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市规划的风水准则

北京城市规划的风水准则

营建之事我国古人笃信风水，所谓风水实际上就是建筑之中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我们的先人在兴建村落、宅居、坟墓及其他重要工程时，很早就认识到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应取得某种统一与和谐，这样才能平安康健，诸事和顺。《阳宅十书》说：“卜其兆宅者，卜其地之美恶也。地之美者，则神灵安；子孙昌盛，”说的就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与相通。

古人认为风水与人的生活和命运具有重大关系，营建宅居、村落与墓地，择其吉而避其凶，就会给人们带来鸿运，反之则会带来殃祸。《宅经》（托黄帝撰）卷上对住宅之优略有这样一段论述：“凡人所居，无不在宅，虽只大小不等，阴阳有殊，纵然客居一室之中，亦有善恶。大者大说，小者小论，犯者有灾，镇而祸止，犹药病之效也。”所以无论是住宅、村落或茔墓选址之际，为取得某种理想结果，人们在实践中逐渐总结出一套通行的准则，这就是古人的风水观。即以风水原则为指导对建筑选址，方位等进行调整，以谋求与周边环境相一致。凡与风水观相合者，吉；不和者，凶。

风水观在古人的心目中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然由于时代与科技发展水平的限制，古人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还不可能给出科学的解释，只能从主观上加以幼稚的想象，因而使其具有了强烈的神秘色彩。在风水中虽有古人的某些智慧光芒，但也有愚昧的迷雾，就总体而言风水不属于科学范畴，但其中确实也包含了某些可取的成分。风水所涉及的内容用现在的语言说，主要是建筑环境、建筑选址、建筑布局以及建筑形式等内容，所以在历史的长河中，风水观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一直具有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涉及到具体房屋、庭院、村落与墓葬的兴建，城市的总体布局与建设往往也与风水有关。北京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它是人们从客观的地理环境出发，结合通行的社会理念，根据实际需要规划设计的，但作为时代的产物，它的规划与发展自然也不可能脱离风水观的潜在影响。

风水又叫“堪舆”，“相地术”，属古代“数术”范畴。从西安半坡遗址、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等考古发掘来看，早在原始社会末期我国就已出现了风水思想的萌芽，到了周代，风水观在建筑选址上的应用已比较普遍，《礼记·王制》说：“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量地制邑，度地居民就包括风水方法。《诗经·大雅·公刘》描写了周人在公刘的率领之下迁居豳地定居的情况，诗云：“逝彼百泉，瞻彼溥原。”“相其阴阳，观其泉流”，说的就是量地选址“营立都邑”之事。到了汉代，风水思想已相当成熟。《汉书·艺文志》说：“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声气，贵贱吉凶，”可见城市规划与风水的关系十分密切。《宅经》卷上也说：“宅者，人之本，人以宅为家居。若安即家代昌吉，若不安即门族衰微。坟墓川岗，并同兹说。上至军国，次及州郡县邑，下至村坊署栅乃至山居，但人所处，皆其例焉。”同样说明风水对城市规划建设的重要影响。所以人们在工程兴建之际，查看风水，寻找趋利避害的最佳位置，一直是一项重要程序，甚至是不可缺少的程序，风水观已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固定观念，在社会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明初，朱元璋虽然定都于南京，其实对定都南京朱元璋并不满意，到底定都在什么地方一直犹豫不决，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南京宫城的风水不好。南京宫城的北部是填没燕雀湖之后建成的，地势南高北低，从洪武门入皇城后越走越低。所以朱元璋对“宫城前仰后洼，形势不称”的地势每每为之后悔，“本欲迁都”，但因年岁以大，“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劳民。且兴废有数，只得听天。”（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23）可见风水影响之大。

风水讲的主要是建筑群体或建筑物兴建时的位置、方向、地势、水流、风向及与周围环境相关的其他事宜，大到宏观环境，小到微细景观，风水之说无所不在。风水的观察比较复

杂，而通过观察阴阳五行、九宫八卦、风气水流之向、地势地貌的优略、建筑外形等是判定风水好坏的主要方法与途径。

北京作为我国少有的大都会，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与地理环境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从大环境观察北京的风水形胜，是古人评价定位北京地理形势的主要标准。北京的地理位置与周边环境历来为形胜家所称道，战国时苏秦游说燕文侯说：“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千匹，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粟之利，民虽不由田作，枣粟之实，足食于民矣。此所谓天府也。”（《战国策》卷二十九）苏秦在这里对燕的地理位置优势给与了充分肯定。

司马迁对北京地理环境优势的评价则为：“勃、碣之间一都会”，它“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馀，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史记》卷一百二十九），所以桓宽说北京乃“为天下名都”（《盐铁论》卷一）。

北京地理位置的优势，万历《顺天府志》还有如下记述：“淮南氏谓地有九薮，则燕之昭余一焉。薮者聚也，王者以聚民蓄国。夫燕天下之上游也，甸服西北，控御东南，若建瓶焉。泰岳峙其南，华山环其右，前则三案重围，”“后则九河归宿”，“诚四塞之国也。然议者以为汉之边在北，咸阳去朔方千余里；唐之边在西，去吐蕃亦千余里”。今京师关隘，“近者百里，远不过三百里。居庸吾之背也，紫荆吾之喉也。卒有急则搤我之喉而拊吾之背。噫是不然，辟之一身焉。幽燕天下之元首也。牵左则左肘动，掣右则右掖奋。无事则坐享长河之利以为转输；有事则席卷燕赵之兵以为犄角。所谓天下之势莫重于燕，其以此耶”。

万历《顺天府志》在这里所说的就是北京的风水外局。正由于北京可以“甸服西北，控御东南”，掌驾天下之势，因而得到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

关于北京的地理区位优势，孙承泽将前人的观点汇总之后，在《天府广记》卷一中有一段比较详细的论述：

“幽燕自昔称雄。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北枕居庸。苏秦所谓天府百二之国，杜牧所谓王不得不可为王之地。杨文敏谓西接太行，东临碣石，钜野亘其南，居庸控其北。势拔地以峥嵘，气摩空而崱屴。又云：燕蓟内跨中原，外控朔漠，真天下都会。桂文襄云：形胜甲天下，扆山带海，有金汤之固。盖真定以北至于永平，关口不下百十，而聚庸、紫荆、山海、喜峰、古北、黄花镇险厄尤著。会通漕运便利，天津又通海运，诚万古帝王之都。“太行自西来，演迤而北，绵亘魏、晋、燕、赵之境，东而极于医佾无闾。重冈叠阜，鸾凤峙而蛟龙走，所以拥护而围绕之者，不知其几千万里也。形势全，风气密，堪舆家所谓藏风聚气者，兹地实有之。其东一带则汪洋大海，稍北乃古碣石，稍南则九河既道所归宿之地，浴日月而浸乾坤，所以界之者又如此其直截而广大也。况居直北之地，上应天垣之紫微，其对面之案，以地势度之，则泰岱万山之宗正当其前也。夫天之象以北为极，则地之势亦当以北为极。易曰：艮者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以成终而成始也。艮为山，水为地之津液，而委于海。天下万山皆成于北，天下万水皆宗于东。于此乎建都，是为万物所以成终成始之地，自古所未有也。

“夫以北辰为天之枢，居微垣之中，而受众星之所向，则在乎南焉。今日京师居乎艮位，成始成终之地。介乎震坎之间，出乎震而劳乎坎，以受万物之所归。体乎北极之尊，向乎离明之光，使夫万方之广，亿兆之多，莫不面焉以相见。则凡舟车所至，人力所通者，无不在于照临之中。自古建都之地，上得天时，下得地势，中得人心，未有过此者也。朱文公熹曰：冀都天地间好个大风水。山脉从云中发来，前面黄河环绕。泰山耸左为龙，华山耸右为虎。嵩山为前案，淮南诸山为第二重案，江南五岭诸山为三重案。故古今建都之地皆莫过于冀都。”

孙承泽根据地理与风水的观点从宏观的角度比较全面的分析了北京的地理位置优劣长

短，以及于北京立都的风水条件。从地理位置看，北京东边不远而临渤海，西边耸立的是太行山，南有黄河，北边是燕山山脉。因其内跨中原，外控朔漠，故形胜甲天下，乃有金汤之固。从风水角度看，太行自西来，演迤而北，乃为北京的龙脉，拥护而围绕之。形势全，风气密，易于藏风聚气。按照后天八卦，艮在东北，为山，而水委于海。就全国而言，北京恰恰处于艮位，天下万山皆成于北，天下万水皆宗于东，于此建都，实乃万物成终成始之地。正因北京上得天时，下得地势，中得人心，所以朱熹说：“冀都天地间好个大风水”，“古今建都之地皆莫过于冀都”。

从北京城的近地环境看：北京的地理环境同样相当优越。《宸垣识略》卷一说：“北京青龙水为白河，出密云，南流至通州城。白虎水为玉河，出玉泉山，经大内，出都城，注通惠河，与白河合。朱雀水为卢沟河，出大同桑乾，入宛平界。玄武水为湿馀，高梁、黄花、镇川、榆河、俱绕京师之北，而东与白河合。”“京师前挹九河，后拱万山，正中表宅，水随龙下，自辛而庚，环注皇城，绕巽而出”，此乃“天造地设”十分理想。

阴阳是风水观中的重要观念，“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礼记·礼运》）所谓阴阳就是万般事物的两大对立面，是我国古人对世界的基本认识。《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易经》又说“一阴一阳之谓道”，指的就是这种对立的统一。在古人看来阴阳是宇宙间万物变化的功能属性，代表了事物的两个方面，阴与阳相对，如日为阳，月为阴；夏为阳，冬为阴；热为阳，寒为阴；黑为阳，白为阴；男为阳，女为阴；上为阳，下为阴；所以《易经·系辞》说“一阴一阳谓之道”。即阴与阳是宇宙发展的两个基本原动力。阴阳之间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两者并非一成不变，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消长，互相转化。阴极而阳生，阳极而生阴，世界就是在这种阴阳转化中发展而变化。

阴阳观在我国古代文化中影响极大，这种观点充斥于我国古代哲学、政治思想、医学、美术等各方面，往往成为人们判定事物优略好坏的重要标准，风水同样也注重阴阳。

阴阳观用于风水之后，就形成了一系列阴阳关系，如山为阳，水为阴；山南为阳，山北为阴；水北为阳，水南为阴等等。风水观念在建筑选址中讲究的是负阴抱阳，背山面水，水要东南流。阳盛则阴病，而阴盛则阳衰，所以风水家所追求的是阴阳合和与阴阳平衡。《宅经》卷上说：“凡之阳宅，即有阳气抱阴，阴宅，即有阴气抱阳。阴阳之宅者，即龙也。”讲的就是阴阳平衡。从宏观的地形地貌与地理区位看，永定河自西而东，绕北京城之南，自东南出境；北京城的西部与北部是太行山与燕山山脉，地势西北高，东南低，顺阴阳二气，正好符合负阴抱阳，背山面水的条件。

“气”是风水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在我国古代哲学中，原指构成万物的本原，为客观存在。古人认为天地和自然界都是由元气构成的，这种“气”就是原始物质的基础，东汉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说：“天地含气之自然也”（王充《论衡·谈天》），他还说：“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也。”（王充《论衡·自然》）也就是说天地元气产生万物乃是自然生成的。“气”这种概念的提出在哲学上本来具有进步意义，但被引用风水之后，却成为相地的重要准则。如唐长安城，其九坊只开东西二门，中有横街，盖以在宫城正南，不欲开北街，恐“泄气以冲城阙。”（《长安志图》卷上）

《管子·枢言》说：“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故曰：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即人之生死，皆在于是否有气，有则生，无则死，世间万物都是气的生演结果，世间万物和人的生存环境都与气有关。环境、地势适宜，就有利于聚气，诸事大吉大利，人丁兴旺。《葬书·内篇》说：“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意思是“气”遇风则散，遇水遮挡就会止住。对这种“气”，“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则有止，故谓之风水”。所以古人建城安居择墓，必先选择“藏风聚气”的兴旺之地，“求其城郭密固，使气之有聚”。

元大都兴建之际，按《考工记》的规定，每侧城门应为三座，独北墙只开安贞、健德二门，对此史籍并无解释。元大都是我国古代体现《考工记》规划思想最彻底的一座都城，然

北侧城门又为什么与《考工记》不相合呢？究其原因也应该是风水观在起作用。元大都是四面规整而对称的城市，如南北两垣都辟开三门，且每座城门南北相对，那么阳气从南门进入大都城后，沿中轴线北行，经过皇城、宫城，再北就是北墙中门，气即穿城而过由北门泻出，因而破坏了“藏风聚气”之目的，按照风水观点即属不吉之形。

元大都北墙只开二门在风水上还有一种含义。我国古人认为：在一至十这些数字中，一三五七九等五个奇数为阳数，二四六八十等五个偶数为阴数，而南为阳，北为阴，故大都南垣取阳，开设三门，北门取阴，开设二门。

忽必烈登基之后，采用汉制，尊用汉法，负责进行大都规划建设的是元代的著名学者刘秉忠，他自幼熟读经史，“尤邃于易及邵氏经世书”，“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元史·刘秉忠传》）“且通秘术，用兵之际，役使鬼神，多著奇效”。（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卷四《太一篇》）因此刘秉忠为了达到风水上“藏风聚气”与阴阳就位的要求，遂将大都北侧城门改为二门，以错开南北二墙城门的位置，以合风水之意。忽必烈建国号元，之所以取名为“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元史》卷七）忽必烈的年号有两个，一个是正统，一个是至元，“至元”这个年号也源于《易经》的“至哉坤元”。元大都的宫殿有大明、咸宁之名，大城城门有文明、健德、顺承、安贞之名，宫城城门有厚载、云从之名，这些名称都来源于《易经》的乾坤二卦。之所以“必有美名”，主要目的是以显示“绍百王而纪统”（《元史》卷七）的受授正统，也是忽必烈“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元史》卷一百二十五）的结果。

在明北京城兴建过程中景山的堆砌也与这种“气”有关。明初，朱棣定都北京后，将开挖筒子河及西苑的泥土在宫城北测堆积成山，即今之景山。关于景山为什么堆积在故宫的正北史籍无载，但我们可以依据风水观对景山的位置做些分析。景山以开挖筒子河及西苑之泥土堆积而成，将开挖河湖的泥土就近堆积造景，从工程上讲是可取的，即可以节省大批工力，又解决了泥土的清理问题。但是从人造景观上讲，这座土山完全可以放于积水潭的周旁或任意它处，但现实的情况是这座土山被堆置于故宫之后，共有五峰，中锋不仅是全城的最高点，而且还处于北京城的南北中轴线上，显然景山选址是一种刻意布局。之所以采取这种布局，同样也是为了符合风水“藏风聚气”的要求。

景山在宫城之北，古人认为：北为玄武，属水，“天之象以北为极，则地之势亦当以北为极。易曰：艮者东北之卦也”，“艮为山”，“天下万山皆成于北。”（《天府广记》卷一）所以按照风水的选址观点，在宫城的北部应该有一座山才为好形。永乐兴建宫城之际，为了追求风水上的理想之形，求取大吉，于是在宫城之北人为的堆建了一座土山，以解决城北无山的风水要求。景山堆积之后，由丽正门，外城建成后由永定门进入的气，沿中轴线北行，经丽正门、承天门（清改天安门）、端门、午门、三大殿，北行出玄武门（清改神武门），正好遇到景山。古人认为：在方位上，南为阳，北为阴，所以景山的堆砌不仅挡住了西北来的刚风，而南来之阳气也被汇聚于镇山的南侧，而这里正好是紫禁城的所在地，由是形成风水上的绝妙好形，乃大吉之作。古人还认为：“土者气之体，有土斯有气；气者水之母，有气斯有水。”（《葬书·内篇》）可见保存这种无形之气是何等重要。

既然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所以古人又认为山环水抱的地形地势必有气，《管子·水地》说：“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说的正是水的重要性。宫城的西北正好是积水潭，在北京城内这已是一片非常宽阔的水域，宫城的四周还修建有筒子河，这些都符合水抱的要求，因此在宫城之北，积水潭的东南堆砌一座土山，也就满足了山环水抱的条件。

五行也是风水中常用的重要概念。五行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金木水火土，是古人对世界的物质构成与运动变化的基本认识，也我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人认为世间万物都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构成，而自然界各种事物的变化与发展，也是这五种元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具体的作用方式就是五行相克。即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

五行循环，彼此相克，生生不息。五行本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但后来也成为考查风水的重要要素，即选址的各项条件必须注意五行相克之说。景山的堆砌之所以形成五座山头，其目的就在于以应五行之数。其中中峰正处于北京城的中轴线上，乃是最佳位置。“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所以居中乃是至尊之位，居中才能公正不倚，故景山中峰居中完全合乎古人的居中观念，而居中也使景山更具有神圣感。

五行还与方向、颜色相对应。东，属木，色青；西，属金，色白；南，属火，色赤；北，属水，色黑；中，属土，色黄。这里的黄色就是土地的颜色，土为万物之本，故而居中。关于古代都城的规划，《考工记》将宫城安排在大城的中部，宫城居土位，这里也含有风水的意思，正因为如此，不仅皇帝的服装是黄色，皇家建筑的屋顶也都采取黄色的琉璃瓦。

清代，除坊之外还依满族八旗制度在内城“分列八旗，拱卫皇居”。（《日下旧闻考》卷三十七转引《八旗通志》）其分布方位，镶黄旗居安定门内，正黄旗居德胜门内，正白旗居东直门内，镶白旗居朝阳门内，正红旗居西直门内，镶红旗居阜成门内，正蓝旗居崇文门内，镶蓝旗居宣武门内。在这里八旗方位所遵循的是“五德兼全，五行并用”的风水准则，两黄旗位正北，盖取黄属土，而土克水；两白旗位正东，盖取白属金，而金克木；两红旗位正西，盖取红属火，而火克金；两蓝旗位正南，盖取蓝属水，而水克火。

风水在方向上也讲究阴阳关系。我国的古制，祭天在南，祭地在北；祭日于东，祭月于西，以别幽明，以制上下，达到以致天下之和的目的。这里的阴阳关系与方位完全相对。按照风水的观点，南为阳，北为阴；东为阳，西为阴，所以祭天必在南郊，乃就阳之意；祭地必于北郊，乃取阴之象。东方为阳升之地，故日坛在东；西为阳落之处，故月坛在西。根据这种方位要求，明初永乐兴建北京祭坛之际，遂将天坛设于北京南郊，地坛设于北京北郊，日坛设于北京东郊，月坛设于北京西郊。

北京的紫禁城同样充满了阴阳关系。紫禁城的基本格局是前朝后寝，以景运门、乾清门、隆宗门为界，三门之南为前朝，三门以北为后寝。按照阴阳关系，外朝为阳，为皇帝大臣举行大典和重要政治活动的地方，即皇帝向阳出治之地，故外朝的建筑一般都高大雄伟。故宫太和、中和、保和三殿为外朝主殿，所以都安排在南部阳区。三殿名称均带和字，以体现天地阴阳和谐之意。乾清门为内廷正门，内寝为阴，乾清宫、坤宁宫、交泰殿为内廷正寝，又称后三宫，是皇帝处理政务与帝后、嫔妃居住的地方，即皇帝向晦晏息之所。所谓乾、坤者，主要取“法象天地”之意，与外朝三大殿合称“三殿两宫”。之所以又称后三宫，是因为在乾清宫与坤宁宫之间又兴建了一座亭式方殿———交泰殿。在八卦中，乾即天，坤即地，乾清、坤宁之名都与《易》有关。《易传》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而交泰之名亦与《易》有关。《易经》中的泰卦即由乾卦与坤卦合成，乾上坤下，乾内坤外。在这里天地之道即阴阳之道，只有天地交泰，阴阳合和，才能万物有序。

太和殿是紫禁城内最大的宫殿，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则取自九五之尊之说。数字奇妙的排列组合很早就引起了古人的注意，他们把一、三、五、七、九五个奇数视为阳数，把偶数二、四、六、八、十视为阴数，《易经·系辞上》说：“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后汉书·公孙述传》又说：“天数有违，江山难恃”。作为男性的皇帝为阳，而在阳数中又有两个数字比较特殊，九为最大，五则位居五个阳数的中间，所以皇帝又被称为九五之尊。太和殿面阔九间，进深五间与九五之数相合，皆表示其为最高等级。其实在紫禁城中“九”是一个很神圣的数字，整个紫禁城共有九千多间房屋，房屋间数取自于九；宫殿的门钉数也以九为一行，共有九行，总数八十一个，同样取自于九。

北京城内有几座古塔，最著名的是阜成门内大街妙应寺的白塔，西四南侧砖塔胡同的万松老人塔，俗称砖塔，除此之外，西长安街路北电报大楼附近原还有双塔庆寿寺的双塔。阜

成门内路北青塔寺胡同有青塔，西直门内大街路北有一条胡同叫黑塔寺胡同有黑塔。但奇怪的是这些塔都在西城，东城则一座也没有。有人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则与四象有关。按照四象方位，青龙位于东方，白虎位于西方。龙在古人的心目中是吉祥之神，在东方建塔将会影响青龙的活动；白虎则是凶神，塔形似鞭，将塔建在西城就可以有效的镇吓白虎，这就是东城无塔的原因。

九宫图在我国传统文化中非常有名，它源自《洛书》。《河图》《洛书》是古代的两个传说。《易经·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里的书即指《洛书》。据说大禹治水时，洛水中忽现一神龟，背驮一书献给禹，此即《洛书》，书上有九个数，谓之九畴。这九个数分布的位置是戴九覆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于中，此即九宫之图。

依现代数学来看，九宫图实际上是一最简单的数字排列组合现象，然而古人却认为这些数字现象非常神奇奥妙，它反映的是天地万物变化的基本图式，因而推崇备至，被作为治理天下的基本之法。九宫图的排列方式用数字表示就成为下图：

在这张图式中，一三五七九几个奇数居四正与中央，二四六八几个偶数居四维，与《河图》一样阴阳相配。五居于中，占据核心部位。

按照《考工记》所指定的城市规划制度，我国古代的城市分为三个等级，即都城、侯城与采邑，以后这三个等级演变为都城、府城与县城，这些城市都采取方形形制，而九宫图正好与侯城或府城的规划形制完全一致。在上面数字图式中，全城被划分为九部分，四周即城墙，而划分数字的横竖两条格线即代表府城中的横竖两条主干道。按《考工记》规划制度，都城每侧三门，共有横向干道三条，竖向干道三条，着重布局可以看作是九宫图的一种外阔，即将横竖两条线改为各三条，全城被划分为十六块，可以看出无论是都城还是府城形制的确定，与九宫图应该有某种潜在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