税实施后对房价影响的净效应。

重庆、西安房价在DID法下的回归结果(表2)

上海、深圳房价在DID法下的回归结果(表3)表2显示重庆和西安房价的回归结果,表3显示上海和深圳房价的回归结果。由两表可知Da变量、Dt变量、控制变量组的(C1为常数项不需考虑)P值均小于0.1、说明其均显著,但净效应(Da*Dt变量)项的系数较小,且P值超0.1,回归结果表明:就上海与重庆两市而言,房产税实施以后对于房价的影响不显著。四、结论本文通过DID法对于4座城市(2座试点城市、2座非试点城市)的房价月数据进行计量研究,得出了沪、渝房产税对房价的抑制效果不显著的结论,此结论与传统理论有显著差异。笔者认为主要由于先前有关房产税的研究主要以欧美国家为研究对象,而欧美国家房产税制度比我国更为完善,市场经济更为发达,研究模型的干扰因素相对较少。我国房产税研究样本存在如下问题:(一)房产税征收范围过小沪、渝两市房产税征收对象都过于片面。《上海细则》为只对增量房征房产税,不对存量房征税;《重庆细则》尽管既涉及存量也涉及增量,但无论是存量还是增量都仅限于别墅与高档公寓。因此房产税征收对象仅为所有房产中的一小部分。同时,由于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未完善,存在房产不公开,房产套数不透明等问题,再次缩小了房产税征收范围。而房产税对于当地房价的影响显然与房产税征收范围正相关。(二)政府干预市场地方政府过于依赖土地财政,土地出让金如今依旧是地方政府的最大财政来源。故地方政府存在暗中抬高地价,鼓励房地产的投资等行为。行政力量干涉市场导致房价不按市场规律变动。而为达到房产税的预期效果,政府应当对房产税政策进行适当的调整:扩大征税对象,对增量房和存量房同时征收房产税,并完善不动产登记制度,以此减少由于税收制度问题、房产确认问题带来的收税不公平;调整税收结构,实行阶梯性税制,对超过一定额度的住房面积实行高税率税收,以此减少对房地产的投资需求,释放房地产市场房源压力;给予地方政府适当的税收自主权,缓解地方与中央税收博弈的矛盾,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减少地方政府对于房地产市场的过度干涉。

参考文献:[1]PeterMThePropertyTax:AnExciseTaxoraProfitsTax?[J].JournalofPublicEconomics,1972,1(1):73-96.[2]KrantzDianeP.,WeaverRobertD.,AlterTheodoreR.ResidentialPropertyTaxCapitalization:ConsistentEstimatesUsingMicro-LevelData[J].LandEconomics,1982,58(4):88-496.(下转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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