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读书笔记

1993年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外交》季刊夏季号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该文号称是自1947年乔治·凯南《苏联行动的根源》出笼以来，在外交理论界引起反响最强烈、争论最多的文章，立即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而广泛的反响:从华盛顿到北京,从东亚地区到阿拉伯国家,或介绍或评论,或褒扬或针砭,几乎无处不闻回应之声。随后, 亨廷顿又出版了他的新书《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并且在《外交》季刊上载文,进一步完善了他的文明冲突论，宣称“西方是独特的,不是普遍的”,号召西方团结起来,固守已有的文化传统,进则用以抗衡现代化的非西方,退则用以巩固美欧战略联盟。

本书的作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哈佛大学阿尔伯特·魏斯赫德三世（Albert J. Weatherhead III）学院教授，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约翰·奥林战略研究所主任。曾任卡特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计划顾问，《外交政策》杂志发起人与两主编之一，美国政治学会会长。有大量学术著作及论文问世。塞缪尔·亨廷顿著述甚丰，涉及面很广，主要著作有：《政治权力：美国与苏联》(1964年)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年)、《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1976年)、《美国政治:不协调的允诺》(1981年) 、《第三波:20世纪末的民主化进程》(1991年)等。据美国《政治学季刊》所载统计资料,在国际政治领域,亨氏作品被他人在学术著作中引用的次数遥居各家同行之首。因此,他在西方的地位可与基辛格、乔治·凯南、汉斯·摩根索等人相媲美。

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在读书界引起一阵骚动。作者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本书所持观点公允与否，在学术界大有争论。但书中对现今世界各种文明的深入研究和剖析对读者会有重大参考价值。他在书中讥讽了美国自1917年以来外交政策一以贯之的普世主义（Universalist）野心和论调。他觉得一战时所谓建立“民主”的世界，二战时所谓建立“自由”的世界都是没希望的。因为，西方人坚信的西方文化普世论存在着三个问题：其一，它是虚假的；其二，它是不道德的；其三，它是危险的。之所以说西方文化普世论是虚假的，是因为其它文明也有自己的理想和观念；之所以说它是不道德的，是因为“普世论的必然逻辑结果是帝国主义”；之所以说它是危险的，是因为它“可能导致文明际大战”。亨廷顿认为，代替西方文化普世论的，应该是一种正在形成的力量，这种力量要求不同文明相互适应。无论我们喜欢与否，他认为这种相互适应已然存在。作者在引论中开宗明义的提出本书的中心论点：文明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这一命题的五个推论构成了本书的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一个多文明的世界

作者在此指出冷战后，意识形态的划分和认同逐步削弱，不再成为国际关系中划分

敌友的标准，在新时代，文化认同将取而代之作为全球政治的重构标准。在这个包含了七个或八个文明的世界中，权力正在从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的各文明转移，因此可以说世界变成了多极的和多文明的。

作者继而探讨了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几种基本范式，指出这些范式虽然不能解释世界政治中发生的一切事情，但是对于人类的思想和科学的进步是必不可少的。作者总结了四个基本范式：范式一，理想主义的和谐世界；范式二，两个世界的划分我们和他们；范式三，国家主义范式，或多或少184个国家；范式四，完全混乱的世界。以上四个范式中每一个都有其自身重大的缺点和局限，于是作者提出了一个比这些范式更说明理关键的事件和提供对趋势的更深入理解的范式：文明的范式。作者认为其优越之处在于其具有以上四范式所缺乏的相容性，结合了现实与简化，并能导出有效预测。

以此为观点，作者在“文明的性质”一节中，探究文明的一般定义，性质，类型等存在的共识性认识与争议。作者主要探讨了关于文明的性质，学界的几种共识性认识。这些共识包括文明的存在形式：单一文明还是多元文明；文明与文化的关系：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界定文明的核心因素，宗教；文明的内涵，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而非政治实体；文明的持久性，文明终有终结，但又生得非常长久；文明的七种类型：中华文明（儒教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

其次，在“文明之间的关系”中，作者指出文明之间关系演变迄今为止经历了三个阶段：遭遇、冲击和相互作用。

最后，作者主要阐述了普世文明的含义和来源，分析了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内涵，以及非西方社会对现代化和西方化的三种态度：拒绝、接受和改良。

具体来说，“普世文明”在奈保尔那里是指“总的来说，人类在文化上正在趋同，全世界各民族正日益接受共同的价值、信仰、方向、实践和体制。”作者从四个方面批驳了这个概念：第一，假设普世文明只是人类共有的判断是非的最低限度道德，那么早已普世，不新鲜了；第二，倘若指用来区别原始社会与文明化社会的一些特征，那么它与多元文明并不排斥; 第三，假如是指达沃斯文化，即全世界精英层的共同信念，那么由于其人数极少，所以远不是普遍的文化；第四，如果指“西方消费模式和大众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普世的文明就成了普及世界的麦当劳和可口可乐。最后作者指出任何文化和文明的主要因素都是语言和宗教。

对于普世文明的来源，作者分析了三种假设，一是，意识形态的终结和自由民主制在全世界的普遍胜利。其荒谬之处是认定只存在自由民主制这一种趋势；二是，世界各民族在相互贸易和通讯下产生一个共同的世界文化，但科学调查发现这二者并没有必然因果关系；作者认为，用社会心理学的差异性理论来分析，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人们对于文明，社会，和种族的自我意识，自我认同加剧了。换言之，在中国，我是中国人，在日本我是中国人，在欧洲我是亚洲人，全球往来越频繁，自我身份的意识便越强。三是，始于18世纪广泛现代化的产物。

对于西方化与现代化，作者作了区分，提出西方之为西方的核心价值包括：古典遗产，天主教和新教，欧洲语言，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法治，社会多元主义，代

议机构，个人主义等，这些因素的结合是西方独有的；而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会动员程度的提高和更复杂的、更多样化的职业结构。西方文明第一个实现了现代化，因此西方首先获得了具有现代化的文化。“当其他社会获得类似的教育、工作、财富和阶级结构的模式时，这一现代西方文化将成为世界的普遍文化。”

第二部分变动中的各文明力量对比

本部分作者的中心论点是：文明之间的均势正在发生变化：西方的影响在相对下降；亚洲文明正在扩张其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伊斯兰世界正在出现人口爆炸，这造成了穆斯林国家及其邻国的不稳定；非西方文明一般正在重新肯定自己的文化价值。

为了描述西方的衰落，作者从权力、文化与宗教三个层面作了详细的论述，指出西方衰落是缓慢，非直线的过程，在西方文明对于领土、人口、经济、军事等权力资源的占有上，有20世纪达到顶峰，然后相对于其他文明开始衰落。给西方世界的盲目自信者一个惊人的结论：西方主宰天下的时代正在终结，全球本土化和非西方宗教的复兴使非西方社会拒绝西方，敌视西方。即“我们将是现代的，但我们不会是你们。”

继而，作者明确指出西方的挑战者文明：亚洲和伊斯兰文明。亚洲的自信根于经济的增长，伊斯兰的复兴主要源于社会充动和人口增长。挑战的表现是以下两方面：一方面，亚洲要求在世界事务中有更多的权力，认为经济的成功是本土文化的产物，本土文化优于西方文化，崇尚集体使东亚人更容易相互认同；另一方面，伊斯兰复兴运动对于政治产生的影响：拒绝现行政权和民族国家，以根本改革为核心精神。伊斯兰人口规模的扩大及社会动员力量的增强，使得它们倾向于向外扩张，从而加剧了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冲突。对于前景，作者认为，可能会发生非西方力量和文化的持续复兴，同时非西方文明内部及它与西方之间的冲突。

第三部分正在形成的文明秩序

作者论述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表现为：第一，文化类同的社会彼此合作；第二，从一个文明转变为另一个文明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第三，各国围绕着它们文明的领导国家或核心国家来划分自己的归属。

“全球政治的文化重构”一章指出文化共性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和凝聚力，而文化的差异却加剧分裂和冲突。各国都在寻求认同，而认同在作者那意味着不仅确定自己，而且还需要树立敌人。“人们需要敌人”，明确了敌人才能更好的增强内部的合作和凝聚力。在此作者指出“物质利益的分歧可以谈判，并常常可以通过妥协来解决，而这种方式却无法解决文化问题”。在其它章节中作者也强调了文明断层线战争的持久和难以通过协调彻底解决。换而言之，国际争端中涉及文化冲突的问题是无法用谈判解决的。但是作者同时提出“在正在来临的时代，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

对于“无所适从的国家”即具有一种将其置于某个单一文明占支配地位的文化，而它的领导人却想要将它转到另一个文明的国家，如俄国，土耳其，墨西哥等，它们的领导人无视其本土文化的力量，试国从根本上重构社会文化，就会使国家染上一种“文化

精神分裂症”，成为一种四不像的“无所适从的国家”。

作者指出“国家都倾向于追随文化相似的国家，抑制与它们没有文化共性的国家”。各国都围其文明的核心国来划分归属，形成了一个新的文明的秩序。文明就像是一个扩大了的家庭，而核心国家就像是家庭里一个年长的成员，为其他亲属提供支持和制定纪律。当文明缺少核心国家时，在文明内部建立秩序或者在文明之间通过谈判建立秩序的问题就更困难，但是，事实上，西方真的希望象伊斯兰这样危险的文明拥有其核心国家吗？作者还试图把亲西方的土耳其看成伊斯兰世界核心国最合适的选择，可以看出，给伊斯兰文明树立核心国是有条件的（亲西方），以便于控制，否则还是缺位为妙，历史证明，一旦出现，西方的对策一贯是：促进和利用它与其内部及和其它文明的冲突来保持均势。

第四部分文明的冲突

本部分作者的中心内容是：第一，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最严重的是同伊斯兰和中国的的冲突；第二，在区域层面的断层线上的战争，很大程度上是穆斯林同非穆斯林的战争，产生了“亲缘国家的集结”和更广泛和逐步升级的威胁，并因此引起核心国家努力制止这些战争。

一、普世主义引起西方与非西方文明的冲突。作者认为，由于亚洲经济财富的增长和政府自信心的增长及伊斯兰复兴运动，欧美对亚洲和伊斯兰世界的的普世主义遭遇失败，几乎所有非西方文明对来自西方的压力或多或少采取了抵制态度。文明之间均势的变化使得西方在武器扩散、人权、移民和其他问题上实现其目标变得越来越困难。对于这个问题，作都的建议是，西方若想尽量减少损失，对于非西方社会就必须利用其经济资源，采用“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促进西方联盟，协调其政策；防止非西方对西方内部挑拨离间的同时，“促进和利用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差别”。事实上，作者提出的建议实则是通过制造其它文明之间的冲突来转移对于西方世界的冲突，但立足点应该是通过“促进和利用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差别”，而让非西方世界陷入争端和自相矛盾中，从而无力与西方发生冲突。

关于伊斯兰和中国与西方的冲突，作者首先从理论上介绍了文明间冲突的两种形式:在地区或微观层面上的断层线冲突和在全球或宏观层面上的核心国家冲突。在这个理论基础上，作者分析了伊斯兰与西方，中国与西方冲突的原因和影响冲突程度的因素，包括人口、经济、技术和宗教等，并指出“亚洲经济成就将为其带来政治阴影”。“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咱霸权地位。”其它各国对于中国的崛起有两种态度：均势和搭车，作者认为“用均势来平衡通常是更理想的选择，而且事实上也比搭车被更频繁地采用”。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在一定情况下，伊斯兰与中国的联盟会扩大和加深，并进一步加深与西方冲突的可能性。

二、穆斯林同非穆斯林的断层线战争。作者通过大量案例，重点分析了断层线战争的特性，发生地，及历史、人口和政治愿因。作者指出，断层线战争的特征是：不断地休战、停火和停战，而不是达成解决主要政治问题的全面和平条约。它根植于人民的认同，在时间上是持久的。与其他社会群体战争相比，断层线战争总是在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民族之间展开的，是作为更大的文化实体的一部分的集团之间进行的战争。“亲缘

国综合症”是其在20世纪末的最重要的特征。

作者还指出，断层线战争促进了参与者的文明认同，一个文明内部主同的加强反过来推动了断层线战争的升级。作者按介入战争程度的不同，把国家和集团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参与者是参战的国家或集团，第二层次通常是与主要参战方直接相关的国家与集团，第三层次是与参与者有文明上联系的国家，往往是该文明的核心国家。通过对案例的分析，作者提出第一层次的参与者不能单独结束断层线战争，能否结束这些战争和防止它们升级为全球战争，主要取决于世界和个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的利益和行动。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断层线战争自下而上地爆发，断层线上的和平却要自上而下的慢慢的推动。”

第五部分文明的未来

第一、西方的复兴与世界之中的西方

作者在“西方的复兴”中用历史循环论的方法，通过对“历史的终结”及不朽文明构想的批驳，提出西方文明与历史上所有文明一样会有始有终。作者在承认西方文明必然衰落的基础上，提出其复兴、延缓衰落的方案，同时还探讨了文明发展的根本动因：在于其内部组织的扩大再生产，积累盈余并将其投入建设性的创新，由此动因推导得出西方文明正濒于衰败的结论。

国内层面，作者举出：拒绝同化的移民，衰弱的基督教，90年代政治府主导的多元文化主义是国内危机的三个重要因素。其中，作者认为，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是西方文明的头号大敌。究其原因，作者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泛滥会使美国成为一个仅有易变政治原则而缺少文化核心的不合时宜的国家，会同苏联一样分化，缩小，消失。

针对西方文明美国部分中决定性的冲突，作者的基本态度是：“在国内，拒绝造成分裂的多元文化主义，在国际上，拒绝认同亚洲”，并指出，国际上欧美的政治一体化，国内美国对于本国文化的进一步认同，在某种程度上能抵销这种决定性的冲突，并促进西方的复兴。

国际层面，作者在“世界之中的西方”中进一步阐述了其文化认同在世界国际层面的运用：建立一个以文化认同为中心，按文化的区别来化分敌友，制定国策的世界。作者随后论证这对于美国的三个现实意义：第一，美国领导人的困境：不以文化定敌友，在政策制定上屡遭谴责。第二，美国对外政治策困境。在对于是否应抛弃冷战遗产问题的讨论上，作者得出结论：首先，在文化界线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即北约应当扩大，将愿意加入的其他西方社会包括进去；其次，分清敌友，“让两个互为最坏的敌人，而且都与其他成员国缺少文化共性的国家作为成员国，实质上毫无意义。”；第三，泛滥于西方社会的普世主义的困境，对此作者罗列了三种学界评价：错误的，不道德的和危险的。

最终，得出了极具保守色彩的结论：“明智之举不是试图制止权力的转移，而是学会在浅水中航行，忍受痛苦，减少冒险和捍卫自己的文化。”换言之，作者主张在对外政策上，不是推行普世主义，终了其他文明，而是保存，维护，复兴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基督教，多元主义，个人主义和法制。维护西方文明的具体措施如下：团结，范围是西

方文化内部，在此主要是欧洲和拉美的团结；抑制，对象是敌对文明，如伊斯兰文明，中国文明，其体手段有直接和间接，间接主要是通过第三方的牵制；保持优势，主要是技术上和军事上的优势，以此巩固其霸主地位；互不干涉，作者认为西方对其它文明的干涉是全球冲突最危险的因素，只有互不干涉各文明内部事务，才能维持和平。和平状态下更有利于西方文明的发展。

第二、文明间战争与秩序

作者认为“世界主要文明核心国家的战争很可能不会发生，但不是不可能发生”，由此虚构了不是不可能的战争场景：场景一，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断层线战争升级；场景二，中国的崛起，以中美大战为主线，一场气势力宏博、惟妙惟肖的全球战争。

通过对假想的世界大战的分析，作者得出维护世界和平的前两个原则：“避免原则”，核心国家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是在多文明、多极世界中维持和平的首要条件；“共同调解原则”，核心国家相互谈判遏制或制止这些文明的国家间或集团间的断层线战争。

这些原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核武器的理想方案是合主要文明的一到两个核心国拥有核武器，而其他国家不拥有，以保证核心国家对本文明内部其他国家的威慑力；第二，联合国改革理想方案是“每个主要文明都在安理会至少有一个永久席位，七个文明可各自拥有一个常任理事国席位，西方两个。

第三、文明的共性

作者提出了维护世界和平的第三个原则，即“共同性原则”，各文明的人民应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换而言之，“抛弃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寻求共同性。”这里的共同性作者是指人类共同的价值观，道德层面上的共性。世界的安全需要文明的共存，文明的共存需要寻求大多数文明的共同价值，只有各文明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彼此携手又彼此分离，才能有助于减少文明的冲突，维持世界的稳定。

然而，如何保障这种理想的和平状态呢？最后作者认为只有“建立在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由此与本书书名相呼应：文明的冲突需要重建世界秩序。笔者认为这种“国际秩序”或称作“世界秩序”在作者那里是指：美国主导的，以联合国为舞台，作为行为主体的各大文明通过其核心国代表，按照互不干涉内政原则，以共同协商方式处理国际冲突；同时各行为体之间在共性上相互学习、融合，在特性上相互尊重、相互分离。

小结

亨廷顿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为解释冷战后的国际世界提供了具有强大说服力的新范式。亨廷顿在这本书以及一系列相关的论文中提出了一个鲜明的观点：冷战后的世界将以“文明”划线，文明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这无疑是一种观察国际政治现象的新“范式”。因此，亨廷顿提出了自己的范式，即文明的范式。他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区别，而是文化的区别。民族国家仍然是世界事务中的主要因素。它们的行为仍像过去

一样受到对权力和财富追求的影响，但也受文化偏好、文化共性和文化差异的影响。对国家最重要的分类不再是冷战中的三个集团，而是世界上的七八个主要文明。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了国家的利益、对抗和联合。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绝大多数来自不同的文明。最有可能升级为更大规模战争的地区冲突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国家或集团之间的冲突。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因文明的不同而不同。国际议题中的关键争论问题包含文明之间的差异。权力正在从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的各文明转移。全球政治已变成多极的和多文明的。

一方面，亨廷顿对自己提出的文明的范式相当自信，他认为这一范式为理解２０世纪结束之际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提供了一个相对简单但又不过于简单的地图。范式应该能够导出预测，对范式有效性的检验可以通过对不同范式导出的预测的准确性加以对比来进行。亨廷顿认为文明的范式能比其他范式更加准确的预测冷战后国际事态的重大发展。另一方面，他也承认，任何范式都不可能永远有效。早晚有一天，文明的范式必将像冷战的范式一样被新范式取代。

本书虽然逻辑上存在一些自我矛盾之处，例如亨廷顿一方面非常客观，敢于承认了西方文明是不是普世文明，并走向衰落；另一方面，出于对本文明的捍卫，主观的提出通过一切办法遏制敌对文明；可以说，救世与爱国之心是真实的，是否价值中立，与此相比便无足轻重了。勿庸质疑，亨廷顿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为解释冷战后的国际世界提供了具有强大说服力的新范式。

作者以文明的冲突作为单位来分析国际事物，为我们以后分析和判断国际形式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至少反映了一种新式的国际问题分析方法。我们不妨从亨廷顿的理论出发，在不断加强我们自身经济建设的同时，去发扬我们的文明，因为一种排他的文明是没有前途民族的文明。作者在文中还充分肯定了现代化是一种全球性的现象，所有文化都在为现代化而努力着，西方世界和其他世界的差距在一步一步的缩小。现代化加固了现存的文化，因而使文化之间的不同或者差距也永远的存在了。作者在书中关于文化对政治经济的重要作用的表述，也非常的值得我们去思考，这是非常有见地的一种视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