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上结构与变迁
士农工商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分析
士农工商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分析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其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伴随着不断的演变和调整。
在中国古代社会，士农工商是构成社会经济结构的四大阶层，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革。
首先，我们来看士这一阶层。
古代中国的士族地位崇高，他们通常以读书治国为理想，并以文化修养见长。
士人主要从事政治、教育和文化等工作，他们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的作用。
在封建社会中，士人要通过科举制度考取功名，以为国家效力。
士人注重道德理念和社会伦理规范，他们的行为和言论对于社会的稳定和秩序有着一定的影响力。
其次，农民一直是中国社会经济的基础。
古代中国经济的主要支柱是农业，农民是生产力的主要来源。
农民需要耕种土地，生产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为社会提供物质基础。
在中国古代社会，农民的地位低微，多数生活在贫困的状况下，没有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甚至被压迫。
然而，农民的劳动奠定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基础，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第三，工人阶级在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逐渐提升。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工人阶级的形成和壮大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城市，成为城市工人。
他们通过劳动工作获得工资和福利，并且享受到一定的社会保障。
工人阶级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的付出和努力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
最后，商人阶级在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也逐渐上升。
商人通常从事商业贸易活动，积极参与市场竞争。
在中国古代社会，商人地位低下，被封建统治者贬低看待。
然而，在现代社会，商人阶级的崛起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商人通过商业活动赚取利润，创造就业机会，并且为社会提供了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
商人阶级的兴起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综上所述，士农工商是构成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四大阶层，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革。
历史嬗变视角下的技术创新与经济结构变迁
历史嬗变视角下的技术创新与经济结构变迁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理论，为了论证价格是社会经济唯一有效的协调机制，新古典经济学是给定技术和消费者偏好不变的情况下，分析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行为。
传统经济学把技术和生产组织的变革看作是经济进程中偶然发生的干扰因素，注意到了它们的影响但忽视了它们的出现。
最早研究技术创新如何影响社会经济活动并做出初步理论解释的是熊彼特（Schumpeter，1921，1942）。
熊彼特力图把握历史進程的脉搏，把技术变革和生产组织形式的变革看作是经济生活内部的创新活动，探讨了不断实现这种创新的发展机制。
发展是经济生活中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
熊彼特研究的发展只是经济生活中的这些变化，并非从外部强加于它的，而是从经济体系内部自行发生的变化，是对均衡的干扰。
带来发展的创新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
这种创新活动包括：引进新产品或提供某种产品的新质量；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的市场；发掘新的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建立新的企业组织形式。
简而言之，就是企业家“实现了生产要素的新组合”。
在熊彼特看来，创新是一个经济概念，而不是一个技术概念，它是在经济中引入某种新东西，与技术上的新发明不是一回事。
事实上，即使没有技术上的发明，也仍然可以进行创新，而一种新发明，只有当它被应用于经济活动时，才成为创新。
从历史上看，创新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工业革命时期，技术创新的发起国是英国，创新在社会系统深化过程中起着根本作用。
基于历史视角的技术创新与经济结构变迁（一）第一次工业革命技术创新的特征与社会经济范式变革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
英国工业革命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到19世纪40年代基本完成。
工业革命首先出现于工场手工业新兴的棉纺织业。
随着1733年飞梭的问世和1764年“珍妮纺纱机”的出现，工业革命揭开了序幕。
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和社会生活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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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考点
考向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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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时规范训练
材料二 我的家乡余姚离宁波不远。……老百姓现在已经能够适应新兴
的行业，……任何变革都像分娩一样，总是有痛苦的，但是在分娩以
后，产妇随即恢复正常，而且因为添了小宝宝而沾沾自喜。……女人已
经不再纺纱织布，因为洋布又好又便宜。她们已经没有多少事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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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查角度：从考查民族资本主义在近代化进程中地位的角度思考问题
【示范4】
材料
▲
(2010·浙江文综，38)(节选)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100元法币购买力图示
——[美]伊佩霞《剑桥插图中国史》
请回答： 1945～1949年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处于怎样的境地？参考材料并结合所学知 识，从国民政府政策措施的角度，简述导致民族工业处于这一境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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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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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查角度：从考查民族资本主义在近代化进程中作用的角度思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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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3】 (2011·山东文综，11)下表为中国工业发展初期(1872～1911年)设立的
厂矿数量统计表。其中，纺织业的数量最有可能是
( )。
行业
机器 矿冶业
业
A.2 数量(家B．) 31 72 C．373
销，多有迁至沪地，入洋纱厂、洋布局为女工者。虽多一生机，而风俗
不无堕落。
——方鸿铠等修，黄炎培等纂《川沙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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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整合
(民国二12
限时规范训练
请回答： 运用上述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论证陈旭麓先生提出的观点。 (要求：观点理解准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清楚；200字左右。) 解析 回答本题，首先应明确观点是什么，然后进行合理论证。 答案 略。 提示：要从自然经济解体、近代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对传统社会的冲击和 工业文明的传播论证。注意题目的要求。
士农工商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研究
士农工商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研究中国历史悠久，经济结构在漫长的历史中也发生了多次变迁。
这种变迁与士农工商的角色和地位密切相关。
本文将探讨士农工商在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变迁中的演变和影响。
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士、农、工、商被称为四民，每个群体都扮演着特定的角色和职能。
在古代的中国社会中，士人是精英阶层，他们拥有优质的教育，担任政府官员和学者的角色。
农民是生产者，负责耕种土地。
工人则从事手工制造和手艺，贡献自己的劳动力。
商人则是商品的买卖、流通者。
这种社会经济结构在中国历史上的很长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
然而，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士农工商角色和地位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首先，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中，士人失去了其特权地位。
在清朝末年和民国初期，中国面临内忧外患，国家的现代化改革努力出现了滞后。
士人的地位逐渐衰落，新工商业者开始崭露头角。
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民涌向城市，寻找工作机会，从而造成了农村人口的减少。
随着中国革命的爆发和共和国的建立，农业社会主义化运动被推广，农民成为新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一个重要的群体。
国家实施了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将土地从地主手中收回并分配给农民。
这一措施推动了生产力的飞跃，农业产量迅速增加。
同时，农村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农村工业的兴起，从而促进了工农之间的联系和互动。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中国逐步走出计划经济时期，市场经济开始兴起，私营企业的发展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工商业者，特别是小商贩，重新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一个重要的群体。
大批农民进入城市，从事低技术、低薪水的工作，被称为“农民工”。
他们成为城市化的一股重要动力，推动了城市的发展。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知识分子的地位也再次上升。
大量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兴起，使中国士人的角色又一次得到重视。
中国开始注重培养和发展创新人才，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
新中国成立后的产业结构历史演变
案例名称：新中国成立后的产业结构历史演变交通经济08170111 孙小明 08170101 李玉府08170201 陈冠锦 08170122 李新08170215 马澜产业结构是指各产业之间的相互联系及其数量比例关系。
国民经济中，各产业之间不仅在经济活动中存在着联系，而且各种资源在产业间的分配以及由此综合形成的产品产量或产值也存在着数量比例关系。
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都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形成和演变过程。
新中国成立61年来，我国产业结构经过了由“重、轻、农”到“农、轻、重”，再到一、二、三产业的调整优化演进过程, 国民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大大增强，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历史性变迁。
一、我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过程新中国成立50年来，伴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我国产业结构变化也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1、“重、轻、农”产业结构指导思想的形成及其实践新中国建立后，我国提出：要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国家工业化，尽快建立大体完整的工业化体系。
从1953年开始，以大规模工业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式启动。
到1957年，重工业在全部工业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7.3%上升到45.0%。
重、轻、农之比由1952年的15.3∶27.8∶56.9上升为25.5∶31.2∶43.3。
从1958年开始，中国进入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
经济发展被简单化为工业发展，工业发展被简单化为重工业发展，重工业发展被简单化为只发展钢铁工业。
工业化强攻集中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全民”强攻。
1959年初，产业结构失衡已非常严重，到年底重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48.1%，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上年的53.5%上升到58.5%。
1960年，决策仍要求“大跃进”再掀高潮，集中全力保钢。
到年底，轻工业产值大幅下降了9.8%，农业下降了12.6%，重、轻、农之比达到52.4∶25.8∶21.8。
2、“农、轻、重”产业比例关系的调整针对“大跃进”时期国民经济结构出现的严重失调，从1961年起，我国开始调整经济结构。
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变迁
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变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中国经济的发展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中国经济的飞速崛起，为世界注入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然而，中国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历了长期的变迁和转型。
本文将梳理中国经济的历史变迁，描绘中国经济的发展轨迹。
一、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经济封建社会时期，中国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手工业处于萌芽状态。
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资料，农民是社会的主体。
尽管中国古代经济曾有辉煌时期，如唐朝的盛世，宋朝的商业繁荣等，但是相对于欧洲，中国经济始终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
二、殖民地时期的中国经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遭受列强的入侵和瓜分，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
此时期，西方列强掠夺中国资源，推销商品，使得中国经济逐渐失去自主性。
中国的贸易逐渐被瓜分，甚至被逼迫不平等条约，造成了中国经济的长期萎靡不振。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经济1949年，新中国成立，实行计划经济，建立起公有制经济体系。
计划经济的主要特征是国家对资源的垄断和调配，这一模式的初衷是希望在短时间内进行经济的快速发展。
然而，在长达三十年的计划经济时期，由于计划生产的局限性，资源的浪费和政策的失误，中国经济发展缓慢，成果有限。
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较大发展，但同时也伴随着经济分配的不均。
经济增长的焕发和物资的奢侈性需求下，社会已明显表现出巨大的分配矛盾。
四、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这一政策的实施为中国经济的起飞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波士顿咨询公司自2017年开始追踪全球会员以来，最近一次的报告显示，中国的经济规模在2020年达到7.12万亿美元，已经超过了美国的经济体。
改革开放下，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型到市场经济体制，引进外资，改革了国有企业，加强了私营部门，加强了对外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参与。
产业结构不断提升，尤其是先进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科技创新等产业提质增效。
目前，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位居世界前列。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体制发展变迁史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体制发展变迁史一、新中国成立后经济体制的奠基与初期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体制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和发展，对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混乱，到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经济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下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新中国成立后经济体制发展的变迁史。
1.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体制建设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经济体制面临着重建和转型的挑战。
在战争年代和国共内战的影响下，中国的经济陷入了极度落后和贫困的境地。
此时，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重建经济体制，如实行“五年计划”、国有化改革等，逐步建立了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
在这一时期，中国着力发展重工业和农业生产，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2. 经济改革开放与经济体制的转型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逐渐意识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经济发展面临着结构失衡、效率低下等问题。
这时，中国决定进行经济改革开放，逐步引入市场机制，实施了一系列的经济体制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城乡经济体制改革、价格改革、外贸体制改革等相继出台，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
这一时期的经济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国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当代中国经济体制发展的新特征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经济体制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全球化的影响，中国的经济体制对外开放程度加大，市场机制进一步完善，企业改革不断深化。
中国坚持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不断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与互利共赢，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更加注重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逐步向着更加均衡、高效、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4. 总结与展望经过近70年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经济体制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离不开中国不断探索的经济体制道路。
当然，中国的经济体制发展依然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和问题，如产业结构调整、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需要我们未来不断努力和改革。
强盛、衰落与崛起：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变迁(1——2000)
强盛、衰落与崛起：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变迁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国度之一，她的发展经历了极其独特的历史变迁。
中国先是经历了长期的强盛。
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经济最发达的国家。
从公元元年以来的两千年中，90%的时间里中国的经济总量居于世界首位。
据麦迪森计算，从公元元年到19世纪初，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一直在20%以上。
其中，从公元元年到1500年，中国经济总量远远领先于其他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大部分时间（1—1000年）在1/4左右，最低的时候（1000—1500年）也在23%左右。
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不仅是世界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而且是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经济、政治、文化、艺术都处于高度发达的状态。
1500年以后的300年是世界工业化的起步阶段，由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内在特性，中国失去了与世界工业化同时起步的战略机遇，因此，这一阶段西欧追上中国并超过中国。
1500年之前，西欧经济总量从没有达到中国经济总量的一半。
从1500年左右起，西欧开始对中国经济迅速追赶。
到18世纪初，西欧经济规模第一次赶上中国的水平。
19世纪初，日渐衰落的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得到了一次复苏，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于1820年一度达到了33%的最高记录。
而后中国经济一落千丈，西欧也在同中国相持100年左右之后最终远远地超过中国。
从1820年到1949年，是世界加速工业化的黄金时期。
由于外国的侵略，中国的传统农业社会破产，而工业经济发展受到遏制。
中国再次失去工业化的历史机遇，并沦为半殖民地社会。
中国经济由此进入了彻底衰落的阶段，中国经济占世界的比重几乎以每40到50年下降一半的速度衰落。
1870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的比重降为17%，1913年为8.9%，1950年为4.5%。
正是在这一个历史阶段，美国经济总量于19世纪最后10年中超过中国。
1820年美国经济占世界的比重只有1.8%，到1870年上升到8.9%，1913年上升为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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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思的经典力作，作者以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为核心，在对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修正的基础上，运用交易成本、公共产品、相对价格等分析工具，建立了以经济史的经验性材料为论据的制度变迁理论，从而构筑起包括所有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新经济史学理论体系。
作者认为由于人类受自身生产能力和生存环境的约束，随着人口的增长将导致资源的稀缺，加剧资源利用的竞争，从而要求明确所有权，所有权的建立即激励机制的形成可促进经济增长，但在现有技术和组织制约下，所有权的界定、裁决和行使代价极为高昂，于是国家作为一种低成本的提供所有权保护和强制力的制度安排应运而生。
国家规定着所有权的结构并最终所有权结构的效率负责。
此外，由于意识形态提供了一种价值和信念，可以节约个人与社会达成协议的费用，以及约束个人行为的衡量费用，成功的意识形态更能有效的克服“搭便车”行为。
诺思把制度看成是为约束在谋求财富或本人效用最大化中个人行为而制定的一组规章、依循程序和伦理道德行为准则。
它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可以在其中相互作用的框架，使协作和竞争关系得以确定，从而构成了一个社会，特别是构成一种经济秩序。
换言之，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进行的，制度在指导和决定经济活动时起到激励或抑制的作用，决定这一个社会基本的福利和收入分配。
所以在诺思看来，一个可以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促使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因此，可以说正是制度变迁构成了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而决定制度变革的主要因素不是生产力及体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科学技术，而是人口变动。
以早期人类社会发展为例，起初在资源丰富的情况下，人口可以大量繁殖，但自然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当人口增长一旦达到资源基础被完全利用的程度，那么人口的任何继续增长都会引起狩猎、采集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的下降，人们于是觉得有必要建立一种可以限制资源利用速度的所有权，并为之付出代价。
所有权正是为更合理的利用资源而发展起来的制度。
随着所有权的建立，农业生产逐渐发展起来，按所有权的效率来衡量，原始农业的专一所有权和狩猎的共有权相比具有显著优势。
这样整个过程就是人类从狩猎、采集到农业的逐步转变过程，一万年前的农耕发明和经济增长的起点就在这里。
作者主张，农业是发明并不是最重要的，专一所有权引起的激励机制的变化必然会创造出农业。
同样，对于近代西方世界的兴起也可以运用制度变迁理论予以解释，传统观点一般认为是产业革命推动了经济增长，使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根本改观。
而诺思独树一帜的提出，产业革命不过是经济增长的一种表现形式，经济增长的起源可追溯到前几个世纪产权结构的缓慢确立，该结构为更好地分配社会财富和社会活动创造了条件，为技术创新和扩散提供了刺激。
总而言之，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才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
诺思从制度创新和制度变革的角度完整的提出了一套经济史理论，并用这套理论来考察自史前人类的经济生活至现代经济增长的漫长历史。
其推导逻辑可总结为：人口增长导致制度创新，从而产生激励作用，进而推动知识、技术的进步。
有意思的是这一过程恰好与马克思理论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相反，并以人口因素代替了生产力在社会变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可以说诺思打破了传统叙述经济史的框框，真正做到用经济学理论去解释历史，赋予了经济史新的内涵。
而这似乎正是国内经济史研究中所欠缺的。
当然，书中也有一些存在问题，值得我们深刻思考的地方，如对农业起源模型的论述，作者显然忽视了人类对农业知识的积累，预设农业已经是原始人类的可能性选择之一。
国家起源理论也存在缺陷，它完全建基于对古埃及、波斯帝国、希腊城邦、罗马帝国四个个案的分析，而后三个却都是次生态国家，这不能不让人们对它的解释力度表示怀疑。
道格拉斯·诺斯，1920年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1942、1952年先后获加利福尼亚大学学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
他是新经济史的先驱者、开拓者和抗议者，他开创性地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来研究经济史问题。
他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重新论证了包括产权制度在内的制度的作用；将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没有涉及的内容——制度，作为内生变量运用到经济研究中去，特别是将产权制度、意识形态、国家、伦理道德等作为经济演进和经济发展的变量，极大的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
诺斯在1981年出版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提出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诸多方面，解释了人类社会的历史。
他本人并因在制度变迁理论方面的突出贡献，获得了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如我们所知，任何理论的提出和发展都是在一定的“哲学”基础上，伴随着方法论的革命，本书也不例外。
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方法在方法上为诺斯对历史材料进行实证分析提供了便利，宏观经济学以及由此而后形成并完善起来的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计量学，所有这些都成为经济史学家分析历史的强有力的工具；新古典理论在理论上为他对历史分析进行归纳提供了“哲学”基础，新古典的价值判断、道德伦理和理论规范成为诺斯新经济史学的理论“精髓”。
关于本书的内容，书名《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给出了一个概括性的说明，根据诺斯自己的论述，“‘结构’一词指制度框架，‘变迁’一词指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尽管在书中论及了经济、政治及至社会诸方面的结构与变迁，不过，对此作者均是通过制度的结构与变迁去解释、说明的。
在本书的结构方面，作者分三篇来论述。
第一篇为理论部分，也是全书的基础和精华部分，在这一篇，作者系统阐述了他的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并运用交易费用理论对历史中的经济组织进行了分析；第二篇为历史部分，用制度变迁的理论来分析历史，进而以历史的发展演变来验证理论，本篇分析了两次经济革命及其结果、古代世界经济的变迁与衰落、封建主义的兴衰、近代欧洲的结构与变迁、产业革命和1789-1914年美国经济的结构与变迁；第三篇是理论与历史的结合部分，也是全书的总结部分。
对历史变迁问题的解释，作者通过对新古典经济理论存在的缺陷分析，指出个人在试图推动社会变化时所承受的净成本是由他们感到的不公正和异化来度量的。
当个人深信一个制度是非正义的时候，为试图改变这种制度结构，他们有可能忽略这种对个人利益的斤斤计较，当个人深信习俗、规则和法律是正当的时候，他们也会服从它们。
所以变迁与稳定需要一个意识形态理论，来解释新古典理论的个人主义理性计算所产生的偏差。
对经济事实上，上述两个目的并不完全一致，第二个目的包含一套能使社会产出最大化而完全有效率的产权，而第一个目的是企图建立一套基本规则以保证统治者自己收入的最大化，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
这些基本矛盾是使社会不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根源。
国家基础结构的创立旨在界定和实施一套产权，并指定统治者代理人的权力代表。
由于代理人的效用函数与统治者并不一致，因此统治者要设立一套规则以图迫使他的代理人与他自己的利益保持一致。
然而，代理人一定程度上并不完全受统治者的约束，因为存在着统治者权力扩散。
统治者提供的服务有着不同形状的供给曲线，某些服务是纯粹的公共品，而另一些则具有典型的U型成本曲线。
保护的成本曲线与国家的军事技术有关，当保护的边际成本等于增加的税收时，它可以确定一个“有效率”的政治-经济单位的规模。
一个经济包含着不同集团的活动，统治者将界定一套产权，通过监督与测量每个环节的投入与产出，来确保它对每一个不同的经济实体的垄断租金最大化。
投入与产出范围的考核成本将决定不同经济部门的不同产权结构，因而这种产权结构依赖于考核技术的水平。
哪里资源测量成本高于收益，哪里就会存在公共产权。
统治者总存在与之竞争的国家或本国内部的潜在统治者。
替代者越是势均力敌，统治者所拥有的自由度就越低，选民所保留的收入增长的份额也越大。
选民也许会以某种代价转向某个竞争的统治者或支持在现存国家中某个统治者的竞争者。
前一种选择依赖于相竞争的政治单位的结构，后一种选择取决于相竞争选民的相对暴力潜能。
上述国家模型提出了施于统治者的两种约束：竞争约束与交易费用约束。
两者通常造成无效率的产权。
作者把两种约束结合起来解释无效率产权的扩展，实际上，使统治者租金最大化的产权结构与它推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相冲突的。
一个国家的内在是不稳定的，信息费用、技术和人口的变化都是明显的影响不稳定的因素，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统治者终有一死。
提高一个选民集团谈判力量的相对价格的变化，可以导致规则的改变以给这一集团更多的收入，或者，这一集团的选民可以迫使统治者放弃一些规则的制定权。
军事技术的变化是古代和中世纪多元化政府和代议制政府发展的主要根源，而现代国家管理的变化与源于第二次经济革命的相对价格的根本变化相关。
不稳定是一回事，变化与调整的发生过程又是另一回事，产权结构的改变是大集团行动的结果，搭便车有时会妨碍大集团的活动。
搭便车揭示了历史上国家的稳定性，抵触国家强制力的个人成本通常源于对国家规则的漠不关心与顺从，而与压制无关；制度创新通常来自统治者而不是选民，这是因为后者总是面临着搭便车的问题，对统治者来说，既然他没有搭便车问题，他就要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以适应相对价格的变化；革命将是由统治着的代理人或由相竞争的统治者或列宁主义式的少数精英发动的宫廷式革命；在统治者是一个集团或阶级代理人的地方，某些成功的规则要设计得使在统治者死后革命或巨变的机会最小。
上述几点有助于解释历史上国家结构变迁及其稳定的大部分根源。
为解决搭便车问题，需要构造一个意识形态理论。
对历史中经济组织的分析，需要结合国家理论来运用交易费用理论。
在这一部分作者首先举例说明市场交换，接着解释企业（或者其他科层组织）存在的原因，然后说明历史上的经济组织。
作者通过举每周去地区公共集市买桔子的例子，说明了人们必须能够度量一种物品的数量，因为它是一种排他性的财产并具有交换价值；信息费用由于买者和卖者大量存在而降低；机会主义受到成员众多的竞争的约束；私人所有者之间通过市场契约转让的产权必须是排他性的权利，这种权利不仅必须是可度量的，而且必须是能行使的；国家作为第三种当事人，能通过建立非人格化的立法和执法机构来降低交易费用。
作者接着分析了科斯、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以及詹森和梅克林对企业的不同解释，指出，生产费用（来自规模经济）和交易费用两者是科层组织的优势。
由于有组织的经济活动的形式不同，其履约所需的资源费用也不同；这些履约费用由在替代性组织形式中的考核费用和协定执行费用构成。
在执行契约中也存在费用，如对契约一方损失和伤害的考核费用，惩罚规则的制定以及对受损失一方的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