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中产业协调发展-精品文档

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中产业协调发展京津冀地区是我国北方最发达的经济区和最大的产业密集区，具有地理位置佳、经济基础好、科技力量强等多方面的优势，是21世纪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亮点，是全国经济发展的新龙头。

而在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中，充分发挥各地产业优势，实现三地产业的有效对接，对促进京津冀区域产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中产业协调发展的现状京津冀经济圈是指以北京市、天津市为双核，囊括河北省的石家庄、唐山、保定、秦皇岛、廊坊、沧州、承德、张家口市。

其中，北京作为全国的首都，担负着全国的服务功能，《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中明确了北京的发展目标：国际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

天津作为环渤海圈的中心城市，与北京在地理位置上十分邻近，《天津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也确定了天津市作为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中心，并要逐步建设成为国际港口城市、北京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

河北省是一个农业大省，承接着北京市的粮食供给功能。

同时，工业门类也很齐全。

其中，曹妃甸工业区作为临港重化工业基地，承接了北京的钢铁转移。

京津冀三地比较优势明显，具有较好的合作基础，合作潜力巨大。

目前，跨行政区的产业梯度转移已经开始。

在北京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一些缺乏比较优势的产业，特别是一些成熟的传统重工业，如钢铁业和传统制造业，从20世纪90年代已经开始进行梯度转移。

“十五”期间，北京首都钢铁公司炼钢厂、北京焦化厂、第一机床厂铸造车间等一些大型企业，或整体或将部分生产环节迁移到河北省环京津的周边地区。

从2002年北京提出发展“绿色奥运、人文奥运、科技奥运”口号以来，已有近500家企业从首都转移到了周边河北各市，其中最大规模的就是首钢搬迁到唐山曹妃甸港，号称河北省“一号工程”。

在企业之间生产合作配套方面，围绕京津各自的汽车和电子信息产业而发展的零部件供应、配套生产企业，在为各自的整车、整机和总装厂服务的同时，也在京津冀经济圈内展开一定的区域合作，即为相邻行政区内同行业提供零部件。

企业之间也通过联合建立产业基地实现跨区域合作。

如宣化工程集团XX公司与北汽福田签署生产汽车构件项目；河北四海实业集团与北京燕京啤酒集团合资建立啤酒生产线等。

二影响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中产业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京津冀经济合作取得了很大进展且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目前三地没有实现产业的有效对接。

三地现行行政区划和财税体制与一体化发展趋势的不适应从根本上制约了京津冀的合作。

由于京津冀行政区划的不同，加上我国现行的“分灶吃饭”的财税体制，必然导致行政区域利益主体意识增强，使得各城市的绝大部分发展措施往往首先考虑本行政区的利益最大化。

由于政府追求地方财政收入，不肯放弃既有利益进行产业协同上的尝试，难以达成一致的协议和合作机制，同时也容易造成彼此间的同构竞争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延续。

除此以外，在京津冀产业协调发展进程中还存在着以下主要制约因素：1 产业同构，产业互补性不强多年来，北京、天津以及河北省均各自为战：城市发展目标相似，在产业政策上追求大而全，均强调“一个都不能少”，相互之间争资源、争项目、争投资等过度竞争和封闭竞争严重，导致重复建设、产业结构趋同，北京的首都优势、天津的港口优势以及河北周边各市的资源优势与区位优势没能协同发挥，未能形成区域整体的竞争能力。

传统经济体制下，京津两市的产业布局和发展均以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为基础，建立了许多不利于地区经济发展和资源有效配置的产业。

改革开放后，由于资本密集型大企业的转移对当地社会经济影响比较大，具有较高的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受地方利益驱动，这一局面不但没有改善，而且呈现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以北京为例，尽管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较快，但也面临着激烈竞争，仍处在电子信息产业一支独秀，其它高新技术产业未成规模的阶段。

而钢铁、化学等工业现仍在经济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些产业的技术设备和产品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相对落后、老化，并且耗水、耗电，占据了许多发展资源，造成大量环境污染，限制了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而圈内的另一中心城市天津与北京的产业结构也非常类似。

主要集中于重化工、机械、冶金、食品等部门。

严重的产业同构，使两中心城市间形成经济学中称之为“囚徒困境”的竞争局面，恶化了双边经济关系，制约了两城市特别是天津的发展。

河北省各城市之间重复建设严重，产业趋同性强。

1980年以来，各地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取得一定成效。

但大部分城市产业比重变化不大，且行业趋同性明显，并呈现出浓厚的重工化色彩。

产业趋同性强，城市的产业特色难以体现，总体呈现产业发展边缘化――以技术含量不高的重化工业为主导，逐渐走向市场竞争的角落，表现为全国市场畅销产品中河北品牌较少。

除承德露露、三鹿乳品、乐凯胶片等在华北和全国部分地区有一定影响外，缺少科技含量高、品牌效应强的名牌产品。

城市间产业结构的趋同极大阻碍了圈内产业互补。

2 产业链断裂，产业联动动力不足产业链是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纽带。

有产业链的地方，区域经济联动就会十分活跃，就能够形成都市圈，这与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表现得十分明显。

然而，产业结构的趋同使得京津冀经济圈内各城市之间无法形成合理充分的产业链条，仅有的几个产品的价值链也十分单薄。

京津作为北方的两个特大城市，其对地区经济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有限，区域内产业链残缺，产业联系不够紧密，没有形成紧密的分工协作关系。

据调查，2002年北京市400多家研发机构共转让出1400项研发成果，其中1000多项转让到了京津唐以外的地区。

摩托罗拉、北京现代和天津一汽、丰田等大型公司在京津之间也没有有效的产业联动。

究其原因，中心城市之间的产业同构和与周边城市的经济落差较大无疑是首当其冲的。

北京、天津这两大城市各种产业发展快，产业定位高，但周边地区很低，因此，产业的传递梯度落差大，甚至形成了产业“悬崖”，因此，很难形成平稳衔接的产业链。

而且京津原来的发展思路就是大而全，城市内部就可以形成一定程度的产业链条，所以也缺乏与其他城市合作的动机。

长三角、珠三角的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相当发达，企业之间的联系不是靠行政，而是和产业特性相联系的。

企业规模小，往往依托于其他企业的发展，多为中间产品，考虑上下流之间的关系，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京津地区相对说来以国有企业为主，中小企业不发达，大企业习惯单打独拼，自我完善。

因此，这一区域难以形成紧密结合、良性互动的产业链条。

3 各地协作不紧，未能形成利益共同体一个区域的产业由不同的行业组成，每个企业的产品都有其价值链，这样区域就构成了开放的价值链系统。

由于价值链各环节所要求的生产要素差异很大，而各地区所具有的生产要素禀赋并不相同，因此只有将价值链各环节放到具有与其最相匹配的生产要素的地区，这样各地区比较优势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京津两大城市从本地经济出发，虽然也在搞产业链，但这种产业链配套是要把自己本地区原有企业消化掉，甚至不惜组建新的企业以满足自己的需求。

比如，与汽车厂商北京现代有合作关系、并为其提供零部件供应和配套服务的国内40多家配套企业中，有近20家是韩国现代的原配套供应商在北京建立的合资或独资企业，另20多家则是主要分布在上海和昆山等地的协作厂家。

面像天津市的汽车产业，零部件很大一部分是自己的零部件厂指令生产的，市场竞争远不充分。

原来唐山市的齿轮厂专门给夏利配套生产微型汽车齿轮变速器，花了很多钱，引进了大量设备，已经生产了很长时间，技术比较成熟。

但天津自己建了个厂生产，不但成本高，质量也不如唐山厂，唐山生产的齿轮只好给别人配套，本来是合作却变成了竞争对手。

各家自打算盘的结果是，资源不能在这一区域有效配置，产业链不能在这一区域有效衔接。

三京津冀区域解决合作中产业协调发展的对策为了加快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中产业协调发展的进程，针对以上制约因素，提出相应对策如下：1 充分发挥政府在区域产业发展中的协调作用政府的首要作用在于协调区际利益，消除行政分割与障碍，建立市场竞争的环境和条件，通过制度规范保证市场竞争的公平、公正，从而减少市场运行的交易成本，充分保证市场机制在区域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首先，要逐步形成区域利益协调机制。

应当说，政府同样是“经济人”，地方政府是不同的利益主体，其代表不同地区利益及政府自身利益(主要是指地方财政收入)。

事实证明，一旦政府利益协调不好，就可能成为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的羁绊；其次，要协调区域内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形成区域统一市场体系。

再次，政府职能还体现在加强市场不愿涉足的公共领域的跨区域协作上，所谓公共领域，主要是指交通、生态环境、水资源等市场不愿意提供也无力推动的公益性项目，这些领域同样是通过制度供给所无法解决的领域。

因而必须积极开展跨区域的协调与合作。

2 全面制定并落实京津冀地区产业协调发展规划经济发展各自为政、竞争无序、基础设施重复建设等问题是京津冀地区产业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科学合理的区域发展规划无疑将有效协调区际利益，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规划应本着开放的原则，弱化“行政区划”概念，强化“京津冀都市圈”乃至“环渤海经济圈”的概念。

呼吁尽快启动京津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近期、中期和长期总体规划，完善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

明确区域发展目标、各城市的分工和定位；统筹区域发展的城镇体系和交通建设，整合区域产业布局。

同时，对发展进程中遇到的新困难、新问题及时加以协调沟通。

3 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构建京津冀产业链各地区应根据自身比较优势，自觉形成合理的产业链，加快促进区域产业协调发展。

北京应充分发挥其人才、技术、信息齐备的首都优势，发展具有更高层次的知识密集型产业、信息产业、“总部经济”。

而天津则应发挥其天然的港口优势，利用其雄厚的制造业基础，着力发展制造业、物流业、海洋经济等。

河北则应从资源和基础条件出发，坚持发展自己的基础产业，还应充分利用京津两地部分产业大量转移的大好时机，接收京津的产业转移，提升自己的产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