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询问的发展历程与创新对策

专题询问的发展历程与创新对策作者：张升忠来源：《人大研究》2018年第12期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40年众志成城，40年砥砺奋进，40年春风化雨，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推广，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40年来，党和国家的事业全面开创新局面，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取得了全方位的开创性成就，进行了深层次的根本性变革，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4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自我完善、除旧立新，生动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巨大动能。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不断迈出新的重大步伐，人大制度建设和人大工作取得一个又一个的重大进展。

其中，作为人大监督重要内容之一的专题询问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初步探索到不断创新完善的历程。

本文拟就专题询问的产生与发展作一回顾与探讨。

一、专题询问的发展历程（一）改革创新，意义重大。

2006年8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2007年1月1日起施行。

监督法是一部政治性很强的重要法律，制定工作从1986年六届全国人大期间開始酝酿，七届、八届、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都组织了工作班子开展调查研究和起草工作，到2006年高票通过，历时二十年，跨越了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曾数十易其稿，先后进行了四次审议（2002年8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会议进行初审，2004年8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会议进行二审，2006年6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会议进行三审，2006年8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会议进行四审），可以说是“二十年磨一剑”。

这也是我国民主立法的一个典范。

因为这部法律政治性很强、操作性很强，涉及我国的政治制度和国家体制，涉及如何处理好加强人大监督与坚持党的领导的关系，涉及处理好加强人大监督与支持“一府两院”依法开展工作的关系。

另一方面，准确把握人大监督的特点，充分发挥人大监督的优势，也需要通过实践，积累经验，统一认识。

正因为这部法律政治性、操作性强，在制定过程中，始终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二）法律完备，奠定基础。

监督法规定，人大常委会开展监督工作，主要有七种监督形式。

一是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二是对计划、预算执行情况的监督；三是开展执法检查；四是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五是询问和质询；六是特定问题调查；七是撤职案的审议和决定。

第三十四条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议案和有关报告时，本级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应当派有关负责人员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询问是监督法赋予各级人大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是人大监督“一府两院”的重要形式，是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一府两院”工作中不清楚、不理解、不满意的方面提出问题要求有关机关作出说明、解释的一种活动。

人大的询问，是人大法定监督权的一种外化载体，是国家权力机关依法进行的监督性的庄严之问。

专题询问的法理依据来源于询问权，与询问相比不同之处在于，专题询问主要体现在它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地集中对特定议题进行问答的活动，更加注重询问作为一种法定监督方式、刚性监督方式的运用，实质上是对询问形式的创新与发展，它比一般意义上的询问主题更加集中，监督更有针对性、更尖锐、更严肃、更实在、更具有约束力，从而有利于加大监督力度，增强监督实效。

（三）上级率先，作出样榜。

2010年3月9日，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吴邦国委员长强调，今年要进一步加大监督工作力度，依法开展专题询问和质询。

自此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0年率先启动了专题询问监督，这是我国人大监督制度发展史上一次少有的自上而下推动并且卓有成效的重要尝试。

9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每年选择2～3个重大问题认真开展专题询问，创新了询问制度，提高了审议质量，有力地发挥了监督作用。

在率先垂范下大力气推动专题询问工作的同时，不断进行改进完善，2015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出台了《关于改进完善专题询问工作的若干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的运用频率一年比一年高，力度也一年比一年强，充分体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这项工作的高度重视，为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做出了表率。

二、专题询问的青岛实践与探索（一）精心部署，开局良好。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示范引领下，青岛市人大常委会把专题询问列为2011年的一项重点监督工作。

为扎实做好专题询问工作，于2011年5月17日经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27次会议通过了专题询问工作办法。

紧接着于2011年6月，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围绕浮山绿化管理和生态保护问题进行了首次专题询问。

浮山被称为青岛的“城市之肺”，是青岛乃至山东半岛东部生态安全的基石。

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出现不少制约浮山保护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

对此，青岛市人大常委会高度关注，不仅2011年6月和2014年6月分别对浮山保护进行了两次专题询问，而且进行了满意度测评，还作出了《青岛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浮山绿化管理和生态保护的决定》，连续跟踪发力，全力进行保护，确保取得显著成效。

（二）紧抓不放，连续发力。

从2011年起，青岛市人大常委会紧盯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事关百姓生活和民生疾苦的热点难点问题，每年选取1～2个重要问题进行专题询问，先后围绕浮山保护、农村饮用水安全、服务业发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旅游业改革发展、胶州湾保护、城市管理、食品安全等问题进行了专题询问，成为促进“一府两院”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的有力有效监督方式，进一步增强了人大监督的主动性和约束力。

工作中，常委会组成人员通过事先精心准备、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就相关工作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诉求，既问出疑惑、问出要害、问出责任，并为进一步做好工作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为“一府两院”的工作出谋划策，有力地督促“一府两院”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增强了监督实效。

与此同时，“一府两院”的相关负责人认真答出原因、答出对策、答出承诺，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履职责任，促使其更好地依法行政，在法制的框架下运用好手中的权力。

胶州湾被誉为青岛的母亲湾，为保护好胶州湾，2014年市人大常委会出台了胶州湾保护条例，2016年又专门进行了专题询问。

八位委员直奔主题，切中要害，直接发问。

有的委员坚持原则，敢于碰硬。

有的委员顺藤摸瓜，紧跟追问，刨根问底，直指问题根源。

有的委员谋略长远，不仅要求提出解决方案，而且要求明确具体时限，现场进行表态。

整个询问面对面、硬碰硬，不回避问题，认真梳理查找，找寻解决之策，既展示了委员依法履职、精心提问、连续追问、献计献策的高超水平，也充分表达了委员们保护母亲湾时不我待、积极查漏补缺、底线不容突破的庄严责任。

2017年10月，为推进城市管理提质升级，全力保障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圆满成功，常委会听取审议城市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并进行专题询问，形成审议意见转市政府及相关部门研究办理。

这次联组会议既是对城市管理的一次大问底、大鼓劲、大会诊，一次再动员、再协调、再发力，也是专题询问的一次新筹划、新提升、新样本，为峰会的成功举办贡献了人大力量。

（三）勇于创新，不断完善。

2015年10月，为进一步完善专题询问办法，提升专题询问的规范性、针对性、互动性、实效性，青島市人大常委会本着“于法周严、于事简便，借鉴吸收、有所创新、体现特色”的原则，以锐意进取的精神状态，在法律的框架内勇于探索、大胆创新，对2011年制定的专题询问办法进行了认真修改，对专题询问的概念、议题的产生途径、提出方式、询问的形式、与政府部门的沟通协调、询问人的范围、满意度测评、信息公开等内容进行了十个方面的创新，由原来的十二条扩展为现在的六章二十九条，条目更加完善、内容更加具体、程序更加规范，在全国各地人大的专题询问办法中是领先的，是人大监督工作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方式、增强实效的一个重要探索与创新。

新修改的专题询问办法得到市委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充分肯定。

三、当前专题询问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专题询问是一项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集中对特定议题进行问答的法定监督方式，是对询问形式的创新与发展，它比一般意义上的询问更严肃、更尖锐、更实在、更有刚性、更具有约束力，能够不断加大监督力度，增强人大监督实效。

然而，目前尽管各级人大常委会普遍开展了专题询问，但仍存在不愿问、不敢问、不善问、不会问等诸多不足与薄弱环节，突出表现在：（一）认识程度不够高，不愿“多问”。

由于监督法等法律未对询问的内涵作出具体界定，更没纳入专题询问，以致在实践中产生一些误解。

一些地方人大没有把询问作为推动实际问题的解决，发挥人大监督实效的重要利器，对专题询问工作思想上不重视，行动上不积极，认为专题询问只是组成人员随便问问，一问一答，很难解决实际问题，所以不愿“多问”；有的认为询问权同质询权等其他一些刚性监督手段一样，只能装点人大监督工作门面，难以真正发挥实效；有的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一年安排不了一次专题询问，有的甚至更少。

（二）主体意识不够强，不敢“深问”。

一些地方人大认为政府的重要工作多由党委决定，询问多了会影响同党委的关系，对专题询问不积极不主动，存在畏难情绪，在行使询问权过程中只是简单归纳几个问题，象征性地询问一下，不敢充分行使询问权。

一些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行权的意识不强，明知自己肩负着询问职责，却没有把人大之“问”、坦率提问、一问到底当成是代行民意、实施监督的法律权力，担心开展专题询问是在“找茬”，会影响人大同“一府两院”的关系，不敢对享有“实权”的“一府两院”进行询问；有的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缺乏询问的勇气和信心，即使“问”了，也不敢提出尖锐的、实质性的问题。

另外，有的“一府两院”对人大行使询问权缺少理解，在思想上不情愿、行动上不积极，有的甚至变相抵触不配合，答非所问，也加重了常委会组成人员不敢行使询问权的心理负担。

（三）工作机制不健全，不善“询问”。

有的地方人大只是简单“复制”和“拷贝”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做法，没有结合本地实际进行探索创新，没有充分发挥询问权的作用。

有的地方人大迫于形势压力开展了专题询问，却没有在询问的策划组织、提问督办、增强效果上下功夫，只是走走过场，摆摆样子，追求场面热闹，让社会和公众了解一下人大监督工作的“新花样”“光打雷、不下雨”。

不少地方开展专题询问还处于摸索阶段，工作经验不足，没有制定专题询问办法，问什么、怎么问、怎么答尚无章可循，操作程序不规范，收效不大。

有的因为专题询问相对于“质询”监督力度小、操作灵活、容易实行，而在组织中过于随意、灵活过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