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江西论文：唐代士人的江西生态意象

生态江西论文：
唐代士人的江西生态意象
[摘要]本文从社会生态史的角度,以唐人诗文为基本史料,对唐代士人的江西生态意象进行系统考察。

作者认为,在唐代士人心目中,江西是一个“炎瘴暑湿”、“山水佳丽”、“贞劲秀异”之物遍布的富庶之邦。

而这些生态意象并非一成不变。

随着士人对江西的深入了解和江西经济、文化的发展,他们也在不断修正自己的意象。

同时,士人的思想、生活方式深受江西自然、人文的影响,对之愈加认同和接受。

[关键词]唐代士人;生态环境;生态意象
生态认知系统的历史作为生态环境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标之一就是试图了解某区域客观的自然环境、文化面貌在人们主观意识中的形象和评价,即生态意象。

相关的研究工作,学界已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①唐代江西地区作为在自然地理和文化上相对独立的区域,尤其在唐中叶以后,其经济、人文均获得极大的发展,成为重要的经济、文化区。

②本文拟以唐代诗文为基本史料,对唐代士人的江西生态意象作一大致评述,以期更好地理解江西地区发展的历史进程。

一、气候:炎瘴暑湿
古人认为:“南方,阳气之所急,暑湿居之。

”(《淮南子》卷四《地形训》)唐人孙思邈亦言:“江南岭表,其地暑湿。

”(《急备千金方》卷一《治病略例》)房千里以中原地区气候为准则,不无偏见地说:“凡天地之气,煦妪乎春,曦彤乎夏,凄乎秋而冽乎冬。

楚之南当冬而且曦,燕之北当夏而且冽,是皆不得气之中正”,并抱怨江西夏季的炎热(《庐陵所居竹室记》)。

白居易在《秋热》中则提到江西秋季亦暑热难耐:“西江风候接南威,暑气常多秋气微。

犹道江州最凉冷,至今九月着生衣”;有时还有暖冬气候,他在江州时,“今冬腊候不严凝,暖雾温风气上腾”(《十二年冬江西温暖喜元八寄金石棱到因题此诗》)。

唐人认为南方多瘴疠之地,江西亦不例外,白居易《忆洛下故园》云:“浔阳迁谪地,洛阳离乱年。

烟尘三川上,炎瘴九江边。

”然而当白居易在江州生活一段时间以后,他对江州的态度却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他在给元稹的信中说到:“江州风候稍凉,地少瘴疠,乃至蛇虺蚊蚋,虽有甚稀,湓鱼颇肥,江酒极美,其馀食物,多类北地”(《与元微之书》),并认为江州“土高气清,富有佳境”(《江州司马厅记》)。

也许这是白居易在重新审视并适应了江州的自然气候后,对其作出的新的评价。

此外,白居易还注意到江州气候多雨,在4月左右即进入梅雨期,“九江地卑湿,四月天炎燠。

苦雨初入梅,瘴云稍含毒”(《孟夏思渭村旧居寄舍弟》)。

白居易“自作浔阳客,无如苦雨何。

阴昏晴日少,闲闷睡时多”,而且降雨量很大,以致“门前车马道,一宿变江河”(《霖雨苦多江湖暴涨块然独望因题北亭》)。

他还注意到庐山地区垂直气候的差异,在《游大林寺序》中写到:“山高地深,时节绝晚,於时孟夏,如正二月,天山桃始华,涧草犹短,人物风候,与平地聚落不同。

初到恍然,若别造一世界者。

”由于海拔高度不同,形成气温、降水、植被特征的差异,故而“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大林寺桃花》)。

二、自然环境:山水佳丽
江西地区北界长江,东、南、西三面群山环绕,地形以丘陵、山地为主,北部为鄱阳平原。

赣水、盱水、余水、鄱水等河流均发源于三面山地,随山势向中北部平原汇集,注入彭蠡湖,再北入长江,形成以彭蠡湖为中心的交通体系。

(一)山川峻秀
“江南佳丽地,山水旧难名”(孟浩然《送袁太祝尉豫章》)。

江西山水秀丽,自古闻名。

群山层峦叠嶂,树木郁郁葱葱,如信州月岩山:“仙山翠如画,簇簇生虹?。

群峰若侍从,众阜如婴提。

岩峦互吞吐,岭岫相追携。

”(韩?《经月岩山》)且清流环绕,相得益彰,“玉山银岭,连峭壁而削成;大北小南,漾碧漪而?色。

竞盘螭而互峙,赴马颊以飞湍”(王德琏《饶州记序》)。

抚州山水亦奇秀无比,“林奇谷秀,则鹤岭牛山无以加;水绕川环,则洞庭陂泽不足比”(刁尚能《唐南康太守汝南公新创抚州南城县罗城记》)。

唐代江西最着名的风景胜地当属庐山,不仅山川峻秀,且是人文荟萃之地。

李白曾赞叹庐山:“长山横蹙,九江却转,瀑布天落,半与银河争流,腾虹奔电,众射万壑,此宇宙之奇诡也。

”(《秋於敬亭送从侄?游庐山序》)在中唐以后,士人更以“匡庐奇秀,甲天下山”(白居易《草堂记》)。

李逢吉认为:“匡庐之秀,粹於众岳;五老之英,奇於众峰。

谓泉岚卉木烟霭之性和,而利福兹收,居无郁厉,无翳勃之害於物也。

”(《折桂庵记》)非特景色奇秀,环境也更适宜修养身性,故极推重之。

崔黯甚至认为:“浔阳为四方之中,有江山之美”;“岭南之山,峻而不秀;岭北之山,秀而不峻。

而庐山为山,峻与秀两有之。

”③(《复东林寺碑》)比较前面所提江西“不得气之中正”,可以说这一观点不仅概括了庐山峻秀的特点,而且不再视之为边缘地带,将其纳入中心文化体系之内。

而这一转变不仅仅因为人们对庐山自然景色的欣赏,亦在于其深厚的人文积淀所形成的文化吸引力。

庐山亦名匡庐,即起源于匡俗求仙的传说。

南朝时陶渊明、谢灵运在此留下足迹和诗作,因而更令士人向往。

“董奉杏成林,陶潜菊盈把。

范蠡常好之,庐山我心也。

”(王维《送张舍人佐江州同薛璩十韵》)由于唐代习业山林寺院风尚的兴盛,庐山成为众多士子求学、习业之地,关于此类的诗文着作更是不胜枚举。

④符载曾不无夸张地说:“中朝?组君子,大半皆匡庐之旧。

”(《送袁校书归秘书省序》690)而且庐山南北两麓道观、寺院甚多,宗教文化的影响对庐山声名的传播有很大作用。

尤其是慧远创立的东林寺影响深远,诚如崔黯所言:“是山也,以远师更清;远师也,以是山更名。

畅佛之法,如以曹溪以天台为号者,不可一二。

故寺以山,山以远,三相挟而为天下具美矣。

”(《复东林寺碑》)可见自然风景和人文风景相互彰显,互为凭借,从而推动人们对该地自然和人文的认同。

(二)碧波洪流
江西居大江之南,境内河流湖泊众多,更有彭蠡千里碧波,故素有“泽国”⑤之称。

由于森林植被茂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因此河溪水流充沛,清澈见底,如“龙溪之山秀而峙,龙溪之水清无底。

狂风激烈翻春涛,薄雾冥?溢清?。

奔流百折银河通,落花滚滚浮霞红。

四时佳境不可穷,仿佛直与桃源通”(何敬《题吉州龙溪》)。

水环境优良,鱼类资源自然也极其丰富,因而人们很多以捕鱼为生。

江州甚至“乡户半渔翁”(周繇《送江州薛尚书》),因而“吏征渔户税”(白居易《东南行一百韵》)。

捕鱼方式主要以网、罾和鹈鹕、水獭等动物捕鱼为主,“古道夤缘蔓黄葛,桓伊冢西春水阔。

村翁莫倚横浦罾,一半鱼虾属鹈獭”(陈陶《南昌道中》)。

每到亥市,虾蟹鱼鳖不可胜数,以致鱼的价格比菜还贱。

⑥虽然“湓鱼颇肥”,但终日食用仍不免“鼎腻愁烹鳖,盘腥厌脍鲈”(白居易《东南行一百韵》)。

然而有利亦有害,在降水集中的季节,就容易爆发洪水,给人们的生活、生产造成极大破坏。

如“浔阳郊郭间,大水岁一至。

闾阎半飘荡,城堞多倾坠。

苍茫生海色,渺漫连空翠。

风卷白波翻,日煎红浪沸。

工商彻屋去,牛马登山避。

况当率税时,颇害农桑事”(白居易《大水》)。

为此,人们便会寻求山川神灵的护佑。

洪州西山有风雨池,“邦人敬享,相传名之,并山北下二十馀里,有望祀之地”(权德舆《洪州西山风雨池记》)。

随着江西经济的发展,地方官愈加重视堤堰、陂塘等水利工程的建设,以防御洪涝、便利交通并满足农业灌溉的需求。

据研究,唐代江西水利工程几乎均兴建于唐代后期,而且在空间上集中于彭蠡湖周围地区(黄玫茵,1996:116-122)。

如韦丹在洪州兴修东湖、南塘等,“筑堤扞江,长十二里,疏为斗门,以走潦
水……灌陂塘五百九十八,得田万二千顷”(韩愈《江西观察使韦公墓志铭》)。

其他如李渤在浔阳修甘棠湖堤,抚州刺史李某修千金陂,饶州刺史马植修建马公堤,等等。

三、动植物:贞劲秀异
江西动植物种类极其丰富,因本地人士日处而不觉,反倒是宦游江西的北方士人对之大加歌咏。

诚如白居易所言:“庐山多桂树,湓浦多修竹,东林寺有白莲华,皆植物之贞劲秀异者,虽宫囿省寺中,未必能尽有。

夫物以多为贱,故南方人不贵重之。

至有蒸爨其桂,剪弃其竹,白眼于莲花者。

予惜其不生于北土也。

”(《浔阳三题并序》)白氏所记或为事实,其对桂、竹、白莲等“植物之贞劲秀异者”的怜惜之情却由心而发。

他因贬谪至此,被弃置南方,观物生情,既是感伤同类,亦是自哀之作。

或出于对异物的好奇,或出于自身情感的寄托,他们更加仔细观察、认知“南方物”,并使之进入自己的诗文,从而促进时人对江西自然生态面貌的了解。

略记唐人诗文中,描写的动物有:猿、猴、鹿、大雁、燕、鹧鸪、黄鹂、水鸭、鹭鸶、鹈鹕、鳄、龟、鳖、虾、蟹及各种鱼类;描写的植物有:竹、枫、橘、茶、松、桂、杉、梧桐、石楠、?木、藤萝、芭蕉、菊、茱萸、杜鹃花、木槿、葵、芋、芦苇及莲、菱、芡等水生植物。

可见,所描写动植物多属南方特色,故而“年年渐见南方物,事事堪伤北客情”(白居易《送客之湖南》)。

现择取北方士人较为关切的几种动植物略作分析,以观察他们对江西的意象及情感。

(一)竹
竹,不仅具有观赏价值和文化价值,而且具有广泛的实用价值,因而最为士人关注。

江西竹类资源丰富,在竹林区划中属散生竹林带,以散生竹类居多,而丛生竹类多集中于赣南(杨光耀、黎祖尧,1993)。

唐代士人所述竹种不可一一具指,江州、饶州有苦竹(混生竹):“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

”(白居易《琵琶行》)袁州有大量黄竹(丛生竹)生长。

曾任袁州刺史的李嘉佑,在袁江口看到漫山遍野的“青枫黄竹”,想起远在京城的亲友,不禁潸然泪下。

⑦正是这北方所无的黄竹,以其与青枫所形成的强烈色彩对比,勾起了他的宦游之苦和思念之情。

而宜春人袁皓在返回故乡的途中,则因在袁溪看到“黄竹成丛密”而倍感亲切(袁皓《重归宜春偶成十六韵寄朝中知己》)。

由于竹类资源丰富,如江州为“竹乡”⑧,袁州“带江缘岭,野竹成林”(李德裕《振鹭赋并序》),吉州有“材竹铁石之赡殖”(皇甫湜《吉州庐陵县令厅壁记》),竹子被广泛使用于建筑、生活及美化环境等。

“楚俗不理居,居人尽茅舍。

茅苫竹梁栋”(元稹《茅舍》)。

隋代高?亦言“江南土薄,舍多竹茅”(《隋书》卷41《高?传》)。

这种以竹为主要架构,覆以茅草、芦荻等的茅舍,取材便宜,建造简单,故而为古代南方人们长期使用。

唐代士人多建有竹亭茅舍,如白居易在庐山建草堂,并有“修竹千馀竿”(白居易《与元微之书》)。

卢氏浔阳竹亭,“亭前有香草怪石,杉松罗生,密条翠竿,腊月碧鲜,风动雨下,声比萧籁”(独孤及《卢郎中浔阳竹亭记》),可谓临风赏景,意境通幽,难怪乎士人们钟情于此了。

与此类居于郊外山野的文士竹亭不同,城市中紧密排列的民居茅屋在方便建造、居住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

洪州为江西观察使治所,所谓“控压平江十万家”(杜牧《怀钟陵旧游四首》),相当繁荣。

然而由于室居多茅竹,结构松散,不甚牢固,时间一长竹子会产生裂缝并弯曲,房屋结构倾斜,有些部位甚至脱落,不仅影响城市内部道路的交通,⑨而且极易发生火灾。

据杜牧《唐故江西观察使武阳公韦公遗爱碑》载:
(韦丹)元和二年二月拜洪州观察使。

洪据章江,上控百越,为一都会。

屋居以茅竹为俗,人火之馀烈,日久风竹戛自焚,小至百家,大至荡空。

霖必江溢,燥必火作,水火夹攻,人无固志,倾摇懈怠,不为旬月生产计。

公始至任,计口取俸,除去冗事,取公私钱,教人陶瓦,伐山取材,堆叠亿计。

人能为屋,取官材瓦,免其半赋,徐责其直,自载酒食,以勉其劳,初若艰勤,日成月就,不二周岁,凡为瓦屋万四千间,楼四千二百间,县市营厩,名为栋宇,无不创为。

⑩
可见,火灾的发生,或因人为生产、生活用火的过失,或因风吹竹杆、摩擦起火自燃所致。

由于竹、茅皆易燃,多会引发大面积火灾,尤其是在天气炎热、干燥、多风的季节。

为避免火灾,保障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韦丹派人教导并帮助洪州居民更换建筑材料、建造瓦屋,从而使“民无火忧,暑湿则乘其高”(韩愈《江西观察使韦公墓志铭》),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北方建筑文化和制陶技术在江西的传播。

韦丹主持的建筑工程规模巨大,且采取鼓励、资助居民的政策,无疑反映了唐代中期洪州经济已有较大发展,故而公、私均有财力从事房屋改造工程。

竹子的另一个为士人欣赏的用途就是竹筒引水,多适用于丘陵山区,如马戴《题庐山寺》云:“别有一条投涧水,竹筒斜引入茶铛。

”白居易的庐山草堂亦有此设施,“堂西倚北崖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脉分线悬,自檐注砌,累累如贯珠,霏微如雨露,滴沥飘洒,随风远去”(《草堂记》),这样就避开高山取水的艰辛和危险,省时省力,直接获取甘洌的泉水,以供生产、生活使用。

(二)猿
从唐人诗歌来看,唐代江西诸州均有猿类生存。

(11)元《水经注》卷34《江水》云:“(巫峡)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

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猿声哀切悠长,有时相互鸣和,令人愁绪顿起,因而“巫峡猿啼”、“猿鸣三声”也有了其特殊的文化含义,象征着客旅之愁。

白居易《答春》云:“草烟低重水花明,从道风光似帝京。

其奈山猿江上叫,故乡无此断肠声。

”江州风光虽美,但猿为南方群居动物,为故乡所无,北方游子闻其声哀切,念物及己,伤感之情油然而生。

唐文宗大和九年,李德裕贬任袁州长史,袁州“多白猿,其性驯而仁爱,所止榛林不瘁,果熟乃取,不敢与猴相狎,猴亦畏而避之”(李德裕《白猿赋并序》)。

依据白猿的习性,与猕猴的贪婪、躁动相对比,再结合随周穆王南征的君子化为猿的传说(12),李德裕赋予猿以君子“仁爱而可畏”的品格:猿因“嗟物变而何常”,故“或哀吟於永夜,或清啸於朝暾”(李德裕《白猿赋》)。

随周穆王南征的君子们自然是北方人,虽化为猿在此偏远之地,但仍保持高尚的品格,李德裕的赋显然有自喻的成分。

然而作为“行客”,听闻猿啸回荡于山谷之间,自是难免销魂。

(三)鹧鸪
鹧鸪,与猿一样象征着迁客骚人行旅南方的离别、悲乡之情。

据西晋崔豹《古今注》卷中“鸟兽四”载:“鹧鸪出南方,鸣常自呼。

常向日而飞,畏霜露,早晚希出。

有时夜飞,夜飞则以树叶覆其背上。

”鹧鸪为南方鸟类,群居,胆小,喜温暖,有趋光性。

白居易在江州甚至“闻禽悉鹧鸪”(《东南行一百韵》)。

张祜在月下行旅,不经意间惊起鹧鸪,感叹到:“无复是乡井,鹧鸪聊自飞。

”(《江西道中作三首》)思乡之情跃然纸上。

而李嘉佑“两年谪宦在江西,举目云山要自迷”,本来已经逐渐适应在鄱阳的生活,但听到鹧鸪啼叫,恍然间“今日始知风土异”,因为故乡是没有鹧鸪的,悲乡之情不道自出(《题前溪馆》)。

可见这些南方特有的动物及其叫声给异乡之客留下了深刻印象,并由此触发他们的乡愁,从而形成了特有的“猿”、“鹧鸪”等意象,在这些动物身上烙下了深深的地域文化印记。

四、余论
唐代江西的地理位置相当重要,“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咽喉秦吴、跨蹑荆徐”(独孤及《江州刺史厅壁记》)。

特别是在安史之乱后,成为朝廷财赋重地,故而极受重视,所谓“钟陵奥区,楚泽全壤,控带七郡,襟连五湖。

人推征赋之饶,俗擅鱼盐之利”(崔嘏《授纥干?江西观察使制》)。

江西的农业和工商业均较发达,给人以“豫章之人,既庶且富”(独孤及《送宇文协律赴西江序》)的印象。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教育文化事业也取得极大进步,“邑人多秉笔,州吏亦负笈”(李端《送路司谏侍从
叔赴洪州》)。

中唐以后,江西特别是袁州士人在科举上大放异彩,登科人数居江南道前三(黄玫茵,1996:192-219)。

此时不再有人惊问:“袁州出举人耶!”(王定保《唐摭言》)唐末士人眼中的袁州是:“家家生计只琴书,一郡清风似鲁儒。

山色东南连紫府,水声西北属洪都。

烟霞尽入新诗卷,郭邑闲开古画图。

正是江村春酒熟,更闻春鸟劝提壶。

”(韦庄《袁州作》)江西经济、文化的崛起,使其由偏远蛮荒之地变为富庶儒风之邦,逐渐取得全国士人的认同和重视。

综合以上分析,唐代士人的江西生态意象的形成和转变,是伴随着江西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形成的,因而兼具生态和文化意义,是对江西自然生态和人文的混合意象。

这是一个双向的互动过程:士人在认知、改造江西自然、人文的同时,也在适应、接受,从而不断修正自己的江西生态意象。

[参考文献]
(清)董诰等编.1983.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
(清)彭定求等编.1960.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
黄玫茵.1996.唐代江西地区开发研究[M].台湾:国立台湾大学文史丛刊.
李孝聪,主编.2003.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杨光耀,黎祖尧.1993.江西竹类植物地理新分布[J].竹子研究汇刊,(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