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研究综述:翻译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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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目的论在中国的研究现状综述

翻译目的论在中国的研究现状综述

翻译目的论在中国的研究现状综述最近几十年来,翻译目的论的发展显著。

它的应用领域也扩大到不同的领域,如文化翻译、法律翻译、技术翻译、商业翻译、科技翻译等。

在中国,翻译目的论的研究也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影响着中国翻译研究的发展方向。

本文就翻译目的论在中国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梳理研究方法,总结和提出发展建议。

翻译目的论是指认为翻译应把原文消息通过译文传达至目标读者,而不是仅仅翻译原文的一种理论。

它的核心思想是把译文的目的作为翻译的终极基准,原文的现象描述只是翻译的一种表现形式,但并不应当作为翻译的目的。

例如,当原文中出现言辞难以翻译或表达方式根据不同语境会产生不同含义时,翻译者应首先考虑译文的目的,而不是原文的现象表达。

中国翻译学家们早在六十年代就开始注意到翻译目的论,并于此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理论。

例如,朱自清提出了“以客体理解文本”的翻译原则;戴望舒提出“以目的为导向的多义翻译”的理论;陈洪锋提出了“翻译的准则应该是复述法”的观点。

所有这些理论都表明翻译者应以译文的目的为基础进行翻译,并以此为前提来解释、整理和重新构建语言表达形式。

近几十年来,中国翻译学者以翻译目的论作为基础,发展出运用不同方法和理论来指导和解决翻译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针对不同翻译领域,如文化翻译、法律翻译、技术翻译、商业翻译、科技翻译等,研究者们提出了不同翻译策略和方法。

例如,文化翻译中,翻译目的论认为译者应该注重把握文化信息的传达,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文本的翻译现象上;法律翻译中,翻译者应重点考虑译文的正确性和可操作性,并要求其法律效力;技术翻译中,翻译者应该注重把握技术信息的传达,而不是从文本描述上翻译;商业翻译中,翻译者应注重把握商业信息的概括性和准确性,而不是仅仅翻译文本的理解;科技翻译中,翻译者应重点把握科技信息的传达,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文本翻译现象。

从目前研究状况来看,中国的翻译目的论研究在解决实际的翻译问题上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翻译目的论视阈下的中国政治文本翻译文献综述

翻译目的论视阈下的中国政治文本翻译文献综述

翻译目的论视阈下的中国政治文本翻译文献综述【摘要】本文综述了在翻译目的论视阈下的中国政治文本翻译。

首先介绍了翻译目的论的理论框架,然后分析了中国政治文本的特点和翻译策略。

接着总结了现有研究成果,探讨了方法论及实证基础。

本文对研究的贡献进行了评述,并展望了未来研究方向。

通过本文的综述,可以更深入地了解翻译目的论视阈下的政治文本翻译,为相关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关键词: 翻译目的论、中国政治文本、翻译策略、文献综述、理论框架、方法论、研究贡献、未来研究方向1. 引言1.1 研究背景中国政治文本翻译作为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

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逐渐提升,中国政治文本的翻译工作也变得愈发重要。

由于语言、文化、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差异,将中国政治文本准确地翻译成外文存在一定的困难和挑战。

研究中国政治文本翻译的目的、策略和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1.2 研究意义研究政治文本的翻译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政治文本作为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重要载体,其翻译涉及到国际交流和理解。

翻译目的论视阈下的中国政治文本翻译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解释这些文本的政治意图和目的,同时也可以促进中外政治文本之间的有效交流和沟通。

通过对翻译目的论的理论框架和翻译策略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政治文本翻译过程中的目的性和策略性,从而提高翻译质量和效果。

现有研究综述和方法论的探讨,有助于总结已有研究成果,指导未来研究的方向和方法选择。

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政治文本翻译的规范化和专业化具有重要意义,可以促进政治信息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准确传达和理解。

展望未来研究方向,有助于指导更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提升中国政治文本翻译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2. 正文2.1 翻译目的论的理论框架翻译目的论的理论框架是指在翻译过程中,翻译目的对翻译策略和翻译过程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理论体系。

研究者们认为翻译目的决定了翻译过程中的选择和决策,并且影响着翻译产品的质量和效果。

翻译目的论在中国的研究现状综述

翻译目的论在中国的研究现状综述

翻译目的论在中国的研究现状综述中国的翻译目的论研究现状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

翻译目的论作为翻译研究的一部分,研究了翻译的原因、翻译的过程以及翻译的作用,帮助人们了解翻译如何发挥作用。

翻译目的论的研究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在中国也出现了大量相关研究和论文。

本文就中国翻译目的论研究现状进行综述,以期为学者和研究者提供研究参考,促进中国翻译目的论领域的发展。

中国翻译目的论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出现了一些基础理论研究,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从2006年到2019年,中国的学者们在翻译目的论领域发表了大量的论文。

这些论文的主要内容是翻译的原因、翻译的过程以及翻译的作用。

学者们着重讨论了翻译的失准、跨文化传播、语言译形式和功能、翻译质量评价和汉语翻译理论等问题。

除了基础理论研究外,中国学者也进行了研究及实践性的实践和探索。

近年来,中国学者们着重研究了翻译的失准原理,以确定语言翻译的准确程度。

此外,一些学者也探索了翻译的跨文化传播,试图揭示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着重研究了汉语翻译理论,以确定汉语翻译的特点。

最后,还有一些学者调查了语言翻译形式和功能,推动翻译行业的发展。

中国翻译目的论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和挑战。

首先,一些研究报告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缺乏实证数据的支持。

其次,翻译质量评价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有待深入探索。

最后,翻译行业中存在着供需矛盾,存在着大量汉语翻译失准的问题,这也需要学者们付出更多的精力才能解决。

总的来说,中国的翻译目的论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未来的研究必须在基础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加强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加强汉语翻译理论的研究,深入研究语言翻译形式和功能,并加强翻译质量评价方面的研究。

未来将有更多有利于翻译行业发展的成果,从而满足新市场的需求,促进中国翻译目的论研究的发展。

综上所述,中国翻译目的论的研究现状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但也存在挑战,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翻译目的论视阈下的中国政治文本翻译文献综述

翻译目的论视阈下的中国政治文本翻译文献综述

翻译目的论视阈下的中国政治文本翻译文献综述作者:赵津来源:《现代交际》2019年第12期摘要:中国对外开放走过了四十年的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面向未来,中国将以更大的勇气和决心,以更宽广的胸怀,拥抱世界,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十分必要。

“翻译”作为国际沟通交流的桥梁,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承担更大的责任。

中国政府的官方信息,特别是中国党政重大会议的报告,总结了过去,规划了未来,是世界了解中国最直接、最全面、最权威的渠道和窗口。

在新时代更好地完成党政文件的翻译工作,让国际社会客观、全面地认识中国,是对翻译工作者提出的新要求。

因此,对翻译理论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进行探讨和研究十分必要。

关键词:目的论翻译政治文本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9)12-0083-02一、翻译目的论的理论渊源翻译目的论(skopostheory)由德国翻译理论家汉斯·弗米尔(Vermeer)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是将Skopos概念运用于翻译的理论,其核心概念是:翻译过程的最主要因素是整体翻译行为的目的。

Skopos这一术语通常用来指译文的目的,Skopos一词来源于希腊语目的“Skopos”。

除了Skopos,弗米尔还使用了相关的“目标(aim)”“目的(purpose)”“意图(intention)”和“功能(function)”等词。

翻译目的论是德国功能主义翻译派的核心内容,因此也称为功能主义目的论。

功能主义翻译派的核心内容还包括:凯瑟琳娜·莱斯文本类型的理论,贾斯塔·霍茨—曼塔里的翻译行为理论和克里斯汀娜·诺德的文本分析和功能加忠诚理论。

研究过程中发现一些学者把目的论和功能主义等同起来,或把两个概念归为一个整体的做法,笔者认为存在不妥之处。

翻译目的论作为功能主义翻译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必然存在密切联系,但一个是部分,一个是整体,其差别之处,亦是清晰可见的。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翻译教学研究综述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翻译教学研究综述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翻译教学研究综述1 生态翻译学的概念与意义生态翻译学是一门重视环境、社会和文化因素对翻译过程和结果的影响的翻译学分支。

同时,它也倡导可持续发展和多元文化的观念,强调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

在翻译教学中,引入生态翻译学的理念,可以让学生更加深入地理解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以及人类与环境的相关性,从而在翻译实践中更好地把握“翻译的意义在于传达”这一核心理念。

2 生态翻译学理论与教学生态翻译学的理论主要分为三个层面:环境层面、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

环境层面强调翻译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倡导可持续发展的翻译实践;社会层面强调翻译本身在社会语境中的作用和责任,要求翻译者发扬社会主义精神,为社会做贡献;文化层面强调文化的多元性和平等性,提倡打破西方文化霸权,传播多元文化。

在翻译教学中,可以依据生态翻译学上述理论,在教材选择、教学内容设计、课堂教学实践等方面进行引导。

例如,可以选取环保、社会责任、文化多元性相关的文章进行翻译,让学生在课堂上进行分析、讨论,引导学生关注环境、社会、文化等多层面因素,使其形成环保意识、社会责任感和尊重多元文化的态度。

3 课堂教学实践案例在具体的翻译教学实践中,可以通过多样化教学手段,实现生态翻译学理念的引导和培养。

例如,可以采用小组讨论、案例分析、角色扮演、显式教学等方式,使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深入理解生态翻译学理念的具体应用。

在小组讨论中,可以让学生就某一篇环保、社会责任、多元文化相关的翻译作品进行分析,提高学生对于生态翻译学理论的认识,并养成关注环境、社会、文化的意识。

在案例分析中,可以选取一些知名的、带有环保、社会责任、多元文化因素的翻译案例,让学生深入分析文字和图像的背后的文化、环境、社会因素,探索不同文化间的相似和差异。

在角色扮演中,可以让学生分别扮演翻译者、作者、读者、社会组织等角色,模拟翻译过程中的不同利益关系,帮助学生更好地认识社会责任和文化多元性。

在显式教学中,可以通过课堂power point展示、教师口头讲解等方式,明确生态翻译学的相关概念、特点、原则和标准,引导学生在实践中遵循规范。

英汉互译中的视角转换与翻译对等的实现

英汉互译中的视角转换与翻译对等的实现

英汉互译中的视角转换与翻译对等的实现本文基于奈达的对等理论,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研究翻译中的视角转换与翻译对等问题。

首先对视角转换的具体类型进行分类,并提出相应的翻译策略,继而以思维对等、文化对等、情感对等和行为对等四个方面为着眼点,考察英汉互译中运用视角转换的理据,旨在最大程度上实现翻译的对等。

英汉互译中的视角转换现象,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还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可以给翻译从业者提供有益的参考。

标签:视角转换翻译对等思维方式一、引言在全球化的文化多元性的环境中,随着国内外的密切交流,国外纷纷设立了孔子学院,出现了汉语热。

而翻译在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成了必不可少的手段。

翻译是一项基于了解源语和目的语的文化背景而进行人类跨语言文化的转换、传播和交流信息的活动。

曹青(1995)指出:“翻译,就其本质而言,是将储存于一种语言符号系统的信息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符号的信息。

”而视角转换是在不同的思维方式下进行翻译的重要手段,是清楚准确地表达信息的必要条件,是实现翻译对等的良好方法。

二、研究综述英汉互译中的视角转换与翻译对等的研究是目前翻译学研究的难点和热点,此课题最早可以追溯到外国文化传入中国的时候。

前人时贤在不同的理论、视角、方法下就此问题展开了非常有意义的研究。

研究内容主要聚焦于视角转换的具体类型和翻译对等的理论。

邵卫平在《英汉视角对比及翻译中的视角转换》一文中从英汉民族的文化差异入手,通过描述、分析九大视角转换的具体类型:肯定与否定、主动与被动、动态与静态、人称与物称、抽象与具体、顺向与逆向、替代与重复、省略、主语与主题、形合与意合,并给予相关的例证与翻译策略。

张勤在《英汉互译中的视角转换与等值翻译》一文中指出受制于中英文各自语言的结构特点,在中英文互译过程中,要灵活运用正反转换、句式转换、主体转换和词义的褒贬等翻译技巧和方法。

连淑能(1993)在《英汉对比研究》中对比分析了十个带有普遍意义的专题,内容涉及英汉的语法特征、表现方式、修辞手段、思维习惯、语体风格、翻译技巧以及某些文化因素,试图把学术性与实用性结合起来。

翻译目的论研究综述

翻译目的论研究综述

翻译目的论研‎究综述摘要:翻译目的论是‎当代德国最具‎代表性的翻译‎理论,也是最有影响‎力的翻译理论‎。

该理论把翻译‎目的作为翻译‎任务的出发点‎与根本,翻译策略、翻译方法,以及对原作形‎式与内容的取‎舍,目标文本的制‎作都以这个翻‎译目的为参照‎。

翻译过程以目‎的性为指导,以语内语际一‎致和忠实性为‎评估手段,这为翻译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本文通过对目‎的论形成发展‎以及框架体系‎进行梳理评价‎,希望读者对该‎理论有更加客‎观全面的了解‎。

关键词:翻译目的论翻‎译研究评价一、引言纵观翻译学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蓬勃发展‎,出现了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

从20世纪中‎叶开始西方翻‎译理论已经出‎现了重大突破‎,翻译理论家们‎开始从阐释学‎、结构主义、接受美学、读者反应论等‎不同角度来研‎究翻译,于是各种各样‎的翻译理论应‎运而生,如卡特福德的‎系统功能语法‎理论,奈达的社会符‎号学翻译理论‎等。

在众多的翻译‎理论中,德国功能主义‎理论派提出的‎翻译目的论独‎树一帜,为翻译研究和‎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

目的论(sko pos‎t heori‎e)是功能派翻译‎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

Skopos‎是希腊词,意为“目的”,theori‎e是德语词,意为“理论”。

目的论是将S‎k opos概‎念运用于翻译‎,认为任何行为‎都是有目的的‎,翻译也是一种‎有目的的跨文‎化交际活动,译者应该根据‎翻译目的来制‎定翻译策略。

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译文不可能与‎原文完全保持‎一致,那么要保留什‎么改动什么,究竟是创作一‎个在形式上或‎在内容上忠实‎于原文的译文‎还是创作出一‎个能满足译人‎语读者要求的‎自由译文就要‎视翻译目的而‎定了。

翻译目的论基‎本上属于一种‎对翻译的外部‎研究,它将研究焦点‎从译文与原文‎的关系转移到‎译文的预期效‎果,因此无疑能够‎弥补传统翻译‎研究的不足,从而为翻译的‎多学科探索又‎增加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

翻译目的论视阈下的中国政治文本翻译文献综述

翻译目的论视阈下的中国政治文本翻译文献综述

翻译目的论视阈下的中国政治文本翻译文献综述1. 引言1.1 研究背景翻译目的论是翻译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是指对翻译活动中翻译目的的探讨和分析。

研究者们认为,翻译目的是翻译活动的灵魂和核心,决定了翻译的方向、方式和效果。

研究者们通过对翻译目的的研究,试图揭示翻译活动的规律性和普遍性,为翻译实践和研究提供理论支持和指导。

在中国政治文本翻译领域,翻译目的论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中国政治文本翻译在国际交流和对外传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翻译质量直接关系到中国形象和国际声誉。

翻译目的论视阈下的中国政治文本翻译研究对于提高翻译质量、加强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对翻译目的进行深入分析,可以帮助翻译人员更好地理解原文内容,找准翻译方向,确保译文准确、通顺、自然。

研究者们对翻译目的论视阈下的中国政治文本翻译进行深入探讨,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1.2 翻译目的论的重要性翻译目的论作为翻译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在翻译实践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翻译目的论关注翻译的目的和效果,强调翻译的目的性和功能性,旨在确保翻译可以有效传达原文信息并实现特定的交际目的。

在翻译中国政治文本时,翻译目的论的重要性更显突出。

政治文本涉及政策、法律、外交等重要领域,对翻译质量要求极高。

通过运用翻译目的论,翻译者可以更好地把握政治文本的语言特点和表达目的,确保翻译版本准确、清晰、恰当地传达原文意义,避免信息失真和歧义。

深入理解和应用翻译目的论对于提升中国政治文本翻译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在今后的研究和实践中,进一步探讨翻译目的论在中国政治文本翻译中的具体应用,将有助于推动政治翻译领域的发展与进步。

2. 正文2.1 翻译目的论视角下的中国政治文本翻译特点1. 文化差异影响:中国政治文本涉及到政治体制、法律制度等特定领域,而中西文化差异较大,翻译时需要考虑这些文化差异对译文的影响,避免产生歧义。

2. 政治术语翻译难度大:政治术语具有专业性和严谨性,翻译时需要准确表达政治概念,避免歧义和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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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研究综述:翻译视角权力研究综述:翻译视角摘要:翻译领域的权力研究,作为一种宏观研究,重点探讨社会文化语境对翻译的作用,研究译材的选择、翻译的策略和翻译的效果如何受到权力的影响,以及翻译又如何建构了权力。

本文概述了国内外翻译领域权力研究的现状。

关键词:权力;翻译;现状本文为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权力、翻译与经典建构――中国翻译文学研究》部分成果。

项目批准号:HB11YY012国外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关注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政治和文化背景,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其标志性成果是赫曼斯(Hermans) 1985年主编的《文学操纵》(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到九十年代,巴斯奈特(Bassnett)和勒菲威尔(Lefevere )(1990)编辑出版的《翻译、历史与文化》(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进一步推动了“文化转向”的发展。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人们逐渐认识到,翻译不仅是一种不同语言间的转换活动,更是一种社会活动。

翻译实践除了受语言的制约,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翻译语境的影响,其中的多种权力因素对翻译活动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探索翻译背后的权力关系和运作,开拓了翻译研究的视野,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从翻译研究的视角,对权力研究进行综述。

权力是社会学、政治学和哲学等领域的重要概念,很多人试图对它做出界定。

丹尼斯?朗在《权力论》的就引用了多种定义:如权力是获得未来任何明显利益的当前手段;权力是预期效果的产生;权力是一个人或若干人在社会行为中行使自己的意志的机会;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

在福柯看来,“权力”是指一切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具有支配力和控制力的东西,可以分为宏观的显性的权力和微观的隐性权力。

前者通过物质或制度的形态体现出来,如指政府机构和法律条文等。

后者是“规范化”权力,是“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使其被主流社会或正统社会文化秩序所接纳的影响力(李遇春,2007)。

权力的行使来自无数方面,在各种不平等与运动关系的相互影响中进行。

福柯认为,权力是一种“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

权力不仅具有传统观点认为的“压抑”和“破坏”的作用,它还具有“生产”和“建构”作用,这无疑是福柯的思想创新之处。

整个社会就是由权力关系构成的一个庞大的网络,任何人都生活在这个网络之中,任何社会活动都要受到权力的影响和制约。

福柯还把权力和话语联系起来,认为权力是通过话语来体现的,权力制约了话语的表达方式。

福柯的权力理论揭示,语言之间的转换,不可能是透明中性的,语言翻译过程中一定受到权力因素的影响。

把权力与翻译联系起来,基本上是从宏观角度考虑翻译的,这明显区别于语言转换的微观研究。

从权力的角度考虑翻译,应该说从19世纪就出现了,尽管人们没有像20世纪70和80年代那样突出权力的字眼。

尼采在说道罗马诗人对希腊经典作品的翻译时,用到了“征服”字眼,说“翻译是一种形式的征服。

不仅突出历史的东西,而且为现在增添了典故……具有了罗马帝国最优秀的良知。

”(转引自陈永国,2010,p12)这种“征服观”其实就涉及到权力关系与权力运作。

无论本土文化征服外来文化还是外来文化征服本土文化,译者是始终受到文化与语言的束缚的权力关系中,不断做出选择。

对翻译与权力关系做出较全面阐述的学者,应该是美国阿默斯特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任根茨勒(Gentzler)和该校比较文学系教授提莫志克(Tymoczko)。

他们在论文集《翻译与权力》(2007)前言中,从翻译与权力的角度,对20世纪50和60年代至90年代的“翻译转向”做了概括性的分析。

在20世纪50和60年代,美国麦迪逊大街开始尝试使用大众传媒来控制文化,翻译者有意识地使用翻译策略来达到对观众宣传的各种预期效果。

总之,译者开始认识到译文如何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操纵读者。

这种功能主义的翻译技巧很快就导致了早期的翻译描述研究。

霍姆斯和波波维奇是杰出的代表,通过考察同一文本的不同译本,他们比较了不同的目的和翻译技巧。

他们发现规范性的翻译其实是效忠权力阶级价值观的。

这一结论在当时的翻译研究领域具有革命行,向人们揭示翻译背后的权力运作。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对权力和翻译关系的探讨在更大范围展开,探讨也更加深入,突出的是低地国家和以色列的学者。

他们把文学翻译与外部因素联系起来,对翻译和权力的关系表现出明显的兴趣。

1985年可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赫曼斯主编出版了《文学的操纵》。

论文集的作者都是当时翻译领域著名的学者,如以色列的图里、比利时的兰伯特,英国的巴斯奈特、美国的提莫志克。

论文阐明,译文和原文相比,并不是次要、派生的,而是一种主要的文学工具,是更大的社会机构――教育系统、艺术团体、出版公司、甚至政府――为了建构自己期待的“文化”,对某个群体进行“操纵”的结果。

为此,原文受到操纵,译文以所期待的形式出现。

教会会委托译者译圣经,政府会赞助译者译民族史诗,学校会教翻译过来的经典作品,所有这些都有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目的。

20世纪90年代是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最突出的年代。

巴斯奈特和勒菲威尔编辑出版了论文集《翻译、历史与文化》,对描述翻译学的研究目标进行了重新界定,即翻译研究是以源语和译语文化中文学网络和非文学符号框架内的文本研究为目标的。

对文学翻译过程中转换的解释,不仅是要考虑诗学,而且是要考虑意识形态的。

他们指出:翻译研究应处理那些难以处理的文化数据,研究它们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

勒菲威尔(1992)提出了著名的文学操控“三要素”理论,即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

意识形态是一个社会总的生活方式,体现一定阶级的意志和要求,从根本上左右着译者的译材选择和翻译策略。

诗学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文学作品本身,即主题、人物、体裁、象征等。

二是文学的社会功能,即文学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

人生活在某一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一定会形成某一特定的文本架构,这种被普遍接受的文本架构就构成了某一社会的主流诗学。

赞助人指有权力或影响的个人团体政党社会阶层和传播媒介等。

如果说“文化转向”之前的早期翻译描述研究,使用的是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那么,文化转向之后使用的方法越来越倾向于后结构主义。

在20世纪90年代的很多翻译学者,更多的是比较文本建构背后的语言多义性和多价性,而不是具体源文本的统一意义。

这些学者的研究凸显了权力问题,如韦努蒂(Venuti)的《译者的隐身》(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1995)和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1998)、Roman Alvarez和Carmen-Africa Vidal主编的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 (1996)。

翻译对文化变革有什么影响?何种情况下翻译对文化的影响最大?什么样的翻译是最成功的?所有这些又是如何与文化控制文化主张和文化抵制相联系的?这些问题都是后结构主义学者努力探究的。

在后现代语境中很多翻译学者还把翻译和殖民主义联系起来,探讨殖民或后殖民主义的权力问题。

如 Dingwancey与 Maier合编的《语言与文化之间》、巴斯奈特等人合编的《后殖民翻译:权力与实践》、提莫志克著的《后殖民语境下的翻译》和斯皮瓦克著的《翻译的政治》。

研究得出结论:殖民主义之所以成为可能,与其说靠的是经济和军事上的强大,还不如说靠的是知识,因为知识即权力,而翻译是生产知识的一种方式。

从女性主义角度对翻译的探讨,也充分体现了翻译中的权力问题。

女性主义的翻译研究重点讨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译作和译者的地位:传统上把译文比作是女性的、第二性的,源文本处于男性的主宰地位,译文处于女性的从属地位。

因此,传统的翻译标准是译文对原文的“忠实”。

女性主义从性别角度找到了颠覆主流权力话语的切入点,提高了译者和译著的地位。

2)翻译策略:女性主义的翻译研究解构男权话语,从女性的角度解析人物,反应弱者的身份和声音。

3)探讨女性翻译作家在本国建构文化中的贡献。

Sherry Simon是以女性翻译研究著称的翻译家,分析了女性译者的翻译和翻译观。

国内的翻译理论界对权力研究与国外相比,起步要晚,基本上是受到到国外翻译理论的启发,结合本国实际而进行的,探讨的问题也相对具体。

如胡翠娥(2007)讨论了五四期间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守城主义的翻译论征,查明建(2004)探讨了意识形态对我国五六十年代翻译文学的操控,胡安江(2008)探讨了寒山诗在另一个文化场域成为经典的过程。

林克难收在《翻译与权力论文》集中的《翻译作为中国社会变革的催化剂》,分析了中国五次翻译高潮对中国社会变革所产生的影响,说明了翻译的权力作用(Tymoczko,Gentzler,2007)。

翻译领域的权力研究,是翻译的一种宏观研究,重点探讨社会文化语境对翻译的作用,研究译材的选择、翻译的策略和翻译的效果及传播如何受到权力的影响以及翻译又如何建构了权力。

西方学者还把翻译中的权力研究与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解构主义等理论结合起来,为翻译研究扩大了视角,注入了很大活力。

国内翻译领域的权力研究虽然还有待深入,但已呈现不断发展之势。

权力与翻译关系的研究对进一步加深对翻译的本质、翻译的功能和特定时期翻译现象的认识,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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