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性批判_的发生_转向与重启

“国民性批判”的发生、转向与重启李建军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深刻地分析了传统文化的严重缺陷，开启了对处于“不成熟状态”的国民性的反思和批判，确立了在现代文明的基础上“立人”的文化改革路向。

随后，由于抗敌图存和革命斗争的需要，“救亡”运动和社会动员改变了“启蒙”的方向，建构了一种新型的文学写作模式和文化建设模式。

“新时期”的“寻根文学”叙事，虽然也涉及到了国民性的主题，但却显示了与“五四”一代完全不同的价值态度和文化立场，不仅缺乏分析和批判的自觉，而且还表现出对传统文化和“国民劣根性”的回护甚至欣赏的消极倾向。

进入“新世纪”，在多元主义、自我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文化背景下，如何重启“国民性批判”的启蒙性写作，如何选择新的写作路向，已经成为一个迫切而亟待回答的问题。

一、发生：“国民性”的提出与启蒙者的批判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和性格一样，每一个民族也都有自己的习惯和性格。

表面上看，生活于民族共同体中的个体的人，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的，但是，在个人不同的个性风貌和生活表象背后，人们还是会发现一些共同的情感态度、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

正是由这些相似和共同的方面，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民族的国民性。

国民性显示着一个民族在道德、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所达到的文明程度。

在所有影响国民性形成的因素里，文化的影响是最直接、最深刻的。

而在整个文化体系里，伦理道德文化的影响力又是最大的，正像殷海光所说的那样：“伦理道德是文化的核心价值，伦理道德的价值是其他文化价值的总裁官，也是文化价值的中心堡垒。

如果一个文化的伦理道德价值解体了，那么这个文化便有解体之虞。

所以，谈挽救文化的人，常从挽救伦理道德开始。

”①中国的传统文化既是一种博大精深的文化，也是一种存在着严重缺陷的文化，而其中文艺研究2009年第10期最严重的缺陷，不在别处，恰在某些“国粹主义者”引以为傲的“伦理道德”上。

中国传统文化讲求仁义礼智信，提倡温良恭俭让，显得文质彬彬、温情脉脉，但是，它本质上是一种缺乏宽容和民主精神的文化，是一种压抑人性、限制自由的文化。

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缺乏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尊重，缺乏平等意识和契约意识，结果，总是把个人对家庭和国家的义务，转化为奴役和束缚；它以“三纲五常”为骨干，以家族伦理为基础，建构了“差序格局”②性质的压抑型的伦理规范。

千百年来，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很少受到彻底的质疑和批判。

进入20世纪，以陈独秀、鲁迅和胡适为代表的具有世界视野的新知识分子，根据自己对中国现实的认真研究，通过与世界别国文明的比较，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文化性，发现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不道德性，发现了中国人国民性的严重缺陷。

其中，鲁迅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最为深刻。

他在20世纪初留学日本的时候，就发出了振聋发聩的“世纪三问”：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对这“三大问题”的研究，正像许寿裳所说的那样，成了鲁迅“毕生孜孜不懈”的事业，他“办杂志、译小说，主旨重在此；后半生的创作数百万言，主旨也重在此”③。

在鲁迅看来，中国自19世纪中叶以来对外战争的屡战屡败，中国社会发展的停滞和落后，其根本症结在于我们的“国民性的缺点，乃是中国危机的核心问题。

他的这种看法伦理道德文化和国民性出了问题：意味着，改变中国人的国民性才是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的根本。

”④鲁迅在与许广平的通信中，也强调了国民性改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

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依旧，全不行的。

”⑤只有把沉默、驯服的“奴隶”改造成有尊严、有个性、有独立意志的“人”，中国才有出路。

按照鲁迅的经典表述，就是“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

……人立而后凡事举”⑥。

如果没有这种能够“发挥自性”的精神自由、个性鲜明的人，那就什么都谈不到，所以，凡事之立，“首在立人”，“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⑦；“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

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⑧。

事实上，反省和批判传统文化的问题与缺陷，肯定个人和个性的价值，乃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认识和共同立场。

在胡适看来，“我们的民族信心必须站在‘反省’的惟一基础上。

反省就是要闭门思过，要诚心诚意的想，我们祖宗的罪孽深重，我们自己的罪孽深重；要认清了罪孽所在，然后我们可以用全副精力去消灾灭罪。

……经过这种反省与忏悔之后，然后可以起新的信心：要信仰我们自己正是拨乱反正的人，这个担子必须我们自己来挑起”⑨。

在尊重个人自由上，胡适与鲁迅是完全一致的：“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救国‘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由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

’”⑩新文化运动的根本任务，就是通过批判旧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伦理道德文化，通过批判缺乏尊严的“奴隶”人格，来弘扬新的启蒙文化，来确立新的伦理道德体系，以至最终养成具有成熟的自我意识的“主人”人格。

对现代意义上的“人”的发现，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伟大的成就，也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留给“东方发白，人类向各民族要的是‘人’”輥輯訛。

我们的最重要的财富。

总之，然而，问题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在于，中国的以儒家为代表的正统文化已经在中国人的精“国民性批判”的发生、转向与重启神世界留下了严重的创伤。

中国传统文化陶塑出来的人格，多是一种被动服从、唯唯诺诺、缺乏个性的畸形的人格，就连最有活力的青年人，也在身心两方面受到了严重的扭曲和荼毒：“我们的圣贤，早已教人‘非礼勿视’的了；而这‘礼’又非常之严，不但‘正视’，连‘平视’‘斜视’也不许。

现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体质，却大半还是弯腰曲背，低眉顺眼，表示着老牌的老成—那些无权无势的子弟，驯良的百姓”輥輰訛。

一方面是特权阶层的恣睢，一方面是无权者的卑微——的中国人活得战战兢兢，很少享受到做人的自由感和尊严感，以至于鲁迅如此激愤地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

”輥輱訛孩子没有快乐的童年———很小时候就一脸“拘谨”、“驯良”的老相輥輲訛；妇女则受着“无主名的虐待”，没有拒绝“不利自他”的“节烈”的自由輥輳訛。

在中国，人的生存权也常常—鲁迅石破天惊地说出了自己的发现：“中国人得不到保障，有时甚至会发生“吃人”的事情——“而知者尚寥寥也”輥輴訛。

胡适也在一封给周作人的信中，表达了几乎完全相同的尚是食人民族”，看法：“我们的大问题是人命不值钱。

因为不值钱，故人命可以视同草芥粪土，视同儿戏。

……嗜杀性是兽性的一部分，生活进步之国乃有不忍杀一无辜人之说，更进步则并罪人亦不忍杀了。

……总之，人命太贱，可作牛马用，当然可供烹吃；可供淫乐，亦当然可以屠杀为乐。

一切不“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忍人之心，不忍人之政，到此都成废话。

”輥輵訛总之，在鲁迅看来，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东西去，都变成漆黑。

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輥輶訛。

中国社会的确具有极强的同化力和裹挟力，一旦进入社会，每个人都必须按照它的规则和逻辑生活，就必须将“个人”融入“众数”之中，否则，就四处碰壁，寸步难行。

“五四”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之所以是“整体主义”的，原因就在于传统文化和中国社会对中国人的影响是持久性和整体性的。

那么，怎么办？怎样实现最终“立人”的目的？鲁迅的回答是：深刻反省和批判宗法社会的伦理纲常，努力改造中国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

在鲁迅看来，为了完成国民性批判和改造的任务，知识分子必须首先进行自我改造：“中国现在的人心中，不平和愤恨的分子太多了。

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但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万不可单是不平。

至于愤恨，却几乎全无用处。

”輥輷訛然而，光有知识分子的自觉和牺牲，仍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只有完成对全体中国人的国民性的改造，只有把他们从麻木、愚弱的状态里解救出来，才能最终解决问题。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知识分子必须像医生治病救人一样，来诊治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病苦。

《我为什么做起小说来》的一段话，最能概括鲁迅的文学思想和启蒙理想：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

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輦輮訛将批判的锋芒指向“病态社会”，将关注的焦点指向人生“病苦”，这既是鲁迅写作的基本精神姿态，也是“五四”新文学的基本特点。

“五四”文学通过揭露中国人的病态的国民性，来否定旧的“吃人”的伦理道德，来说明传统文化的失败和无能。

不仅如此，在对国民性展开批判的时候，他们甚至超越了中国人最难摆脱的一种局限，那就是与“家族主义”同构的狭隘的“民族主义”。

最典型的，是傅斯年在《中国狗与中国人》中以狗为喻对中国人的“缺乏责任心”的毫不留文艺研究2009年第10期情的批判：有一天我们问一个外国人为什么他只训练外国的狗？他回答说：“中国的狗也很聪明；他们的嗅觉竟比外国的狗还灵，不过太不专心了。

教他去探一件事，他每在半路上，碰着母狗，或者一群狗打架，或者争食物的时候，把他的使命丢开了。

所以教不成材。

”……何以中国狗这样像中国人呢？不是不聪明，只是缺乏责任心。

輦輯訛—对中国人来傅斯年甚至完全不顾及中国人最大的忌讳，那就是，千万不要把人比做“狗”——讲，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侮辱了。

然而，为了刺痛中国人的神经，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事实上，“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大都具有这种无所畏惧的“以一人之力而与一国人战”的批判姿态。

在中国的文化史上，也许再也不会发生这样一场充满青春激情的文化运动了，也许再也不会产生这样一群将勇气与热情、感性与理性、责任与信心、力量与教养完美地集于一身的知识分子了。

二、转向：“批判”与“救亡”和社会动员的冲突—它从发生到终结，前后不过然而，历史留给“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十年多一点。

“改造国民性”的启蒙运动，因为全国性的民族战争动员和影响深远的知识分子“改造”而发生转向。

1931年的“9·18”事件，开始将知识分子的注意力从“启蒙”转向了对国家命运的关注。

到了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改造的探索”与“政治生存的外部挑战”，发生了几乎不可调和的冲突，造成了“国民性改造”的转向。

研究中国“救亡”和“启蒙”问题的美国学者舒衡哲也许是最早发现并指出“启蒙”与“救亡”冲突的人：“由于1937年7月战争的爆发，内部的反封建解放斗争和外部的保卫国家安全的斗争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