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积极的财政政策

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最主要的措施是扩大国债的发行，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应当肯定，这种做法是行之有效的。通过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带动了相关行业的生产，从而进一步带动了消费和投资。对积极财政政策实施近一年来的初步评价是，决策正确、反应果断、措施对路、实施快速、作用明显、效果直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初步经验是，在危机关头，决策一定要坚决果断，不拖泥带水，善于驾驭复杂局势；要全面分析，抓住关键，措施对路；要政令畅通，实施有效，杜绝和减少“肠梗阻”等现象的发生；要加强跟踪和监督，既要保证政策的执行效果，更要防止政策在执行中变调。正是这一系列积极财政政策的快速、有效实施，才保证了中国经济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停止下滑，并出现企稳回升的良好现象。可以这样说，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应对金融危机、实现“保增长”目标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作用不仅在眼前，而且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会带来积极而有效的影响。

一，扩大总需求的财政政策没有导致通货膨胀。一方面我国的生产能力确实有过剩现象，总需求的增加促进了生产能力的利用；另一方面，我国还没有实行浮动的汇率体制，再加上出口情况尚可，总需求的扩大没有使本国的货币贬值或者说本来是应当升值的，进口品和进口原材料价格没有因之上升而引发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其次，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虽然使公共借款需求更高，但在增加财政支出的同时，既增加了货币的交易需求，也增加了货币供应，没有发生社会公众的信任危机，利率也没有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反而比以前降低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应并没有被抵消掉。再次，挤出效应很小，甚至没有。事实证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对利率几乎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对投资额的影响更小。所以，基本上不存在挤出效应。总需求的扩大可能会通过加速器效应使投资额增加。在我国现行条件下，财政支出的启、体效应是值得肯定的，需要研究的是结构性效应。增加公共投资的最大缺点就是缺乏资金有效利用的监督，很容易引起浪费。所以，一方面要改进公共投资的管理和监督机制，另一方面可以考虑缩小政府对公共设施的直接投资规模，把相当一部分资金用于与私人投资合股，或者增加财政贴息和无息贷款，更多发挥私人投资的作用，同时也可以扩大政府支出的乘数效应。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央审时度势、果断决策，及时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冲击。尤其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力度大、数量众，而且反应快、针对性强。

二，积极的财政政策对克服金融危机的影响、实现“保增长”的目标、维护社会的稳定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按照经济学原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由于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速度很快、冲击力很大、影响范围很广，所以，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国家都是“双管齐下”，两种手段同时出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很显然，财政政策手段要更加主动、更加快捷、更加直接一些。不仅在去年第四季度中央财政迅速追加了1040亿元的财政投资，重点用于保障性住房、灾后

恢复重建等公共支出，而且提前安排了200亿元的财政投资。同时，在今年和明年也分别安排了4875亿元和5885亿元，总计11800亿元的中央投资，以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又实施了结构性减税、压缩行政事业性收费、税费改革等政策，减轻企业和群众负担约5000亿元。

三，受某些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积极财政政策作用的最大发挥。不可否认，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也受到了一些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一是中央投资与地方配套不协调，中央投资下达速度快，地方配套跟随慢。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中央投资已达到计划的90%，而地方只有50%；二是地方在执行政策中不够果断坚决，特别是保障房建设等，很多投资没有能够迅速地安排到位，而是停留在财政部门。虽然有季节性等因素的影响，但地方政府态度不够坚决、方法不够恰当也是重要原因；三是对投资的规范性要求很高、监督很严，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投资的推进速度；四是减税政策因为市场和企业发展方面的问题，也没有能够如愿实现，5000亿的减税政策，很有可能难以完成目标；五是信贷投入结构不够规范、合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特别是民间投资没有能够有效启动，也制约了积极财政政策作用的发挥；六是地方政府在对中央政策认识上的偏差，对产能过剩行业、高消耗企业以及国家限制项目的盲目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策作用的发挥。所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落实过程中的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和警觉。

四，必须正视问题，采取对策，调整和完善政策，更好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出台这么多的政策，出现一定的问题是在所难免的，也是可以预料和理解的。关键是，对这些问题，也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加以克服和解决。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基本政策取向不能改变，但在政策细节方面需要调整和完善。首先，要在投资与减税问题上更加注重减税，逐步减少投资规模，适当扩大减税范围。因为，经济的企稳回升，已经为企业的复苏创造了条件。而企业的复苏，除了信贷支持外，也需要税收的支持。扩大结构性减税范围，对企业复苏是有利的。从增值税来看，实现消费型增值税，无疑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一种，但是，由于企业经营状况不佳，投资力度不大，能够享受此项政策的企业也受到限制。那么，是否可以扩大抵扣的范围，在一定时期内，同意企业将厂房投资等也列入扣除范围呢？必要时，允许企业对去年的设备投资也列入扣除范围。在所得税政策方面，企业所得税政策可以进一步放宽，在一定时间内降低所得税率，而个人所得税除了研究起征点之外，是否可以增加扣除项目和范围，也值得研究。第二，要在投资与消费问题上更加注重消费。消费是经济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消费不启动，经济难以复苏，投资也难见效。所以，在刺激消费问题上，除了继续加强对家电、汽车等的财政补贴外，发放消费券仍然是目前比较可行的一种方式。同时，如何刺激中等以上收入人群的消费，也是一个十分重要而现实的问题。第三，要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步伐，为

经济复苏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毫无疑问，一旦经济复苏，将对社会保障提出新的要求。因为，社会保障一直是困扰我国企业改革、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如何抓住目前的有利时机，推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也是必须认真研究和思考的问题。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关键，还是要加快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覆盖全社会，覆盖全员。第四，要做好退出财政投资的充分准备。按照G20会议提供的信息，在经济复苏条件基本具备的情况下，将适时退出政府刺激和政府投资政策。对我国来说，也必须做好这样的充分准备。因为，一旦其他国家作出这样的选择，如果我们不同步进行，也会产生许多矛盾和问题。这也是笔者为什么提出更加关注减税、消费等问题的主要出发点。

总之，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对克服金融危机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存在的问题也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关注。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的实现及其风险的防范，还需要其他经济政策及经济制度的密切配合。我国的一切经济政策及经济制度都必须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特别是在我国即将加入WTO的历史背景下，要确保其公开性、公平性、公正性。财政政策的实施结果与预期目标之间尚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不仅是财政政策本身的问题，还有其他的政策及制度原因。如民间投资缺乏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有力支持，民间投资产业准入政策方面的障碍等，使民间投资近几年来一直处于低迷状态。要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必须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方面给予公平待遇，废除各种歧视性的规章制度，民营企业可通过发行股票、债券及银行信贷等多种方式融资。要逐步取消产业准入方面的制度性障碍，变审批制为登记备案制，除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及国防安全的领域不宜让民间资本进入外，其他领域应尽可能向民间资本开放。凡是允许外资进入的领域，都必须对国内民间资本开放。作为我国的最高决策层，在制定财政政策目标时，不能仅仅局限于确保年度或任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而应将重心放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只有这样，我国的国民经济才能真正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才有保证。要通过财政政策的作用，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使产业结构、地区经济结构和城乡经济结构逐步合理化，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保护能够有机协调起来。在积极财政政策目标及政策的重心发生转移的情况下，对财政政策工具的运用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同时，要注意掌握好政策的力度和作用范围，保持财政政策的公共性、公平性和适度性。通过财政政策的实施，弥补私人经济部门投资的不足，并积极引导其投资方向，而不是排挤私人经济部门投资，同其在经济领域争利。作为财政政策的决策者和执行者，要注重提高决策水平和执行水平，及时收集和掌握经济发展信息，减少和避免政策决策和政策执行的盲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