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新赶考记

京城新“赶考”记保险柜打开的一刻，在场的人全都瞪大了眼珠。

成叠的现金滚滚倒出，人们不敢相信，这是在一个小学校长办公室里。

在这间办公室里，调查人员还发现了一本被销毁的账目。

之后传言四播：这本销毁的账目中记录了北京中关村三小过亿的账外资金。

自中关村三小原校长王翠娟2008年受审后的3年中，校长掌握过亿资金的信息已不鲜见。

2011年年中，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推出了一份被舆论视为迟到的《教育系统职务犯罪应当引起重视》的报告，直言中小学的“账外账”或“小金库”现象突出。

在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疯狂中，京城“幼升小”、“小升初”的赶考之路愈发逼仄。

相对于医疗、住房领域，教育的灰色与不公，对社会显然更具毁灭性。

然，究竟是什么让人们对其表达了更多的沉默？“老师真的说要我了”数年前，从东北搬到北京朝阳区的张兰跟丈夫发生过一场“战争”。

当时，她一心想把6岁的儿子送到海淀区上小学，她的丈夫却认为孩子小，上学路不要太远。

但张兰有自己的打算。

海淀区知名中学与小学环立，被外界认为是通往清华、北大的“预备队”。

张兰下定了决心要把孩子送入“预备队”。

在海淀，张兰找的第一所学校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小。

当时，人大附小组织了一场跨区招生的考试，对外称准备招收200人入校。

北京各区的家长们闻声云集，张兰带着孩子也挤入其中。

考试数日后，张兰接到人大附小电话，说孩子属于替补资格，如果别的孩子来不了，再给通知。

后来，张兰打听到虽然对外宣称招收200人，但实际仅会考试收录80多人，其他的名额早被“关系生”占下了。

张兰只好赶快去找别的学校。

她想去找中关村一小，在不熟路的情况下，反倒找到了中关村三小。

三小的招生负责人看了看张兰的户口本，随声问了一句，孩子会不会20以内加减法。

张兰应声说会，负责人便让张兰母子下周参加入学考试。

到了下一周，孩子顺利通过了考试。

试后，招生负责人把张兰叫去一旁，道了声喜，紧接着便示意张兰去学校财务室交3万元择校费。

张兰自是不敢怠慢，交完款后，财务很麻利地开出一张收据，让张兰拿着收据去教务办，以此为凭，领取入学通知书。

至此，孩子成为了海淀中关村三小的一员，张兰手上没留有证据，可以证明自己曾经为这个学籍花费了3万块钱。

张兰并不在乎，她甚至很庆幸，“3万块的择校费并不算多，在北京这几乎是最低额度。

”张兰孩子入学时，中关村三小总共招收了20个左右班级，每班50多个学生，而此后数年，北京各中小学的新招生名额被严格控制，入校门槛随之提升，花费10万元以上却不得其门的故事开始出现。

曾有大陆媒体报道，至升学旺季，某学校校长的随身包中，要求入学的条子竟重达1公斤。

相比于张兰，陈女士今年动用了更多资源，结局却更差。

陈女士家住东城区，膝下有一女，视若明珠。

女儿四岁时，她便开始留意周遭名校，府学小学、朝阳师范附小和朝阳外语小学列入目标。

其中，陈女士最中意的还是府学小学，一方面府学被认为是京城牛校，另一方面府学有校车服务，便于接送孩子。

巧的是，陈女士正好有朋友与府学小学校长比较熟。

于是，今年女儿入小学前，陈女士特意给朋友打了招呼，心下盘算，有了熟人，只要报名考试考得好，就应该没有问题。

府学的考试安排比较滞后，在空隔时间，陈女士又带着女儿去了朝阳师范附小和朝阳外语小学，作为垫底备选。

这两个学校倒是痛快，朝阳外语小学对孩子进行了简单测试，便通知交钱，而朝阳师范附小测试后亦表示欢迎孩子入学，但要先交1000元报名费和2万元赞助费。

陈女士心下犹豫，她一边向朝阳师范附小打听交过钱后还能不能退款，一边焦急地等着府学开考。

尽管考上府学，听人说也要交5万元赞助费，但陈女士还是想把孩子送入府学。

终于等到了考试日，穿越过人山人海，陈女士把女儿送入考场。

半小时后，女儿奔出考场、扑入母亲怀中。

听女儿说考得不错，陈女士一颗心就此放下，准备等待入学通知书。

过了好几天，朝阳师范附小的催款电话打来了不少，但府学的通知却迟迟未至，等得越发心焦的陈女士便上网查询，结果竟然是女儿没被录取。

数年来的美梦与数月来的辛劳，一朝破碎。

陈女士疯狂给远近各朋友打电话，恳请帮在府学说情。

当天晚上，陈女士辗转不能寐。

第二日，精疲力倦的她决定不再求告府学，转而去了朝阳师范附小交款了事。

事后，女儿问陈女士，为什么没有去府学小学。

陈女士如实答复后，女儿一声惊讶道：“可是，那个老师真的说要我了。

”京城新“SARS”入小学难，从小学升入中学，更难。

2011年，北京市小学毕业生人数为10.2万人，其中至少有超过5万名孩子不是通过电脑派位进入目标学校。

按照北京“小升初”规则，若不想参加电脑派位（就近入学），对多数家长来说，往往剩下“奥数点招”一条华山路可以通行。

在此阶段，择校与升学蔚为产业。

这一年多来，每至周末，老邢都会准时出现在北京苏州街的一家披萨自助店中，邀三五人同食。

同食者总是变化，但大家聊天的话题几乎不变。

因为他们有着一个相同的身份：学生家长。

在孩子紧张学习的周末午后，他们集中在“坑班”对面的披萨自助店中，分享话题。

其中，最热门的话题无过于升学。

尤其是进入12月，大家越来越多地谈到这个话题，有些家长开始变得焦虑，“SARS”在这样的气氛中蔓延传播，多少亦影响到了健谈的老邢。

所谓“SARS”，并非是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而是“严重急性人大附中综合征（Severe Acute RDF Syndromes）”的代称。

北京教育界人士对此症状的解释是：一种因有人大附中早培班、仁华学校以及人大附中情结，但一直没有如愿入学而导致的发热、干咳、胸闷等症状；严重者出现快速进展的呼吸系统衰竭，是一种新的焦虑型传染病，传染性极强、病情进展快速。

更多时候，该症状泛指“小升初”综合征。

“SARS”综合征爆发的时节，往往是北京两所标杆性中学——北京四中和人大附中——举办“小升初”考试时节。

每年此时，北京应届小学毕业生中的佼佼者，会如“赶考”般，云集而至，参加由两校关联培训机构所办，但却在国家教育体制之外的选拔考试，以期能够被两校点招入学。

考试内容都是奥林匹克数学（以下简称“奥数”）。

自上世纪90年代末起，以奥数、英语为标尺，以选拔小学生“尖子生”为目的，公立学校自办或与社会培训机构联合开办的“坑班”开始渐次出现。

其中，根据对应重点学校的含金量，“坑班”又分为“金坑”、“银坑”、“土坑”、“粪坑”等种类。

“金坑”对应学校是北京市一流的学校，其通过“坑班”考试招收学生数量亦较多，依次下分，“银坑”多为区重点中学所办，“土坑”是一般中学所办，“粪坑”则大多属于骗钱机构。

北京知名的“金坑班”，有四中网校，它与四中有着裙带关系，三帆则是师大二附中的“坑班”，仁华学校则是人大附中的“坑班”。

值得一提的是，在众多“金坑”中，仁华学校被认为是“金坑中的金坑”，是北京市“小升初”的风向标。

其前身是华罗庚数学学校，是华罗庚后人与人大附中合作开办的，目的是为了搞超常教育试点。

但后来，华罗庚数学学校逐渐变成了选拔“小升初”生源基地，华罗庚的家人便不干了，遂取消了冠名合作。

但仁华学校的发展并没有受到影响。

据悉，每年报仁华且能考进去的学生在6000人左右。

考进去后，每年都要淘汰学生。

到六年级，只剩下4000人，最终点招300人左右。

每年仁华学校会给一些大校、名校与知名附小更多进坑名额，而普通小学则难获同样待遇。

进入仁华的学生，每学期每人要交纳1000元学费，从二年级至六年级的仁华学生，每年给仁华带来的收入不止千万级。

据了解，仅海淀区，每年毕业年级人数在2.6万左右。

除了打工子弟学校学生，海淀区小学平均参加奥数课外辅导的学生比例是60%，知名小学在90%左右。

蜂拥的学生，亦带动了课外辅导班的生意。

北京某知名课外辅导班负责老师向《凤凰周刊》介绍：“上‘坑班’学奥数、英语的孩子大多从二三年级就开始听不懂了，到了四五年级，百分之八九十的孩子已经听不懂了。

因为‘坑班’教育基本是不成体系的，完全看孩子悟性，那么孩子要想有好成绩，就只能在外面再报班，接受辅导。

”学而思、高思、巨人等教育机构由此而立，其中学而思教育甚至已经赴美上市。

6年前，董女士正是通过在外面不断报班，并和儿子一起上课学习奥数，最后才使儿子被人大附中分校点招入学。

“别人的孩子去学校面试，都抱着一堆证书，我的孩子没有这些东西，也没有别的特长，要想升上一个好学校，只能从奥数这条路走。

”董女士回想起来说。

但成功者也不是多数，与董女士相熟的家长中，有个家长亦狂热地为女儿辅导奥数，报了许多辅导班，不仅如此，为升学计，甚至找人代写作文，运作获奖。

却没想到，殷殷期望下，竟适得其反，本来一二年级成绩还不错的女儿，进入三年级后越发自闭，目光逐渐呆滞，头发亦开始掉落，到了最后，更是没有如愿升入其母属意的人大附中。

为升学而疯狂的母亲跑到人大附中招生办，坐了一天，申请入学未果后，转至101中学校长办公室，一天端坐下来，终于打动招生人员，最终以3万块赞助入学了事。

奥数的华山路拥挤，一爬便难以掉头。

现在老邢和爱人，为了孩子升学，已经没有了自己的时间。

他曾跟孩子算过一笔账，每周，不算时间成本，仅花费在参加5个课外辅导班上的费用就超过1000块。

老邢对记者表示，他的花费还算是偏少的。

与家长的升学经济重负相比，学校与老师则成为了得利者。

在升学动力下，名校老师成为了家长争相趋附的对象，给老师送礼成为了不可少的规程。

据一家长向《凤凰周刊》记者叙述，其曾请人大附中的某化学老师给孩子私授课，睹这位年轻老师，衣着名牌，手挎LV，一身豪阔；另一位人大附中的语文老师更令其瞠目，该老师每日换衣两件，整整一个夏天，衣装不曾重复。

名中小学老师，有寒暑假期，有层出不穷的隐性送礼，却没有像官员和企业家那样的外部压力，因为他们永远不缺好学生。

按照北京市教委的要求，“小升初”户籍与学籍需统一，跨区入学应受到严格控制。

但人大附中和四中等一流名校，却不受管制，往往会利用户籍与学籍转移的便利抢占优秀生源。

据《凤凰周刊》记者了解，出自人大附中的某届北京市高考状元，其学籍在人大附中分校，但就学地点却在人大附中本部，两校间因裙带关系，学籍交换并无障碍。

相形之下，归北京市委所属的二流名校，则在此方面颇为掣肘。

老邢的女儿曾被位于海淀区的首师大附中所看中，但对方在询问了老邢女儿的户籍与学籍后，面露难色。

一般而言，选择奥数升学的孩子往往会参加不同学校的考试，其中被称作“牛孩”的佼佼者往往会获得多所学校的签约，如果拿到更好学校的签约，“牛孩”们往往会放弃次等学校的邀请。

为了尽可能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次等学校往往会首先放弃最优秀的孩子，以稳为主，选择资质稍弱的孩子，及时签约。

于是，在“牛孩”与名校的制约中，北京名校的差序等级格局愈发明显。

早在2005年，教育部就严令禁止奥数培训。

但奥数如野火烧不尽，北京尤甚。

据北理工21世纪教育研究院调查显示，全国范围小学阶段参加奥数班培训的累计时间平均2.6年，其中北京高出全国水平，为3.2年；“小升初”占坑班所占的坑数全国平均为1.8个，北京为2.1个；孩子每周用于占坑班的时间全国平均为4.3小时，北京为5.0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