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治通鉴》看“内圣外王”的理想性与现实性

从《资治通鉴》看“内圣外王”的理想性和现实性学生：聂鑫学号： 20130668 学院：建管学院班级：财务管理02 班授课教师：钱锋教授授课时间：2013年10月-12月一、释义“内圣外王”最早出现自道家典籍《庄子·天下第三十三》“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

”后被儒家所继承，其含义指的是个人修养与政治主张。

“内圣”，即将道藏于内心自然无为；“外王”，即将道显示于外，推行王道。

“内圣外王”，意谓内有圣人之德，外施王者之政，即人格理想以及政治理想两者的结合。

就其人格理想来说，通俗的讲，“内圣”就是修身养德，要求人做一个有德性的人；“外王”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

其中，“内圣”是基础，外王则是目的；就其政治理想来说，则是对内实行“仁政”，对外行“王道”，使臣民一心，他族归顺，最终天下一统。

然而，这个标准一开始指定的目标是诸侯，是帝王，是统治者。

它要求一个政治家必先是一名道德家，这无疑是抱有很高的理想性的，因为中国古代王朝统治权多为世袭所得，一名不好不坏的王很常见，道德品质和政治手段都不错的统治者却少见，这是“外圣内王”这一思想的局限性和理想性；然而这种思想同时具有现实性，因为其“政治思想”几乎可以等同于仁政，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来说这是极好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思想也在改变，而它的演变就是历史。

二、内不圣而外王者败（春秋末期）“初，智宣子将以瑶为后，智果曰:‘不如宵也。

瑶之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

美鬓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惠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如是而甚不仁。

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

’弗听。

智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

赵简子之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

将置后，不知所立，乃书训诫之辞于二简，以授二子曰：‘谨识之！’三年而问之，伯鲁不能举其辞；求其简，已失之矣。

问无恤，诵其辞甚习；求其简，出诸袖中而奏之。

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出自《资治通鉴.卷一》，后无特殊注明，引用原文皆出自此书）。

这是发生在春秋末期，战国前期的事情。

智宣子选择智瑶为继承人，是看中了他的才能，却忽略了智瑶的内心缺陷，因为智瑶是个有才缺德的人；赵简子选择赵无恤为继承人，则是看中了他的细谨，诚实，对于父亲的任务，一丝不苟的做了三年，虽说其才可能不及智瑶，但是其德却是极其难得。

后来，智氏毁于智瑶之手，赵氏则由赵无恤（即赵襄子）发扬光大，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究其原因，则是有没有做到“内圣外王”和王霸之道的分别。

智瑶有才缺德，行霸道，于做人，没有做到“内圣”，就是没有够高的道德修养，蛮横霸道，如：醉酒之后用酒罐砸赵襄子，嘲笑韩康子的家臣段规身材矮小（智襄子为政，与韩康子、魏桓子宴于蓝台。

智伯戏康子而侮段规）；于执政，他对内汲汲于权力，架空晋公，对外国恃强凌弱，也取了很大的成果，甚至将赵氏逼到了孤守晋阳城的地步（智伯帅韩、魏之甲以攻赵氏……三家以国人围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沉灶产蛙，民无叛意）。

但是，他的狂妄自大使他错估了他人，在策士张孟谈的游说下，韩魏二氏叛变了，和赵氏一起打败了智氏。

智瑶的“内不圣而外王”导致了他的失败。

反观赵襄子，他确实是一位内圣外王的明君，做人懂得忍让，为政懂得让利于民，不像智瑶那样骄奢暴敛（智氏制田，以九十步为畹，以百八十步为畛，其民田狭,其置士多。

伍税之，公家富……赵氏制田，以百廿步为畹，以二百四十步为畛，公无税焉。

公家贫，其置士少，主敛臣收，以御富民。

（出自—《吴问》篇）），所以赵氏得以反败为胜。

可以说，在春秋战国之间，“内圣外王”的现实性大于其理想性，因为当时礼制尚未消亡，人民还算淳朴，不尚机心，“仁而后王”行得通。

但随着人性的复杂化，道德修养与权力功名开始对立，“内圣外王”的现实性开始减弱，这是下一节将要谈到的。

三：儒法之争，人治与制治之争，王霸之争（商鞅变法）卫鞅欲变法，秦人不悦……公以卫鞅为左庶长。

卒定变法之令。

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

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

卫鞅曰：“此皆乱法之民也！”尽迁之于边。

其后民莫敢议令……初，商君相秦，用法严酷，尝临渭论囚，渭水尽赤。

为相十年，人多怨之。

赵良见商君，商君问曰：“子观我治秦孰与五大夫贤？”赵良曰：“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仆请终日正言而无诛，可乎？”商君曰：“诺。

”赵良曰：“五大夫，荆之鄙人也，穆公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

相秦六七年而东伐郑，三置晋君，一救荆祸。

其为相也，劳不坐乘，暑不张盖。

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

五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

今君之见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其从政也，凌轹公族，残伤百姓。

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

君又杀祝欢而黥公孙贾。

《诗》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

’此数者，非所以得人也……”商君弗从。

居五月而难作。

（出自《资治通鉴》卷二）这一节主要讲的是商鞅变法和百里奚仁政的区别。

百里奚辅佐穆公内修品质，外施仁政，从而秦朝上下政通人和，奠定了秦朝强盛的基础和根基。

这靠的是王道，对内实行仁政，让百姓“亲其亲子其子”“遵礼守法”，从而举国大治，对外他也积极交好盟国，如帮助晋惠公夷吾和晋文公重耳回国，与西戎停战，软硬兼施，终有“八戎来朝”的盛景。

百里奚所行之政是真正的“内圣外王”之政。

反观商鞅的变法，是法家最成功也是最残酷的一次实践，其一：分什伍而奖告发，这是对儒家仁政里以“父子互隐”为代表的礼制的挑战；其二：奉法不易，不近人情的执行其制定的法律，贵族犯法了和平民一样判罪，太子犯法了不能直接判罪就对太傅用刑，这是非常难得的大进步，真正做到了“法出同一，令行禁止”，然而，完全奉行法律，如渭水边一日斩决七百余罪犯，近乎无情的不把罪犯当人看，是把“人情”和“法制”完全割裂开来。

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变法的一个里程碑，就“内圣”方面来说，商鞅完全没有做好，严法的后果就是国家变成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大大削弱了其人情气氛，人与人之间有着猜忌、怀疑和监视，但是，就“外王”来说，秦国变法二十年，孝公一代夺回了被魏国占据了几十年的河西之地，惠文王一朝南取巴蜀之地，夺楚国房陵，北胜诸戎，直至后来始皇帝统一中华，仍是实行的商君之法。

商君法是霸道的战胜之法。

究其细理，百里奚仁政“内圣外王”和商鞅变法“内不圣而外王”之间的不同是由时代造成的，穆公在位时，西有戎狄，东有三晋。

一方面，秦国要摆脱和戎狄的无休止征战，休养生息，另一方面，又要得到东方诸国的承认。

在这种状态和局势中，深受儒学影响的百里奚自然登上历史舞台，这是历史和局势的选择。

而如果商鞅在那个时候登场，肯定没有用武之地，因为刑名之学只能让秦朝的处境越来越糟。

而孝公在位时，情景和局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方面，秦朝由于连续的内乱使得国力内耗，献公一朝又穷兵黩武，和魏国在河西之地死磕却屡败屡战，外事未趁，致使穆公当初建立的基业有大厦将倾之险，而此时的国际环境也由春秋时代转向了战国，如果说春秋时代各诸侯脸上还蒙着一层遮羞的面纱，但到了战国时代则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了。

诸侯并起，狼行虎视，落后就要挨打，甚至被吃掉，这个时候，想通过民风的教化和道德的弘扬走一条富强之路就显得有点迂腐了，更关键是，人家是否还给你机会？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外在环境，秦国就必须注重“外王之术”，而非“内圣之方”。

商鞅的霸道治国对时代口味，甚至是超越时代的变法，所以才能使秦国百年不衰甚至于达到后来大统一。

礼坏乐崩的战国使“内圣外王”的理想性大大超过了其现实性。

这段时间直至后面很长的时间这个思想都不再适用。

四：裂起于“内圣”“外王”之间（三国）三国之不同于春秋战国，一个原因就在于其时间较短，英雄谋士辈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也是在这个阶段，“内圣外王”开始有了矛盾。

因为三国前半段，大概就是曹丕称帝之前，整个天下还有一个正统皇帝：汉献帝刘协，虽然他是个傀儡，但终归是天下共主。

这是一面旗帜，同时也是一道枷锁。

对于一个士人来说，“内圣”的极致是“治国平天下”，“外王”的极致莫过于“称王称霸”，三国群英们便在这面大旗下上演一幕幕矛盾的活剧。

袁术以谶言“代汉者当涂高”，自云名字应之。

又以袁氏出陈，为舜后，以黄代赤，德运之次，遂有僭逆之谋。

闻孙坚得传国玺，拘坚妻而夺之。

及闻天子败于曹阳，乃会群下议称尊号；众莫敢对。

主簿阎象进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积德累功，参分天下有其二，犹服事殷。

明公虽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汉室虽微，未若殷纣之暴也！”术默然。

术聘处士张范；范不往，使其弟承谢之。

术谓承曰：“孤以土地之广，士民之众。

欲徼福齐桓，拟迹高祖，何如？”承曰：“在德不在强。

夫用德以同天下之欲，虽由匹夫之资而兴霸王之功，不足为难。

若荀欲僭似，干时而动，众之所弃，谁能兴之！”术不悦……袁术称帝于寿春，自称仲家，以九江太守为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既称帝，淫侈滋甚，媵御数百，无不兼罗纨，厌梁肉，自下饥困，莫之收恤……曹操遣刘备及将军清河朱灵邀之，术不得过，复走寿春。

六月，至江亭，坐箦床而叹曰：“袁术乃至是乎！”因愤慨结病，欧血死。

（出自《资治通鉴》卷六一、六二、六三）从上述资料来看，袁术的败因也是“内不圣而外王”。

其一，他不修内德，嫉贤妒能，在正统此等小事上和袁绍争论不休，兄弟反目成仇，且好大喜功，玉玺在手便以为可以称王称霸；其二，缺乏政治智商，在那个群狼围狩的年代，称王这无异于作死，每个军阀都能以“尊王灭贼”的名号攻击他；第三，不行德政，以为“土地之广，人民之众”便可以称霸天下，却不懂得“王在德不在强。

夫用德以同天下之欲，虽由匹夫之资而兴霸王之功，不足为难”的道理，“淫侈滋甚，媵御数百，无不兼罗纨，厌梁肉，自下饥困，莫之收恤”不得民心如此，岂不早亡？董昭言于曹操曰：“自古以来，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处人臣之势者也。

今明公耻有惭德，乐保名节；然外大臣之势，使人以大事疑已，诚不可不重虑也。

”乃与列侯诸将议，以丞相宜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以彰殊勋。

荀彧以为：“曹公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

”操由是不悦。

及击孙权，表请劳军于谯，因辄留，以侍中、光禄大夫、持节、参丞相军事。

操军向濡须，以疾留寿春，饮药而卒。

行义修整而有智谋，好推贤进士，故时人皆惜之。

（出自《资治通鉴》卷六六）这是荀彧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忠于汉室的士人的悲剧。

如曹操般拥有显赫世族出身和军阀不少，但是他有谋略有机心，例如他采取了毛玠“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手段，将傀儡皇帝牢牢掌控在手中，以皇帝的旗号配以其强大的实力统一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